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支邊青年：群體記憶與私人文本

Ｐｌｕｔｏ

我們的采訪對象袁大受，葉農、白秀英等人為代表的人群，準確的名稱是“西藏的北京支邊青年”，簡稱為“北京支青”，并非我們事先習慣所認為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人們印象中的“進藏”與“援藏”兩個詞語似乎沒有區別。袁大受先生認為，他所屬于的“進藏一代”，是以“老西藏精神”(即第一批進藏工作的生產與社會建設者)為精神基礎的，人們秉承的是“長期建藏、邊疆為家”的觀念。用袁大受的話來說，當時的選擇是“不需要國家許諾，沒有個人前途的設計，也不是制度化規定”的，是一種從原有生活環境“連根拔起”的自動選擇，其明顯標志是遷移戶口——在那個年代，遷移戶口意味著一種無退路的決絕。而“援藏”的概念則產生自改革開放以后，標志是1984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會議。所以在袁大受看來：“援藏”是另一個時期的概念與行為。他自豪地認為。如果要作出一種分代，“進藏一代”是與“十八軍”處在同一個時段、是同一種觀念和情感時期，雖然相對于后者，前者是晚輩；而“十八軍”的堅忍精神與功勛至今為袁大受所敬重。

相比起來，西藏支邊青年的故事較少受到社會的關注，他們的經歷在今天看來，顯得更遙遠和陌生。記憶千頭萬緒。這篇幅有限的敘述極難承載其多層的內涵。我們只能通過勾勒其中幾位，向那個時代的身影投去一瞥。他們的經歷與記憶，是理解半個世紀以來西藏建設發展進程的一種路徑。

袁大受篇

我們最初知道袁大受先生，是從戴彤先生口中。后者向我們介紹他是一位具有號召力的西藏北京支邊青年聚會“召集人”。對此，袁大受本人認為這一說法并不準確。他只是在1993年召集主持過一次大的聚會，起因是當年的老指導員來京看望眾人?！疤蹠M織起來比較麻煩，費用也是問題”，他說，此外，大聚會的環境嘈雜，人們很難做深入的交談，“現在都上年紀了，這樣的熱鬧有點吃不消?！?/p>

1965年9月15日下午，剛剛高中畢業的袁大受找到北京宣武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要求“去西藏支邊”。當時他正情緒波動，由于家庭出身問題，他不能上大學。

當年去西藏的動機，其一，固然被當時的主流宣傳話語(“經風雨，見世面，做革命青年”)所激勵。其二，對于不能上大學，心理上覺得不能接受，“說白了，當時只是很沖動的想離開北京”，袁大受回憶說。他先是報名去北大荒沒去成，又打聽到支邊新疆的隊伍也已經出發了，同時，自己已經被分配到北京市統計局的一個下屬單位工作?！靶睦锉锪艘还蓜拧?，他說。他記得，當時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里，接待他的是“一位干部老太太”，對他的情況很重視，當即安排他去統計局取回檔案，并陪著他等消息到晚上8點半。當得到批準進藏的答復，他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到學校去告訴一位值班老師，想表明：“要看我革命不革命，反正我去西藏了”。直到晚上10點他才回到家中，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去西藏。

當時全國的第一批西藏支邊青年即是在北京招募，但當時只招到了初中生。然而，相當一部分高中生都主動去詢問并積極參加，袁大受記得，當時社會宣傳力度使大家“真的興奮起來了”，年輕人為能夠去遙遠的高原、去自己建設一種新的生活而激動不已。當時，包括袁大受在內的約30多名高中生，全部是自己主動要求去西藏，沒有一人是“組織安排的”。隊伍出發前不到48小時，袁大受才得到出發的通知。9月17日，這支青春洋溢的隊伍便集結出發。袁大受至今記憶猶新：當時這第一支前往西藏的支邊青年隊伍共117人，分兩批出發，第一批是92名，初中生為多。第二批25人，主要是高中生。

