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動員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移民支邊
——以江蘇省青壯年支疆為例

閆存庭

民眾動員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移民支邊
——以江蘇省青壯年支疆為例

閆存庭

江蘇省移民支疆的順利進行，得益于民眾動員的有效實施。為了把有種種顧慮的青壯年動員到地廣人稀、勞動力缺乏、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新疆，江蘇省各級政府采取普遍宣傳與重點教育相結合，大會動員與小會座談、個別教育相銜接的辦法，不斷化解民眾的疑慮和誤解，營造支邊光榮的社會氛圍，掀起了踴躍報名的熱潮。但是，在宣傳動員過程中，部分基層干部宣傳內容浮夸，造成有的支邊青壯年入疆后，因與心理預期的落差而返回原籍，不利于后續的安置鞏固工作。

民眾動員 支邊 江蘇青壯年 新疆

閆存庭，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210093

新疆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師 830054

在全面“大躍進”和農村公社化形勢下，“為了使得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能夠逐步地同內地一樣地獲得迅速發展”[1]《中共中央關于動員青年前往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1958年8月29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編：《新疆工作文獻選編（1949-2010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頁。，中央決定1958-1963年間，從內地動員570萬青壯年，到青海、甘肅、新疆、東北三省等邊疆地區參加社會主義的開發和建設。此舉意在較短時間內加速開發邊疆地區富饒的資源，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提高經濟和文化水平。在政治上促進這些地區的社會主義改造，進一步增強民族團結與共同繁榮。因此，這批青壯年“除部分投入當地工業和其他企業外，大都是參加或建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公社（國營農牧場），發展多種經營”[2]《農墾部劉型副部長在全國動員青年參加邊疆地區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1959年2月16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1-0001。，他們被賦予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公社樹立榜樣，為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提供經驗，消除地區間、民族間各項事業發展不平衡的使命。同時，他們還大都是民兵的骨干力量，擔負著維持地方治安的重任。然而，動員幾百萬人遠離家鄉，改變長期以來的生產生活習慣，在邊疆地區安下心、扎下根，無疑是一件十分艱巨而細致的思想動員工作。

按照中央的計劃，湖南、湖北、安徽、江蘇四省要動員200萬青壯年去新疆，其任務數分別為60萬、40萬、40萬和60萬。后因湖南青壯年支援云南省并未進疆，實際上支援新疆建設的為鄂、皖、蘇三省?！按筌S進”運動后，國家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1961年起大規模青壯年移民停止，轉而以接、遷青壯年家屬為主。1959-1960年間，江蘇省青壯年分三批共有約12.1萬人（不含家屬）進疆，占鄂、皖、蘇三省進疆總數的49.2%。不難看出，新疆是接收邊疆移民的主要地區，而江蘇省又是支邊新疆的重要省份，因而選取江蘇省青壯年支援新疆建設為個案進行考察，具有較強的代表性。本文擬從動員伊始民眾對支邊的認知談起，繼而論述政府的民眾動員策略，進而對民眾的支邊熱潮進行評析，最后分析動員過程中存在的偏差。

一、民眾對支邊的認知

1959年3月，江蘇省正式啟動支邊宣傳動員工作。中央對動員對象的基本要求是：本人自愿、政治可靠，身體強健、家務拖累不大，有一部分較多生產經驗的壯年，男女人數應該大體相等。同時，還必須配備一定數量的干部和黨、團員。江蘇省對動員對象提出了更具體的要求：年齡在17歲以上45歲以下，本人自愿、政治清楚、家務牽累不大的青壯年；男女比例應大體相等；動員對象中黨員、團員比例占1.5%和15%左右。此外，還規定以下六種人員不予動員或批準：不符合規定年齡的人員；地、富、反、壞、右分子以及有重大政治歷史問題尚未搞清的人員；身體太弱或患有傳染病的人員；在校學生；孕婦；現役軍人的愛人[1]《關于1959年動員青壯年前往新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計劃》（1959年3月4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1-0004。。江蘇省的做法得到了農墾部的肯定，劉型副部長在全國動員內地青年前往邊疆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會議中指出，江蘇省提出“要有20%左右生產經驗較豐富的壯年，男女人數的比例要注意大體相等，黨員為動員人數的1.5%，團員為15%”的這些規定，應予推廣[2]《農墾部劉型副部長在全國動員青年參加邊疆地區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1959年2月16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1-0001。。

