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鷹犬涂遠舉的人生軌跡

厲　華

一、熱血青年

徐遠舉，字希哲，號嘉慶，曾用名徐鵬民、徐鵬飛、徐遠甫，化名江克難，綽號徐猛子。1914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大冶縣(今湖北黃石大冶市)城關徐家垴的八斗巷，他祖父是前清的欽賜進士，以商致富，他父親更是廣置田地，經營實業，家境雖不顯赫，但是殷實富有。

1928年，經一個遠房親戚的介紹，徐遠舉加入桂系集團的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隨營軍官學校當學生兵。1929年，蔣桂戰爭結束，獲勝的蔣介石南京政府接管了第四集團軍隨營軍官學校，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就這樣，徐遠舉作為黃埔軍校第七期的學員，學習到1930年7月畢業，被分配到陳誠的部隊里先后任少尉排長和中尉副連，在江西參加了圍剿紅軍的作戰。那時，國民黨軍隊與紅軍作戰老是占不到便宜，經常吃敗仗，部隊的士氣很低，徐遠舉日益覺得這樣下去沒有什么前途。加上他和連長的關系不好，兩人經常吵架甚至動手，一氣之下，就脫下軍裝逃離部隊，跑到武漢躲了起來。

1932年3月，蔣介石主持成立了三民主義力行社，并任命戴笠為力行社特務處處長，戴笠通過力行社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復興社，廣泛吸收特務組織成員，特別重視吸收失業的黃埔軍校畢業生。正感到前途渺茫的徐遠舉得到這個消息，天性機敏的他立刻捕捉到其中所包含的不可言喻的信息，他仿佛看到自己正迎向一條實現人生抱負的光明大道。經過多方打探，徐遠舉終于憑著黃埔軍校第七期學員的畢業證書，在南京加入了團警干部訓練班受訓，半年受訓結束時，經戴笠親自個別談話、挑選，被派往南京洪公祠參謀本部特訓班受訓，加入戴笠軍統局的前身力行社特務處，正式成為軍統特務組織的成員。這一年，徐遠舉18歲。

特訓班里，徐遠舉對特訓班的課程有著特殊的興趣；筆記做得最為詳細，學習用功，各科成績都很拔尖，戴笠把他樹為勤奮學習的典型，多次獎給金筆以資鼓勵。每獲一支金筆，徐遠舉就在筆桿上刻記某年某月戴先生所贈。到特訓班結業時，徐遠舉里里外外的衣服口袋上，掛滿了戴笠獎給的金筆，成為在其他同學面前炫耀的資本。

雖然受訓時成績優異，但由于個人沒有背景，參加特務工作后，徐遠舉只做著一般特務職員的工作，開始在南京任通訊二組組長兼管郵檢工作，同時參加力行社外圍組織復興社的組織與訓練工作，后來又調到特訓班當學員隊長。

盡管在軍統中下層骨干的位置上盡職盡責，任勞任怨。但徐遠舉長期未能受到重用，有一次還因一點小過錯，被戴笠斥為不服從命令而監禁三個月。

在這個令人戰戰兢兢而又能獲取普通人所沒有的特權的團體里，徐遠舉忍耐著，幼時在心中立下為國效力、造福社會的壯志。已在滿眼所見的貪污腐敗、爾虞我詐的現實面前一點點消散，而立誓要做“人上人”的雄心，卻越發強烈，經常陷于亟求升遷擺脫下層地位而不得的苦悶中，但他并不氣餒，窺伺著一切可以轉變命運的機會。

