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內閣的內政與外交

內容提要：在2009年8月30日舉行的日本第45屆眾議院選舉中，民主黨以絕對優勢擊敗自民黨上臺執政。對此，許多與會學者認為：此次政權更迭反映了日本政黨政治的諸多變化，表明日本已經向兩黨制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但民主黨能否長期執政、兩黨制是否已經成型等問題還需要謹慎地觀察。由于日本的國家利益、政治結構、發展戰略等基本面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因而民主黨新政權在內政外交政策上不會做太大的調整，中日關系依然是機遇與挑戰并存。

關鍵詞：眾議院選舉政權更迭政黨制度民主黨新內閣內政外交

2009年9月2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與國際研究學部主辦、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承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第25屆國際論壇“展望日本新內閣的內政與外交”在京舉行。國內數十位從事日本問題研究的專家學者濟濟一堂，圍繞著此次政黨交替對日本政治格局的影響和未來兩黨輪流執政的可能性、民主黨新政權面臨的執政難題和執政前景、民主黨新內閣內政外交政策的調整及其對中日關系的影響等議題，共同探討了日本新內閣的內政與外交。以下是與會專家學者的發言摘要。

張蘊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研究學部主任)：

過去五年，作為中方委員參加了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的一系列活動，深切地感到：這五年是中國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日本對外關系尤其是對華關系發生重要轉變的五年。小泉時期，日本政府不能正視和接受中國的快速發展，屢屢挑起事端，導致中日關系僵冷；安倍時期，日本開始小心地、非公開地接受中國的發展，中日間的氣氛有所變化，人們開始用“戰略互惠”等修飾語來描述中日關系，日本方面強調從中日戰略互惠中獲得利益和好處；福田時期，中日間的氛圍進一步緩和，日本進一步改善同中國的關系，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比較肯定地認可了歷史事實，也接受了一個迅速發展的中國，強調與中國進行雙邊合作，實現共同發展。此次民主黨上臺，這種傾向將更為明確，日本一方面接受繼續上升的中國，一方面在更廣范圍內同中國進行合作，這是未來幾年中日關系發展的大趨勢。

但是，中日之間的合作并不容易，兩國在戰略利益和現實利益上還存在著諸多差別。以東亞地區合作為例，針對中國方面牽頭起草的“10+3”框架下的自由貿易區草案，日本提出了不同的版本，即倡導建立“10+6”和東亞峰會框架下的自由貿易區，中日雙方出現了很大的爭議。目前，兩種版本研究報告的二期工程都已完成，只待2009年年底召開的首腦會議作出決定。但是，在2009年8月份舉行的部長會議上，東盟方面已經透露出一些信息，表示可能將堅持以“10+3”為主渠道，由“10+3”牽頭進行東亞自由貿易區研究，同時邀請東亞峰會的其他三個國家參與，實際上等于變相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方案。

鳩山由紀夫首相與日本新政府也大力推行亞洲共同體戰略，對于金融等領域的東亞合作持積極態度，新政權領導下的日本在區域合作中將更為主動。鑒于兩國在地緣戰略安排上的不同考量，雖然中日政府都試圖在更多的領域尋求戰略共同點，但雙方要真誠地合作并推動區域一體化朝著一個方向發展，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李薇(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

2009年8月30日大選后，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鳩山內閣誕生，日本的政治格局發生了一定變化。舉行此次論壇，就是希望進一步理清新形勢下日本內政外交發展的認識思路，明確研究方向。

最近這些年，日本的政治一直處于動蕩狀態，沒有找到明確的發展方向。日本正處于一個轉折時期，這不是一兩年的事情，而是一個長達二三十年的過程，可以說從泡沫經濟崩潰后就進入了這個轉折過程。在歷史上，明治維新后日本花了大約20年的時間來摸索國家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其法律體系基本上是在20年以后建立起來的。二戰后，日本迎來了一個新的轉折期，但是此時日本的國家發展方向不是由國內政治家討論出來的，而僅僅是執行美國方面給定的政策，沒有討論和反省的余地。而目前的日本，借用媒體報道所用的一個詞，就是處于“漂流”狀態，根本找不到國家發展的方向。歷史經驗還告訴我們，在日本，一旦內政發生一點變化，其外交往往會出現問題，這是因為日本總是希望能夠從外交上找到解決內政問題的切入點。所以，在日本政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此時此刻，結合日本的內政外交進行分析是非常有意義的。希望大家能夠利用國際論壇這一平臺，就民主黨新政權下日本的政黨、內閣、社會、外交以及中日關系、東亞地區發展等各個領域的變與不變充分交流意見。

一政權更迭與政黨制度

高洪(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

2009年的日本，處于時代大變革的門檻。8月30日舉行的眾議院選舉徹底改寫了日本的政治地圖，新老保守政黨朝野關系換位給日本社會各領域造成了極大的震蕩與沖擊。盡管這一變化的含義及未來前景還不十分明了，在此嘗試著對日本政壇巨變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尤其是內政方面的問題進行一些分析。

第一，新老保守政黨朝野換位中的兩黨制意蘊。在日本政治舞臺上，“兩黨制”是一個長久的話題。冷戰結束后，日本曾經兩次出現兩黨制的征兆，但最后都以自民黨恢復執政告終，直到此次大選民主黨終于成功地將自民黨趕下臺。所以，很多人至少是日本評論界認為日本的兩黨制已經成型。對此，我個人持謹慎、保守的態度。因為從政黨研究這個角度講，兩黨制需要很多與之相配套的環境，包括歷史的文化因素、現代的政治環境和要求以及一些硬件或是操作層面的安排，而日本的政治文化中還缺少兩黨制的土壤。至少從選舉法來說，日本現行的小選舉區比例代表并立制就明顯存在著與所謂兩黨制不匹配的弊端：(1)難以形成以政黨為中心和以政策為中心的政治生活，因為按照政黨比例當選的議員可能在選舉后變換黨籍，使選民對政黨的政治期待落空；(2)由于選區變小，更容易形成暗箱操作式的選舉；(3)在大城市里，比起地方選舉中分區確定地方議員名額的做法，小選舉區制度更不合理；(4)議員作為政治家的影響縮??；(5)出現缺額時提前補選的規定，造成國會頻繁進行補選。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即使民主黨上臺，也不能說日本現在的兩黨制是成熟的、非常典型的西方兩黨制度。因為，一方面不能排除民主黨成為第二個自民黨、長期盤踞在權力中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操作不好，自民黨也很可能重新奪回權力，而且近期是否還存在第三個政治集結也很難說?？傊?，毋寧將此次民主黨取代自民黨成為執政黨看成是一種“帶有日本政治特色的兩黨制征兆”或者先期表現。

第二，民主黨內凝聚力與統一政治理念問題。鳩山由紀夫的領導能力一直受到質疑，盡管此次組閣充分考慮到各個政治利益集團的平衡關系，對黨內外的人事安排用心良苦，但也不能說鳩山從此就可高枕無憂了。小澤一郎在民主黨內的領袖地位以及小澤派議員在國會中的絕對優勢，都將對鳩山形成一定的壓力。而且，一個政黨，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理念，其凝聚力和戰斗力都會遭到削弱?！巴品悦顸h”曾經是

民主黨的統一目標，但這畢竟不是一種可以完全信賴的政治理念和完整意義上的政治信仰，尤其是在成功推翻自民黨以后，黨內的政治信仰和凝聚力自然成為民主黨政黨運營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所謂缺少統一的政治信仰和理念，并不是說民主黨人沒有獨到的見解。事實上，小澤、鳩山等都有自己獨特而超然的政治哲學和政治主張，但卻始終缺少統一而明晰的政治見解，特別是全黨上下一致奉行的政治理念和信仰。鳩山提出的“友愛政治”，強調修正美國式市場原教旨主義，增強非營利組織、市民活動、社會公益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打造“友愛”基礎上的互助共生社會。這一政治理念是否具有普適性還很難說，特別是如何與民主黨的政策主張、政治實踐相結合，都有待進一步觀察。

