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三震與汶川之震

雷　頤

汶川地震，舉世同悲。災害無情人有情，如果將“文革”時期三次抗震救災與這次汶川抗震救災略作對比，不難看出政府執政觀念、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與進步，因為面對突發性事件、災難，往往最能反映一個社會、時代的特點。

“文革”時期的三次大地震，將那個時代的特點暴露無遺。1966年，邢臺地震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臺發生地震。3月10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新華社關于邢臺地區發生地震的消息。3月11日的《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邢臺發生地震的消息，標題是《黨和政府領導人民大力救災》；據3月12日《人民日報》報道，由中共中央委員、內務部長曾山率領的中央慰問團，10日分成五路到達地震中心地帶，對災區人民進行親切慰問。以后，又陸續報道抗震救災情況。但對周恩來總理在第一時間趕往災區慰問視察，當時卻并未公開報道。

當時的報道，已開始顯示“文革”特點，強調“突出政治”、強調“只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就一定能戰勝災害，等等。3月14日《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天津上海支援邢臺地震區》的報道，必須加上“以深厚的階級感情關懷受災人民”這個副標題。因為，當時特別強調階級，反對、批判抽象、普遍的“人”，強調對“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不能提“愛心”，只能提“階級情”。

但此時畢竟只是“文革”的序幕階段，針對那種畸形的“突出政治”，周恩來批告赴邢臺“救災宣傳”的解放軍某部：“一個月救災宣傳工作，要同時幫群眾搞生產，在春耕春播、追肥澆水間隙中進行宣傳教育，決不要停止生產來參加學習，以致延誤農時?！比绻麑Ξ敃r的背景缺乏了解，則很難理解周恩來此“批告”之不易。此時中央已開始提出“政治可以沖擊一切”、“一定要保證政治學習的時間”，而且羅瑞卿被打倒的一大“罪狀”就是在軍隊搞“大比武”、反對空頭政治。周恩來仍“批告”前去專門做宣傳工作的解放軍要在生產的間隙進行宣傳教育、“決不要停止生產來參加學習”，是有相當風險的。

雖然電臺和報紙對邢臺地震的報道時斷時續，并很少上“頭版”，但畢竟時有報道，還是起了相當的動員作用，一時全國支援邢臺災區蔚然成風，甚至有六十多名藏民星夜兼程，從遙遠的西藏高原送來了兩百四十匹良馬!

1970年，通海地震

1970年，“文革”仍處高潮，1月5日，云南通海發生七點八級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消息，標題為《毛主席林副主席親切關懷受災人民，當地軍民信心百倍地進行抗災斗爭》。這則消息只是籠統地說“我國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區發生了一次七級地震”，沒有地震發生具體地點，對災情只字不提，而且將震級調低為“七級”。邢臺地震時，新華社消息的標題主語是“黨和政府”，此時的標題主語則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標題的主語之變，也從一側面反映“文革”的個人崇拜。以后，《人民日報》便再也沒有登載有關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當時通海地震幾乎不為全國人民所知。新華社這則消息，也是外國有關機構測得地震、作出報道或詢問后，周恩來在外交部上報的有關材料上批示要由新華社發一簡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詢問后，才不得不發。在四川省革委會、成都軍區關于派團前往災區慰問、救災的電報上，周恩來批示：“重點應放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鼓舞士氣，加強醫療(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醫療隊二百人，并帶藥、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園?！贝藭r已是“文革”高潮，他的批示也不能不首先說“重點應放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然后才是增派醫療人員的具體指示。

1月9日的《云南日報》的頭版頭條是《人民日報》并未刊登的中共中央慰問電，但通欄黑體大標題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親切關懷我省災區人民》，當時突出的不能不是“個人”。同版還刊登了新華社消息。以后斷斷續續有關于地震的報道，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突出。突出的仍是諸如“清理階級隊伍”、“鎮雄縣各族人民家家有《毛澤東選集》”、“徹底批判反動影片《五朵金花》”，等等。而不多的救災報道，也充滿了這樣的“話語”：“千條萬條，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災區革命人民的頭腦是第一條。地震發生后，省革命委員會派專車專人，星夜兼程把紅色寶書《毛主席語錄》、金光閃閃的毛主席畫像送到了災區群眾手中。還組織了許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幫助災區群眾開展抗震救災工作?！?/p>