在宣傳動員之初，群眾對支邊有各種各樣的顧慮和誤解。武進縣新閘公社有人說：“只有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沒有聽說上有天堂，下有新疆”。鳴鳳公社有一部分群眾提出：人家說新疆冷、荒涼，不曉得究竟怎樣？既然新疆是好地方，為什么人少？既然那里是好地方，只要政府發一個通知就行了，為什么要動員[3]《武進縣支邊委員會對第二次支邊工作會議的情況報告》（1959年8月12日），鎮江市檔案館：B21-3-359。？也有不少人對支邊持半信半疑的態度。海門縣平山公社有社員說：“既然新疆好，為什么政府還要三請三邀呢？”也有人對宣傳的內容不相信，悅來公社汲角大隊一個社員說：“樣樣說好，花好稻好，都是騙人?！盵4]《海門縣支邊工作簡報》，江蘇省支邊辦公室編?。骸吨н厔討B》1959年第13期，鎮江市檔案館：B21-3-360。還有一部分群眾道聽途說、誤信傳聞，說：“新疆沒得河，洗臉水都沒得”、“在新疆冬天根本不能出門”、“尿尿都要拿棍子敲打”等等。還有人向往從事工業，他們說：“在家種田，到那里還是種田，哪個高興去！”[5]《吸取經驗，全面指導，各地支邊試點工作陸續展開》，江蘇省支邊辦公室編?。骸吨н厔討B》1959年第3期，鎮江市檔案館：B21-3-360。支邊人員的親友家屬，特別是他們的愛人、父母、岳父母、公婆等近親屬，往往還顧慮同親人團聚困難，或者顧慮子弟進疆后不再扶養家庭，不贍養父母[6]《章維仁同志在省委第三次支邊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9年7月14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1-0008。。此外，還有一些荒謬的傳言，如丹陽縣陵口公社有人說：“新疆那里都是毛毛人，叫我們這里人去配種的?！盵7]《陵口公社關于支邊工作的總結》（1959年4月20日），鎮江市檔案館：B21-3-359。

民眾的這些顧慮，可以歸納為怕吃苦、怕冷、怕生活不習慣，怕講話聽不懂，顧慮到新疆沒米吃，沒有水喝、沒有房子住，有的顧慮將來無法與家人團聚。江陰縣則更具體的總結為“一看三要十怕”，“一看”是看領導干部去不去；“三要”是：要集體報名集體去、要推派代表去了之后去、要搞工業；“十怕”是：怕天氣冷、怕沒有大米吃、怕路遠、怕婚姻不自由、妻子怕丈夫去了要變心、父母怕兒子去了找不到愛人、怕去了之后不扶養家屬、怕宣傳新疆的情況與事實不符、怕新疆人野蠻、怕新疆人少田多吃不消[1]《江陰縣動員青壯年支援新疆社會主義建設總結》（1959年9月24日），蘇州市檔案館：H27-3-47-186。。

在群眾有顧慮的同時，部分公社干部也存在著畏難和抵觸情緒。新沂縣窯灣公社任務600人，社廠委書記講：“鐵路上要我人，支邊又要我人，這怎么行？”。啟東縣萬安公社副書記說：“公要混沌（餛飩）婆要面，又要搞生產，又要搞支邊”，感到無法完成。海門縣余角公社書記說：“縣委部署我們突擊治蟲，難道支邊比治蟲還重要嗎？”[2]《南通地委王書記親自檢查支邊工作及采取的措施》，江蘇省支邊辦公室編?。骸吨н厔討B》1959年第11期，鎮江市檔案館：B21-3-360。有的干部怕支邊影響生產，怕勞動力外調之后影響“三包”（即包工、包產、包成本）任務的完成。因此，在排隊時把適齡人員隱瞞起來，有的對報名的人說“客滿了”[3]《章維仁同志在淮陰、鹽城、南京三個地區支邊工作會議上的發言》（1959年3月15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1-0002。。還有的認為“支邊比服兵役難搞，服兵役三、四年可回來，支邊要去一輩子”、“男女要求相等有困難，小姑娘用燈籠去照也找不出來?！盵4]《南通專區支邊委員會關于1960年動員青壯年支邊工作總結》（1960年5月5日），南通市檔案館：D222-111-0009-0003。特別是在1959年支邊自返人員較多、或有些支邊人員來信反映新疆不大好的地區，干部在宣傳工作上感到“理屈詞窮”，有說不出口的畏難情緒，群眾中亦反映既然新疆好，為什么去的人再回來等懷疑心理。