第三，新內閣內政改革的條件與可行性分析。自民黨被人詬病的眾多問題之一就是選舉承諾的兌現度很低，民主黨上臺后也面臨著同樣的難題。從政治操作程序來看，民主黨新政權需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即從現在開始到2010年7月參議院選舉的十個月時間里盡快兌現選舉承諾，以爭取國民的普遍支持，保證在參議院選舉中獲勝。但是，目前橫亙在鳩山新內閣面前的主要障礙至少有十個：團結執政伙伴、保持良好形象、推廣政治理念、整頓官吏、盤活經濟景氣、改善民政環境、平衡政黨內外、保持日美關系、改善日俄關系、發展與鄰國關系等。民主黨既要在國民期待的短時間內實現政治目標，又必須在途中跨越一個個障礙，難度不容小覷，至少目前日本政治學者與政治評論家對民主黨的政策實現度持相對保守的意見。

劉江永(清華大學教授)：

此次選舉實現了以日本兩大政黨為主體的政權輪替，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對日本的政治、外交都可能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其中，政權更迭后日本政局表現出來的變與不變是值得關注的。

一方面，日本原有的政治結構沒有發生變化。民主黨是相對溫和的保守政黨，所以日本政治結構總體保守的性質不會發生改變，依然是保守政黨一統天下，日本的政體以及法律體系等也都沒有發生變化。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權力、社會結構、政治思潮、國家發展模式以及對中美外交戰略等發生了變化。

第一，日本的政治權力和社會結構發生了改變。雖然還稱不上是兩黨制的形成，但此次大選實現了以民主黨為主體的三黨聯合政權取代以自民黨為首的自公聯合政權，是新的溫和保守勢力與老牌保守勢力之間的權力交替。而民主黨能否長期執政，取決于2010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如果民主黨能夠獲得過半數的議席，民主黨將有可能單獨執政；如果參議院議席數維持現狀，民主黨將繼續三黨聯合執政；如果聯合政權的議席不能過半數，以民主黨為主體的聯合執政將面臨困境。

第二，日本的政治思潮發生了變化。民主黨在競選過程中即明確表示不參拜靖國神社，但這一表態并沒有成為日本選民關注的焦點，也沒有影響民主黨的最后得票，民主黨依然獲得了大勝。由此可見，相較于一些傳統的政治外交問題，日本選民更重視民生問題?？梢哉f，日本國內的政治思潮正在由原來的政治右傾化向逆右傾化方向轉變。

第三，日本的國家發展模式正在轉型。鳩山新內閣提出“擺脫依賴美國和只以經濟為中心的國家模式”，意味著日本國家發展戰略的轉型，即擺脫對美依賴的經濟優先發展模式，認為國家發展的第一要務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恢復國民生活。而日美同盟雖說依然是日本外交的支柱，但已不再適用“日本外交的基軸”這一說法。

第四，日本對美國和中國的外交策略發生了變化。對美外交，民主黨依然將保持同美國的關系作為其外交的重點，但更多地強調本國的國家利益和國民意愿，謀求日美之間的對等關系。至于中日關系，最重要的就是臺灣問題。雖然民主黨曾經表示不支持“臺獨”、支持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遵守日方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有關臺灣問題的承諾，但是奪取政權后的民主黨還沒有明確表態，其與自民黨在臺灣問題上的政策異同還有待進一步觀察。此外，在處理中日之間出現的具體問題和突發事件時，民主黨的對策和措施也值得關注，比如說在涉藏、涉疆等問題上，民主黨領導層應該不會牽扯其中?？傮w來看，以民主黨為主體的日本新政權，在未來將更加重視、至少在表面上更加強調中國在其政治、經濟、外交等諸多領域的重要性，進一步強調中美平衡、美亞并重。

張伯玉(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2009年大選后民主黨上臺執政的意義非常重大，是日本走向兩大政黨制的重要一步，標志著自民黨一黨長期執政神話的破滅。

雖然1993年大選后日本也曾經出現過非自民七黨一派聯合執政，但此次政權輪替與之相比顯然有所不同。第一，本次大選出現了“政權選擇”選舉現象，即“政權選擇”不僅在選民中形成了普遍民意，而且在各大主流媒體中也形成了強大的“共識”——民主黨將在此次大選中獲勝。第二，經過多年的積極努力，民主黨成長為一個能夠替代自民黨、接掌政權的政治勢力，并在本次大選中成功地獲得了議席多數。第三，本次政權輪替是在小選舉區比例代表并立制下實現的，其“容易產生被制造出來的多數派”的功能有助于推動政黨結構向兩大政黨制發展。

薩爾托里曾經提出一個依據兩黨制規則運作的體制的條件：(1)兩個政黨處于競爭絕對多數議席的地位，(2)兩個政黨之一實際上成功地獲得足夠的議席多數，(3)該黨愿意單獨執政，(4)權力的輪替一直是一個可信的期待。以此來衡量的話，目前的日本已經具備了兩黨制運作的可能性，但是還不能說目前日本的政黨競爭模式已經具備了唐斯模型預言所要求的兩黨制運作的必要性，即在兩黨制下，政黨將進行向心性的競爭，削弱政治分野并以負責任的節制來玩政治游戲。

與“1955年體制”時代的日本相比，目前日本的政治生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就是引入了小選舉區比例代表并立制。這一選舉制度促使選票向兩大政治勢力集中；但是由于該制度并不是單純的小選舉區制，將導致少數政黨能夠憑借其在比例區所獲選票繼續維持其在國會中的力量，同時也影響著政黨間的競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本政黨結構向兩黨制發展的趨勢。

高海寬(國際和平發展研究會研究員)：

從新的國際思維的角度來看當前日本政局的變動，可以認為民主黨上臺是日本脫離傳統保守主義、脫離冷戰政治的一種積極變化。首先，日本傳統的民族保守主義受此沖擊而被分化、弱化；其次，內外政策的“現實主義”傾向有所增強，更趨合理化；再次，民主黨主張日本要做一個立足于為國際社會做貢獻的負責任的政治大國。這將有利于日本自身的未來發展，也利于東亞地區的穩定和世界多極化的發展。但是，這只是一次改良型的變革，并非徹底的政治變革，更非一場政治革命，具有不徹底性。而且，民主黨和鳩山由紀夫提出的政策主張存在著理想主義的一面，和日本的現實政治相矛盾，其改革的良好愿望和理想未必都能實現，面臨著各種挑戰。

至于日本是否已經形成了兩黨制，首先應該明確兩黨制的概念，是像美國式的絕對兩黨制度，還是以兩黨為主體的政治格局。從目前日本

的政局來看，雖然還沒有形成完全美國式的兩黨制，但是和1993年相比，日本政治已經明顯趨向于以民主黨和自民黨為主體、兩大政黨發揮主導作用的格局。此次大選中，民主黨獲得了大勝，但落敗的自民黨依然具有與民主黨一較高下的勢力，而且正在尋求改革變化，未來的發展不容小覷。同時，其他的政黨逐漸被邊緣化、弱化，越來越居于配角地位。但是鑒于日本特殊的政治傳統和文化傳統，日本能否形成絕對的兩黨制還需要謹慎地看待。(1)從政治傳統來看，日本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兩黨制，但被軍國主義沖垮了，而戰后在美國扶植下培育起來的日本政治文化和競選文化一直是一個多極化的狀態。(2)從文化傳統來看，日本的文化和宗教等都存在著眾多的派別，信仰諸神。(3)從現實力量對比來看，雖然目前民主黨與自民黨居于強勢，但是衰敗的公明黨與其他小黨相比依然具有一定的實力，有可能成為日本政壇的第三極，而且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迥異，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被同化。所以，只能說日本正在逐漸趨向于兩大政黨發揮主導作用的政治格局。

魯義(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關于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至今、或者延續至未來一段時間的新形勢下的中日關系，有幾點是值得關注的。

