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大歷貞元文士的文章價值觀

關鍵詞：文章價值 時用觀 位文觀 文體觀

摘 要：唐代大歷貞元年間文士衡量文章價值，一般都將現實政治功用作為關鍵標準。對于“文”之政治維度的高度關注，帶出了一系列相關思考：如文章影響政事的方法與途徑、作者政治地位與文章價值的關系、各類文體的政治效用之差異等，都是當時文人認真思索的問題。這些思想成果較之前代更為全面深入，并為稍后的古文運動提供了直接資源。

文章與政治的關系向來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核心問題之一。唐代文人論及文章價值，主導傾向，也是以現實政治功用作為最關鍵的衡量標準，大歷貞元時期的文士自不例外。李舟《獨孤常州集序》中有段話頗具代表性：

《傳》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數?！睌党啥囊娨?。始自天地，終于草木，不能無文也，而況于人乎？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邱陵川瀆，地之文也；羽毛彪炳，鳥獸之文也；華葉彩錯，草木之文也。天無文，四時不行矣。地無文，九州不別矣。鳥獸草木之無文，則混然而名，而人不能用之矣。人無文，則禮無以辨其數，樂無以成其章，有國者無以行其刑政，立言者無以存其勸誡。文之時用大矣哉。

此處他把文章之“文”納入文飾之“文”的范圍，使前者成為后者的一個子目。這樣，文章便與天象、萬物的樣貌以及人類社會的禮樂刑政制度等等牽合起來，成為同質同構的東西。既是同質同構，不難發生關聯，從此再推一步，便自然得出文章可作用于禮樂刑政的結論。這一整套思路并非孤明先發，前人早已言之，最集中的體現，當推劉勰《文心雕龍》的《原道》篇。但李舟對此大加標舉，仍充分反映出大歷貞元間的文壇風氣。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文人對文章與政治關系的探討，其全面與深入的程度，遠遠超過劉勰，更成為稍后韓愈等人相關思考的最切近的來源。本文分時用觀、位文觀、文體觀三個層面，就大歷貞元間文人這方面的觀念作一系統梳理，由此也可略窺唐代古文運動發軔之初的時代氛圍。

一、時用觀

文章要發揮政治功用，對時代有所影響，必須找到合適的方法與途徑。這是討論文章與政治關系，最先應解決的問題。大歷貞元文人高度關注這一問題，多有論說。他們表述的側重點，隨場合的不同而不同，要而言之，可歸納為兩大類：自下而上，強調美刺；自上而下，強調教化。

第一，關于美刺?！懊馈奔础皾櫳櫂I，藻飾王度”，贊美、夸飾現實政治。獨孤及《蕭府君文章集錄序》說：“粲于歌頌，暢于事業，文之著也?！睒O為肯定文章這方面的效用。李華《崔沔集序》則兼顧了兩者：“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系乎時?！边@里哀、樂并舉，據他解釋：“系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笨芍^“樂”，實即美頌之聲；所謂“哀”，實即刺譏之作。必須指出，隨著天寶以來唐代政局的日益黑暗，強化文章的“哀”即刺譏漸成趨勢，吸引了文士更多的注意力。而且，在某些文人那里，刺譏已經不再限于以下對上作諷諫，而是逐漸延展為對社會萬象的深度批判。最為突出的例子是元結。其《文編序》總結自己的文章創作，說：“爾來十五年矣，更經喪亂，所望全活，豈欲跡參戎旅，茍在冠冕，觸踐危機，以為榮利？蓋辭謝不免，未能逃命。故所為之文，多退讓者，多激發者，多嗟恨者，多傷閔者。其意必欲勸之忠孝，誘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節分。如此，非救時勸俗之所須者歟？”他說的“救時勸俗”，從創作實際來看，實質是通過社會批判以達到針砭時弊的目的，其創作的動機與諷諫說一致，著眼點卻比諷諫說更為廣泛，批判更為深刻，對后代影響極大。

第二，關于教化。文章的教化作用向來受到重視，李華《著作郎廳壁記》說：“化成天下，莫尚乎文?！闭Z氣相當強烈。但由于這時期儒學的發展，教化內容從單純的“禮樂”上升到了儒“道”層面。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說：“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亂，系于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彼鞔_把文章之本定為教化，進而又明確把教化內容定為“君子之道”。其《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又說：“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系乎國風者，謂之道?！睂λ麃碚f，“道”與“教化”是體與用的關系，彼此具有內在關聯。賈至則在《議楊綰條奏貢舉疏》中發了如下一節議論：“《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蛾P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惟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蔽恼聭兄谝骑L易俗是此《疏》的言說重點之一，他的主要經典依據有二：一是《毛詩序》中“美教化，移風俗”等語，但原文所言只限于詩，賈至則將此說施于一切文章，擴展了其適用范圍。二是《易》中“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原文所言“人文”，指禮樂制度，賈至則用以牽合“文章”之“文”，運思方式與本文開頭所引李舟《獨孤常州集序》十分接近，再次證明了當時此類思想的盛行。而“移風易俗”的目標，則歸于“先王之道”，這較之禮樂刑政，范圍更寬。因此賈至的說法，是對儒家經典論述的泛化和深化。當時同類論說甚多，表明經由文章而實現儒“道”指導下的教化，乃是大歷貞元文壇上一種較為普遍的認識。質言之，即“要用一種符合儒家經典的思想，去充實文的內容，使文章有益于政教”①。