應該說，這些都是群眾非常真實的想法，基層干部面臨的現實問題，因而成為支邊動員工作中主要的阻力。這說明要化解干部群眾疑慮，既要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支邊的政治意義方面來提高群眾和干部的認識，也要做好宣傳動員工作的重要性。

二、政府的動員策略

正如農墾部在鄭州召開的現場會議上所講，“宣傳動員工作是整個支邊工作的基礎，這段工作好壞，決定著外調青壯年的質量，關系到安置后的鞏固和邊疆地區建設事業的發展”[5]《1959年動員青年參加邊疆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基本情況和1960年工作的意見（草稿）》（1960年2月），鎮江市檔案館：C28-3-245。。那么，江蘇省是如何宣傳動員的呢？

一是運用多種宣傳形式，營造支邊光榮的氛圍。宣傳動員中首先要講明支邊的意義，啟發群眾的政治積極性，堅持以正面教育為主，在強調新疆好、支邊光榮的同時，也說明會有暫時的困難，鼓勵支邊青年用雙手去克服困難。通過解放前生產生活回憶對比，現實情況和前途愿景對比，激起青壯年報名支邊的高潮。采取普遍宣傳與重點教育相結合，營造支邊的輿論和聲勢。南通專區提出了“以社會主義為綱，繼續賽蘇州為政治動力，支邊為重點，紅專學校為陣地”的口號，各縣都培訓了骨干分子，分片或召開全縣生產小隊長以上干部、黨團員、積極分子會議，在統一骨干思想認識的基礎上，開展全民性的宣傳運動。利用生產間隙，采取塊塊動員與條條貫徹相結合，運用大會動員、小會座談與個別重點說服等方式，通過有線廣播、家庭訪問、黑板報、漫畫、圖片宣傳牌等形式，使支邊活動做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揚州專區則通過黑板報、大字報、田頭鼓動標語、短小文娛節目，以及支邊人員從新疆寄回來的信件、圖片、漫畫、地圖展覽等形象化的宣傳手段，和以前去過新疆的同志親身經歷，介紹新疆具體情況及發展遠景，逐步改變群眾怕遠、怕冷、怕離家的鄉土觀念，堅定他們支援邊疆，建設邊疆的決心[1]《揚州專區支邊委員會關于動員青壯年參加新疆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總結報告》（1960年10月6日），揚州市檔案館：A56-3-29。。

二是統一干部思想認識，充分發揮鄉黨委和支部的作用。江蘇各地支邊工作的動員和開展，主要依靠力量是基層黨委和組織。為此，各地、市縣委分層召開骨干會議進行訓練，以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在這一基礎上確定進疆的公社大隊干部和生產隊干部，在宣布任務的同時公布他們的名單，并吸收他們參加支邊機構進行工作，從而發揮他們的核心作用，成為支邊的旗手。在訓練骨干的同時，有意識地進行調查摸底工作，著重摸好幾方面的底：（1）摸適齡對象的底；（2）摸勞動力底；（3）在適齡對象中扣除軍屬、孕婦、學生等幾種不動員的人；（4）對合乎條件的對象，摸清身體狀況、婚姻狀況和家庭牽累狀況；（5）隨時掌握動員對象和家屬對之支邊的態度和思想。掌握以上情況，可以有意識的做好動員工作。在動員過程中，除召開社員會議、適齡人員座談會、適齡人員家屬座談會等會議進行教育外，還運用骨干、積極分子和青年團、婦聯等方面的力量，加強個別教育，掀起報名熱潮。為了更好地掌握政策，平衡批準人員的政策規格，批準權限控制在公社黨委，由大隊對報名人員簽署意見，送公社黨委決定。社隊掌握支邊自愿的原則，做到“三通四滿意”（“三通”即本人通、老人通、婦女通，“四滿意”是本人滿意、家屬滿意、新疆地區滿意、群眾滿意）的要求。有的地方要求內定對象先到公社談話，或者先注射防疫針等形式，以考驗報名人員的思想是否鞏固。結合考察結果，由公社平衡，在大會上宣布正式批準支邊人員。一般是先批準干部、黨團員，后批準群眾。批準后以發通知書、戴光榮花，組織報喜等形式，增強支邊人員的光榮感。對個別思想回潮的青壯年，經教育無效就及時更換[2][3]《江蘇省1959年動員青壯年參加新疆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總結》（1960年2月），江蘇省檔案館：4008-001-0008。。