第一，要充分估計民主黨在某些問題上競選綱領與具體政策之間的現實差距。第二，從手段來說，民主黨在此次大選中取勝的動因主要在于惠民政策以及大眾型動員。憑借這兩條，民主黨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其猛烈度甚至出乎民主黨高層的意料。我將這種現象歸納為“國民性政治參與”，目前日本某些政治家在國民性政治參與的運作上非常得心應手，其效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另外，在對日本政局走勢或民主黨執政前景進行判斷時，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時間點，比如說2010年7月份的參議院大選，或者是四年后的眾議院大選等。我認為在這些關節點上民主黨要繼續執政是沒有問題的，至少在參議院選舉中不會有問題；即使有問題，充其量也就是在選舉中失敗，但丟掉政權的可能性幾乎沒有。此次鳩山內閣的人事安排挺好，特別是對小澤一郎的安排堪稱鳩山由紀夫最明智的選擇，是對小澤功績進行表彰的同時將未來責任推給小澤的非常巧妙的安排。作為民主黨的干事長，小澤一郎有責任領導2010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如果敗選，小澤將一人承擔責任，雖然其政治生涯還能繼續，但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恐怕將不復存在?？梢哉f，鳩山由紀夫對小澤一郎的安排是從正反兩方面進行反復思考后的結果，其在組閣和黨內人員安排等方面的考慮也都是比較細致的，民主黨的執政前景短期看來不會有問題。

林曉光(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民主黨上臺后，鳩山由紀夫在處理黨內外矛盾、進行權力分配和人事安排等方面都做得非常巧妙。但是需要補充的是，這些看似非常巧妙的措施，幾乎都會產生兩種可能。以鳩山對小澤一郎的安排為例。這樣的安排，讓小澤滿意，也讓小澤派滿意，但是民主黨四大巨頭獨剩小澤一人主管黨務，那么在黨內誰說了算?很有可能就是其他三人忙于政務而無暇顧及，事實上將黨交給了小澤一郎。小澤掌握了黨務、資金、國會對策和人事安排，下一步是否就會爭奪政策主導權?這種擔心并不是空穴來風，2009年9月21日日本媒體報道說，小澤一郎主張設立政策會議，要求政黨能夠參與政策制定?？梢?，人事安排還沒有全部落定，小澤要求政策主導權的意向就已經顯現出來。而且，據有關人士稱，鳩山內閣的人事安排擬定后需要先交給小澤過目。雖然其中的真實性需要進一步確認，但其透露出的意味還是值得注意的：鑒于小澤一郎在民主黨內占據的巨大優勢，日本政權即使表面上沒有但在實質上也可能出現決策兩難的機制。所以，我認為鳩山對黨內的安排，現在看起來很巧妙，但也帶有難以預測的負面影響，鳩山未來的執政很難一帆風順。

鳩山的執政之路不平坦，還緣于其與政府官僚之間的關系將直接影響新政權能否順利運作。鳩山內閣上臺后，首先需要兌現的競選承諾就是對政府官僚機制進行調整，采取了取消事務次官會議、中止“下凡”

、制度等措施。對此，雖然日本各省廳的官僚們表示不滿與無奈，但也并不認為這些措施會真正實現黨高政低的決策機制，他們認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官僚的基礎性作用、核心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雖然新政權設立了“國家戰略局”進行政策決策，但其可能更多的是一種宏觀的綱領性、方針性的戰略決策，而具體的政策措施還得依靠經驗豐富、業務素質過硬的官僚來制定。而且，政黨與官僚之間的較量還沒開始，民主黨內對決策主導權的爭奪就已經開始了。所以，民主黨執政面臨著眾多問題，未來并不像媒體報道的那樣一片光明。

在議會內閣制下，選票是政黨存在的生命線，民主黨上臺后的一切舉措可以說都是圍繞選舉進行的。目前民主黨新內閣要應對的最大問題就是2010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如果民主黨不能在參議院選舉中保有既有議席，雖然不會導致內閣總辭職、民主黨下臺，但是會對民主黨內閣的政治運營帶來障礙，還會對民主黨的上升勢頭和日本國民的心理造成沖擊，甚至可能成為轉向性標志。所以，民主黨新政權的所有政策措施，包括內政外交政策都將以選舉為中心。據此可以預測，民主黨不會在外交上有太大的舉動，不會立刻調整日美關系以追求對等，不會在中日結構性問題上主動向中國發難，其所有的政治資源和行政資源都將優先滿足內政需要。以對美外交政策調整為例，盡管民主黨政權提出美亞并重的外交戰略，但其外交還是倚重于美國，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生死攸關的問題。所以，雖然要求日美關系對等，但那些真正涉及地位平衡的核心條款，鳩山內閣是不會去碰的，其所提出的修改日美協定、遷移普天間空軍基地以及整編駐日美軍等要求幾乎都是為了爭取選票。

肖傳國(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教授)：

2009年日本眾議院選舉后，日本將實現“三個更替”，即從自民黨政權到民主黨政權的更替、從舊政治形態到新政治形態的更替、從以官僚中心型政治向國民主導型政治的更替，同時也將開啟日本政治的新歷史——保守兩黨制。

從1955年到1993年，日本政治一直處于保守和革新兩大政黨對峙的狀態，兩大政黨旗幟鮮明、針鋒相對，被稱為“保革對峙時代”。而目前掌握日本政治命運的卻是基本政策沒什么差異的兩個保守政黨，給日本政治帶來結構性變化，即“兩大保守政黨”壟斷日本政壇。

所謂“保守兩黨制”，就是指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樣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兩個勢均力敵的政黨互相對峙，通過議會選舉或總統選舉的勝利而輪流上臺的政治制度，具有保守派政治勢力擁有主導權、兩大保守政黨具有競爭性的兩大特點。作為“保守兩黨制”的設計師和踐行者，小澤一郎認為“保守兩黨制”的實現是構筑自主性政治大國的手段，是日本邁向“普通國家”改革中的一個過程。所以，小澤率領民主黨不遺余力地追求從自民黨手中奪取政權，進而形成保守兩黨輪流執政的政治體制。雖然目前看來民主黨的執政基礎比較堅實，但依然面臨著重重的困難和挑戰，任務十分艱巨。

徐萬勝(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教授)：

日本第45屆眾議院選舉，不僅是21世紀初兩大政黨真正意義上的“政權爭奪戰”，“自民黨潰敗、民主黨大勝”的選舉結果更是給日本政治結構帶來了深刻變化，日本政治也面臨著政治改革、民主黨執政能力建設等現實問題。

第一，“1996年體制”的終結?！?955年體制”崩潰后，自民黨在短暫下野十個月后重新參與執政，特別是1996年1月至2009年9月，盡管政權的框架結構歷經變化，但“以自民黨為核心的聯合政權”始終沒有發生變化，被稱為“1996年體制”。2009年9月16日，在大選中獲勝的民主黨黨首鳩山由紀夫被指名為首相，隨后組建了由民主黨、社民黨和國民新黨構成的聯合政權，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喪失執政權。至此，冷戰后日本的政黨體制轉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日本即將進入一個民主黨與自民黨激烈競爭、交替執政的時代，“1996年體制”這種“一黨優位制”將開始向“兩黨制”過渡。

第二，政治參與的發展。在日本，國政選舉是選民參與政治的基本方式和主要途徑。2009年大選中，日本選民的政治參與有了新的動向：“政權更迭”的前景預期和對原有政府的強烈不滿激發了廣大選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其中小選舉區投票率和比例代表區投票率均創下了自1996年實行小選舉區比例代表并立制以來的最高紀錄；自民黨的傳統后援團體產生了嚴重背離；網絡技術在選舉活動中得到進一步應用。

第三，政治體制改革。從民主黨在選舉中發表的政權公約來看，新成立的鳩山內閣將基于“五項原則”，在“政治主導”領域、行政制度改革領域、地方分權改革領域以及選舉制度改革領域等采取一系列措施，試圖實現日本政治體制從“官僚主導”向“政治主導”的徹底轉變。新政權所要推進的政治體制改革涉及面廣，最終落實尚需時日。而且，政治體制改革難免觸動各種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改革進程必然會遭遇“總論贊成、分論反對”的局面。

第四，民主黨執政能力的建設。民主黨能否實現長期執政，與其如何進行執政能力建設密切相關。為了提升執政能力，民主黨面臨著進一步加大黨內派系統合力度、協調執政黨間合作關系、擴充社會支持基礎以及提高政策制定能力等諸多挑戰。展望未來，日本選民中認為自民黨能夠重新執掌政權的比例高達66％，而鳩山內閣又面臨著對內恢復日本經濟、對外構筑日美同盟關系和展開亞洲外交等課題，這都將對民主黨的執政能力提出較高的要求。