隊伍從青藏線乘汽車進藏。在路上，袁太受向指導員詢問西藏的生活情況時，指導員說“很苦”，并且問大家心目中的西藏是什么樣的，袁太受滿不在乎地說自己知道，是“冰天雪地、牦牛帳篷，反正去了就是離開現代社會繁華生活了”，指導員笑著說并不是如此。袁大受記得，在路上指導員基本上一直是沉默寡言。但是，當汽車明顯在爬高時，指導員一改沉默，開始不斷囑咐人們說“別唱歌、注意休息”，同時開始講說西藏的各種奇聞趣事。在越過崇山峻嶺之后，袁大受覺得身體出奇的疲軟，指導員也顯得眼窩深陷、形容憔悴。指導員向大家宣布：剛才已經過了唐古拉山口。隊伍到達拉薩是十月上旬，袁大受對拉薩的第一印象，是猛烈的太陽光使藏式房屋的白墻極為刺眼?！罢f不出來是艱苦、還是環境簡單，反正與北京截然不同，只有平房，我們總覺得這里夠艱苦，卻沒想到，下到地方去了更艱苦”，他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到達西藏后，人們立刻進入到一個龐大的編制體系中。袁大受很快即被分配到澎波農場。

在澎波農場，年輕人們被安排住在一座廢棄的寺廟中，當時的主要生活是半天勞動，半天學習。袁大受對這段生活的記憶，主要是人們被環境激發出來的學習適應能力，比如，戰友容鐵的藏語能力飛速進展到在集體讀報時，能帶領多人一起在藏、漢語之間轉換翻譯。與之旗鼓相當的是另一位戰友王貽海，后者把兩首毛主席詩詞翻譯成藏文，以后被人們一直沿用。

袁大受在澎波農場的生活為期不長，很快，文革開始，袁大受被調往林芝以東一個地處波密地區的易貢農墾團一連，一待就是16年。雖然和家里沒有完全失去聯系，但支邊青年們普遍的傳統是報喜不報憂，“從不提不好的東西，只說好的東西，怕影響家人，自己只說怎么得到了鍛煉”，但是，家中父母并不了解自己的兒女是處在西藏深處的、什么樣的山山水水之中?！霸谶@里，霍麻會長進被子”，袁大受回憶。在開荒初期，“沒屋子住，人們睡在森林里，頭上扯起雨衣或塑料布，地上是厚厚的腐殖層，雨下得越來越大，只好在在褥子周圍挖排水溝”，后來用刀劈的木板(也稱魚鱗板或瓦板)搭起簡易房子，魚鱗板被雨水淋濕后，到冬天木板就變形，張開很大的裂口，于是人們只好用包括鞋子在內的不多物品塞上，以抵御寒風，“最困難的時候鹽也沒了”。但是袁大受認為“這是一段很好的時光”，他在那個時代感到的政治壓力，在這里，被與當地人的淳樸相處的生活緩解了。

1969年一個人生的轉機來臨，袁大受得到一個在連隊小學做老師的機會，他帶著學生制作簡易的桌子板凳，用油毛氈做黑板?！斑@些都是逼出來的技能，是硬著頭皮做，誰規定山溝里的學校什么不能做呢?”他甚至在場部學校中成立了一個圖書室，并開設閱讀課，自己制作借書證，并為圖書分類編號，這在當時全區農村學校中是絕無僅有的。自此，從用油毛氈做黑板開始，到1985年由自己組織全區農墾教育工作會議，袁大受經歷了跨越16年的一個優秀教育工作者的生涯。

1995年袁大受故地重游，時值北京支邊青年進藏30年、也是自治區成立30年，他受邀前往林芝參加當地政府舉辦的慶?；顒?。他當年所在的農場已經很頹敗了，學校在山水之間卻顯得尤其鮮亮。由他建立的圖書室還依然在以他當年的方式運行，他設計的書架還在使用，剛剛刷上了新漆。校長與場黨辦主任都是他當時的學生。在西藏基層的教育工

作生涯，是袁大受覺得最感榮耀的，總算是“做了點事”，他說?！霸谖鞑氐亩嗄?，沒有感受到在北京時的歧視”，他認為，自己“被認同、起作用、被重視的人生價值是在西藏建立的”。

那次回去他還看到，當年他帶著學生一起種的柳樹，現在已經長成了一片樹林，當地藏族人稱為“袁薪”，漢語意為“袁老師林”。

袁大受札記一則：往日

我們是乘坐西藏軍區特別調派來的四輛軍用大客車踏上青藏公路的，心情復雜而又好奇，又有一絲說不清楚的惶惑。幾天后終于有人頭痛欲裂，多數人昏昏沉沉，15歲的容鐵在說夢話“媽，我沒事”，卻沒人笑。在西藏的勞動生活可以說是“自找苦吃”的一次次靈肉爭斗、統一，人們以苦為榮耀，一次次地戰勝自我，塑遣著自我，直到現在。