此外，對強調勞動力緊張、怕影響“三包”思想的部分干部，積極從正面引導，加強“全國一盤棋”的思想教育，幫助他們算細賬，挖潛力，強調解決勞動力不足的根本途徑是加強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支邊人員家屬思想和未批準人員思想工作做得好壞，直接影響支邊人員的思想鞏固。各地一般都采取分工包干，普遍召開座談會和登門家訪。除進一步加強支邊意義的教育外，特別強調支邊人員走后，公社對他們一視同仁，不會虧待，而且支邊人員安定以后家屬也可以進疆，從而消除他們怕無人照顧的疑慮。對未批準的青壯年主要是進行“兩光榮”的教育，說明去邊疆光榮，建設家鄉也同樣光榮，強調服從組織，號召未批準的青壯年向支邊人員開展生產競賽，及時穩定未批準人員的情緒[3]。

三是有意識的培養婦女骨干，調動婦女報名的積極性。相對男性青壯年來說，女性顧慮更多，也更難動員。針對這一問題，各地有意識地在群眾中培養有威信的婦女骨干，提前批準她們的支邊申請，通過其影響力和感染力，帶動周圍的群眾。如徐州專區沛縣在動員開始時，未婚婦女報名人數很少，孟莊公社首先批準群眾中威信較高的兩名未婚女性，召開群眾大會公布，然后通過她們在群眾中個別走訪，結果一人就發動了20名青年婦女報了名[4]《江蘇省關于1959年支邊動員工作的未婚男女大體相等的體會》（1960年2月），鎮江市檔案館：B21-3-398。。南通專區不少地方還召開巧媽媽、巧嫂子、巧姑娘會，以滾雪球的方式，團結廣大婦女報名支邊。鹽城專區的經驗是“盡量先批未婚女青年和已婚而沒有小孩的夫婦，對于有小孩的可以盡量動員一方先走，另一方后去”[5]《許靖同志關于鹽城地區支邊工作情況的報告》（1959年6月5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2-0003。。常州專區對男女比例相差較大的情況，采取三個補救辦法來解決：第一，在比例懸殊較大的鄉，選擇一、二個未婚婦女多的大隊重點教育發動，組織已批準的婦女進行感情聯絡，帶動其他婦女。第二，適當擴大地區范圍，在一些原無任務的鄉選擇一批主動報名的未婚婦女。第三，公社間互相調劑平衡?？傮w要求是，作為一個鄉來說，可以根據實際情況不要求一律，但作為一個縣來說，未婚男女必須堅持做到大致相等[6]《關于支邊工作座談會議情況報告》（1959年8月17日），鎮江市檔案館：B21-1-18。。

四是生產密切結合支邊，達到支邊生產雙豐收。各地在工作安排上，采取以生產為中心，支邊為重點。在做法上，采取統一組織力量、統一檢查，各級組織和干部一手抓生產，一手抓支邊。在時間安排上，一般都采取了白天搞生產，晚間搞支邊，田里勞動搞生產，田頭休息談支邊，晴天搞生產，雨天搞支邊等一系列與生產相結合的工作方法[1]《章維仁同志在省委第三次支邊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9年7月14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1-0008。。經過支邊宣傳教育，廣大青壯年以實際行動“搞好生產迎支邊”，積極開展各種競賽活動。在審批以后，支邊青壯年自覺組織起來，開展有紀念意義的生產活動，如開支邊渠、積肥塘，特別是他們和當地群眾開展生產競賽，以優異成績向故鄉獻禮。這不僅保證了支邊任務的完成，而且有力促進了生產。