馬俊威(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

很多專家對日本民主黨執政的政策和前景分析似乎都是喜憂參半，我個人對民主黨的執政前景還是比較看好的，主要基于以下幾點理由。

第一，民主黨在此次選舉中獲得大勝。在日本有這樣一種說法：“民主黨大勝的理由不多，自民黨大敗的理由不少?！币簿褪钦f，自民黨的失敗是自己造成的，民主黨上臺是因為國民對自民黨非常失望，又沒有一個特別看好的政治力量來取代自民黨，所以讓民主黨來試試看。這種情況對民主黨是有利的，因為對民主黨沒有寄予過高的期待，所以國民也好、媒體也好，對民主黨的政策執行將給予一定程度的寬容。

第二，民主黨在國會中的勢力相當雄厚。在日本政治中，數字就是力量，這主要體現在眾參兩院的實力對比上。在此次眾議院選舉中，民主黨獲得308個議席，而自民黨只有119個議席，可以說民主黨已經在眾議院中穩穩控制了主導權。而在參議院中，雖然民主黨沒能單獨取得過半數，但是其與國民新黨和社民黨聯合執政，日本共產黨也表現出格外的合作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確保民主黨在參議院也能通過法案、制定政策。對于民主黨來說，2010年的參議院選舉至關重要，但是不管能否單獨取得過半數，民主黨都將維持現有的力量，因為自民黨現在還不具備在參議院翻盤的能力。而且，原自民黨聯合執政伙伴公明黨已經表現出與自民黨分道揚鑣的趨勢?？梢源竽戭A測，如果民主黨不能在2010年參議院選舉中單獨取得過半數的話，公明黨恐怕將被納入執政聯盟。所以，可以說目前民主黨在眾參兩院所擁有的勢力已經非常強了，民主黨在國會保有這樣一種優勢的局面，至少在下一屆眾議院選舉之前的四年內不會改變，也就是說民主黨在四年內保持執政的優勢地位是不會改變的。

第三，民主黨的政策執行力度具有一定的優勢。一方面，民主黨是第一次上臺執政，不像自民黨同財界、官僚之間存在“鐵三角”關系，沒有來自眾多利益集團的壓力，可以基本上按照自己的競選承諾去施政；另一方面，民主黨提出的政策主張大都是惠民政策，符合日本選民的利益，雖然落實起來會有一些經濟困難，但只要民主黨全力以赴地朝著這個方向去做，即使不能盡如人意，也會獲得眾多選民的理解。

第四，民主黨的黨內矛盾并非一發不可收拾。雖然看起來民主黨內存在著雙重的權力結構，但實際上小澤一郎和鳩山由紀夫之間是一種良好的制衡關系。一方面，在民主黨內，鳩山的人氣無法與岡田克也相提并論，正是因為小澤推舉了鳩山，鳩山才能坐上黨首的寶座、進而出任日本首相，而且鳩山內閣和民主黨的凝聚力依然主要依靠小澤派來維持。另一方面，小澤一郎本人并沒有放棄東山再起的愿望，很可能在其秘書受賄事件結束后卷土重來，這就需要保持民主黨黨內和民主黨政權的穩定。由此可見，民主黨內穩固政權的凝聚力要遠遠大于離心力。

姜躍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關于日本新內閣，日本方面有這樣幾種說法值得關注。一個是“此次大選不是民主黨的勝利，而是自民黨的失敗”，再有就是“新內閣是一種前后輪內閣”。也就是說，不同于俄羅斯政權的兩輪并行驅動，民主黨上臺后的日本政權可以稱為“前后輪內閣”，鳩山在前、小澤在后。這種前后輪結構如同自行車，行駛太快或太慢都會傾倒。雖然說法有些不同，但這些說法與大家所理解的此次大選和民主黨內閣還是有共同之處的。

此次大選和新內閣的誕生，反映了日本社會的一種現象，即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社會始終在求變。自民黨執政多年，早已形成了體制疲勞，日本國民越來越感受到其中的弊端。尤其是其政治體制形成的政官財“鐵三角”關系，為顧及不同集團的既得利益，日本社會的有限資源無法正常地流入真正能夠提升經濟發展的領域，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鑒于此，日本社會特別是日本的在野黨始終在求變，要求這種體制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只有徹底改變這種鐵三角關系才能給日本社會帶來希望。此次大選日本選民寄希望于沒有足夠執政經驗的非資深政黨民主黨就說明了這一點。

至于中日關系，民主黨上臺后，日本對華關系的利好因素依然存在，而過去制約中日關系發展的死結問題特別是歷史問題等有可能出現一個比較大的變化，這將有利于兩國關系的發展。但是決定中日關系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執政黨，而是日本的國家戰略，日本的國家戰略目標不變的話，中日之間容易發生碰撞的焦點也難以發生改變。而且，中日之間實力對比等結構性存在以及“中國威脅論”等日本社會右傾化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制約中日關系發展的問題也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未來中日兩國應該加強務實型合作特別是一些大項目的合作，爭

取在一些具體合作領域實現突破。

孫承(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日本大選實現政權交替，日本的政治外交或將進入一個新時代。

第一，戰后日本由自民黨長期執政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政壇沒有一個政黨能夠與自民黨相抗衡。即使是此次大選民主黨取自民黨而代之，也不能說是民主黨的勝利，而是自民黨的失敗。但是這種變化反映了日本社會的一種訴求，即自民黨一黨執政的時代已經過去、日本政治應該走向政黨輪替。所以，可以說，雖然自民黨失敗、民主黨上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從日本政黨政治發展的歷程來說，政黨輪替是一個歷史的必然，有可能開啟一個新時代。

第二，政黨輪替能否持續取決于民主黨和自民黨未來的表現。一方面，民主黨作為執政黨面臨著一系列挑戰，比如如何應對當前的經濟危機、如何兌現競選時承諾的政治主張、如何協調政黨內部以及聯合政權中的政策主張差距等。上臺之初，為了維持政權的穩定，各方勢力可能還會有所妥協，但是未來如何發展、民主黨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合格的執政黨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另一方面，下野的自民黨也面臨著很多困難，包括人才、資金、政黨改革等。能否重新集結黨內力量獲取選民信任，能否做好在野黨發揮監督作用，都關系著自民黨能否在下次大選中東山再起?？傊?，民主黨做好執政黨、自民黨做好在野黨，政黨輪替機制才能在日本運作起來。而這些都還是未知數，需要進一步觀察。

第三，政黨輪替后日本的外交取向和國家發展方向依然體現民族主義?？v觀日本戰后歷史可以發現，雖然“日美同盟”、“日美新時代”等都體現出日本外交路線的親美色彩，但民族主義一直是日本內政外交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新上臺的民主黨的政策主張也不例外。小澤一郎的“普通國家論”自不必說，其他民主黨領導人也都是民族主義很強的人物。鳩山由紀夫不久前就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掀起軒然大波的文章，被美國人認為具有“反美”傾向。雖然這種競選主張將來不一定會兌現，但還是透露出一種意味，就是日美對等關系并不是鳩山由紀夫或者是小澤一郎的個人要求，也不僅僅是日本政治家的要求，而是整個日本社會的訴求。雖然美國在戰后日本的經濟發展和民主建設中有一些貢獻，但也在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中留下了永久的痛，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解決的話，民族主義在日本政治外交中的影響作用是不能緩解的。從日本的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來看，目前日本還不可能擺脫日美同盟，但是日美同盟關系朝著一個相對平等的方向發展是日本民族主義的要求，民主黨新政權對日美關系進行調整是不可逆的。另一方面，實施亞洲外交是日本展示其外交自主性的最好舞臺，民主黨新政權的主要手段就是推行東亞共同體。鳩山由紀夫曾經指出?！皷|亞共同體的目標就是同中國打交道”。由此可見，發展中日關系將是鳩山內閣外交戰略的重要一環，日本將在東亞共同體這個多邊層次平臺和中美日三國之間關系這個雙邊層次平臺的基礎上調整對華政策。

二民主黨新內閣的政策調整

呂耀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

2009年9月16日，民主黨、社民黨以及國民新黨三黨聯合政權成立，表述了日本新內閣內政外交的新思路。在此主要對其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進行簡要分析。

