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俠客非西方的偵探

葉　斌

伴隨著近幾年外國偵探小說在內地的繁榮，越來越多的人喜歡把一些中國的傳統和偵探小說聯系起來。曾經有媒體約我寫一篇文章，論證西方的偵探小說是起源于中國古代公案小說的。我不假思索地拒絕了——這是一個虛假的命題。個人認為這是一種國人不太好的習慣，對于繁榮的東西，對于自己無能為力的東西，我們格外喜歡用阿Q老先生那一套來安慰自己。

我始終認為，中國的俠客和西方的偵探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群體，盡管表象不時雷同，但本質上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究其原因，是由東西方巨大的文化差異造成的。探究這種差異，我們不妨從兩個特例來入手。他們是中國最早的俠客和西方第一位偵探。

史料可以查到的、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俠客應該是春秋時期的“越女”。相傳，吳越爭霸末期，越王勾踐臥薪嘗膽20年，終于積聚起足以消滅吳國的力量。但是，唯一的缺陷是，越國士兵的劍術始終平平，不是吳國士兵的對手。名臣范蠡為此寢食難安，晝夜尋找擊破吳國劍±的方法。一日，范蠡行走于山間，忽聞前方有擊劍之聲。原來是一牧羊少女在林間與一長毛白猿擊劍。少女劍法高超，身形靈動，三兩下便將白猿擊退，白猿長嘯而去。范蠡大驚，趕忙將少女帶回宮中，命她教授全國軍士擊劍。隨后，越國憑此絕世劍術，大破吳軍。吳王夫差無顏面對伍子胥地下之靈，掩面自刎。得勝之后，范蠡入吳宮尋找知己西施。正當有情人相見之時，少女持劍闖入。原來，少女早已傾心于范蠡，此番是要將情敵西施刺死。范蠡大驚，命令軍士全力保護西施。誰知少女劍法天下無雙，三千軍士竟也擋她不住!少女沖到西施面前，手持竹劍，卻呆立在場無法下手。原來，西施竟然如此之美，以致少女的滿腔怨恨都已化為折服。少女長嘆一聲，越窗而出。但是，少女劍法太過高明，劍刃雖未刺中西施，劍氣卻已經傷到西施的心口。從此，“西子捧心”成了幾千年來中國人心中最美的畫面。金庸先生將這個故事演化成了自己唯一一部短篇小說——《越女劍》。

拋開所有離奇、浪漫的元素不談，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俠客自出現之日起便有了一些頗值深思之處。這里的俠客是有立場、有階級的，是一個利益集團攻擊另一個利益集團的得力工具!這和我們一貫認為的俠客“超階級”、“超時代”、真正意義上的大公無私的形象完全相悖!我們再來看幾個例子論證一下。荊軻，太子丹力阻秦王羸政統一天下的工具；專諸，闔閭奪取吳王僚軍政大權的工具……很遺憾，從古至今的俠客們的形象在這篇文章里要大打折扣了。

視線回到西方。顯然，偵探的年齡要比俠客小近兩千歲。1841年，美國人埃德加·愛倫·坡在《葛萊姆雜志》上發表了史上第一篇偵探小說《莫格街兇殺案》，而小說的主人公奧古斯都·杜賓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歷史上第一位偵探。愛倫-坡的自負是盡人皆知的，由此也可見他多么喜愛杜賓這個人物——他竟然在自己的3篇小說中使用了這個人物，這在其他人物身上是沒有過的。從某種角度上講，杜賓就是虛擬世界中的愛倫·坡。

杜賓是一位法國貴族，但這個身份卻沒有對他發揮任何作用。他所在的家族已經沒落，他只是和一個朋友合住在一處偏僻的寓所中?？梢哉f，杜賓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人——沒有收入、沒有遺產、沒有地位、沒有階級、沒有朋友、沒有感情、沒有義務、沒有責任。因此，作為偵探的杜賓是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的，他只是追尋著真理，只是尋求著邏輯演繹的快樂。因此，偵探的性質在初始階段就被很明確地限定了位置：他們是自南的，是真正意義上的“超階級”戰士，是名副其實的“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兩相比較，我們便不難發現，俠客與偵探的差異是立場性的，是根本性的。這種差異產生的原因是東西方文化發展上差異的一種體現。