五是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則，妥善處理各項經濟問題。在“大躍進”時期，支邊人員的房屋、工資、工分、股金、家具等的處理對于支邊人員的經濟利益影響是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使他們產生怨氣，甚至影響支邊人員的思想穩定。對此，各地貫徹按勞付酬、等價交換、生活資料永遠歸個人的原則，積極穩妥地處理支邊人員的賬務、工分等經濟問題。支邊人員中原來有工資待遇的，一律由原單位預支一個月工資。南通專區還對欠款不多的社員免除借款，對個別確實有困難，途中缺少零用錢的支邊人員，一般給予2-3元的照顧[2]《南通專區支邊委員會關于1960年動員青壯年支邊工作總結》（1960年5月5日），南通市檔案館：D222-111-0009-0003。。房屋是群眾最重要的生活資料，1959年江蘇省對支邊人員的房屋按照采取不拆不賣的原則，有家屬的交家屬住，全家走的則由公社、大隊代為保管。但據海安縣反映，很多支邊人員對這種方式表示不滿，要求自由處理。該縣也認為“支邊人員在原籍留有房屋，對個別意志不堅定的人，將起不好作用”[3]《關于支邊人員原籍房屋處理問題的請示》（1961年5月22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1-0011。。江蘇省隨之規定：“支邊人員的房屋由本人自由處理。有家屬的教育他們給家屬繼續居住，全家遷去新疆的可以委托親友代管或轉讓他人，也可以以合理的價格出售，但是不得將房屋拆毀變賣?！盵4]《關于支邊人員原籍房屋處理問題的通知》（1961年6月4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1-0011。這些措施的及時調整，消除了民眾后顧之憂，鞏固了他們的支邊思想。

三、民眾的支邊熱潮

強大的政治動員的有效實施，使干部、群眾對支邊工作有了更為全面的認識，在群眾中形成了支邊光榮的社會輿論，掀起了支邊的熱潮。

南通專區不少公社符合支邊條件的青壯年100%的報了名，報名人數達902284人，超過任務數26倍。出現了不少父母替子女、丈夫替妻子、妻子替丈夫、夫婦同報名、兄弟父子爭報名，七、八十歲的老太太替孫子報名，全家寫決心書、蓋血印、寫血書的動人事例[5]《南通專區支邊委員會關于1960年動員青壯年支邊工作總結》（1960年5月5日），南通市檔案館：D222-111-0009-0003。。揚州專區報名25萬多人，占任務數20倍以上。大橋公社有五個婦女在申請書上寫道：“我們的心，雷打不開，風吹不散”，我們的口號“好男兒志在四方，女英雄支援邊疆”。還有不少人在課堂、會堂、田頭自編自唱著：“三面紅旗迎風飄、積極響應黨號召，支援邊疆大建設，個個爭先把名報”，以表示他們支邊的決心[6]《揚州專區支邊委員會關于動員青壯年參加新疆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總結報告》（1960年10月6日），揚州市檔案館：A56-3-29。。南京市原計劃動員2000人，而報名人數超過6萬人，報名的人中寫血書的達100人左右，直接向省市的來信有300封，來訪的約500人次。秦淮區一個青年怕報名報不上，請母親隨同一起去，以示母親真通。下關區有1人寫了12封血書，以示到新疆去的決心[7]《南京市關于動員350名護理人員的工作小結》（1959年6月5日），南京市檔案館：5016-1-1。。蘇州專區常熟縣受宣傳教育的人數達242231人，占動員地區總人數的90%，報名人數50,847人，相當于任務數的25倍以上[1]《關于動員青壯年支援新疆建設工作的總結（初稿）》（1959年8月31日），蘇州市檔案館：H27-3-47-176。。鎮江專區武進縣前黃鄉報名5830人，占在家適齡青壯年的86%，超過預定要求134倍[2]《前黃鄉動員青壯年參加新疆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總結》（1959年4月27日），鎮江市檔案館：B21-3-370。。江蘇省1959年總體情況是“一般地區報名數超過任務數40倍，個別縣超過70倍?！盵3]《章維仁同志在省委第四次支邊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60年2月18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1-0008。