第一，對執政黨外交理念的評估。民主黨在成立之初即提出了一些外交理念，如尊重和平憲法、以日美關系為基軸構筑與亞洲各國的信賴友好關系、確立自主外交等。其代表人物小澤一郎提出“普通國家論”，強調在日本成為“普通國家”的過程中，對外以經濟援助、地球環境保護等手段為國際社會做貢獻，同時提升日本參與國際事務的力度，在國際安全保障領域有所作為、增強日本擁有的國際政治權力，發揮與經濟實力相稱的大國作用。社民黨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具有“締造和平”的色彩：基于人類安全保障的立場，進行安全保障環境的建設，如要求通過對話方式解決朝鮮問題；削弱對日美安保的依賴，構筑多國間的安全保障體制，尤其是推進亞太地區的多國安全保障對話，在六方會談框架內解決朝核問題；縮小和改編自衛隊，實現和平憲法的理念；積極推進非軍事領域的國際合作，反對自衛隊參加以軍事行動為目的的多國部隊，尤其是反對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實現東北亞無核化以及沒有核武器和戰爭的21世紀。國民新黨“反對修改和平憲法”、“反對保守政黨追隨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主張“正視歷史并重視與亞洲鄰國關系”等。三黨聯合執政，需要充分考慮每個政黨的外交政策取向，以形成聯合政權最終的外交考量。為此，作為執政黨內部的聯絡協調機制，執政三方一致同意在內閣設立三黨黨首級“基本政策內閣成員委員會”，由其對政策進行協調并向內閣會議征求意見后作出決策。

第二，日本新內閣的外交理念和政策特點。日本新內閣外交政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加強與中、韓等亞洲國家的關系，注重“日美同盟”與“亞洲外交”的平衡，以“外交三原則”回歸的“外壓力”實現“日美同盟關系”的對等。其在一系列對外關系和國際熱點問題上的政策調整，突出強調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包括：建構“緊密而對等的日美同盟關系”；繼續堅持日中戰略互惠關系，通過對話，平等協商，處理分歧，建立政治互信；推動日朝關系有所突破，重視亞洲區域經濟合作，主張建立東亞共同體和亞洲共同貨幣等；提出溫室氣體“新減排目標”，力圖確立日本環保大國形象，掌握國際事務的話語權和主導權。

第三，日本新內閣外交政策的走向。(1)民主黨的基本目標是改變現存的官僚主導型社會結構，建立一個自立與相互依存的以市民為中心的社會。這就決定了民主黨有向多元化的大眾民主政治轉變的政治取向，在外交關系上就表現為可能借助所謂“價值觀外交”的力量，聯合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共同應對亞太地區大國崛起、朝核問題等國際事務。(2)日本新內閣將突出重視亞洲外交的策略性運用，通過開展雙邊或者多邊安全戰略對話，增強自己在國際社會尤其是東亞地區的主導權和發言權，同時構建日美同盟與亞洲外交的平衡關系。但是從日本外交戰略的根本來看，日本要實現“普通國家”還需要以日美同盟為依托，日本新內閣將把日美同盟作為實現全面大國化目標的基本路徑和戰略支點，通過強化日美同盟實現“借船出?！?、謀求全面大國化的戰略指向。(3)在全球化時代，“全球民生路線”將有可能發揮獨特的功能和作用。日本新內閣將把環境、氣候、能源等國際性民生問題作為其參與國際政治的切入點和制高點，以引領全球性議題的姿態，增強日本的國際影響力和親和力。

胡令遠(復旦大學教授)：

戰后日本的和平與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特殊的日美關系，民主黨上臺后要求在日美之間建立所謂“對等關系”，勢必牽涉到日本和平憲法的命運。

長期以來，日本自民黨對待和平憲法的一貫做法就是使其“空洞化”，即借助一些相關事件使海外派兵、周邊有事、反恐以及打擊海盜等法制化，并在“集體自衛權”等敏感問題上做文章，再通過修改憲法擺脫束縛、組建所謂“自衛軍”實現軍事自由行動，最終使日本成

為軍事大國。這在自民黨的執政過程中一再被證明，該黨的《新憲法草案》中也有明確的表述。新上臺的民主黨雖然對上述自民黨的做法基本持批判態度，但是在安全上還必須依賴美國的日本如何建立起日美對等關系、恢復民族尊嚴，這是一個現實而棘手的問題。目前民主黨直面的一個問題是：根據2007年國會通過的《國民投票法》，2010年5月日本將舉行關于修憲的國民投票，隨后的7月又將進行參議院選舉。屆時，修憲問題將成為參議院選舉的一個論爭焦點，特別是自民黨肯定會借此大做文章?？梢哉f，這兩次投票都將是對民主黨的考驗，民主黨是否會啟動修憲、如果啟動的話又將如何應對修憲等問題成為關鍵。

關于修憲，相較于自民黨比較完整的憲法草案，民主黨顯得有所欠缺，不僅沒有明確的理念和草案，甚至沒有納入本黨的議事日程。在考量民主黨對待修憲問題的態度時，需要關注的重點是小澤一郎。特別是在此次大選后，鑒于小澤在民主黨黨內派系中的領袖地位以及小澤派議員在國會議席中的優勢地位，小澤一郎有可能對民主黨2010年的參議院選舉形成主導。小澤一郎一直追求的政治目標主要有兩個：近期目標是實現政權更替，事實上已經達成；長期目標就是使日本真正走出戰后，成為普通大國，實現對等的日美關系。而日美之間要達成真正的“對等關系”，勢必要牽涉到對和平憲法的修改，所以，小澤一郎有可能在合適的時機推動這一進程。此外，考慮到日本國內民眾的修憲意愿，民主黨也可能會在修憲問題上有所動作。

事實上，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人鳩山由紀夫和小澤一郎對于修憲問題都有一定的表述。其中，鳩山報告提出在堅持和平主義三原則的同時實施國際協調和有限制的集體主義，設立聯合國常備軍，利用聯合國這一平臺解決問題；小澤則要求堅持“四原則”。不管怎樣，民主黨最后提出了憲法草案，雖然具有一定的折中性質，但從總體上來說，決定日本未來方向、給中美日關系帶來長期重大影響的日本國家根本大法的修改由民主黨政權主導，比由自民黨主導有利，這也可以算是本次大選的一個積極成果。

王海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講師)：

隨著日本政權的歷史性更替，新上臺的民主黨如何看待中日關系中的臺灣問題，日臺關系又將出現哪些變化，已經成為有關各方關注的熱點之一。

第一，民主黨關于臺灣問題的基本主張與自民黨并無實質不同，即依靠日美同盟維持臺?，F狀、遵循《中日聯合聲明》中關于臺灣問題的承諾、同時與臺灣發展實質關系、強調民間層次的經濟文化交流。但是民主黨高層以及鳩山內閣中的所謂知華派在臺灣問題上持對華不友好的態度，而且在相關親臺組織中擔任重要職務，活動頻繁?？梢哉f，民主黨在臺灣問題上的態度和政策具有兩面性，不能對其抱樂觀心態。

第二，日本國會中的親臺色彩濃厚，日本政界與臺灣當局之間的政治溝通就主要通過跨黨派親臺議員組織“日華議員懇談會”(簡稱“日華懇”)進行，這一點自該組織成立以來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此次大選后，雖然“日華懇”的眾議員人數有所減少、勢力遭到削弱，但其在推行“親臺制華”政策上、在日臺關系中的主導地位依然難以撼動，只是民主黨在其中的角色有所增強，從而會使“日華懇”與民主黨內現有親臺議員組織“日臺議員懇談會”和“日華安保、經濟研究會”等進一步聯合，推動日本政界親臺力量的進一步整合。

羅援(中國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研究員)：

盡管此次日本大選實現了政權更替，但是新上臺的民主黨在安保領域與自民黨并無本質區別，其軍事戰略不會有太大的變化，變與不變都取決于日本國家戰略利益的需要。2009年8月4日出臺的“安全保障與防衛力量懇談會”報告，將為日本出臺新防衛計劃大綱做學術鋪墊。其中有幾點值得關注：第一，關于修憲問題。新大綱可能會加快修憲進程，在海外派兵、集體自衛權等方面實現重大突破。第二，關于軍事力量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作用。日本可能在保持原有模式的同時，重視發展軍事力量，推動自衛隊聯合指揮、自衛隊正式軍隊化等進程。第三，關于專守防衛策略的問題。日本有可能重新對以“專守防衛”為基本理念的國家防衛方針進行評估。第四，關于擁核問題。民主黨將采取縱容態度，有可能放棄無核三原則，或者是采取德國模式。