2000年1月，云南通?？h舉行大地震三十周年祭集會，回顧那場慘痛的劫難，并在事隔三十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場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傷人數和財產損失情況，通海地震這才廣為人知。尤其應當感謝的是云南通?？h作家楊家榮，在《大劫難的回眸：通海七點八級大地震三十周年祭》 (《邊疆文學》，2000年第1期)一文中，楊家榮詳述了當時的種種情景，許多舉措確令后人難以置信。在災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臨時住房的時候，災區向國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濟糧、不要救濟款、不要救濟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園。云南省革命委員會辦事組秘書組1月9日電話通知：不搞捐獻活動，已捐獻的物品全部退回，集體的退給集體，個人的退給個人。源源而來的是各種“精神食糧”：數十萬冊“紅寶書”、數十萬枚毛主席像章和十四萬封慰問信，與邢臺地震時全國各地捐錢捐物形成鮮明對照。時代、社會的荒誕于此可見一斑。

楊家榮曾采訪多位指揮通?？拐鹁葹念I導人，詢問當時傷亡具體情況。一位原昆明軍區領導人對他說：當時“關于死了多少人，是絕對不能問的，誰問誰犯錯誤，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積派兵搶險”。作為抗震救災的核心指揮人員，他自己也不知道具體傷亡情況。事實上，直到“文革”結束后數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調查統計此次地震死亡人數，才得到了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一人死亡的準確數字。

1976年，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重要的工業城市唐山發生強烈地震。地震發生第二天，《人民日報》采用新華杜通稿對這一災難進行報道，其標題為《災區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災》。這則權威報道全文的重點是毛主席、黨中央和各級領導如何關懷災區人民，如何帶領災區人民抗震救災，等等，對災情只用“震中地區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失”這樣輕描淡寫的話一筆帶過。長期以來，災害的破壞程度、傷亡人數、影響范圍等不僅諱莫如深，而且屬于國家機密。且看隨后幾天《人民日報》的重要報道——

7月30日的頭版頭條竟是與抗震無關的《是毛主席的光輝指示照亮了共大前進道路——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在斗爭中成長》。

8月1日，也是第二版才有抗

震，但卻是《十二級臺風刮不倒，七級地震震不垮——小靳莊人民在抗災斗爭中勝利前進!》，標題前半句的“十二級臺風”，是指一年前的所謂“右傾翻案風”。報道說小靳莊人民“正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搞好抗震救災工作，大震，大干，促進大變化”!

8月5日，《深入批鄧促生產支援災區多貢獻——河北、遼寧廣大干部和群眾以實際行動支援唐山、豐南地區的抗震救災斗爭》。

8月27日，《抗震救災現場的一次批鄧會》，提出“抗震救災任務重，工作多，還要不要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強調“地震震倒了房子，但不能震斷我們思想上階級斗爭這根弦”。

8月28日，《深入批鄧是戰勝震災的強大動力》。

唐山地震造成的那么巨大的財產損失、尤其是二十多萬人失去生命，在“那個年代”卻只是“多少一點困難”!

《學習與批判》是當時地位僅次于“兩報一刊”的雜志，有“小《紅旗》”之稱，但比“兩報一刊”要多一些“文化味”、“文史味”。這次也不例外，9月中旬出版的本年度第七期，發表了頗有“文史味”的《地轉實為新地兆——讀洪秀全的＜地震詔＞》一文。原來，就在太平軍建都“天京”后的第二個月，江蘇突然發生地震，“天京”震感明顯，一時人心惶惶，且不久前發生過叛逃事件，為穩定軍心民心，“天王”洪秀全頒布一道詔旨，內有“地轉實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軍行速追誥放膽，京守嚴巡滅叛逃。一統江山圖已到，胞們寬草(心)任逍遙”之句。由于太平天國避諱“心”字，此詔以“草”字代之?！秾W習與批判》此文聲稱，洪秀全的《地震詔》是舊世界的“聲討書”、新世界的“宣言書”，“莊嚴地宣布地震是摧毀舊世界，誕生新世界的征兆”，借洪秀全《地震詔》中“地轉實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一統江山圖已到”這種“山崩地裂若等閑”的“偉大氣魄”來隱喻“地震”／“文革”造就的是一個有天道合法性的新世界、新時代。