二、位文觀

這里所說的“位”，指文章作者的政治地位。文章與政治之間，關系既是如此緊密，則文章作者的政治地位，也成為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大歷貞元文人一般都承認，作者政治地位較高，有利于所作文章發揮政治作用。相對的，志在救世的文人不得其位，則是令人惋惜之事。對“位”與文章關系的格外重視，成為這一時期文論的重要特點，位、道、文三者合一則成為文士的最高理想。這有幾個方面的表現：

首先，能登“論道之位”受到格外重視，甚至被視為文學生涯的最高理想。在這時期的詩文中，論“文”而牽涉到“位”的現象往往有之。李舟《獨孤常州集序》高度評價了蕭穎士、李華、賈至、獨孤及諸家之文，譽為“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這批文士中，只有賈至一人得到機會為玄宗作“巡蜀分命之詔”，故《序》中稱其作“歷歷如西漢時文”，評價最高；其余三人位卑職微，則引發了李舟無限的感慨：“若使三賢繼司王言，或載史筆，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可仿佛于將來矣。嗚呼！三公皆不處此地，而運蹇多故，惟獨孤至常州刺史，享年亦促，豈天之未欲振斯文耶？小子所不能知也已矣?！痹诶钪劭磥?，未能“司王言”“載史筆”，是三人文章生涯的最大欠缺，甚至可視為“天之未振斯文“的表現之一，故為之惋惜不已?！拔弧钡母叩?，可以直接影響“文”的價值高低，兩事關系甚是密切?！缎颉分杏痔峒埃骸安┝甏拶O孫又為神道碑，悉載行事，而痛共不登論道之位。崔公剛而好直，其詞不黨，君子謂之知言?！笨勺C此非李舟一己之見，而是當日文壇通行的看法，類似表述比比皆是。如權德輿在《兵部郎中楊君集序》中對李華、獨孤及、梁肅、崔元翰與楊凝的文章皆有好評，然而仍不免為他們未致高位而嘆息，因而發問道：“造物者不與其全歟？復舛錯歟？”許孟容為穆贄撰寫《穆公集序》，也稱：“向使假其永齡，登金馬石渠，與獻納論思之臣，發揮謨訓，潤色王度，則圣朝文苑，頌《甘泉》，賦《羽獵》，卿云褒皋群子之列，加一士也。斯楊嗣仁所以賦已友之哀，余所莫疑矣?！彼f雖或有溢美，但其所向往者，在于得為“獻納論思之臣”，而撰作與此職位相稱的文字，這一點是很清楚的。凡此均可見出，在大歷貞元文人心中，文章的價值與“論道之位”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

其次，論文時重視作者的政治地位，還體現在看重輔臣之文，崔佑甫《齊昭公崔府君集序》搜羅了不少前代例子加以論證：“國之大臣，業參政本，發揮皇王之道，必由于文。故虞有皋陶洎益、稷以嘉言啟迪，舜、禹以降，伊、傅、周、召，訓命策誥，并時而興。秦之李斯，著事而僻，自茲厥后，蜀丞相孔明有《出師表》，晉司空茂先有《鷦鷯賦》，皆輔臣之文也?！庇幸馑嫉氖?，他舉的例子中不但包括訓命策誥等文，甚至還闌入了張華《鷦鷯賦》這類以抒寫個人情志為主的作品。換句話說，作者身為輔臣這件事，不僅對于朝廷公文的寫作，即使對于個人化的寫作，也同樣是有意義的。作者的政治地位，對于不拘何種文體，都產生了作用。如果說這篇《序》善于舉例，崔元翰的《與常州獨孤使君書》則是長于說理。后者寫道：“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蔽牟胖谳o臣，在此成了必備品。他進而提出：“為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于世，升于朝，而不由乎文行者，則僻矣?！狈秶謴妮o臣延伸至一切立朝之士。尊于位必須優于文，對臣僚之文的重視，至此可謂無以復加。同類的例子，還可舉出一些。權德輿《姚公集序》說：“文章者，其士之蘊耶？微斯文，則士之道不彰不明?！倍筇貏e指出：“又況宗公大君子，網紀百度，琢磨九德，以至于經大猷，斷大事，不由此涂出者，猶瞽之無相歟？”梁肅《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也說：“予嘗論古者聰明睿智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敘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后浹于人心，人心安以樂；播于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為理則粗，在音則煩。粗之弊也悖，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嘻！才難不其然乎？”皆可為證。梁肅的文章盡管統君主與大臣而論之，但他作序的對象，是李泌這樣的承輔之臣，則其重心所在，顯然也是在輔臣一面。

