論刑法擴張解釋的原則問題研究

劉　陽

刑法擴張解釋具有存在的正當根據，但合理的擴張解釋必須符合一些原則，超過一定限度的擴張解釋是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從而也損害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和社會保護機能。擴張解釋是刑法解釋的一種方法，我們需要研究哪些擴張解釋是合理的，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哪些擴張解釋有違罪刑法定原則，是不合理的，因此不應被允許。合理的擴張解釋必須符合刑法解釋的一般原則。所謂刑法解釋的一般原則，是指解釋主體在解釋刑法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

要使擴張解釋有存在的正當根據，“擴張”的程度必須合理，合理的擴張解釋必須遵循以下原則：

一、協調一致原則。協調一致原則，首先要求擴張解釋的內容必須協調，統一于同一立法思想之上，決不能前后矛盾。其次，擴張解釋必須與所解釋的法律內容協調一致，不能相矛盾，更不能相抵觸。再次，擴張解釋不僅要依據被解釋的法律，還要結合考慮其他有關的法律規定，力求與相關的法律內容協調一致，以避免作出片面的、不準確的解釋。

二、合法性原則。是指擴張解釋必須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要求。在宏觀方面，合法性除了要求擴張解釋符合憲法、法律外，還應符合法的精神、宗旨和整體法秩序等。法秩序是指法律規范的整體或體系，刑法解釋論要在刑法規范的整體上認識其真實意義。在微觀方面，合法性要求刑法解釋主體合法、解釋內容合法、解釋程序合法。合法性原則要求在解釋中要排除違背刑法規定的孤立解釋。刑法解釋的功能在于“熨平法律的皺折”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沖突與矛盾?；蛘哒f，維護總體的法秩序，是刑法解釋適用方面的基本精神。這要求我們在不同場合解釋同一法律詞語必須保持相同解釋。以交通肇事罪的解釋為例。2000年1月0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的《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5 條第 2 款的規定，“交通肇事后，單位主觀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論處”，該解釋將肇事行為擴大解釋為包括事后的指使行為，明顯違反刑法理論。因為，總則的共同犯罪限于共同故意犯罪，就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而言，必須發生于交通肇事行為實施的過程中，而不可能發生在交通肇事之后。該司法解釋遭到學界的一致批評。類似的還有 2001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偽造、販賣偽造的高等院校學歷、學位證明刑事案件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中規定，對明知是偽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的學歷、學位證明而販賣的行為以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的共犯論處?！柏溬u”顯然不同于“偽造”，如果販賣者在偽造者實施偽造之前已同偽造者達成犯罪意思，則可以按照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的共犯論處。但如果行為人事先沒有通謀，偽造者實施偽造行為完畢后，販賣者才產生販賣假文憑的意圖，如何能夠以事后的幫助行為與前面的偽造行為按共犯處理呢？盡管行為人有明知也不符合共同犯罪的主觀要件，因此這一情形中的擴張解釋也違反《刑法》總則共犯的基本理論。這里特別需要注意目的解釋論運用中的限度把握，主要在行為本質的分析上，比如對“將電信卡非法充值后使用，造成電信資費損失數額較大或者盜用他人公共信息網絡上網帳號、密碼上網，造成他人電信資費損失數額較大的行為”以盜竊罪論處的解釋，正是考慮到此類行為符合秘密竊取行為的特征，才沒有特別地考慮盜竊罪對象所要求的財物的本質，這也與刑法第 265 條規定的“以牟利為目的，盜接他人通信線路、復制他人電信碼號或者明知是盜接、復制的電信設備、設施而使用”行為相一致。從目的解釋論方法觀察，解釋向度的把握、規范語詞的理解、法規目的的考量均會在解釋的過程中凸顯，從而影響解釋的結果，但如果解釋違背整體法秩序，應當被判定為解釋不合法。

三、合理性原則。合理性的基本含義是合乎法理、情理、事理，合乎科學性和規律性。有種觀點認為合理性有實質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之分。實質合理性要求的是實踐目標的設定在價值取向上合理，即有科學和客觀依據，不是出自臆想或幻想。刑法解釋的實質合理性就是要求解釋的結果符合法律的最基本價值。法律的基本價值主要包括公平、正義、自由、效率、民主、安全、秩序等。如果刑法解釋背離法律的基本價值，那么它就是不合理的，如果符合法律的基本價值就是合理的。刑法的適用離不開刑法的解釋，但何為“解釋”而不是“創造”？這就涉及解釋的限度問題。擴張解釋的限度和刑法解釋的限度緊密相關。刑法的理論和實踐表明，“解釋活動絕對不僅僅是一種信息的傳送活動，其中包含著解釋主體的創造性，解釋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偏離、改造解釋對象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認識的本質所決定的?！?/p>

但是，人的認識有一個正確與否的問題，刑法解釋也有一個正確、合理的問題，擴張解釋也是如此。因此，研究擴張解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發揮創造性就至關重要，這就是以后需要研究的。

參考文獻：

[1]張明凱：《罪刑法定原則與解釋方法》，《罪刑法定與我國刑事司法研討會文集》，華東政法學院司法研究中心，2002。

[2]王 勇：《定罪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

[3]王作富：《刑法實體學》，群眾出版社，2000。

劉 陽：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