對自力更生的宣傳也比比皆是。由于長期片面宣傳自力更生，宣傳“毛澤東思想是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可以戰勝一切困難、可以創造任何人間奇跡”，所以當國際社會紛紛伸出援手時，中國卻對世界說“不”，拒絕了國際社會提供的任何援助。7月28日，美國駐華聯系處主任蓋茨表示愿意提供中方所希望的任何援助；29日，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致電中國總理華國鋒，表示準備援助災區；英國外交大臣在下院宣布，愿意向中國提供緊急援助；7月30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外相建議，迅速調集大批救災物資，外相指示駐華大使向中國政府轉達一俟中國方面做好接受準備則立即發送……對國際社會這些人道主義救援，中國統統拒絕。7月30日，中國外交部正式謝絕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并告知日本駐華大使中國不接受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外國的任何援助，以此告知世界中國不接受任何國家的援助。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散發了《人民日報》社論《英雄的人民不可戰勝》，以此方式委婉謝絕了瓦爾德海姆提出的由聯合國提供援助的建議。

據前國防部長、時任北京軍區副政委、北京軍區抗震救災指揮部領導成員的遲浩田將軍回憶，有位中央領導人率領中央慰問團到災區，說：“外國人想來中國，想給援助，我們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用不著別人插手，用不著別人支援我們!”當時抗震救災的綱領是“以批鄧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災壓革命、壓批鄧”，要以抗震救災來證明自力更生。這種觀念，是執政者“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必然邏輯。在這種觀念和邏輯中，生命被漠視，生命必須從屬于“政治”、“政權”、“斗爭”。

彈指一揮間，三十年過去。1979年末，在唐山地震三周年后，死亡人數終于公布了。80年代初，改革開放使國門初啟，開始被動接受國際援助，即不主動提出和要求國際救災援助，只是有限接受援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對國際救援的認識也更深入。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中國紅十字會終于首次向國際社會提出受援請求。此后，在發生重大災情時接受國際社會的款、物援助已成慣例。

2008年，汶川地震

三十年的許多轉變、變化，在這次汶川抗震救災中更明顯表現出來。

“5·12”汶川地震發生后，媒體、網絡的報道之及時之充分，超過以往；以往最為敏感的死亡人數，這次也即時報道；電視、視頻傳出的那一幅幅或慘烈或動人的畫面，更為直觀地將真實情況展現在人們面前。從一開始，媒體就對各類救災物資的發放進行監督，如5月22日《南方都市報》的《救災帳篷驚現成都市區》報道，及時給人敲響防止腐敗的警鐘，深獲民眾好評。這一切，不僅沒有像以前的執政理念所擔心的那樣，會引起人心浮動、社會不穩，甚至會動搖政權基礎，反而前所未有地激起了人們對災民的同情、對救援者的敬佩和感動、對執政者舉措的高度贊揚，使人們更加積極地以各種方式參加救援活動。事實證明，以前幾乎對所有信息都不公開、都采取保密措施，是對人民的不信任，對公民知情權的無視，更是對生命的不尊重?，F在超過以往的信息公開，是對人民的信任，對公民知情權的尊重，更是對生命的尊重。

這次地震，還允許我國臺灣地區和一些外國的專業救援隊入境救災；5月19日，又宣布將接受部分外國醫療隊來華協助救援。這些，更是1949年建國后的首次，意義確實重大。接受包括允許境外專業救援隊、醫療隊入境在內的國際救災援助，不僅是國際社會人道主義的體現，更是國內抵御災害、減輕損失的需要。這表明了政府重視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借助一切力量減輕災害對民眾利益的損害，也表明中國積極主動參與國際合作、融入國際社會的開放姿態。

這次大地震，大量非政府機構及組織(NGO)積極參與，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表明這三十年間民間社會的從無到有，由小漸大。在今后的社會活動中，民間社會將與國家良性互動，獲得社會更大的尊重，得到政府理解，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事實說明，民間社會、NGO等能有效彌補政府公共服務的不足，是國家與個人間的中介和緩沖器、減震器，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因此，那種對民間社會、NGO的防范甚至敵視態度，委實落后于時代和社會的發展。

以前，只有領袖去世才設哀悼日，才降半旗，才汽笛、警報嗚鳴。唐山地震時罹難者幾十萬人，沒有哀悼日，沒有降國旗。一個多月后，毛澤東病逝，從9月9日到18日為全國哀悼日，全國各地和駐外使領館及其他駐外機構一律下半旗志哀，同時全國停止一切娛樂活動。這次汶川地震全國哀悼日的設立，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第一次為死亡的平民降半旗，汽笛、警報第一次為死亡的平民嗚鳴，標志著對生命和普通人的尊重。

這次抗震救災的幾項“第一次”，是三十年社會發生深刻變化的標志，更是以人為本、生命至上的具體體現。將“文革”十年的三次抗震救災與此次汶川抗震救災略作比較，使人對歷史發展的曲折、對時代與社會的巨大變化能有更加直觀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