對文人政治地位的追求，對輔臣之文的重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事之兩面。無位者追求高位，背后的觀念正是認為政治地位的提高，可以相應帶來文章價值的提高。在此觀念下，獲致高位的輔臣之文，自然會受到特殊重視。這種將文章與政治地位直接掛鉤的觀點，最能展現大歷貞元文士，對于“文”之政治維度的強烈關懷。

三、文體觀

回到文章的層面，文分各體，文體不同，適合表達的內容也不盡同。要求文章發揮政治功能，若是細究起來，則必須考慮到不同文體的差異。事實上，大歷貞元文士對于各種文體也不是一律對待的，細檢他們標舉文章與政治關系的表述，論說重點主要集中在有數的幾類文體上，分別是：制誥、奏議、對策和賦。

最受推崇的是能夠“潤色鴻業”、“鋪陳理道”的制誥之文，即所謂“王言”。當時文人莫不以掌“王言”為榮，并視之為最應傳后的文字。權德輿《答楊湖南書》自言為制集求序，是想“使夜光冠于魚目，永為子孫秘藏”，使自己的制誥成為傳家之物。李紓《朱府君神道碑》說：“國朝鏟邇代之弊，振中古之業，掌文命官，發華歸本，出入二百載，上下十數公。燦燦然與漢魏同風矣?！备叨仍u價本朝制誥，以為它足與漢魏比肩，也顯示出制誥一體在當時的尊崇地位。

同時，直接對時政提出見解的奏議之文也為人所重。有些奏議一出，便成為朝廷內外關注的焦點，廣泛流播。如《舊唐書·顏真卿傳》記載，大歷年間，宰相元載懼怕朝臣揭短而上奏請示：“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后上聞?！鳖佌媲渖鲜璺磳?，言辭激切，“于是中人爭寫內本布于外”，即是一例。中人之所以爭寫，當然是因為外界有此需求，可知當日此文曾受到廣泛關注，而這種廣泛關注，進一步推動了它的廣泛流布。奏議文不僅有可能行時，而且有可能垂后。權德輿《陸贄翰苑集序》便說：“公（陸贄）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于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在這里，奏議正是因其“關乎時政”，而和制誥一同邁入了“不朽”的行列。

制誥與奏議都是朝廷政治運作的一部分，對策與賦則不然，但在當時人眼里，后兩種文體只要合乎儒“道”，也可間接起到“佐政”之效。對策和賦體同列為科舉的主要文體，固然出于多種緣由，但文體本身具備的功能也起了一定作用。對策多就具體政事出謀劃策，其政治功能自不待言。賦則自漢代以來，便以“美諷”功能為人矚目，其中“美”的重要性又多過于“諷”，至此時也不例外。權德輿《張君集序》說：“善乎揚子云之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亦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若言天下之事業，美盛德之形容，皆源委于是，而派流浸大?！北闶菑拿理灥慕嵌葹橘x體的存在尋找到了依據。

而在各體文的區分之上，作為它們共同典范的，則是三代的典謨?！暗渲儭币辉~，儼然成了大歷貞元文士稱贊文章的常用語。如崔佑甫《獨孤常州集后序》稱獨孤及：“若贊堯舜禹湯之命，為《誥》為《典》，為《謨》為《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豹毠录啊囤w郡李公中集序》稱李華文章“其馀雖波瀾萬變，而未始不根于典謨”。權德輿《陸贄翰苑集序》也稱陸贄奏議：“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边@些例子，也可看作當時文壇不懈追尋政教意義的證明。要指出的是，把多種文體的典范都指向三代典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當日文士，對不同文體的區別雖有一定認識，但遠不是充分的。他們在“文”的政治維度上無疑傾注了許多心力，然而尚未在觀念上深切把握住文章自身的規律。大歷貞元間的文章，成就遜于稍后的元和時期，這應當也是原因之一。

四、小結

綜上所述，大歷貞元間文人討論文章價值，往往把它與政治功用掛鉤。這原是老生常談，但這段時期此類論說的特點在于，較之前代更為全面而深入，討論的問題遍及時用觀、位文觀、文體觀等各個層面，從而為不久后的古文運動開了先聲。其后韓愈等人的主張，與大歷貞元文士的想法正是一脈相承。當然，大歷貞元文士仍遺留下許多問題，有待于后來者進一步加以解決。就本文討論所及言之，主要有這么兩個：第一，對于文章本身的規律把握尚淺，創作成績也大有提升空間。第二，所重視的文體中，制誥、試賦等完全不屬于古文的范圍，換言之，這時古文與時文，在好些文人心目中尚未區分得涇渭分明。這些工作，都需要韓愈等人續加開拓。然而作為古文運動的先導，大歷貞元文壇自有其史的意義在。古語云：椎輪為大輅之始。在領略大輅的華美之外，對于椎輪的構造，似也有必要細細觀察一番。這樣我們的研究，才會獲得一個寬闊而更切合歷史實際的視野。

（責任編輯：古衛紅）

作者簡介：范明靜，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研究方向：儒佛道文化與唐宋文學。

①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