王新生(北京大學教授)：

此次大選中，民主黨以“政治家主導型政治取代官僚主導型政治”、“使國民成為政壇主要角色”為競選口號，提出要從官僚手中奪回權力，清除過去那種官僚主導決策過程的弊端，推動政府的決策模式由官僚主導型向政治家主導型過渡，最終形成首相官邸主導型決策模式。為此，民主黨制訂了多項具體行動方案，包括設立由首相直接領導的“國家戰略局”以制定基本財政和外交政策，廢除有123年歷史的先于內閣會議舉行、就政策事項作出決定的事務次官會議，組建由大臣、副大臣以及政務次官組成的政策決策機構，打破政府官員退休后到有政府背景的機構或公司任職的所謂“下凡”傳統，派遣民主黨議員進入各省廳控制官僚勢力等。

事實上，在日本形成首相官邸主導型政策決策模式，是有一定基礎的。第一，在全球化背景下，削弱政府的權限和職能是發展趨勢。第二，敲打官僚在日本有一定的民意基礎。在日本，除了“政官財”鐵三角以外，還有另外一個“政治家一官僚一選民”之間的三角關系，即政治家因為選票而受制于選民，選民因為政策規制而受制于官僚，官僚因為人事制度而受制于政治家。日本選民樂見對官僚權限的削弱。

不可否認的是，雖然民主黨希望改變“官僚主導”這一現狀，但建立首相官邸主導型政策決策模式也存在著一定的難度。(1)執政黨的內閣成員頻繁更替，很難在短時間內熟悉相關政策決策的內容、模式和過程。相反地，官僚中不乏優秀人才。他們業務素質高、操作能力強，具有豐富的決策經驗，由其進行政策決策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短時間內由議員取而代之是不現實的。(2)民主黨沒有執政經驗，能否在削弱官僚決策權與利用官僚專業知識之間掌握平衡，是否具有判斷日本未來發展方向并將其轉化為行動的能力，都存在著相當的難度。而且日本的官僚具有較強的政治影響力，并非能夠任意敲打、輕易削弱的對象。日本曾經成立行政改革委員會，減少行政機構的數目，削弱行政機構的權限，如將大藏省的經費預算權轉移到內閣府，小泉時代還成立了“經濟財政咨詢會議”，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首相官邸主導決策過程的特征，但在安倍、福田、麻生時期，這一發展趨勢又出現了倒退。(3)內閣成員能否達成共識，也制約著首相官邸主導決策過程的建立。鳩山由紀夫和小澤一郎之間的權力雙重性，鳩山、小澤與民主黨其他領導人之間的分權問題，鳩山與首相官邸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等日本新政權內部的統一問題，都將影響到日本政府決策主導權的轉移。

梁云祥(北京大學教授)：

2009年大選使日本政壇迎來了戰后最重大的政治變化。但是，因為兩大政黨同屬保守政黨，民主黨在執政理念和基本政策方面與自民黨并沒有什么特別的不同，只是在一些具體做法和操作程度上有所差異，

比如其對外交政策的調整。

第一，日本對美外交政策的調整。民主黨提出要建立緊密而對等的日美關系，一再強調日本的自主獨立性，比如說準備在2010年1月撤回印度洋上的自衛隊軍艦、重新探討和修訂日美地位協定以及重新審視美軍整編計劃和駐日美軍基地等。這些政策看似意圖脫美，但事實上動作不可能很大，畢竟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最重要的國家利益，而且對日美關系進行重大調整的主動權依然掌握在美國手中。所以，盡管民主黨新政權試圖表現出不同于自民黨的更加獨立自主的對美政策，但是恐怕難以完全實現，日本對美外交政策只可能在美國容許的限度內對一些具體事宜進行微調。

第二，日本對亞外交政策的調整。為了顯示自己更加重視亞洲和中國，民主黨新政權在某些問題上可能會有所進展。例如在歷史認識問題和推進亞洲合作方面，新內閣主要領導人就曾多次公開表示不參拜靖國神社，并積極謀求推進同中國以及其他東亞國家之間的地區多邊合作，建立東亞共同體。民主黨在歷史問題上的正確認識會對目前的中日關系起到積極作用，至少會進一步改善兩國間的政治氛圍和中國國民的對日感情。而其積極推進地區合作的態勢，將有利于中日兩國在多邊框架下緩解雙方在東亞合作主導上的沖突與分歧，以追求共同戰略利益，創造更多合作與突破的空間。但實現東亞共同體在短期內是不現實的，目前最為現實的政策就是強化中日韓首腦會晤機制、推進自由貿易區發展等。此外，民主黨新政權還將在環保、節能、新能源等日本具有比較優勢的新興領域占據主導、擴大合作。

總之，相較于自民黨政權，以民主黨為主體的日本新政權的外交政策具有一點新意，但并沒有顛覆性的或者說根本性的變化。

江新鳳(中國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研究員)：

雖然民主黨與自民黨都屬于保守政黨，但其在外交安保政策方面的主張有著明顯的差異。但是在競選過程中，民主黨的安全政策主張開始向后退縮，給人向自民黨政策趨近的印象，日本媒體稱之為民主黨的政策主張更為“現實主義”了。盡管日本新政權的安全政策尚未完全出臺，但在當前形勢下，新的執政黨和領導人上臺，也不可能完全改變日本國家安全政策的總體方向，即積極發揮經濟優勢和軍事力量的作用、使日本成為“普通國家”、爭做“政治大國”的總體目標不會改變。但是因為執政理念有所不同，日本民主黨新政權的安全政策將出現一些微調，與近年來急于突破防衛政策的自民黨政權相比，總體將趨于溫和、漸進、協調。

第一，外交政策上，將以“日美對等關系”和“亞洲外交”為支柱，由“親美外交”轉為“美中并重”，外交重點逐步轉向亞洲，同時提高日本的外交自主性。這是民主黨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超霸地位下降、中國國際影響力上升的現實形勢下做出的合理選擇。但是，日本在現階段擺脫美國的控制是不現實的，而且民主黨的本意也并非想完全擺脫日美同盟，充其量只是在日美同盟中爭取更多的對等關系，日美同盟在未來一定時期內依然是日本對外政策的基軸。民主黨提出的對華措施，包括當選后訪華、不參拜靖國神社、反省日本侵略歷史、加強與中韓等亞洲國家的外交關系等，將有利于促進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發展。但東海問題、釣魚島問題等現實利益沖突依然存在，日本將延續“經濟上倚重中國，防衛上加強防備”的路線，對中國的防范尤其是對中國軍事發展和海洋政策動向的防范和戒備將有增無減。未來的中日關系依然是競爭與合作并存。

第二，安全戰略上，將實行“多層次合作”安全保障戰略，通過四種途徑實現三個安全戰略目標。2009年8月4日，為了給預定于2009年年底出臺的新防衛計劃大綱定調，日本首相官邸設立的“安全保障與防衛力量懇談會”提交了一份報告，明確提出“多層次合作”的新綜合安全保障戰略，即通過日本自身努力、與盟國合作、與地區合作以及與國際社會合作四種途徑，實現確保日本安全、預防威脅、維持并構筑國際體系三大目標。與“2004年大綱”的三種途徑、兩個目標-相比，該報告增加了“地區合作”這一途徑和“維持并構筑國際體系”這一目標，表明日本對經濟活躍、各種矛盾交織的亞太地區非常重視，同時也表明在美國影響力下降的形勢下，日本將在地區安全機制和國際體系的構建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充分彰顯其大國志向。