上文可以看出，江蘇省宣傳動員覆蓋面很廣，民眾報名的積極性很高。但是，也必須看到，有些人報名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從眾性。如鹽城縣新興公社一位黨員，自認為工作好，領導不會批準到新疆去，所以報名顯得很積極，夫妻雙雙按了血指印，實際并沒有支邊的思想準備，批準之后就借口“老婆不肯去”，表示反悔[4]《防止思想回潮》，江蘇省支邊辦公室編?。骸吨н厔討B》1959年第4期，鎮江市檔案館：B21-3-360。。還有些人看到麥子豐收，糧食比以前吃得稍多，就改變主意不想去了[5]《陳副專員3月22日電話會議上發言記錄稿》（1960年3月22日），南通市檔案館：D222-111-0034-0011。。如皋縣一名支邊青壯年回憶道：報名人數沒有那么多，當時桃元公社萬橋大隊分配任務70個，經過反復動員，報名的就70幾個人，最終批準73人[6]訪談葉春田，新疆烏魯木齊，2014年5月29日。葉當時是如皋縣桃元公社支邊帶隊干部，任排長，被分配到烏魯木齊縣柴窩堡農業大隊。。另一名支邊青壯年也說：“報名的人少，家里不放，基本上報（名）多少來多少?！盵7]訪談王清保，新疆烏魯木齊，2014年5月29日。王當時是無錫縣港下公社支邊青壯年，被分配到烏魯木齊縣地窩堡鄉金星公社。由此可以推斷，以上這些報名數字偏大，這可能與“大躍進”背景下的冒進有直接關系。

江蘇省按計劃順利完成了年度支邊任務，同時期湖北省也基本完成，具體情況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無論從數量上來看，還是從人員構成上看，江蘇省支邊青壯年都是基本上符合國家要求的。盡管1959年男、女比例有一定差距，但到1960年已經基本接近，較同時期湖北省完成的相對要好。從表1還可以看出，1960年度江蘇省支邊人員中黨、團員比例較1959年明顯下降，這主要是因為省委要求“不要無目的一般的提出‘黨員帶頭’、‘干部帶頭’的口號，防止群眾擠干部、黨團員‘帶頭支邊’，造成僵局”[9]《章維仁同志在省委第三次支邊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9年7月14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1-0008。。再從安置鞏固方面的情況來看，因“大躍進”帶來的嚴重經濟困難，使得大批人員因各種原因返回原籍?！暗?961年底，140多萬支邊青年及家屬，跑回47萬。1962年，去甘肅、青海、寧夏三省、自治區的25萬支邊人員只剩下9萬人?！盵10]《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編輯：《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頁。而同時期江蘇省1959-1960年動員的145163名（含家屬）支邊青年中，返回原籍的約3萬人左右[11]《關于我省支邊返籍人員情況和請求撥給安置經費及物資的報告》（1962年10月17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2-0026。。這說明江蘇省支邊青年安置鞏固工作做得比較好，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江蘇省的宣傳動員工作是比較成功的。

表1 1959 -1960年江蘇省、湖北省動員青壯年情況統計表[8]本表系根據《動員青壯年參加新疆建設情況統計》（1959年12月11日）、《江蘇省1960年動員青壯年參加新疆建設情況統計》（1960年7月）、《湖北省1959年上半年支邊統計表》等資料整理而成，江蘇省檔案館：4008-001-0006、4008-001-0010；《湖北省支邊工作資料匯編第一輯》（1959年），湖北省檔案館，轉引自王振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湖北援疆歷史考察》，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19-22頁。