一個機會終于降臨到徐遠舉的身上。

日寇發動“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隨著日寇的侵略勢力自北向南推進，國民政府把目光轉向西南、西北。在西藏，由于英帝國主義勢力長期滲透，挑動達賴脫離中國。并于1924年將親中央政府的九世班禪排擠出西藏，中央政府長期不能對西藏行使有效的主權管理。在加強經營西北的策略下，南京中央政府多次與十三世達賴交涉，反復協商，終于說動達賴同意班禪返回西藏。1934年12月，中央政府決定組建護送班禪回藏行署，戴笠派徐遠舉在行署任政治指導員和軍事參謀，徐遠舉的軍銜也由上尉升為少校。此時徐遠舉剛滿20歲。1935年。護送班禪回藏行署從北平出發，準備經陜西、甘肅、青海、西康進藏，由于達賴根本不愿意班禪回藏，經常派出藏軍化裝成馬匪沿途阻礙騷擾，有一次還把他們包圍起來，把班禪隨身攜帶的金鈸、金磬、金鑼等法器全部搶走了。班禪行署只能走走停停，直到1937年才到達青海玉樹的藏民區。這時達賴又提出只準班禪和藏民進藏，漢人一律不準入藏，更不準中央政府委派的行署成員入藏，行署只好停下來，和達賴交涉了一年的時間，仍沒結果。1938年，九世班禪因回藏受阻，氣病交加，在青海玉樹逝世，中央政府的進藏計劃也就此破滅。1938年5月，已遷都重慶的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護送班禪回藏行署，10月，徐遠舉奉調到重慶。

徐遠舉參加班禪行署，雖然沒有完成護送班禪回藏的任務，但他在路途的幾年中，學會了藏民的各種禮儀習俗，而且還學會了藏語，成為中央政府更是軍統組織人員中少有的西藏通。他沿途調查收集各種情報及時報送給中央政府，并沿途建立由軍統掌握的情報組織，對西北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據勢力進行滲透和瓦解，客觀上起到了維護祖國統一的作用。

1939年1月，剛滿24歲的徐遠舉，被派任為軍統西昌站中校站長兼西昌行轅第三處(即情報處)處長，后又兼任西昌行轅禁煙督察專員。

1942年底，28歲的徐遠舉被調到成都。任財政部四川緝私處上校副處長，并由戴笠親自保薦兼任國家總動員會成都經濟檢查大隊大隊長，后兼任軍統川康區副區長代行區長職權，領導軍統的成都站、自貢站、康定站和西昌站。1945年6月，徐遠舉奉命調回重慶，任軍統局局本部行動處副處長，兩個月后，抗戰勝利，徐遠舉到廣州押解陳璧君、褚民誼等大漢奸到南京受審后，又到軍統上海辦事處，參加查處漢奸案。

1945年底，31歲的徐遠舉奉命調到西安，升任為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部調查室少將主任、河南處理漢奸委員會主任兼軍統局北方區區長，管理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察哈爾、山東六省及北平、天津兩市的軍統特務機構，是當時軍統外勤單位中最大的一個區。古人說三十而立，徐遠舉自1932年加入軍統特務組織，在中下層干了十三年，千辛萬苦，終于在剛過而立之年就躋身于將官之列，從小立下的要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標，就像一座金碧輝煌的殿堂，向他敞開了大門。此時的徐遠舉更加躊躇滿志，信心百倍。

二、鷹犬將軍

1946年1月，徐遠舉任軍統北方區少將區長，5月離任，在短短的任期內，徐遠舉即奉行蔣介石破壞“雙十協定”挑起反共內戰的方針，對關押在西安勞動營的十八集團軍干部進行迫害，清查出400多人準備加以殘害，結果因事情泄漏，引起了強大的社會輿論的抨擊，才不得不放棄殺機。

1946年5月，國民政府由重慶遷回南京，在重慶設置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何應欽任主任，由張群代理主任職，張群指名調徐遠舉任行營第二處處長。