俠客誕生于春秋時期，是政治格局劇烈變化、思想意識百家爭鳴的必然結果。當時，在政治上，天子名存實亡，諸侯已經成為一方最高的領導者。因此，原本居于諸侯之下的兩級貴族——大夫和士的作用也就隨著“主人”諸侯地位的提升而突出出來。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諸侯和大夫的地位是遙不可及的，因此，成為一位出色的“士”就成為了這些有志者的最高追求。諸侯兼并的頻繁和大夫的責任(比如后來的戰國四大公子)給了士人以更大的活動空間。這些人有膽識、有能力，一旦得到機會。爆發出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于是，精通文章的人成為了“文士”，精通計謀的人成了“謀士”，同理，以勇武見長的人就成了“武士”。武士當中一些性格另類、武藝高強、膽識過人者便演化成為了最早的俠客。因此。俠客的起源和本質便是“士”?！笆俊庇泻翁攸c呢?最根本的屬性便是階級性和工具性。由于士都是貴族的雇傭者，因此，他們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的，行為往往帶有非理性的特點。他們崇尚“士為知己者死”，為了報答主人的小恩小惠不惜踐踏一切。我們依然以荊軻為例。從客觀的、科學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刺殺秦王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這除了使天下繼續陷于混戰，民眾繼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以外沒有任何作用。但是，在荊軻眼中，主人的需要就是一切，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計。

隨著時代的發展，俠客的“主人階層”已經不復存在，但這種觀念卻是根深蒂固的。沒有了主人，俠客便用小團體、甚至是個人的觀念繼續主宰著自己。就像喜劇《武林外傳》中老白說的那樣，“隨便偷點兒東西分給窮人就叫行俠仗義”?是的，至少中國的俠客們自己一直是這樣認為的。當然，我們不能以后人的覺悟批判前人的觀念，但理性分析的結果至少是這樣的。

在思想上，百家爭鳴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俠客的生存現狀。諸子百家奔走于諸侯以及大夫之間，競相“兜售”自己的思想學說，稱自己的思想是靈丹妙藥。諸侯和大夫接受某種思想，將其作為進退準則，那么這種思想便不可避免地在武士(也就是俠客)心中生根發芽，進而影響并最終決定了其思想和行為。

現階段，我們正在大力弘揚國學，把諸子百家的東西拿出來一講再講。我們常說，國人所有為人處事的方式都是由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決定的，只不過這些影響是潛移默化的，非常不易覺察。我個人頗為贊同這種觀點，中國的俠客也幫我證明了這點。俠客也許大字不識，俠客也許六親不認，但是，他們的行為準則卻明白無誤地體現了諸子百家思想的決定性作用。我這里無需再舉生澀的例子。借用金庸筆下的幾位大俠便能把這種影響闡釋得一清二楚。

蕭峰——墨家之俠。墨家思想是諸子百家中最無私的，是站在天下的角度為天下考慮。他們主張“兼愛”，主張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分高低貴賤，一律平等對待。而蕭峰正是這樣一位大俠。大宋、契丹、女真、西夏、吐蕃、大理，蕭峰從始至終都在拼盡全力創造一個平等的天下，他對各民族、各幫派給予的愛是絕對充分且平均的。墨家主張天下在絕對平均的前提下，應該由一德才兼備者主導。而蕭峰不辭辛苦、不畏艱

險地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但是，“絕對平均”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是不可取的。因此，蕭峰這個大英雄最后只能被天下所迫，用自己的手結束了自己的苦難。

郭靖——儒家之俠。儒家站在君主的角度為天下考慮，鄙視墨家的“兼愛”，主張“仁愛”。儒家的“愛”是有原則的，原則就是森嚴的等級制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儒家認為只有在一個統一的穩定的框架下實施“仁愛”，世界才會健康而有序地發展，無原則、無差別的“兼愛”是不足取的。郭靖就是這種思想最突出的體現。20年大漠的生活沒有改變他“大宋子民”的身份，在他心中，世界是有三六九等的——大宋為一，蒙古為二，大金為三。在這種森嚴的等級下，郭靖開始了自己的行俠仗義。因此，我們不可能看到他像蕭峰那樣縱橫天下。為了忠義，郭靖拖家帶口苦守襄陽20年，最后把全家都賠了進去。即便如此，他依然要留下倚天劍和屠龍刀，為的是漢人有朝一日光復天下。

