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選經典　欣賞名作

張直心　詹　玲

建國以來，緣于為革命“立史”的政治需求，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重“史”輕“文”的傾向甚為嚴重。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至80年代，“史”的梳理、勾勒成為文學教學的重中之重，“強調所謂文學史‘規律的掌握以及對文學性質的判定，思潮、論爭講得很多”，“思想觀念的灌輸遠比文學審美能力的訓練更要受到重視”①。

20世紀80年代初，盡管文學發展沿革的梳理及理論闡釋逐漸占據了當代文學教學的大半壁江山，但作品閱讀與感悟的重要性已經開始為一些識者所關注?！吨袊敶膶W作品選》一類的教材的出現，便是明證。由于時代意識的限制，縱觀這一時期的作品選，仍存在依附于文學史，據史選材的弊端；而到了9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后，隨著培養學生文學感受及分析能力的日益重視，“原典”學習與文本細讀逐漸成為文學教育教改的一項重要內容，當代文學作品的選讀教材開始真正呈現出回歸文學性本位的特征。

本文以郭志剛等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1989年版），陳思和、李平的《當代文學100篇》(1999年版)，謝冕、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精選》（2002年版），及張健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2008年版）這四部代表了一定時期文學表征及文化形態，在該時段曾產生較大影響的當代文學作品選為例，從編選宗旨、選錄標準及體例結構等方面比較各選本的異同，在考察編者的審美原則、價值取向的基礎上，探討當代文學作品選編選方面的得與失。

一、表征文學史

20世紀80年代的當代文學作品選，為配合文學史教學而定的編選原則體現得十分明顯。郭志剛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就在“前言”中明確指出該書系《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的“配套教材”②。因而，“它應該體現‘史的特點”，當代文學史中各個階段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作品都應進入編者視野。

鑒于五六十年代這一特定時期的“時代變遷、制度沿革、地理環境、風俗民情……這些有血有肉的生活內容和形象表現，是無法在教科書、歷史、政治文件中找到的，只能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找到”，編者在“十七年文學”作品的編選中，尤為盡心。除收入了陸文夫的小說《小巷深處》、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楊履方的話劇《布谷鳥又叫了》等少數幾部“重放的鮮花”外（政治層面上予以“平反”，并納入“主流”），編者以更宏大的篇幅凸現了彼時的主流文學創作。如李季、阮章競、張志民、鄒荻帆、郭小川、賀敬之、聞捷、李瑛的詩，王愿堅的《黨費》、馬烽的《我的第一個上級》、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等短篇小說，甚至還全文收入了孫犁的中篇《鐵木前傳》。這些作品不僅反映了我國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圖景，更展現了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長卷。盡管后者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粉飾現實的局限，但仍不失為“認識這一時期歷史面貌的形象體系”，自然，須有一雙存真去偽的目光去敞亮。由于編者的視域自覺非自覺地為“十七年”文學的“一體化”形態所限，忽視了即使在那一時期，依然存在著多種文學力量沖突、糾纏的復雜動態狀貌，以致消減了其他較為邊緣、疏離主流的作家作品進入編者與讀者視野的可能性。一些富含人文精神、還原生命真態的文學作品，仍然處于被懸置的狀態，未被發掘。同時，客觀因素的過分注重，使選家的個人性情、審美趣味、學術眼光等主觀色彩較濃的因素均被壓抑。

20世紀80年代是個思考的時代，對歷史的回顧、反思，對未來的前瞻、憧憬，皆處于空前熱情的狀態，文學作品中也出現了大量思索人性、觸探靈魂的優秀篇章。但編選者的視野被束縛太久，一時間還難以適應業已較為寬松靈活的時代環境，在選擇新時期的新作品時，很大程度上依然遵循了既有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如詩歌部分收入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毅的舊體詩，新時期作品部分多以政治懷舊、批判“文革”為主題，與流彩紛呈、詩派迭出的詩壇時狀相比，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性。除卻該選本外，彼時的當代文學作品選大都有此弊病。

文學作品選畢竟不是文學史，“同一作品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價值并不總是統一”的，在文學史中有著很高地位的作品，不一定就擁有深遠的文學意蘊。文學作品選不僅應該體現“史”的表征，更應該將各個歷史時期在文體風格、語言形式等實驗探索方面有較高藝術成就、具有人文精神與美學價值的作品推薦給學生。讓學生感動于震撼人心的人性力量與生命精髓，激發學生向善、向美的內驅力。世紀之交先后出版的陳思和、李平主編的《當代文學100篇》以及謝冕、洪子誠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精選》（增訂本）兩部選本，在這方面堪稱相當成功的選本范例。

二、凸現“文學性”

