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與沈從文的師生情

熊坤靜

本文敘述的汪沈情誼，確實感人至深!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顧自身的成長經歷時，曾不無自豪地說：“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倍淮≌f大家沈從文在向文藝界推薦這位學生的作品時，也總是說：“他的小說寫得比我好?！蹦敲?，在我國現當代文壇上相映生輝的這兩顆雙子星，究竟有著怎樣的師生情誼呢?

西南聯大拜沈從文為師

1939年夏，年僅19歲的汪曾祺懷揣著已讀了多遍的《沈從文小說選》等書籍，告別了故鄉高郵，千里迢迢輾轉來到昆明，順利考入心儀已久的西南聯大中文系。關于個中緣由，他后來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好像命中注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我到昆明考大學，報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就是因為這個大學中文系有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還有沈從文先生?！?/p>

實際上，自從汪曾祺深深地喜愛上沈從文小說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個沈從文情結。進校伊始，他就渴望著盡快拜見這位作家老師。初次在校園內見到沈老師時，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兒見過。當旁人告訴他，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說家沈從文時，他才恍然大悟。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問一聲好，因為羞怯而稍一猶豫，沈從文已經走了過去。后來，他多次在校園中見到沈老師迎面走來，總是謙恭地與同學們一道禮貌地退立一旁讓老師先過，他含笑點頭。直至大學二年級，由于選修了沈從文開設的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謁這位老師。

首次聽沈從文講課，汪曾祺激動萬分。如此近距離地端詳著剛踏進教室的這位老師，他覺得與想象中的沈從文實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軀上罩著一件半新不舊的藍布長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顯蒼白的面龐上，卻輝映著一雙亮而有神的眼睛。在緊張中沉默了幾分鐘之后，沈從文終于在同學們的笑聲中操著濃重的湘西口音開講了。加之他講課時不用手勢，缺乏舞臺道白式的腔調，且聲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學對沈從文的課熱情日減，惟獨汪曾祺越聽越有味，并深有體會地告訴同學：“聽沈先生的課，要像孔子的學生聽孔子講課一樣，‘舉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從文教創作課主要是讓學生“自由寫”，他鼓勵學生們想寫什么就寫什么。即便有時在課堂上出兩個題目，也非常具體，像“我們的小庭院有什么”、“記一間屋里的空氣”等，意在讓學生像初進廠的青年工人那樣，先學會車零件，然后才能學會組裝。對于學生的習作，他除了仔細點評，寫出很長的讀后感而外，還將一些與這篇作文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紹給學生閱讀，使其在對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沈從文教的這些創作方法，讓汪曾祺受益終生。

汪曾祺寫過一篇名為《燈下》的短篇小說習作，沈從文讀后，卻從其稚嫩的文筆中欣喜地發現了汪長于白描，有能夠抓住一個個富于特征性的細節，鋪展開來羅織成一幅幅幾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樣的圖畫的本領。他遂特意到圖書館找來幾篇類似于《燈下》寫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寫的《腐爛》，讓汪曾祺認真品讀、揣摩。在老師的精心指導下，經汪曾祺反復修改，將《燈下》改為《異秉》，由沈從文推薦發表在1948年3月《文學雜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說《小學校的鐘聲》，好幾年找不到地方發表，也是沈親手幫助寄給上海的鄭振鐸、李健吾，在他們主辦的《文藝復興》雜志上發表的。由于沈從文很欣賞汪曾祺的文學才氣，故而曾把他二年級的作業拿給四年級學生去看，還曾給他的一篇課堂習作打了120分。這些對于初踏文學路的汪曾祺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勵。

沈從文在創作課上曾有一句口頭禪——“要貼到人物來寫”，對此一些同學要么不在意，要么領會不深，汪曾祺聽了卻如同醍醐灌頂、豁然開朗。這天，沈老師有意讓他對同學們談談自己對這句話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談：“我以為這是小說學的精髓。據我的理解，沈先生這句極其簡略的話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環境描寫、作者的主觀抒情、議論，都只能附著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離，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作者的心要隨時緊‘貼著人物。什么時候作者的心‘貼不住人物，筆下就會浮、泛、飄、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虛，失去了誠意。而且，作者的敘述語言要和人物相協調。寫農民，敘述語言要接近農民，寫市民，敘述語言要近似市民。小說要避免‘學生腔?！比绱送笍氐睦斫?，不僅讓同學們聽得入了神，更使沈從文欣喜不已。

