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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生增長理論與我國經濟增長

2009-07-02 03:55丁建微
經濟研究導刊 2009年14期
關鍵詞:技術創新經濟增長

丁建微

摘要: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欲實現快速的工業化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就必須能夠以最低廉的成本來獲取技術的進步。半個多世紀以來,大量的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文獻均對該問題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也產生了各種各樣的主張和學說。毫無疑問,技術的擴散和學習以及資本的引入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梳理內生增長理論發展過程之后,著重從內生增長理論中的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的角度討論我國當前的經濟增長。

關鍵詞:內生增長理論;技術創新;資本積累;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06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4-0006-03

一、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過程和思想內涵

(一)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過程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哈羅德、多馬在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中整合進經濟增長的因素,推導出極為相似的長期經濟增長理論,即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這一模型雖然能夠解釋部分經濟增長問題,但其主要還是在資本系數不變的基礎上,強調經濟增長理想狀態實現的困難性,即所謂“刃鋒”上的均衡增長問題?;谝剡呺H收益遞減的假設,以索洛-斯旺模型(1956)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如果沒有某種外生因素的引入,新古典增長模型最終無法避免零增長的穩定均衡狀態。在經濟增長核算中,索洛等人發現傳統的要素(勞動和物質資本)并不能解釋全部經濟增長。為此,他們引入了一個外生的技術進步因素,并認為技術進步是比物質資本、勞動更為重要的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不難發現,新古典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但這一理論對知識的生產仍然一無所知。因此,如果這個外生的技術進步的來源被切斷經濟終究難逃零增長的穩定均衡狀態,從而經濟的長期增長仍是無法解釋的現象。為避免“不愉快的結果”,阿羅、宇澤弘文和謝辛斯基等在將技術進步“內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嘗試。他們的研究首次給出了知識和技術進步的來源,并強調這種源于無意識生產經驗的積累或有意識的教育投資的內生化知識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一個社會的技術進步率最終取決于外生的人口(或勞動力)的自然增長率,因此,這些模型仍沒有最終解決“索洛剩余”問題,即如何將技術進步內生化?!八髀迨S唷庇址Q,綜合要素生產率是指同樣數量規模的勞動和資本投入因人力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而導致的產出增加。由于這種生產率難以在勞動和資本之間區分開,故稱之為綜合要素生產率。用簡單的增長核算關系式來看,即

ΔY=Δa+αΔK+(1+α)ΔL(1)

式中,ΔY是產出增長率,ΔK是資本存量增長率,ΔL是勞動投入增長率,參數α是資本在總產出中所占的份額,Δa就是綜合要素生產增長率。在實踐中,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計算就是對上式的變換得到的余數:

Δa=ΔY-αΔK-(1-α)ΔL(2)

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問題可以用實際的例子來理解:假設有間制鞋廠在1990年正式成立,廠長投資2萬元用于購買設備,并雇傭了10名員工。此時,工廠每小時可以生產出2雙鞋。在10年之后,原設備報廢并且在市場上出現了更先進有便宜的設備,于是制鞋廠還是投資2萬元購買新設備并仍然雇傭原來的10名員工。此時,因為員工們經過10年的工作有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并且有更先進的生產設備,所以生產效率是每小時5雙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時多生產3雙鞋,雖然這個制鞋廠的員工數量不變,資本投入仍是2萬元,但人力資本增加和技術進步導致了產出的增加。這種生產率難以與勞動和資本之間分開,因此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廠的發展過程表:

舒爾茨、貝克爾等人對人力資本理論的貢獻將知識與技術進步內生化的進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以羅默、盧卡斯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通過發掘斯密、阿林揚、熊彼特、阿羅等人的經濟增長思想,并在對新古典增長理論進行重新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組以“內生技術變化”為核心的論文,重新探討了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構筑了一種新的增長理論-內生增長理論。