第三，防衛政策上，將進一步發揮軍事力量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作用，但是政策突破將有所放緩。無論是應對日本或周邊的突發事態，還是改善地區和國際的安全環境，都將是日本軍事力量施展職能的重要舞臺。民主黨上臺后將按照原有步伐發展軍事力量，包括進行防衛省改革、文武官混編、編制體制調整、聯合指揮體制改革等。未來的日本自衛隊將通過平時搜集情報、不間斷地警戒監視等，防止出現各種威脅日本安全的事態，同時在聯合國框架內更加積極地參與反恐、反海盜、國際維和等領域的行動。這是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所決定的，也是其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擴大國際社會影響力所需要的。但是與偏右的自民黨相比，民主黨的防衛政策相對偏中左。雖然前面所提到的報告提出將對日本50多年來遵循的“國防基本方針”以及“專守防衛”、“無核三原則”、“武器出口三原則”等基本防衛政策進行修改，但鳩山由紀夫還是主張堅持“專守防衛”原則，恪守“無核三原則”，堅持不發展核武器，提倡實現“無核世界”，并將對日美“核密約”問題展開調查?？梢哉J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日本民主黨的防衛政策主張比自民黨要溫和，日本的防衛政策突破步伐有望放慢。

黃大慧(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冷戰結束后，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遲遲沒有在地區乃至世界范圍內發揮與其經濟地位相符合的國際作用。這并不純粹是一個硬實力的問題，還涉及日本的軟實力。一方面，日本過分追隨美國的外交戰略損害了自身的國際形象；另一方面，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強烈的狹隘民族主義影響了日本同亞洲國家的和解。

日本要想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首先應該在亞洲地區取得鄰國的諒解。民主黨從近20年的日本外交歷程中吸取經驗教訓，開始在堅持基本戰略定位不變的同時，對其實現外交目標的策略和手段進行調整，即強調日美關系對等、加強亞洲外交。小澤一郎就一再強調，日美關系或者說日美同盟應該是一種對等關系，不對等就不是同盟。日本要實現與美國關系的對等，需要在依托亞洲、加強聯合國外交的同時，關注日美同盟本身的變化。傳統意義的日美同盟是一個安全意義上的、主要涉及安全保障的同盟，如果日本想實現對美關系平等，就需要促進日美同盟的內涵發生變化。如果在2010年日美安全條約修改50周年的時候要重新界定日美同盟的話，日美同盟將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安全領域，還將涉及非傳統安全領域，比如環境問題、氣候變暖問題、新能源問題、反恐問題、傳染性疾病問題等，都有可能成為日美同盟的新內涵和新因素。而日本恰恰在這些領域擁有較多的優勢，如果日美同盟的內涵發生變化的話，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作用自然會得到提高。民主黨上臺后一直強調亞洲外交、推動東亞共同體，實際上有其“一石三鳥”的作用：(1)

加強對亞洲外交，推動共同體建設，以此為依托提升日本對美外交的對等性；(2)通過東亞共同體建設，利用多邊機制框架約束中國；(3)推動東亞一體化進程，為日本的再度崛起尋求突破口，探索路徑。

關于集體自衛權問題，不同于自民黨企圖通過修憲、憲法解釋等手段來行使集體自衛權，民主黨主張在聯合國框架內、打著聯合國的旗號行使集體自衛權，不一定要修憲。民主黨是否會提出修憲，如果要修憲、是否會提上2010年的議程，都涉及新執政聯盟等方方面面，現在進行判斷還存在一定的難度。我認為，民主黨可能會繞開修憲，打著聯合國的旗號行使集體自衛權。還有就是擁核問題，最近日本國內擁核論有所抬頭，核密約問題引起人們的關注，這可能意味著日本的核政策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和調整。如果將日美圍繞核問題達成的密約公開的話，日本要么繼續堅持“無核三原則”，反之，日本將實現“無核二原則”，屆時日本將很有可能采取德國模式擁核，即日本不制造生產、不擁有核武器，但可以用美國的核武器裝備日本。

江瑞平(外交學院教授)：

雖然經濟屬于低端政治的范疇，但至少在此次日本大選中應該算是自民黨和民主黨角力的中心議題。而且，如果要分析日本未來政局的話，民主黨能否在這個核心議題上兌現其承諾，能否帶領日本經濟走出窘境、實現回升，也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全面認識和準確把握目前民主黨面臨的一些經濟難題，對于判斷日本的政局走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層面?？傮w來說，日本民主黨新政權面臨的經濟難題涉及方方面面，錯綜復雜，主要包括以下十個方面。

第一，難以扭轉的增長乏力問題。2009年第二季度日本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經過修正后依然達到2.3％，這是2007年以來的最好數據。但是這種經濟增長一方面依靠政府強大的經濟刺激政策帶動公共投資需求，另一方面依靠出口來帶動，其實是缺乏基礎、缺乏內在動力的。

第二，難以消除的體制疲勞問題。面對金融危機，麻生內閣采取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但是受政府財政危機嚴重、金融刺激空間狹小以及民間消費需求和企業設備投資低迷的影響，經濟刺激政策的力度非常大、效果非常微弱。究其原因，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經濟的體制疲勞。雖然這一問題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注意，也陸續經歷了橋本六大改革和小泉改革等，但是體制問題積重難返，僅由一任政府包括此屆民主黨新政府來解決的話，難度很大。

第三，難以擺脫的財政危機問題。這是眾多體制疲勞問題中最主要的問題。目前，關于日本的財政危機，兩個數據出現了反向運轉過程。從流量數據來看，當年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大幅度下降；而從存量數據來看，累積政府債務余額已經達到空前惡化的程度，日本政府公共債務的余額相對于GDP的比重達到了170％，而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是60％。民主黨上臺后，要兌現其競選承諾需要大量的金錢，與此同時民主黨還提出了包括減免中小企業稅負、停止征收高速公路費等減少財政收入的措施，從而陷于財政支出增加、財政收入減少的境地，日本的財政危機將會進一步惡化下去。而且受制于眾多利益集團的特殊要求，民主黨新政權通過調整財政支出項目來滿足需求、緩解危機的愿望也很難實現。

第四，難以根治的通貨緊縮問題。最近幾年，日本經濟中嚴重的通貨緊縮狀況有所好轉，物價水平有所上升。但是2009年的數據顯示，無論是消費者物價指數、企業物價指數，還是面向企業的服務價格指數，都出現了大幅度的負增長，日本的通貨緊縮表現出死灰復燃的跡象。

第五，難以改觀的消費低迷問題。2009年第二季度日本經濟增長態勢良好，其中公共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而民間消費需求和企業設備投資依然表現為大幅度的負增長。就民間消費需求而言，小泉改革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財富大量集中于富有者手中，難以形成轉化為實際消費需求的效果。而民主黨在競選中提出的惠及失業者、青少年人口、老年人口以及中小企業主的扶植政策在短期內難以發揮效用。目前民主黨政權面臨的問題就是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真正地刺激消費需求迅速實現明顯回升。

第六，難以好轉的投資萎縮問題。從2002年開始，企業形勢明顯好轉，企業設備投資大幅度增加，日本經濟出現了明顯的增長態勢。但是在此輪經濟衰退中，日本的大中小企業都出現了經營虧損甚至是破產，不敢也不能大規模擴大投資。根據2009年7月1日日本銀行公布的資料，2009年日本企業的設備投資計劃減少17.1％，其中制造業減少28.0％，中小企業更將減少41.5％。如何支持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擴大設備投資，成為民主黨新政權面臨的重要課題。

第七，難以克服的超高失業問題。2009年7月份，日本的完全失業率達到5.7％，是戰后歷次衰退中最嚴重的一次。失業率的上升，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消費持續低迷。雖然民主黨在競選過程中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也承諾將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充實社會保險、發放失業救濟補貼、提高最低工資等，但似乎也都只能治標不治本。

第八，難以應對的中小企業問題。如前所述，大企業的問題尚且解決不了，中小企業的問題要解決起來就更加困難了。

第九，難以緩解的匯率波動問題。日本的出口增長，與匯率波動有著直接的關系。而從國際收支狀況來看，從全球匯率的格局來看，未來日元很難從根本上解決持續升值的態勢。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能不能依靠出口來帶動經濟回升，最后將取決于匯率的波動。

第十，難以規避的外部風險問題。匯率問題只是外部風險之一，實際上目前日本面臨的整個國際經濟環境失衡是非常嚴重的。國際貿易在大幅度地萎縮，全球金融在劇烈地震蕩，跨國投資在明顯地減少，保護主義在重新抬頭，這些問題都將對日本這種高度依賴出口、依賴外需的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是導致其經濟衰退持續的一個重要因素。