7月，徐遠舉到任，同時，由軍統局改組的國防部保密局指派徐

遠舉兼管重慶、四川及西康的特務工作。

1947年2月，蔣介石徹底撕下和平的偽裝，下令驅逐中共代表，致使第二次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徐遠舉在重慶聯合重慶警備司令部、重慶市警察局等軍、警、憲、特，查封了公開的中共四川省委機關和《新華日報》、新華書店等，用武力強行遣送中共人士回延安。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蘇州、杭州等地的大專院校學生5000多人在南京中央大學會合后，舉行了“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游行”，喊出了“向炮口要飯吃”的呼聲，游行隊伍遭到憲兵和警察的鎮壓。同日，北平和天津的約萬名大中學生也發動了示威游行?！拔宥稹笔录?，重慶、武漢、廣州、長沙、昆明等全國各地60多個大中城市的學生、各界愛國民主人士發起“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聲援運動，重慶各高校準備聯合于6月2日舉行總罷課一天，6月1日，重慶國民黨當局根據國民黨中央黨政軍聯席會議制定的武力鎮壓學生運動的要求，出動大批軍警憲特武裝，沖入各高校、報館、商會等，逮捕師生、新聞界、文化界及工商界人士共約260人，這就是有名的重慶“六一大逮捕”事件。在此鎮壓行動中，徐遠舉率領部下積極沖鋒陷陣，并將已關閉的渣滓洞監獄重新開監，關押被捕人士，在國民黨當局迫于社會壓力同意釋放被捕人員后，徐遠舉仍繼續監禁幾十名“六一事件”被捕人員，并在“11·27”大屠殺時殺害了其中5名被捕人員。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在重慶辦了八年的《新華日報》被徐遠舉一伙搗毀后，重慶的政治生活頓時陷于一片沉悶壓抑的氛圍中，當局實施的白色恐怖政策，更使很多進步群眾對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來感到萬分迷惘。

1948年4月，徐遠舉利用中共重慶地下黨組織的叛徒，破獲了中共重慶地下黨市委機關報《挺進報》，并通過《挺進報》的線索，大肆逮捕中共地下黨員，破壞中共地下黨組織。破壞和逮捕行動從重慶城區逐漸擴展到郊縣、擴展到四川地區，包括成都，徐遠舉還親自帶著特務到上海、南京去破壞和逮捕中共中央負責西南地下黨工作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因黨的機構及時轉移而未得逞，但仍逮捕了8名地下黨員。

這次由《挺進報》案件引發的大破壞和大逮捕行動，一直持續到1949年1月才告一段落，總共逮捕中共地下黨員及進步群眾133人，除上海、南京外，重慶及四川地區有125人被捕，其中，有56人被殺害，32人下落不明，25人脫險或獲釋，8人叛變后參加特務組織，還有4人雖叛變，但因徐遠舉認為他們有的叛變得不徹底，有的沒有什么利用價值，仍然將他們處死。

中國民主同盟是中國主要的民主黨派，由于它反對蔣介石一黨獨裁、內戰亂國的政策，于1947年11月被國民黨當局強迫解散。早在民盟被當局解散前，徐遠舉就長期派特務監視民盟組織和盟員的活動，還借“六一大逮捕”之機抓捕了一大批民盟成員關押在渣滓洞監獄，隨后又查封民盟在重慶的機關，繼續搜捕民盟成員。

1948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徐遠舉派出“紅旗特務”打人民革組織內部，監視、跟蹤民革西南負責人楊杰將軍。楊杰是國民黨陸軍上將，曾任陸軍大學校長、軍令部次長、駐蘇大使、國民黨中央執委，抗戰勝利后致力于和平民主運動。1949年9月，徐遠舉親自率特務趕到昆明，與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一起去逮捕楊杰，因楊杰機警，先一步化裝逃到香港而未抓成。徐遠舉又將自己掌握的線索和楊杰可能的去向詳細報告給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毛人鳳據此另派特務在香港將楊杰將軍暗殺。徐遠舉還在重慶和四川逮捕了原同濟大學校長周均時、《新蜀報》總編王白與等一大批民革成員，并加以殺害。

1949年9月9日，徐遠舉以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的身份，親率大批特務飛赴昆明，大搞“整肅”，查封了省參議會和多家報館，逮捕省參議會、新聞界和文化界的民主人士300多人準備加以大規模殺害，由于云南省主席盧漢軟磨硬抗拖延時間到發動起義，才使這數百人幸免于難。