(二)內生增長理論的思想內涵

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的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為此內生增長模型需要解釋(積累的生產要素)收益遞減不會發生的原因。內生增長理論家將知識、人力資本等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型中,強調特殊的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可以產生遞增的收益并使整個經濟的規模收益遞增。這就突破了傳統增長理論關于要素收益遞減或不變的假定,說明了經濟增長持續的源泉與動力。如羅默(1986)認為,知識的非競爭性決定了一個人對知識的運用并不防礙其他人對這種知識的運用,而且這種運用的成本相對較低,即知識具有外溢效應。這種外溢效應和知識產生的遞增生產力不僅使知識自身形成遞增收益,而且使物質資本!勞動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遞增收益,從而會導致無約束的長期經濟增長。盧卡斯(1988)則認為,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社會勞動力的平均人力資本水平)具有核心作用,并且這些效應會從一個人擴散到另一個人,因而會對所有生產要素的生產率都產生貢獻,從而使生產呈現規模遞增收益,而正是這種源于人力資本外部效應的遞增收益使人力資本成為“增長的發動機”。

不同于新古典增長理論把技術看成是“外生的”、某種隨機的、偶然的東西,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知識或技術如同資本和勞動一樣是一種生產要素,并且是“內生的”,是由謀求利潤極大化的廠商的知識積累推動的。因此,盡管某些特定的技術突破或知識的出現或許是隨機的,但技術進步或知識的全面增加與人們為其貢獻的資源成正比例。如盧卡斯(1988)通過引入人力資本積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資本的外部性與人力資本生產中的正反饋)來解釋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在羅默模型(1990)中,知識或技術進步被賦予了一個完全內生化的解釋。羅默強調決定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是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是經濟主體利潤極大化的投資決策行為的產物,由專門生產思想的研究部門生產。這種技術以兩種方式進入生產:一方面技術會用于中間產品,并進而通過中間產品數量和種類的增長提高最終產品的產出;另一方面技術變化會增加總的知識量,通過外溢效應提高研究部門的人力資本生產率,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

總之,內生增長理論認為,一國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內生化的知識積累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水平。如羅默(1986)、盧卡斯(1988)認為,無意識的知識或人力資本積累是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理解增長的鑰匙在于知識的“連續增進”。羅默(1990)、塞格斯特羅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則認為,源于有意識的投資、創新和發明的內生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同時,由于知識和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投資與資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識存量和資本存量的遞增函數。一國既有的知識存量越大,則其投資與資本收益率越高,經濟增長率也就越大。這不僅表明了經濟長期增長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識存量的差異決定了各國投資與資本收益率的差異,進而決定了各國長期經濟增長的不同。

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不應該被認為是增長過程的兩個不同驅動因素,而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因為新的技術幾乎總要體現在新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這些新技術,就必須積累這些資本。

二、中國目前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的現狀

(一)技術創新的多部門分析

在實際生活中,最終產品并不是通過一種單一的中間產品生產的,而是由很多種不同的中間產品來生產的。比如說,汽車是由輪胎、鋼鐵、窗口、電燈泡、傳感器、電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產出來的。為了清楚地說明創新在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必須把中間產品的多樣化考慮在內。具體說,新技術在經濟中并不是瞬間實施的,而是逐漸擴散的,其中一個部門往往從研發部門以及其他部門的經驗中獲得思路。這一過程已經被一些學者,例如羅森堡等進行了描述,如美國機床技術的擴散。

內生增長理論認為,一國經濟的增長是由人力資本、知識或技術進步等內生變量決定的。而人力資本投資、知識積累,以及R&D活動都具有明顯的外溢效應或技術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的硅谷和美國底特律汽車城。硅谷原指美國西海岸加利福尼亞州的圣他克拉克縣?,F在硅谷已經成為半導體工業基地,微電子工業基地,高技術集中區的代名詞。底特律是美國汽車工業王國,福特汽車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和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車公司都在這里建廠,各廠之間的最新技術不斷地被模仿并以極快的速度傳播,同時各廠之間又存在著競爭關系,所以形成良性的技術集群和產業集群。

(二)資本積累

技術創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或是物質資本,或人力資本。技術變遷影響生產力的途徑是通過改善機器和設備的質量而進行的,比如,德朗和薩默斯曾指出,那些具有最高經濟增長率的國家是設備投資最高的國家,而且也正是在這些國家,設備的相對價格下降得很快。