劉世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民主黨新政權上臺后對日美關系的調整，不是小變，也不是大變，而是一種中等幅度的全面調整。這種調整是日美兩國長期矛盾積累的產物，借著日本政局大變的機會得以實施，其性質是西方兩個大國內部關系的一種階段性調整，兩個國家將在摩擦斗爭的基礎上發展未來新關系，進一步強化日美同盟關系。

第一，鳩山內閣對美的戰略目標?？傮w來看，鳩山內閣的對美戰略目標可以概括為兩個字，就是“平等”。從本質上說，這是日本對美國的傳統戰略目標，只不過有些時候表現得比較明顯。民主黨認為，其使命就是要與美國建立“緊密而平等”的同盟關系。所以，其中期目標就是，在平等的或者說相對平等的基礎上重新構筑日美安保體制，大約需要四年的時間；從短期來看，鳩山內閣將主要就普天間機場的遷移問題、調查日美密約問題以及日本海上自衛隊在印度洋為美國等的軍隊提供燃料問題等同美國進行談判?？梢灶A見，今后的一個時期將是日攻美守的時期，日美摩擦將會增加，美國會對日本的民族主義勢力做出適當

的讓步，日本有可能在新的基礎上深化與美國的同盟關系，但還不可能達到同美國完全對等。

第二，鳩山內閣對美的外交政策。日本對美外交政策將表現出很強的連續性，新意不足。雖然民主黨在大選前后基本上回避“加強日美同盟”這種說法，但大選獲勝后民主黨領導層的言論表明，其在日美同盟問題上的態度開始表現出向自民黨政策原則立場靠攏的跡象。

第三，鳩山內閣對美的軍事政策。其基調是近期以摩擦為主，中遠期依然是合作之勢。近期的摩擦主要是因為駐日美軍享有特權造成的，包括普天間機場的遷移問題、《日美地位協定》的修改問題以及“核密約”問題。從深層次來看，日本提出這一系列的調整措施，是日本對美要求平等的一個途徑，日本希望借此削弱美國在日本的特權、增強對美國的約束力。同時，日本也需要為美國做出一定的補償，比如在阿富汗問題上有所貢獻等。

第四，鳩山內閣對美的經濟政策。這主要涉及日本要求對美進行締結日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如此一來，日本在地區經濟合作上就面臨三種選擇：東亞共同體、日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亞太共同體，日本對美經濟合作也呈現出日美自由貿易協定、東亞共同體以及亞太共同體等三個由內至外的同心圓的結構。但是，從目前來看，這三種手段尤其是日美自由貿易協定都不存在大幅度邁進的可能，對于日本而言，亞太地區的多邊經濟合作格局似乎更有利。

吳懷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民主黨此番上臺具有內外兩重意義：對內，終結了自民黨一黨獨大的歷史，開啟了兩大政黨制度形成的契機；對外，即便不能實現有別于自民黨的“離美入亞”及“平衡中美”的“自立”政策，至少也意味著戰后日本國家戰略的另一選項已經進入執政黨的思想視野。這種轉變對于中日關系的影響不容忽視。

第一，民主黨的政黨屬性與政策傾向。國內學者一般認為，民主黨與自民黨都是資產階級保守政黨，但是日本的學者和政客卻認為民主黨在保守性方面具有若干“非典型性”，是趨于“中道”的保守政黨。這導致民主黨對華政策具有兩大特點：既有復雜因素，不易在對華路線上形成集中統一的全黨意志，政策具有即事、流動和可塑等特征，同時又難以像自民黨那樣在某一時期公然推行“價值觀外交”之類的總體保守戰略?？梢哉f，相較于自民黨，民主黨多了些開明性和新氣息，如果選題正確、溝通得當，中日關系有可能出現一些新機遇和新突破。

第二，民主黨對華政策的利好條件或多或少存在。目前來看，民主黨對華政策中的利好因素較多?？傮w上，民主黨在政策綱領中表示重視亞洲，愿意與中國等建立信賴關系，其領導人也有過一些對華有利的表述，小澤一郎就曾提出要構筑日美中“等邊三角”關系。具體而言，民主黨的領導層基本是穩健的元老派人士，多有對華友好言行，將起到“維穩”作用；民主黨內左翼及自由派的影響健在，可防止對華政策向右看齊；執政同盟“對華友好”傾向也將牽制民主黨的對華政策。

第三，民主黨對華政策的負面因素依然存在，需要克服。(1)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還沒有解決，政治互信還沒有建立i雙方間的相互定位尤其是民主黨領導層的對華態度還不很明確，民主黨內外交安保團隊中依然有保守右翼的少壯派存在。(2)目前中日之間在領土、海權以及資源等具體的現實利益爭端上還有一些沖突，而且兩國都難以做出重大讓步。(3)包括人權、裁軍、環保、食品衛生、貿易保護、產品質量等新問題，都可能成為中日關系摩擦的新火種。

總之，歷史證明，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不僅對中國有利，對日本也是有利的，所以中日關系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中日關系的前景總體看好。

李薇(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

今天討論的議題涉及大選后日本的政黨、內政、外交以及經濟社會的變化等方方面面的內容。首先在國家發展戰略以及國家發展目標等許多概念定義上，大家就提出了不同意見，但是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識。

第一，此次日本大選，不是意識形態的革命，也不是一次思潮斗爭的結果；民主黨本身并沒有提出非常像樣的路線，其鎖定的目標就是奪權，所以普通國家也好，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并存也好，日本這個國家既定的國家發展目標、國家發展方向和路線不會因為政權更替發生變化。第二，目前中日兩國在地區格局中的地位基本不會發生改變，但鑒于中國實力的增強和美國對華外交的調整，日本將更需要同中國的外交協調。第三，日本對美關系會有一定的調整，但是為了應對中國力量的上升，日本更需要借助美國的威懾力量，日美同盟關系這一基本框架不會有大的變化。

具體到日本的內政外交問題上，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注意。

首先，關于修憲問題。修憲一般有兩種形式：一是憲法文本的修改，再有就是隱形修憲，即通過法解釋或者制定特別法等手段實際達到修憲的效果。長期以來，日本采取的就是第二種方式，鳩山內閣也不會例外，只是由小泉時代比較激進的做法轉為比較溫和的做法。民主黨新政權在短時間內不會真正在法律條文上進行修改，以免刺激周邊國家，但是這并不影響其隱形修憲步伐的邁進，日本那種一只手贊成和平憲法、一只手支持自衛隊，一只手反對核擴散、一只手贊成美國核保護的邏輯雙重性將繼續延續下去。

其次，關于中日關系問題。雖然民主黨繞開參拜靖國神社這一問題，避免了日本在外交上的被動和與周邊國家的摩擦，但其在涉及實際利益的領域以及人權等方面的具體處理方法依然值得關注。

再次，關于政治改革問題。此次大選，很多日本選民都抱著“不管是好是壞，就是圖個變”的態度進行投票。事實上，日本本來是一個不圖變的社會，現在這種社會意識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但是，因為重視繼承性的文化傳統依然存在，所以民主黨上臺后是否能夠實現日本的結構性變革還很難說。以政黨與官僚的關系為例，從有憲政制度以來，日本的官僚體系就是完全獨立的，與政黨獨立行事，如今要把它完全打亂是有障礙的。而且，民主黨提出派議員到各省廳參與決策，將打亂日本式的三權分立傳統形式。所以，民主黨調整政治家與官僚之間關系的舉措，不僅在法律上有障礙，在實際操作中也是有問題的。

最后，關于民生問題。日本已經是一個經濟相對成熟的社會，日本國民對于吃穿住用行等基本需要不會有更高的要求，而是追求一個更加平等、更加安定的社會和一種令人安心的生活。民主黨若要滿足國民這種社會需求，還需要在構建福利方面有所作為，這需要相當的財力支持。至于經濟方面，日本的經濟發展戰略不會有太大的變化，主要在新能源、節能環保等方面探索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對外關系增長點。

總之，今天的討論對于更加清晰地認識日本社會的現實問題、了解日本社會的特點是非常有幫助的。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說的“內因是決定因素”，只有認識了日本社會的一些內生問題，才能更好地認識其政黨、政治以及外交的未來走向。

(葉琳記錄整理，有刪節。責任編輯：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