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陶瓷研究中的幾大謎案

楊靜榮

談起宋代陶瓷，首推五大名窯，但是仔細研究后，卻發現其中尚有許多有待深入研究的未解之謎，如鈞窯、哥窯、北宋官窯及定窯中的綠定等等。我對此有些不成熟的想法，以隨筆的形式發表，希望能對學術討論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鈞窯：把故宮傳世的鈞窯產品定為明初，尚為時過早

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學術界就有專家提出鈞窯應該是金代產品的學術觀點，到70年代隨著河南禹縣鈞臺窯的正式發掘后，這個問題似乎得到解決，其出土實物與故宮傳世鈞窯品完全一樣，而且在窯址中還出土一個錢范(當時報道是錢范，實際可能是陶瓷做成的類似吉祥物模仿錢范的陶瓷雕塑制品)。上面印有“宣和”字樣，故該窯址應該是宋代的，與學術界多數人認為故宮傳世的鈞窯產品是宋代的說法正相吻合。但是該次發掘的窯址，在地層關系上有些混亂，并不能完全證明就是宋代的窯址，真正得到解決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故宮傳世的鈞窯產品是官窯性質，許多燒壞的產品打碎后就地深埋，只有官窯才有此作法，目的是防止流散民間進行仿制。二是該窯址的上限不會超過所謂“錢范”上面的年代。正因為此次發掘留下的疑問，其后不斷有學者對官鈞產生的年代提出疑問，到本世紀時，該問題形成一個熱門話題。上海博物館的科技工作者對禹縣出土的瓷片用熱釋光的科技方法進行了測試，結論是年代在元末明初。深圳博物館的同志則在文獻及器物造型類比排隊方面，也得出與上海博物館近似的結論。似乎官鈞的問題已經解決，按照日本學者的觀點，應該是明永樂時期燒造的官鈞產品。國外有名的拍賣行在拍賣官鈞產品時，更直接標明年代為明初，而且亦拍出數千萬元的高價，收藏家不看重年代，更看好的是這種瓷器的性質——與皇家有關的瓷器，歷來是收藏家追逐的目標?？磥磉@個問題已經解決，但是我認為就目前發表的論文，如果把故宮傳世的鈞窯產品定為明初，尚為時過早，因為有如下幾個問題還有待解決：

一、宋代文獻中確實沒有關于鈞窯的記載，但在元代和明代的文獻中也沒有找到記載鈞窯的蛛絲馬跡，翻遍正史和地方志，居然連一點線索都未發現，實在令人費解。尤其是地方志，如果有燒造官窯這樣光宗耀祖的大事，一般是不會漏掉的，在神厘還有一個窯神碑，至今猶存，在上面的碑文中，也沒有提到燒造官鈞的事情。故此筆者認為，主張官鈞元代或明初燒造的學術觀點，在文獻方面缺乏有力的證據。

二、鈞窯瓷器在金代河南燒造，而且與故宮傳世鈞窯極為類似，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正式發掘，已經得到證明。該發掘工作做得極為嚴謹，地層清楚，在學術界沒有爭議，可謂鐵證。故宮博物院在解放后收購的鈞窯瓷器中，也有金代的，原來認為是宋代的，后來隨著認識水平的提高，也確定為金代產品。臺北故宮博物院有一件鈞窯枕，雖然是清官舊藏，極有可能是乾隆時期地方官進貢宮廷之物，應該也是金代的產品。由此推論，官鈞是金代的產品也有可能。

三、熱釋光測試年代有一定的準確性，但是究竟能準確到多少年，誤差有多大，在學術界也沒有統一的認識。最早發明熱釋光方法的牛津大學，在他們出具的報告中，有時給出的結論其誤差范圍竟達300多年，如《文物天地》前幾期發表的日本收藏家在牛津大學測試的所謂“柴窯”花觚，給出的結論是年代在700至1100年之間。由此觀之，熱釋光測試的絕對準確年代，尚有待學術界進一步的統一認識。