楊虎城將軍與張學良將軍聯合發動“西安事變”，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是中國人民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千古功臣，但“西安事變”后，楊將軍即被逼出國流亡，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楊將軍主動回國抗日，卻遭到軍統特務的秘密扣押，并被監禁十幾年。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失敗已成定局，蔣介石對楊虎城將軍更加憤恨。決意在撤離大陸之前置之于死地。徐遠舉積極參與策劃、布置屠殺楊虎城將軍的密謀和行動，并在毛人鳳召集的會議上提出，如果將楊虎城將軍在貴州拘押地就地殺害容易暴露目標，應提押回重慶在集中營范圍內秘密殺害，會議最后決定提押回重慶在集中營的松林坡秘密殺害。

當人民解放軍解放西南的炮聲打響時，保密局加快了“大破壞、大潛伏、大游擊”部署，徐遠舉也明白國民黨政權已無力支撐下去了，這時，他多次極力向當局和保密局鼓吹拖隊伍上山打游擊的重要性，提出把原中美合作所遺留下來的武器裝備用起來，組成強大的游擊武裝，并在重慶解放前夕指使手下特務拼湊了數支流竄反共武裝部隊，如由他的副處長楊元森組建了“四一部隊”，由刑警處長張明選組建了“重慶衛戍總部警備支隊”，由保密局西南特區行動總隊組建了“西南反共救國軍”第三縱隊第二支隊等，但這些特務武裝在解放軍的打擊下一觸即潰，使徐遠舉的如意算盤落空。對于特務潛伏，徐遠舉以他對共產黨和解放地區的了解，雖然認為沒有什么大作用，但還是積極布置。親自落實人員和尋找潛伏點，但所有潛伏的特務隨著解放后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的自首紛紛落網。

重慶解放前夕，蔣介石要求重慶守不住就要讓它變成一堆廢墟，徐遠舉積極執行，他擬訂了對重慶進行大破壞的行動計劃，得到保密局的認可并由保密局統一部署實施，徐遠舉也全力以赴安排力量加入其中。雖然由于中共地下黨針對性地采取了組織護市、護廠、護校的行動，人民群眾和社會民主人士也多方阻礙，特務的大破壞還是在重慶市區造成了破壞機器動力66754千瓦、各種器材67408噸的損失，并殃及民房無數和一些無辜群眾的傷亡。

國民黨當局在潰敗之際，還制定了屠殺政治犯的方針，徐遠舉雖然后來承認當時認為國民黨的敗局已到了這個地步，再多殺人也毫無作用，徒增罪惡。但他還是積極、殘暴地執行了這一方針，并親自主持了重慶地區的大屠殺。他親自主持擬訂屠殺計劃，開列屠殺名單，布置屠殺行動，于1949年10月28日至11月29日一個月時間內，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新世界臨時監獄、西南長官公署二處看守所的政治犯進行了分批集體大屠殺，僅這一時期就集體屠殺了約287

人，光是11月27日下午至28日凌晨一夜之間，就在白公館、渣滓洞集體屠殺了207人，連未滿周歲的嬰兒也不能幸免，屠殺后，還放火燒毀了渣滓洞男牢房以圖毀滅罪證，真是血債累累，惡貫滿盈!

三、病死獄中

1951年，徐遠舉作為戰犯從云南押送到重慶，關在西南公安部戰犯管理所，不知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有意安排，拘押地正是他曾經關押和屠殺革命者的白公館，他與其他一些高級戰犯關在樓上。真是天網恢恢、現世現報!

徐遠舉坐在白公館大牢里，感慨萬千，心情久久無法平靜。這里的一切他太熟悉了，多少往事涌上心頭。不到一年前，他還在這里發號施令，決定別人的命運，生殺予奪全憑他一句話，而如今卻淪為階下囚，像一只被關進籠子里的狗，坐以待斃。如果說被關在云南的時候還不清楚共產黨如何處置自己，現在到了白公館這個與死亡連在一起的地方，自己殺人如麻，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罪孽深重，在與共產黨的關系上，別人可以不死，特務不能不死，特務可以不死，他不能不死!這次必定死劫難逃。對獄方的管理和審訊，他采取了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抵制態度。

但徐遠舉畢竟非常怕死。他一直認為自己血債太多，不殺是難以平民憤的。特別是讀到報紙刊出了公審中共叛徒。并處以極刑的消息后，徐遠舉如墜冰窖，食不甘味，寢不安枕。當時跟他“合作”過的中共叛徒都見了閻王，他這個主使人還能活多久呢?在白公館樓上走廊上散步時，他指著原來特務屠殺革命者的松林坡對另一個犯人說：“你我將來就會和過去的共產黨員一樣，倒在那里罷了!”