1969年我在連隊里當老師，教著四、五年級12名學生的復式班。一天，連里雞場的阿加卓瑪哭著找連長，“雞，拉肚子，死多多有(死了很多的意思)?！边B長焦急，幾百只雞鬧雞瘟，每天都死十幾只，要不了幾天就會全部死光。但是獸醫已經調去了遠離120公里的團部，也不知道哪天有車。也是病急亂投醫，連長找到我說：“你去獸醫室找點藥，反正是個死?！蔽曳鴿M架子的藥盒，查看說明書，最后選中了土霉素。我不懂什么雞瘟，只認準了治拉肚子，按照說明又找到土霉素的專用溶媒，向衛生員借了支注射器就干開了。第二天清早，我還沒有起床，房門被敲得山響。本來提心吊膽的我翻身下床開門，只見阿加卓瑪滿臉喜悅，急不擇言地喊著：“格啦(老師)，沒有死!今天接著打!”這樣，我當了一次獸醫。

1978年12月30日，我們一行30人從拉薩返回易貢過年。途經海拔4700多米的色季拉山頂時，車出故障癱疾了，直到天黑也沒修好，來往汽車也沒有。托人捎信也不能，只好當了山大王。天冷風大，皮大衣像紙糊一般不頂事。我們步行十幾公里，退到一個公路道班。道班只有兩三家七八個工人，修車不行，容我們30多個人避風曼不可能。主人非常熱情，把他們越冬的柴禾供我們取暖?？墒歉呱椒磻?，燒火缺氧，一個個心慌頭痛。大家想，跺腳自暖吧，誰知運動量一大，兩眼發黑腳發軟，一個個便癱坐在地上。道班工人急忙支起一口大鍋，燒水為我們削面塊，當一碗只放了油、鹽和菜葉的面疙瘩湯捧在手中，我好像從沒吃過這幺好吃的東西。

回北京后，幾個同學聚餐萃華樓，在溫暖的店堂酒過三巡之后，我講起了這些亨，禁不住感嘆“什么是幸福，對比才知道”，大家一齊舉杯說，“好，就為大家各自的‘對比——干杯!”。

戴彤、胡西娜篇

即使過了幾十年，戴彤感到，人們互相的身份定位似乎從那時候就停頓了，即使他的生活已經與西藏支邊青年相系為一體，但是“彼此之間還是有一個距離”，他說。人們始終把當時是軍人的他視為支邊青年的親密朋友，而不是其中一員，這種關系直到現在依然如此。

戴彤作為西藏支邊青年生活的見證人身份，在如今的支青聯絡圈中有一定的知名度，正如袁大受作為聚會召集人一樣。聽著戴彤、胡西娜夫婦對話、爭論、彼此對記憶中事件的核對，給人的感受是他們又回到了過去。

1965年，《西藏日報》報道首批支邊青年進藏。戴彤戲稱，當時他與支邊青年交往的“動機不純”，對于當時的他來說，支邊青年們帶來了知識氣息，對此他不僅懷有認同感，并且由于打算“一生扎在西藏”，他還希望娶一位知識青年做自己的妻子。帶著這一目的，他回憶，當時“就有意識去接觸支邊青年群體”，而對方也希望進行交流，而戴彤打過仗的經歷使他得到了普遍的尊重?！白叩侥?，身邊都有一幫知青”。

戴彤早年從樂山入伍前往西藏，并于1961年參加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1966年到生產部工作，被單獨選出留下來在汽車隊工作，其他復員的老兵則全去了易貢。在汽車隊從事調度工作的他，要負責安排車輛運送支邊青年到西藏各地，于是因此認識了不少支邊青年，并發展為在這一群體的人緣極廣。除了在汽車隊的工作，戴彤還活躍于當時的文藝宣傳活動，這些文藝活動也是當時的支邊青年們宣泄熱情與展示藝術才能的普遍途徑。