四、鈞窯釉色的燒成原理來源于唐代花釉，在河南至今把唐代花釉習稱為“唐鈞”，尤其在窯工中，認為唐代花釉和鈞窯釉色的燒成機理沒有差別，只是原料不同而已。在唐代是否已經有了鈞窯釉色的產品呢?雖然在正式的考古發掘報告中沒有出現，但是在民間的收藏品中已經有了蛛絲馬跡。筆者曾經見到一件鈞窯凈瓶，高33厘米，造型規整，具有唐代特征，但釉色卻是鈞窯的，而且還有紅斑，釉色瑰麗，可與傳世鈞窯媲美。第一次見到這件凈瓶時，我感覺其胎釉都有宋代鈞窯風格，但造型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為了進一步驗證其是否現代仿品，專門請了中陶古藝術品鑒定技術開發中心做了無損的脫?；瘷z測，結論是該產品是宋代或宋代以前的產品?，F在發表出來，供學術界討論，是否還存在我們沒有發現的唐代鈞窯窯址的可能性，因為是個孤證，還望各路英雄百家爭鳴。

五、《宣德鼎彝譜》是明代晚期出現的一部偽書，在討論鈞窯的過程中，已經被陶瓷史研究工作者多次提及，并且已經得到公認。明代晚期文人筆記中記載的陶瓷資料多有附會和錯誤，還不止這一處，希望研究陶瓷史的人多加注意，尤其是收藏家，更應該有所警惕。故宮的研究人員很少提及宣德爐的問題，就是因為對這本書早有異議，幾代專家的努力，幾乎用盡了各種手段，把故宮傳世的宣德爐都稱了分量，但是仍然無法確認哪一件是真正的宣德爐。專家們不得不懷疑，有宣德爐這件事情嗎?隨著這本偽書的披露，我們得承認，最起碼在《宣德鼎彝譜》之前，收藏界還不曾有宣德爐的神話，就像宋代之前的關羽一樣，《三國志》記載的是作為人的關羽，而宋代以后出現的關羽，則已經是成為財神、戰神和忠義之神的關公。文化和史實不是一碼事，真誠地希望廣大收藏愛好者能夠多從歷史的角度去認識問題，不要陷入盲目的跟風。

哥窯和北宋官窯：宋代哥窯根本就不存在，北宋官窯應該包括過去認為的哥窯產品

宋代文獻中沒有關于哥窯的記載，元代的文獻記載中也只是出現了一個“哥哥洞窯”，嚴格地講，還不是哥窯，應該認為元代仍然是個空白。由此，學術界早就提出宋代沒有哥窯的觀點，而認為哥窯是元代出現的。因為明代龍泉的地方志中記載有哥窯和弟窯的傳說故事，所以多數學者認為哥窯的產地應該在龍泉。北宋官窯則有明確的宋代文獻記載，窯址應該在開封附近，南宋遷都杭州后沿襲了北宋制度，所以才在杭州設立了南宋官窯。學術界現在有認為汝窯就是北宋官窯的，還有認為張公巷窯是北宋官窯的。筆者認為，宋代哥窯根本就不存在，北宋官窯的窯址就在開封附近，它的真實面貌應該包括我們過去認為的哥窯產品。我在故宮整理文物時，經常發現官窯和哥窯產品難以區分的問題，一般釉色偏黃者定為哥窯，偏青者則定為官窯，但是也有一些介于二者中間者，實在不好區分，故學術界一直有官哥不分之說。上個世紀開封有仿宋官窯的作品，其釉色極類哥窯，據說所用原料即取自當地，耿寶昌先生看過，也認為與哥窯釉色極類。故此希望河南的陶瓷研究者格外留心，是否能為我的猜想提供更重要的線索。

綠定：低溫的定窯

綠釉陶瓷并非綠定

文獻中沒有關于綠定的記載，故宮的專家于上個世紀到定窯窯址考察，馮先銘先生采集到幾枚瓷片，白瓷胎，刻龍紋，上面罩銅綠釉。我曾仔細上手觀察過這幾枚瓷片，白瓷胎瓷化程度很高，燒制溫度應該在1200度以上。馮先生說，當時是在窯址邊的小河溝中采集的，如果上面沒有龍紋，他也不敢相信是宋代定窯產品。作為一種學術觀點，綠定被寫入以后出版的《中國陶瓷史》。80年代初期，我和李輝柄、王莉英等同志數次去定窯窯址考察，格外留心綠定問題，但是都無功而返。以后河北考古工作者又對定窯窯址進行了幾次正式發掘，只發現低溫綠釉資料，與馮先生采集的高溫綠定資料是兩種不同的品種。時至今日，與馮先生采集到的一樣的高溫瓷片和完整實物，仍然是個空白。作為一個陶瓷之謎，學術界可以百家爭鳴，可是應避免犯張冠李戴的錯誤，把低溫的定窯綠釉陶瓷誤認為是綠定，給人以指鹿為馬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