令狐沖——道家之俠。道家站在自己的角度為天下考慮，主張“無為”，主張“天下無藥可救，唯有獨善其身”。說到這里我們會馬上想到令狐沖。是的，令狐沖就是一位典型的“獨善其身”的道俠。他沒興趣幫任何人做事——岳不群、左冷禪、任我行、方證、沖虛……他向往的只是一琴一簫，青山綠水。他知道江湖很亂很暴力，但這和他有什么關系呢……

這就是中國的俠客，他們隨時隨地被政治影響著，被諸子思想左右著。而不論是政治，還是諸子思想，都是現實的，都是有階級性的，都是一種實現利益的工具。因此，中國的俠客亦是如此。

西方的偵探則完全不同。他們誕生于資本主義制度蒸蒸日上的時期，他們面對的世界要比中國的俠客簡單得多。

在偵探誕生之前，西方世界已經經歷了許多重大變革，最重要的莫過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這些思想變革的目的非常明確——肯定人，肯定人性，把人和人性徹底解放出來。依照這種原則，中世紀時代的特權階級伴隨著相繼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在實際中和思想上都被完全消滅。而隨后到來的科學發展和工業革命更是將經濟基礎建設得堅實而美好，尤為偵探提供了一個“后顧無憂”的舞臺。

可以說，偵探是在特權、階級等“反動元素”馬上要被徹底扔進太平洋的時期出現的。一方面，他們沒有受到任何“不利”的思想感染，不會被任何人收買左右；另一方面，他們唯一的任務就是掃除一切本來就已經沒有立足之地的“反動殘余”，這更使他們在行動上無牽無絆。

偵探是不帶有任何報恩心理的，他們只將自己“出賣”給真理，而不會出賣給任何階層的任何人。偵探的思想單純而統一——自由、民主、博愛；為了追尋真理不惜一切代價，這相比俠客的思想意識簡直顯得有些“白癡”。但是，正是因為這種“白癡”的社會狀況和思想意識，使得偵探比之俠客更加純粹。

可以說，俠客和偵探都在行使著某種正義，而且這種正義是相通甚至相同的。但是，歸根結底，俠客捍衛的東西是有條件的，當這種條件被放置在一個更高的平面時，你會發覺它是如此經不住推敲，甚至是反正義的；而偵探的正義境界更高，因為他們追求的東西更簡單，更符合民眾的本性。

將這種差異延伸，我們會發覺，俠客比偵探要痛苦許多。

偵探的工具不外乎兩者——科學與邏輯。因為偵探存在的基礎和原則問題已經不存在任何疑問，所以他們只需要考慮方法的問題。因此，我們在偵探小說中會經?？吹?，偵探不斷調查取證，不斷進行邏輯推導，不斷挑戰兇手的陰謀詭計。我們很少看到偵探會有什么大徹大悟，因為他們從誕生之日起就不存在什么原則上的缺陷。

俠客則完全不同。我們會在小說中看到，俠客往往會陷于痛苦，會對自己存在的價值產生懷疑——因為他們的存在是有局限(或者說是缺陷)的。而且，中國的自然科學發展一直比較緩慢，沒有什么客觀事物可以給俠客更多的幫助。他們沒有科學和邏輯，只能依靠“悟”。中國人比較信奉“十年苦讀不如一朝得道”，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自身無法彌補的缺陷的一種逃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郭靖在《射雕英雄傳》中的苦痛和解脫，這種思索如果在偵探小說中出現，那肯定會被讀者嘲笑的。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為什么西方的偵探小說可以風行全世界，而中國的武俠小說卻難有突破，因為俠客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美麗的“錯誤”。慢慢地，俠客被大時代遺忘，只剩下沒有屬性、客觀存在的中國功夫被世界接受。

是的，在21世紀，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任何東西強加給任何一個人。只有客觀的、科學的、全人類的東西才能流傳千古。

(本文編輯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