戴彤的母親是一位音樂教師，畢業于西南師大，對戴彤一生影響深遠。愛好廣泛的戴彤很早就開始攝影活動，曾經與攝影家陳宗烈一起，拍照記錄那個時代的西藏社會生活畫面。對于當時戴彤的攝影愛好，他的母親曾經給他來信，建議他要有意識記錄在西藏的工作生活情況，如今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位智慧的母親的遠見。如今，戴彤的無數黑白照片為人們保留下了那個時代的許多珍貴場景。通過各種文藝活動，戴彤與年齡相近的支邊青年保持著密切交往。在他的記憶中，當時的拉薩西郊，由于集中了農具廠、皮革廠，汽車大隊隊部及二隊和三隊、八一農場等單位，成為支邊青年、老兵的主要聚居地，也可以說，是新中國建立后拉薩的第一批外來社會群體的聚居地。

胡西娜同樣是自己主動報名前往西藏，當時在她還是少女的心中，西藏有一種新奇感。本來她已經考上中專，但是也由于家庭出身問題而不能入學。帶著類似當時的袁大受一樣的心情，她選擇去西藏。胡西娜的父母都曾在中央電視臺工作，父親胡曙是一位記者。到達西藏后，胡西娜先是去澎波農場，與袁大受在同一個連隊，然后又調入拉薩農具廠工作。

1967年底，由于排演戴彤寫的宣傳劇《收租院》時，需要一名敲揚琴的女生，于是找到了當時在農具廠工作的胡西娜，兩人通過工作逐漸熟悉，開始交往。與胡西娜的戀愛與結婚，更標志著他和知青已經成為一體。他們于1970年春節成婚，第二年12月份有了一個兒子。

文革中，戴彤夫婦又被下調到林周工作，一去11年。11年后戴彤又得到機會調回拉薩農墾廳工作。當林周農場宣布解散的時刻來臨時，對于當時大部分已不年輕的支邊青年來說，是一個機會，人們開始大批內調。但是戴彤夫婦沒有進入到內調的行列，因為如果內調，女方要隨男方，這樣一來二人就要回到戴彤的籍貫地四川，而胡西娜不愿意去四川生活。這樣一來，他們繼續留在了拉薩。戴彤認為，1952年2月1日成立的西藏農墾廳，于1985年的解散，標志著以農墾事業為載體的西藏支邊青年時代的結束。

戴彤認為，西藏農墾的歷史，是現代西藏史極為重要的一環，但是胡西娜覺得，這一切好像已經被人淡忘了?！昂雎赞r墾的歷史，那一代人命運的前因后果就說不清楚”，戴彤說：“支邊青年與農墾不是兩個東西，而是一個東西?！?/p>

至今，戴彤回憶起那個時代西藏農墾的大規模集體勞動場面，仍然感到震撼。那是他對時代的主要記憶，那種以群眾運動為基礎、發動群眾為主要方法的集體勞動形式，他認為在人類現代歷史上都是獨特的一幕?！凹幸磺辛α哭k大事，當時全國都流行這樣的大規模集體勞動形式”，拋開時代和政治色彩，這種集體勞動形式充分體現了人在嚴酷環境中的意志和創造能力，至今戴彤還為此感觸，

他認為，這在年輕一代是無法想象、也無法理解的，而自己這一代人也像落葉般消逝之后，那樣的場景和歷史將只能通過一種文獻的、間接的方式為人們所了解，這是令人遺憾的。

戴彤自述：西藏知青與農墾

據我所知，從內地成批到西藏支援邊疆建設的人員(包括青年學生在內)始于上個世紀50年代后期。當時進藏支邊的絕大多數是技術人員和大中專畢業分配到西藏工作的應屆畢業生。除此之外，還有一批社會青年和中小學生進藏工作，他們大都是1958年前后西藏化工廠從四川、山東、河南等地招工到藏北的工人，如果這批人可以算進藏支邊青年的話，那應該是最早的了。此后，隨著西藏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內地各省(市)陸續又有部分支邊青年進藏支邊，此外，還有西藏當地學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人民公社或國營農場參加生產建設。

名為西藏軍區生產部的部隊是1952年建立的，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解決康藏、青藏兩條公路未修通之前，進藏軍隊的主副食供應問題。我到這支生產建設部隊時，整個西藏境內已經先后建成了16個農場，整個系統職工總人數最多時曾達4.3萬余人。其中，藏漢比例在1960年是66.03％(藏)比33.7％(漢)；到1984年，藏族占95.68％，增加了29.63％；漢族比例則下降至4.34％，藏族在西藏農墾系統中占絕大多數。