沈從文除了在課堂上認真講，在課外熱情輔導學生而外，還以其刻苦的創作精神、嚴謹的創作態度為學生們樹立了好榜樣。有一個時期，他每月都要發表幾篇小說，每年總要出幾本書，被譽為“多產作家”。由于他常常夜以繼日地寫作，以致辛勞過度，落下個愛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親眼見過沈老師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內心極大的震動，從而使他懂得了創作不僅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師的這種鍥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煩”精神。

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后期，汪曾祺與沈從文往還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師。前來開門的沈從文一見汪的腮幫子腫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買了幾個橘子抱回來，看著汪吃下兩個，又將剩余的塞到他懷中，叮囑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師扶掖下終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兩門功課考試不及格而從西南聯大肄業。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國建設中學的私立學校當了兩年教員，有機會近距離地觀察社會與人生；后毅然離開云南，輾轉來到上海，原想通過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職業，不料卻連碰釘子，手頭僅有的一點錢也快花光了，即將落魄街頭，以致他情緒異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殺。當他把這里的遭遇寫信告訴沈從文之后，老師很快回信責罵他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筆，怕什么!”信中還舉了沈從文當年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闖蕩北京，戰勝厄運發奮創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動又慚愧。沈從文還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請其對汪多加關照，并讓夫人張兆和從蘇州寫了一封長信來安慰汪曾祺。

此前，從沈從文的多次推薦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賞其才氣?，F在汪曾祺找上門來，他便熱情地給予鼓勵，并舉薦汪到一所私立致遠中學任教，使汪在此度過了一年多相對穩定的生活，且有幸結識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從文分別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藝界有關人士的圍攻，甚至被斥罵為“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致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嚴重的精神危機，并忍痛放棄了文學創作，轉而從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老師的這種激流勇退，著實讓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擔心老

師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來。但沒過幾年，當讀到沈從文那些既有見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時，他就放心了。許多年后，在為慶賀沈從文的80壽辰而寫的祝辭里，汪曾祺還不無由衷地贊美道：“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p>

反“右”運動中，時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民間文學》編輯的汪曾祺因文獲罪，在1958年夏被打為“右派”，撤了職務，工資待遇連降3級，并被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改造。在這里，他不僅與農業工人一道起豬圈、刨凍糞、扛麻袋等，還熱心參加并指導所里群眾性的文化娛樂活動。孤寂苦悶的時候，他就給家人、給老師沈從文、給老朋友寫信，從那一封封充滿親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撫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結束勞動改造，因原單位不接收，他遂暫留在農科所協助工作。當時身患高血壓病住在阜外醫院治療的沈從文從來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萬分，立即給汪曾祺復信。因等不及家人為他找來信箋，他就從練習本上撕下幾張紙急匆匆地寫起來。他全然不聽夫人的勸阻，不怕因激動而使血壓升高，洋洋灑灑，一氣呵成長達12頁、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從文對于汪曾祺下放勞動后的收獲，感到由衷的高興；而對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時回不了北京所產生的苦悶，則給予了語重心長的撫慰與鼓勵：“得到你1月15日的信，應當想像得出我高興的心情。能保持健康，擔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時代大，個人渺小如浮漚，應當好好的活，適應習慣各種不同的生活，才像是個現代人!一個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風晴雨雪照顧的……你應當始終保持用筆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夠延續生命擴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應當在任何情形下永遠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筆寫人寫事。你不僅是有這種才能，而且有這種理解。在許多問題上，理解有時其實還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從文出院回家后，還曾將此信用毛筆在竹紙上重寫了一次，寄給遠在沙嶺子的汪曾祺。從老師的這些諄諄教誨之中，汪曾祺獲得了直面現實生活、戰勝艱難困苦的極大勇氣。后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汪曾祺終于以短篇小說《受戒》和《大淖記事》等而名揚中外，由此確立了他在我國當代文壇上的著名小說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