四、存在的幾種偏差

各地深入地進行了支邊意義的宣傳教育，提高了干部和群眾支邊的積極性。但歷來各種運動動員難免會出現偏差，在江蘇支邊運動也同樣存在。少數地區部分基層干部為了完成任務，在動員工作中采取夸大宣傳，甚至強迫命令等手段，主要表現為：

一是部分基層干部宣傳內容片面浮夸，甚至信口開河、隨便許愿。具體體現在：（1）夸大新疆的物質生活。如東縣有些公社干部說：“新疆吃得好，穿的是皮衣，一個月工資百把元”。吳縣車坊等公社干部講：“新疆遍地是黃金，吃的是牛羊肉，支邊等于去販貨”[1]《少數地區在宣傳中存在的問題》（原文無標題，該標題系筆者自擬），江蘇省支邊辦公室編?。骸吨н厔討B》1959年第16期，鎮江市檔案館：B21-3-360。。南通專區有人說到新疆一天二次葷，拿錢多，一年供應500斤大米，農村與城市沒有兩樣。還說新疆有一個大果園，因人少果子吃不下爛在地上，核子有3公尺[2]《陳副專員3月22日電話會議上發言記錄稿》（1960年3月22日），南通市檔案館：D222-111-0034-0011。。（2）片面強調工業。無錫縣西漳公社干部講：“到新疆最苦是開拖拉機，好的是進工廠”。常熟虞山鎮一個小組長說:“城鎮青年去支邊一般不會到農村，不是當干部就是做工人，即使到農村也是學開拖拉機”。濱?？h正洪公社動員時說到新疆可以當工人，因此許多青年都報了名，“一是想到外面闖蕩闖蕩，二是盼望能夠改變身份，成為一名領工資的工人”[3]劉訓邦口述、佐君整理：《尋夢五十年》，見昌吉州政協黨派社團學習文史委員會編：《昌吉州政協文史資料第33輯蘇皖鄂青壯年支邊在新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部資料性出版物準印證（2010）年第53號，第340頁。。（3）怕群眾“故土難離”，把支邊說成是短期的。無錫縣個別公社干部講“到新疆三年就回來”。這一點，在無錫縣港下公社一名支邊青年處得到證實，“當時他們說去三年就回來，分配到農業上3-5元一個工”[4]訪談王清保，新疆烏魯木齊，2014年5月29日。王當時是無錫縣港下公社支邊青壯年，被分配到烏魯木齊縣地窩堡鄉金星公社。。蘇州一位支邊青年也說“公社領導說干三年就回去，而且一個月80塊錢工資”[5]訪談吳巧根，新疆和靜，2014年1月7日。吳當時是江蘇蘇州支邊青壯年，被分配到和靜巴音公社二大隊。。常熟縣也有類似的傳言，“在家搞啥工作的，到新疆去還是做啥工作，3年以后就可以回來?！盵6]楊瑞芬口述、梅潤生整理：《回望我的青春歲月》，見昌吉州政協黨派社團學習文史委員會編：《昌吉州政協文史資料第33輯蘇皖鄂青壯年支邊在新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部資料性出版物準印證（2010）年第53號，第66頁。很多人都是想著就去新疆三年，抱著出去闖一闖、看一看的想法。應該說，這樣的宣傳確實很有吸引力，但同時也造成部分人到新疆后，因與心理預期落差太大而返回原籍，不利于安置鞏固工作。

二是少數地方動員工作簡單粗暴，甚至產生強迫命令現象。如皋縣新民公社五大隊支書在黨支部會議上只簡單的號召大家當場報名，結果17個黨員都報了名，但經排隊思想通的只有2人。個別大隊事先寫好名單，在生產會議號召一下，就要求大家去蓋章。海安縣西場公社個別生產隊召開會議動員報名，群眾因思想醞釀不夠不肯報名，就把門關起來不散會[7]《進一步認真做好思想發動工作》，江蘇省支邊辦公室編?。骸吨н厔討B》1960年第1期，鎮江市檔案館：B21-3-398。?；窗部h南閘公社周莊大隊原定6個動員任務，干部指定3對夫妻，經審查，其中1人有病，5人思想不通，全部返工。漣水縣發現，李集公社笪漢大隊批準3個人，全是地主富農，后全部更換[8]《防止思想回潮》，江蘇省支邊辦公室編?。骸吨н厔討B》1959年第4期，鎮江市檔案館：B21-3-360。。對未批準的人員思想工作做得不夠。宿遷縣黃墩公社新華大隊一位支邊人員，因身體不符合條件，報名未批準，苦悶想不開，服鹽滷自殺未遂。泗陽縣在壓縮小孩數字進行個別調整后，有的婦女抱了小孩跪求，不愿退下來[9]《6月17日各地電話記要》，江蘇省支邊辦公室編?。骸吨н厔討B》1959年第9期，鎮江市檔案館：B21-3-360。。