1965年9月，首批117名北京支邊青年來到西藏高原，其中，也包括后來成為我妻子的胡西娜。我與妻子胡西娜是在她進藏一年多后認識并相愛的。當時我在生產部直屬汽車大隊擔任調度員，因為與農具廠聯合排演話劇《收租院》認識并交往，四年后結為夫妻。

1966年9月，來自河南新鄉、鄭州、洛陽、開封、許昌、漯河等地和來自山東青島、嘮山等地的1800多名城鎮青年也來到西藏，投入開發邊疆、建設西藏的行列之中。當時的西藏農墾隊伍結構非常簡單，除了老兵就是他們的家屬和一部分藏族農民。而城鎮知識青年具有一種嶄新的風貌，他們的到來似乎將帶來一種生機勃勃的變化。這些年輕人們，成為西藏農墾事業工作者的主要構成。

在無數支邊青年中，1977年5月，一隊15名北京學生組成知青小分隊支邊進藏。他們是：葉農、肖鋒、杜德平、劉志斌、王政、陳佳偉、肖剛、白秀英、吳小梅、陽平燕、力虹、張衛、王晨(另有兩名女生，一個報了名卻未成行，一個走到格爾木因高原反應返回北京)等，來到西藏軍區管轄下的生產建設師報到，他們表示不愿留在拉薩或師機關直屬單位，不保留城市戶口，堅決到條件最艱苦的農牧生產第一線鍛煉成長，要當真正成為和藏族群眾一樣的新西藏新一代農牧民。這批青年，很快便被分配到隸屬生產建設師的澎波農場和林周農場各生產隊，同藏族工人在一起生活和勞動。

三年后，大批漢族職工根據中央有關文件精神內調。1977年進藏支邊的這批北京支青，同屬于內調的范圍，他們懷著復雜的心情先后離開這片高原。唯有曾經擔任北京支青小分隊隊長的葉農，因較早調離農墾系統到自治區歌舞團工作，故至今仍留在拉薩。

西藏的冬小麥種植是從澎波農場開始的，60年代初，農場首先從自治區農科所引進冬小麥“肥麥”，進行高原冬麥試種研究。在小面積試種和擴大種植并進行生產示范的過程中，總結了海拔拔3800米以上地區冬小麥的生長發育規律和耕作技術，逐步掌握了高原冬小麥的豐產栽培措施。1972年開始，在系統內大面積推廣并獲好收成。1972年9月2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要位置刊登了一則“西藏生產建設部隊認真實行農業‘八字憲法，在高寒地區奪得小麥大面積豐收”的報道。

農墾的綿羊改良居全區之首，酥油單產10至12公斤，高于全區6至7.5公斤的水平。這就是說627萬公斤奶，至少可以生產出7萬公斤酥油，以當時的市場價計算，僅肉食和酥油兩項就創造了5000多萬元產值。

“大寨精神”使得林周農場把場部建成了“延安窯洞”式的干打壘建筑群(四棟40孔)。1975年，場部機關從原來的鐵皮房、土坯房中搬進了新窯洞。宣傳隊則從一座原屬林周宗(宗，藏語縣)的破舊寺廟，搬進了機關干部騰出的鐵皮房中。我曾為演出前的宣傳隊員們拍過一張造型照片。我記得，當時孩子們穿著演出服圍坐在窯洞前看《雷鋒叔叔的故事》。手里拿書的姑娘叫小卓瑪，當時15歲；她左邊的小女孩兒叫小巴桑，當時9歲；右邊的小男孩叫杰波，當時13歲；后邊的男孩叫格桑朗杰，當時16歲。如今30年過去了，要是他們見到這些照片該是何等感慨!

西藏農墾從1952年組建軍區生產部成立八一農場開始，這支隊伍1970年以前被稱為西藏軍區生產建設部；1970年底改為軍區生產建設師，實行地方、軍隊雙重領導；1977年初，軍區生產建設師移交地方，改名為自治區農墾局；1980年又改名為西藏自治區農墾廳。直到1985年自治區農墾廳解散止，先后經歷了34年。

白秀英篇

1999年，白秀英與當年的幾位支邊青年一起重回林周插隊生活的故地，她只告知了有限的幾個當地熟人，但令她意外的是，藏族老鄉們卻知道了她要回去，在她的必經之路上等了3天。