在謝冕、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精選》“前言”中，編者特別強調要“竭力減少非文學因素的考慮，希望擇取較為純正的文學性的角度淘選作品；避免對于作家身份、資歷的先入為主的依賴，以及對既有文學史‘定評慣例的遵守”③。２０世紀八九十年代創作的雜文棄置不選，其藝術形式的積累與創新不甚明顯便是重要因素之一。在以文學性為指歸的取舍標準下，像郭小川、賀敬之、李季等人的詩歌，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等曾產生過巨大影響、帶有鮮明時代色彩的文本都舍棄不用；取而代之的是蔡其矯的《川江號子》、《霧中漢水》、《祈求》，邵燕祥的《到遠方去》、《走敦煌》，林子的《給他》，菡子的《萬妞》，劉心武的《電梯中》等有著較強藝術感染力，展示出多元美學形態的作品。整部選本共選作品125篇，但每每由于一位作家就有兩三篇作品選入，故進入選本的作家實際只有88位。在五十年（選本標明入選作品時限為1949-1999）浩如煙海的創作中僅選入88位作家的125篇作品，的確可謂是“嚴格意義上的精選”。

在著重強調審美與審美現代性的編選原則下，詩歌占了相當比重，共計61篇，幾乎為全部選本的一半比例。其中有影響力的詩人如艾青、蔡其矯、李瑛、北島、舒婷、海子及臺灣詩人余光中等皆有3首以上詩作入選，而不常出現在文學史及其他作品選中的林子、林庚、黃永玉，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出現的沈葦、呂德安等人的詩作皆有選入，這可以說是編者的獨特之舉。為何著意增加詩歌在選本中的比重？洪子誠認為，近年來詩歌一直被文學界冷落，這并不公平，為了喚起文學界對詩歌的重新關注，編者特意把編選的重心放在了詩歌上。同樣持此做法的，還有陳思和編選的《當代文學100篇》，詩歌占了總選目的三分之一。

兩種選本對詩歌的重視，除卻為提高學界對詩歌的關注度，除卻考慮到新時期文學形式的自覺是從詩歌（“朦朧詩”）開始的之外，詩歌本身所具有的獨特審美價值也是重要因素。有著“無譜的音樂”之稱的詩歌，凝聚著個體與民族的想象力與創造力。其悠遠深廣的歷史遺韻，靈動飛揚的詩性語言，自然本真的精神內涵，無不體現著作者的人文意識與民族情感。無論過去、現在抑或將來，詩性精神始終引領著人類精神的方向。在這個極端物質主義的時代，民族精神的缺失、遺忘，使人們在遭遇突如其來的危機、紛亂時陷入困頓，無法走出迷津，而詩歌無疑就擔當著這樣一種引領人類走出迷津的藝術使命。

將詩歌作為當代文學作品選的核心文類，顯示了編者把文學作為審美對象的編選宏旨，以及試圖在當代文學作品的教學中達到美學熏陶與文學精神灌輸最佳目的的意愿。

為忠實地記錄“當代作家為保全和豐富文學的審美傳統所經歷的艱辛，謝、洪選本特意選取了蔡其矯、艾青等不同時期作品及林斤瀾、史鐵生等不同文類作品，這樣的做法不無新穎，但不同時期的作品比較難免有著“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審察”的意味，文學史的印記再次浮現，政治文化的影響也由此悄然溢開。相對于謝、洪選本，陳思和、李平的《當代文學100篇》與政治的疏離意識似更自覺、清醒。

從選目上看，陳、李選本仍依照編年體的方法，按作品發表的時間先后順序排列。與謝、洪選本將文學傳統的體現與否為選取標準一樣，文學性也被作為陳、李選本的首要要求。在編選原則的闡述中，主編如此寫道，“本書強調感人的語言藝術魅力和知識分子人格力量相融合的審美標準，強調真正的藝術創造是超越時間和空間限制而永存于世的文學觀念，一般不考慮文學史的需要，不考慮思潮流派的代表性，也不考慮作家在現實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④。將這一編選原則與陳思和著《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的編寫理念相較，都是將知識分子精神立場的揭示作為選取文本、勾勒史跡的重要標準，《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論及的文本幾乎都被選入《當代文學100篇》。而這些篇目，如沈從文的《隨筆二則》、張中曉的《無夢樓隨筆》、唐湜的《劃手周鹿之歌》、曾卓的《有贈》等，在陳思和以“民間”為核心建構的學術框架下，均被歸入“潛在寫作”范疇。

從選本的開篇——沈從文的《五月卅日十點北平宿舍》即可看出編者明顯的立意。這篇有著新“狂人日記”之稱的作品，真實地記錄了大轉型時代知識分子被棄于集體狂潮之外的時代感受，呈現了公共話語之后獨立思考的聲音，開創了尋索知識分子精神火種在地底運行的先河，被視為“潛在寫作之流的濫觴”。誠如編者所言，這部選本表達的是“編選者對這項工作意義和獨創性的主觀追求”，“潛在寫作”、“民間文化形態”、“共名與無名”這些陳氏《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的關鍵詞，分明可從百篇作品的呼應觀照中凸現出來?！吨袊敶膶W史教程》中關于“潛在寫作”的文學史敘事曾為一些學者所詬病，認為“潛在寫作因為無法確認其真實的寫作年代而缺乏真正的文學史意義”⑤；但用在文學作品選的編選上，卻是合適不過，以“民間”與“潛在”理念凝聚起來的一批作品，使選本成為展示編者獨特文學史理論與審美觀念的典型范例。