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經濟中的研發部門是高度資本密集型的,不僅使用許多物質資本,如計算機、精密儀器以及其他的實驗設備,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積累了許多人力資源,尤其是科學家和工程師。把資本包括進來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實際,更重要的是它面對一系列對以創新為基礎的熊彼特增長模型提出的挑戰。從長期看,增長率將會同時受到從事研發的激勵和進行資本積累的激勵的共同影響。

(三)中國當前的技術創新和資本積累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創新網絡構成以及制度環境都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理由預期,我國企業的創新策略選擇模式應當會有自己的特點。按照目前的分類,我國的高技術產業包括醫藥制造、航空航天、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和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五大類產業,共21個細分產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雖然從事不同的經營活動,但產品的高技術含量決定了它們都高度依賴技術創新,為了判斷我國高技術產業中的企業,對內部研發與外購兩種不同的技術創新策略所作的選擇,我們首先按產業大類逐年計算了上述五項不同的技術創新支出占技術創新總支出的比重。我們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從中可以看出,企業在進行技術創新過程中,同時運用了內部研發和外購兩種策略,但技術外購的經費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內部研發。以醫藥制造業為例,內部研發經費支出只占27.18%,而兩類技術外購的直接經費支出則占了 71.08%。這說明,我國企業目前的創新策略是以外購為主的。在具體外購策略的選擇上,除了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之外,其他產業中的企業對以購買新設備這種方式進行的非正式技術外購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術外購,而在正式的技術外購中,對國外技術的購買又遠遠超出了對國內技術的購買,購買國內技術經費所占的比重最低僅為0.24%。消化吸收作為外購策略的一種延伸其經費支出額度相對也很低。

三、完善我國資本積累積極進行技術創新

(一)正確處理好積累與消費的關系,提高積累的質量

當前,一方面要求政府、企業和居民處理好不同層次的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在滿足目前的消費水平條件下,盡量提高積累水平,保持高積累率,為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的條件;另一方面,保持居民收入增長與GDP的增長速度同步。同時,應通過建立遺產稅、財產稅和轉移支付形式,遏制高收入群體的收入過快增長,扶持弱勢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不斷增長,縮小收入水平的差距,應進一步處理好國民收入在國家、企業(集體)、個人之間的均衡分布關系,保證生產與生活消費的協調健康發展,從根本上提高社會的資本積累質量。此外,應盡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相關的法制建設,為公眾創造一個穩定的預期環境。

(二)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發展金融市場

首先,應大力培育適應經濟發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機構,通過培育高質適量的中小銀行為非國有經濟提供專門的金融支持,同時,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防止國有銀行的信貸投向過度向國有經濟部門傾斜,只要貸款符合“三性”原則,應消除所有制偏向,向所有的市場主體開放信貸市場。其次,應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加快金融市場的硬件軟件環境建設,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場的同時,應盡早培育二板市場,為中小企業和非國有經濟部門提供融資場所,在一手抓金融改革與發展的同時,另一手則抓好金融秩序與風險的監管,保障資本積累向資本運用的投融資轉化渠道的暢通無阻。

(三)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必須消除現行投融資的“所有制歧視”現象

政府應對過時的投融資法規加以修改,進一步改善私人投融資環境和條件,在投融資過程中,應給予國有和非國有經濟部門相同的國民待遇,減少行政干預,降低投融資交易成本和道德風險,為各類企業提供一個穩定寬松的投融資體制與環境,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資本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真正體現資源從低效部門向高效部門配置,從根本上提高投資效率,促進經濟增長,資本的運用應充分遵循資本規律,才能發揮資本的作用。

(四)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步伐,提高國有經濟的競爭力

國有企業的改革應按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進行股份制改造,明確產權,規范法人治理結構,把國有企業真正推向市場,培育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家,通過多種實現形式對國有企業進行股權改造,在技術、產品、管理等多方面著力進行改革。對必須由國家控制的重點行業和企業加以重點扶持,對可以由市場主體經營的國有企業可通過拍賣、改組、改造的方式逐步推向市場,激活國有企業的活力,同時解決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傊?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綜合的系統工程,需要從多方面入手,只有妥善解決好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才能進一步提高資本運用效率,促進資本形成與經濟的互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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