“那段時間每天夢見林周，感覺像是一種召喚，就感到一定要回去一趟”，白秀英說。她到達林周后立即前往當年插隊的阿媽家，十年沒見，進門時阿媽正處在彌留的昏狀態中，已經幾天未醒。白秀英出聲一叫，阿媽立刻就醒了，并且當即叫出了她的名字，就像在等她一樣。70年代在阿媽家居住時，每晚臨睡前阿媽都要來親親年輕的白秀英，就像親自己的女兒一樣。白秀英看到醒來的阿媽，心知阿媽將不久于人世，于是問阿媽有什么要求，但是后者只說：“親親我”。白秀英記得當時，從嘴唇的接觸，她感到“阿媽衰老的臉已經殘破了”。

在她結束此行、離開西藏回北京前，阿媽便去世了。

1977年5月，包括白秀英、葉農在內的12名高中生，以非正式編制的方式來到西藏，直接到林周插隊生活。同樣，他們也做好了“不需要國家許諾、不保留城市戶口，與藏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準備。畢業于北京156中學的自秀英，是申請了兩年才獲批準，“一看地圖哪里最艱苦，就是西藏，全國哪里都有知青了，就是西藏還沒有”，她回憶當時自己的想法說。同時，在當時的她看來，“同吃同住同勞動，這也是被當地人接受的前提，也是產生自然情感的前提?！弊鳛橐幻?，她同她的女戰友們一起還做了這樣的心理準備：“一輩子不結婚、一輩子不回來?！卑仔阌⒄J為當時的這種心理準備，更容易因為是女性而有一種絕對性。

“剛到西藏，覺得比想象的好多了”，當時白秀英對西藏的了解，也同很多人一樣來自文藝作品中農奴苦難生活的畫面?！拔覀儺敃r看的都是黑白的關于農奴苦難生活的宣傳照片，但是一到西藏，藍天、白云、大太陽，色彩的豐富，在視覺上是個沖擊”。到西藏一年之后，全國開始恢復高考。

“但是不能走，好不容易剛熟悉這里了”，白秀英的選擇是繼續留下。

在白秀英的講述中，她把自己生活過的村子稱為“部落”。白秀英插隊時所在的阿媽家，曾經是農奴主的房子，民主改革后分配到曾經是農奴的阿媽手中。在插隊勞動的生活中，白秀英曾經因為肝炎昏迷3天，當時正好遇上湖北醫療隊，否則“就死在西藏”了。在這個過程中，她一直受到藏族百姓的照顧。

“當時不是我們去感動他們，更多的是我們被他們感動”，白秀英說。她切身感到，西藏生活對于她，確實發生了一種“再教育”的作用，這在她的以后人生中是一種財富?！拔覀冇龅娇嚯y，第一個意識是要自己克服，一個重要原因是比較，和同年齡藏族女孩子的比較，她們比我們更艱苦”。盡管人們生活艱苦，當時，白秀英對藏族人的主要印象是“他們很善于快樂，會不停的笑”。藏族人善于把艱苦勞動游戲化的才能也令她印象深刻，人們“不會直接干完一件重活，而是游戲化”。貧窮艱辛就這樣同游戲結合在一起，至今，白秀英仍然希望那個畫面沒有變化，但另一方面，她也清醒地認識到“要是真沒變，你會更難過”。

“那時候覺得所有的知識都能用上，語文、農業、醫學。你覺得你很有用”，這種生活使白秀英回到內地社會后，有一段時間很感到失落，“北京這樣的城市有你不多無你不少，你被淹沒了”，而在西藏，自己是明確地被人們需要。一個人可以明確地對他人有用，被認可和需要的感受，白秀英認為這是她在西藏獲得的。西藏給了她一種“有所作為感，而這是最美好的人和一個環境的關系”。

“他們給你的太多。有時，他給你的食物，你可能覺得很少，但是他自己還餓著?！彼貞?，藏族人民的給予是在一無所有中的真誠給予。這一對藏族人民的記憶，使白秀英對西藏生活充滿感恩之情。至今，她希望還能有一種與社會產生聯系、有用和被認可的感覺，并帶著這種精神需要從事“貝克蘭托”自行車租賃行業已經3年。每年，她還會收到當年藏族學生的明信片。

白秀英1978年2月27日日記摘錄

今天是我二十周歲的生日，不想是在醫院度過的。

我長大了嗎?是的。上小學時我就不把自己當孩子了，干什么都想爭第一，總像大人一樣學習、幫助同學、家訪、開會……今天真正長大成人了，不知為什么又留戀起了孩子時代的純真。