三、淘選“經典”

如果說上述兩部選本的編選角度都較為鮮明地呈示了編者的學術個性及審美趣味的話，新近出版的張健主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就屬相對平實、普泛一類的了。同樣是以文學性作為選本的首要標準，但在現時段，“文學性”的標準已然落實，進入選本的一般應是在新的文學等級秩序形成之后得到認同的作品。比較該選本與２０世紀80年代郭志剛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不難發現，五六十年代文學作品的收入比重明顯降低：小說范疇，郭本收入15部；而張健選本僅4部（其中3部為故事梗概）。詩歌范疇，郭本收入37首，張本僅7首。淘選經典、注重新作是編選致力的主要方向。如編者所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作家作品的入選比重有了明顯增加，然是否所選之作皆具“經典”之“質”則可商榷。

當代中國社會歷次重大變革，表現在文學上，最明顯的當為“經典”標尺的不斷衍變。每一次大規模的價值重估，必然帶來新一輪的“經典”重評。從“紅色經典”、“革命樣板戲”，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精品”，層層推進，層層質疑，層層取代。當政治封印逐步解除，意識形態的標簽不再貼于“經典”之上時，大批曾經的當代“經典”開始顛覆，越來越多的聲音開始集中于純文學的審美層面來探討“經典”，確立“經典”。陳思和的說法可謂其中的代表。他認為“‘經典是被歷史所證明它代表著人類整個文化傳統的根本的一些文本，只有經過漫長時間的考驗，千錘百煉，精益求精，才能夠稱為‘經典”⑥，具備“經典”之“質”的文本，從意境到文字都必須非常完美。

當我們以此標準來衡量張健選本所收入的小說文本時，卻發現部分文本不盡符合上述“經典”要求。例如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鐵凝的《哦，香雪》以及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等，這些作品或捕捉時代脈動，或抒寫清純情思，或反映現實人生，在某一時段不乏反響，但置于文學史“長時段”中考量，顯然未能達臻“經典”這一高度。反倒是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王安憶的《叔叔的故事》，以及張承志的《黑駿馬》、《西省暗殺考》等文本，或憑“元敘事”的圈套設立，或憑話語規范的重新確立，或憑詩化意象之下民族美學精神的激揚，都有著更為充足的躋身“經典”行列的理由。但為何編者偏選擇《陳奐生上城》等作，而放棄了《岡底斯的誘惑》、《叔叔的故事》？這與編者所持的現實主義審美趣味應有莫大關系。細察入選文本，反映客觀真實，寄寓人道主義精神、現實批判精神，以塑造典型為藝術至境是其共性特征。選本中收入的兩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均屬現實主義范疇之作，從代表著革命現實主義的《紅旗譜》、《青春之歌》，到充滿批判現實主義色彩的《陳奐生上城》，再到復歸現實主義的《大淖紀事》、仿效魔幻現實主義的《透明的紅蘿卜》，新寫實主義力作《風景》，小說部分的入選文本，幾乎可以串連成一部現實主義流變譜系。

較之小說而言，其他文類的編選審美取向似更多元。戲劇的編選創新性體現得最為明顯。除老舍的《茶館》、田漢的《關漢卿》為以往選本的必選篇目外，其他如姚一葦的《紅鼻子》、李龍云的《小井胡同》、劉樹綱的《一個死者對生者的訪問》等劇本都是以往作品選未曾收錄的，這些作品或探討話劇的民族化與地方色彩，或吸收外國話劇藝術養分以探索中國話劇實驗的新路徑，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而孟京輝的《思凡》、過士行的《鳥人》等先鋒劇作的選入，更表現了編者對20世紀90年代前衛藝術敏銳的感受力。

如果說學界常以“潮流”、“長河”比喻文學史，那么，經典便是有分量之“石”。歲月淘洗，歷史變遷，“經典”卻多能以其永恒的文學性魅力超越時代。就此意義而言，當代文學作品選的編選不僅應勉力捕捉、標記那逝者如斯的文學史長河，更應沉潛至文學史的深層，發現、打撈那歷久彌新的“經典”?！八涫觥?，這才應是當代文學作品選之所以區別于文學史的獨特學術形態。

（責任編輯：呂曉東）

作者簡介：張直心，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詹玲，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博士。

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NO5WX12）階段性成果

① 溫儒敏、賀桂梅等：《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頁。

② 郭志剛、邾瑢、謝中征主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上、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

③ 謝冕、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精選》（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④ 陳思和、李平主編：《當代文學100篇·前言》，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⑤ 李楊：《當代文學史寫作：原則、方法與可能性——從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談起》，《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

⑥ 陳思和：《我不贊成“紅色經典”這一提法》，《南方周末》，2004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