三是部分地區報名后審查、思想鞏固工作不扎實，造成審批過程中不少人思想“回潮”。如東縣的報名人數158505人，經過排隊，符合支邊條件的48256人，真正“三通”的為5855人，僅超過任務數355人[1][3]《少數地區在宣傳中存在的問題》（原文無標題，該標題系筆者自擬），江蘇省支邊辦公室編?。骸吨н厔討B》1959年第16期，鎮江市檔案館：B21-3-360。。各地思想回潮的人數一般為5%-10%，鹽城專區批準6362人中，回潮的504人，占8.5%；武進縣試點工作批準50人，回潮的5人，占10%；宿遷縣黃墩公社批準400人，有20人思想起變化，占5%。鹽城馬溝公社批準55人，回潮達31人，占56.3%[2]《許靖同志關于鹽城地區支邊工作情況的報告》（1959年6月5日），江蘇省檔案館：4008-002-0003。。思想回潮人員的規律是：女的比男的多，有小孩比沒小孩多，城鎮比鄉村多。

針對這些問題，江蘇省委及時進行了糾偏，要求各地對“支邊的政治意義一定要廣泛深入地宣傳，思想發動工作一定要深透，宣傳內容堅決不能信口開河，更不能隨便許愿，單純以物質引誘，否則思想動員工作不成熟，不僅會影響支邊人員的思想鞏固，而且造成安置工作上的極大被動，損害黨在群眾中的威信”[3]。

結語

通過對江蘇省移民支疆的考察可以看出，在動員之初廣大民眾和少數干部對支邊存在不同程度的疑慮和誤解。各級黨委充分認識到支援邊疆建設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措施，更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政治任務，在實際工作中表現出高度的全局意識，本著既不影響江蘇各項事業繼續發展，也有利于新疆社會主義建設的原則，積極深入的進行了思想發動工作，逐步打消民眾的顧慮，激起民眾的熱情，使他們千百年來形成的“故土難離”的情結開始慢慢消解。盡管在宣傳動員中有一些偏差和不妥之處，但移民支邊任務還是順利完成了。

同時還應看到，江蘇省青壯年支邊新疆并不僅僅是簡單的移民，它更有其深遠的歷史意義。20世紀40年代，國民政府為開發建設邊疆，制定了從內地移民100萬人到新疆的計劃，同樣進行了各種形式的宣傳動員，但1942-1944年間僅完成移民1.1萬余人[4]閻東凱、張莉：《民國“開發西北”中一次未竣的移民計劃——1942年至1944年的新疆移民》，〔南京〕《民國檔案》2006年第3期，第110頁。，該計劃以失敗告終。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邊疆移民支邊，正處在全面“大躍進”時期，雖然該計劃僅執行兩年便被迫停止，但是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大規模、大范圍的民眾動員，先后有140多萬人到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這就說明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集中民眾力量辦大事，更體現出共產黨“群眾動員能力之強，操作技術之有效是其他政黨組織難以比擬的”[5]張勵：《抗美援朝運動中上海的群眾動員》，《上海黨史與黨建》，2006年3月號，第33頁。。誠然，在移民支邊過程中也存在種種問題，但從近幾十年來邊疆開發建設、安邊固疆、維穩戍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邊疆地區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增強等方面的成就和成效上來看，國家的移民支邊政策是利大于弊，從結果上看是值得肯定的。

〔責任編輯：肖波〕

本文系江蘇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項目《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江蘇省青壯年支援新疆建設研究》（KYZZ_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