自己進藏快一年了，在與藏族人民同生活同勞動中，我和他們結下了真誠的友誼。我愛我們的林周，愛藏族人民，曼愛我們現在所從事的事業，不論他們需要什么，我都樂于去做。只要別再這么在醫院躺著，什么都行。村政委來醫院，我同他談了我要回隊里去的想法。他說，“你們幾個都不能再回去繼續勞動了，你們已經體會到了藏族人民的生活，現在該是把你們的知識奉獻出來的時候了”。他想讓我們去新建的學校擔任老師，為在西藏傳播知識，為培養新一代有文化的新藏族青年而工作。我掌握了一點藏語，也愿意為藏族人民的后代服務。沒有文化，一個民族是不能前進的。這個任務我能勝任嗎?在黑板上寫字可不能用左手……

葉農篇

同樣，葉農也是自愿要求到西藏的。當時他并不了解西藏的具體情況，只知道“條件是最艱苦的，自己應該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當時對西藏的了解也僅限于兩個認識：一是電影《農奴》的畫面，二是“昆侖山是不長草的地方”，盡管昆侖山并不在西藏，但正好說明在他當時年輕的知識中對邊疆的概念。

葉農1977年進藏，是西藏最后一批知青。那一年共有10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林周農場，另有10位上海知青和3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澎波農場。林周農場較之澎波農場海拔高，條件也略為艱苦，葉農有一本日記，其實是家信，由他的父親保留下來，開始寫信很頻繁，后來忙起來就少了。葉農說，記日記在知青中并非普遍，雖然同為北京的高中生，但是文化水平差別很大。

西藏帶給葉農的豐富性中有令人唏噓的記憶：他的第一任夫人田文，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后分在衛生部，后主動要求進藏工作，于1987年通麥太塌方遇難。葉農與他的第二任夫人在拉薩認識。因為可以享受知青政策，孩子的戶口落在北京，而他與妻子的戶口仍在拉薩。

到西藏之前，葉農在北京學了一年藏文，老師是青海藏族，教給他的是安多藏語，于是他被分配到林周農場后基本用不上，要從頭學習語言。再后來，他從農場到拉薩工作，學的藏語就差不多全丟了，因為又同拉薩話相去甚遠。

第二年(1978年)，農場通知：可以參加高考。但是葉農覺得“既然來了，就好好干”，于是從沒想過通過高考離開這里。但是勞動“太苦了，實在太苦了”，他說。西藏的收割時間很長，從8月延續到11月。那時，人們用脫粒機連夜干活，在夜色里，人的汗水蒸發出騰騰熱氣，人群的蒸氣在逆光下的景象，讓葉農永生難忘?！胞溙锢飰m土飛揚，痰都吐不出來”，他回憶，“最盼望的就是啟明星升起，天亮了可以收工睡一會”。當時人們的心態，是對這一切心甘情愿。

純粹干農活只有一年多的時間，后來，他同戴彤認識后，就跟著戴彤做文藝宣傳，半天種地、半天排戲。如今，葉農在他一篇博客文章里，就回憶過當時同當地孩子們一起排練的事情。在他的記憶中，藏族人的樂觀精神也使遠離城市的支邊青年們沒有失去過快樂，人們在勞動中似乎永遠是樂觀的，“一天到晚唱歌”。

葉農是他那一批支邊青年中惟一留在西藏生活的人，二十年后他在與當地百姓的接觸中，感到人際關系變化了很多，變得不那么簡單了，人們的辛苦勞動過去是為了集體，現在更多是為自己。但是，“有些東西是不變的”。同袁大受、白秀英等人相近——也許經受的是同一種時代錘煉的緣故——葉農覺得知青經歷對他以后人生的影響，樸素的來說，是對待生活的平和樂觀，追求誠實自然的態度。

如今，52歲的葉農是西藏自治區話劇團的副團長。當我們在話劇團院子里見到他時，由于供水管道發生故障爆裂，院里的樹木掛滿晶瑩透亮的冰凌，他正在聚精會神地取景拍照，顯然被這一意外的景觀吸引。他一面繼續拍照，并指揮我們，站到冰凌前映出身影，作為他照片里的背景。他說：“我這輩子是給西藏了。不要過分渲染知青對社會的貢獻，應該強調西藏對我們的塑造?！庇械那楦锌梢圆蝗ケ磉_，但是它已化作一種如同沉寂的土壤一樣的存在，引領人們敬畏那些無名而又豐富的生命。