徐遠舉原來以為，交代完罪行就會按照懲治反革命條例判處死刑，所以當有一天所長宣布，讓犯人整理自己的檔案時，徐遠舉就認為處決的時間快到了。當時，徐遠舉的檔案有約400張，他只花了一個星期，便摘要整理完畢。管理員再三表揚他，說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卻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個痛快嘛!”

他還暗自揣測共產黨一定是會在“11·27”大屠殺一周年紀念時公審鎮壓他。為此，當這個日子越來越近時，徐遠舉也越來越惶恐不安，像一只驚弓之鳥。湊巧1950年11月25日晚上，一個預審員把他從監房里提出來對筆錄，在搬動桌椅時，不慎把一只茶杯打落在地，徐遠舉嚇了一跳，頓時面容改色。念完筆錄，徐遠舉在簽名、蓋指紋時，雙手止不住地發抖。當天晚上徐遠舉仍心有余悸，睡著后幾次驚醒坐起來，認為晚上與他對筆錄，是為了趕在“11·27”處死他。然而時過多日，人民政府并沒殺他，相反還針對他給予教育，給他指明出路。

正當徐遠舉努力改造、爭取重新做人的時候，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時間，即使在與世隔絕的監獄里，也感受到了風暴的震撼。學習的內容變成了姚文元之流寫的殺氣騰騰的大批判文章，長期接觸的可親可敬的監獄干部成了牛鬼蛇神，一些對犯人的人道主義措施也取消了，一些已經特赦出去的戰犯又被關進來，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的情況下，徐遠舉感到特赦之路已成奢望，整個監獄被沉悶的空氣籠罩著。

徐遠舉是戰犯中最年輕的一個，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人。當“文革”之風剛剛刮到監獄之時，在一次學習會后，他心事重重地對原軍統大特務、國民黨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說：“我看這是一場難以估計的黨內斗爭。姚文元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卒，竟敢大放厥詞，其中必有后臺……預料大赦特赦都會告吹……”

說完，他幾乎要哭起來。他曾有計劃寫一部關于他如何爬上寶塔尖端而又如何跌落塵埃的自述，已經打好腹稿，“文革”的來臨打破了他的計劃。他說：“我不知‘文化革命要革到哪年哪月，這樣長期革下去，我爭取新生的唯一希望。眼看將成泡影。我雖死無憾，可惜我打好的腹稿，尚未寫成文字?！?/p>

1973年1月19日，徐遠舉所在縫紉組交活，負責檢驗的人員認為徐遠舉做的成品沒有達到質量標準，要求他返工。個性倔犟、急躁難改的徐遠舉因此如熱鍋上的螞蟻，躁動不安，埋三怨四，懷疑別人搗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面子過不去。當文強好意安撫他，并提出要幫他返工時，徐遠舉不但不領情。還暴跳如雷，大喊：“好漢做事好漢當，我沒出息丟了臉，是活該，你們用不著為我發慈悲，莫要貓兒哭耗子……”說罷，如癡似呆，一言不發，好像萬念俱灰一般。當晚，徐遠舉飯也沒怎么吃，一直怒氣沖沖，煩躁異常，當時是三九天。從來沒有冷水洗身習慣的徐遠舉，竟然打了一大桶涼水在木盆里泡澡。結果，半夜里始而床上翻騰，渾身滾燙，呼吸急促，兩眼突出，鼻孔出血，繼而進入昏迷狀態。同室發現后，立即報告，監獄領導迅速率領醫護人員來搶救，初步診斷是高血壓急性發作，但用藥降低血壓不見效。21日上午送北京復興醫院搶救，診斷是腦溢血。經搶救無效死亡，時年58周歲零1個月。

徐遠舉，這個歷史的罪人，在春天到來之前就這樣走了，永遠離開了這個充滿希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