葉農1977年12月3日家書節選

……該寫寫現在了，你們知道我這信紙上為什么落上這么多土嗎?告訴你們吧，我們現在正跟著脫粒機東進，打游擊，住工棚，我們現在是一支青年突擊隊，五分隊一共有20來人，只有3個男的，這也算是西藏的一大怪，男的很少。這些青年人我們原來在分隊里根本沒見過面，他們戰斗在場農田基本建設工地，只是在收割和脫粒時才回來，平時分隊里一千多畝地只由十幾個孩子媽媽管著，我們和他們一起總覺得有勁使不上。速回可能放啦，住在一個帳篷里，喝一個壺里的茶。這里是以分隊為單位住宿，各分隊之間倒要用粘布隔開。

本分隊男男女女住在一起，當然少不了開些玩笑，年輕人嘛!隊長藏話很好，風趣地對她們說：“啊麻巴逮啊”(給你們兩個小文夫)。她們總是笑個沒完，看到我們睡覺穿著衣服也要起哄，她們是沒有穿衣服睡覺的習慣的，盡管棚里很冷，我和汪文睡的地方簡直是露天的，早晨起來被子上是一層冰霜，杯子里的鹽茶凍成冰坨，一碗糌粑沒抓完，第二天就抓不動了，只好沖圖巴(即糌粑糊糊)喝了，鉆出被窩必須咬緊牙關，以運動員的動作穿衣，不然就凍木了，怎么樣，夠艱苦的吧，可我們根本不覺得，年輕人在一起，大家的心里是火熱的，何況現在不用擔心麥垛發熱，脫粒已由突擊階段轉入持久階段，我們是兩班倒，大家都有覺睡了，多幸福啊!苦從何來?如果不是兩班倒，今天也就沒有給你們寫信的時間了。

這里好像談不到什么男女界線，我一想到學生時代不禁要發笑了。我現在更加討厭城市小市民那種造作。不過我的城市味也很濃，比如夜間脫粒機一壞，我們簡直就要凍死了，只好大家一起擠在脫粒機旁互相取暖，人家好像什么事也沒發生，可我卻連動都不敢動一下，還臉紅，這難道說我是文明的嗎?呸!這種文明我寧愿把它丟得遠遠的。不過這下子可難辦了，已經不下10個人問過我“西藏阿加亞布都蓋?(意為：西藏姑娘好嗎?)”。是否要在這里找老婆?在北京有沒有老婆?我的藏話水平沒有高級到能圓滿回答，只能說在北京沒有，西藏也不找。這回可成了驕傲分子了，看不起西藏人，真沒辦法。誰讓“我一輩子不結婚”這句話的藏語沒學會呢!我始終把友誼看得比愛情更重要，沒有后者仍可生活得很好，而且可以為黨做更多的工作，如果失去前者，我就成了脫離集體，脫離大家的怪人了。

這里的人并不是像你們想的那樣可怕，他(她)們的生活水準并不低，香皂和香脂非常普遍，而且每人都有兩三件價值上百的呢袍。冷的時候就穿兩件，可惜我不是畫家，不能把我們林周人的樣子準確地展現在你們面前。算了，我不畫了，簡直是諷刺。據我觀察他們的生活水準遠遠超過內地農村，調整工資以后每人大約能拿到30到35元月薪，我們這里最近來了好幾批“阿布霍”(藏北牧民)，他們的游牧生活非常規律，每年都要經過林周，耗牛把我們林周的山鋪得黑壓壓的，他們從藏北鹽湖帶來大量的鹽巴，然后從我們這里換青稞回去。順便還私人賣一些酥油、曲拉(奶酪)、皮子、羊毛、肉類、不過價格高得能把人嚇得一怔一怔的，酥油是五元一斤，簡直比澳大利亞的黃油罐頭還值錢，一張羊皮七元錢，我們根本沒法和這些錢串子打交道，可本地百姓則不然，由于冬天奶牛吃不上草，沒奶，他們就拼命買酥油，價格漲到六塊、七塊、十塊都有人買，怎么樣?

我們的生活完全可以使你們放心了吧?

我這封信是否可以打開家里的沉悶空氣?振作起來吧!把《快樂的人們》這張唱片多聽幾遍吧!

農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