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的后裔

?！∮?/p>

你的母親是櫻桃

我的母親是血淚

——海 子

一

凸凹是一個讓人過目不忘的名字。關于這兩個字,史湘云曾有一段解釋:“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芍@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彼傅氖谴笥^園里的兩處景致,一曰“凸碧”,一曰“凹晶”。湘云還對陸放翁“古硯微凹聚墨多”一句頗為贊賞。黛玉進一步引證,如江淹《春苔賦》“悲凹險兮,唯流水而馳鶩”;東方朔《神異經》“其湖無凹凸,平滿無高下”;以及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南朝畫家張僧繇所繪凹凸花,遠望如凹凸,近看卻平。難怪黛玉說:“(凸凹兩字)古人中用者太多……只是今人不知,誤作俗字用了?！?/p>

凸凹在決定自己筆名的時候,未必會有這樣雅致的用意。在凸凹看來,“凸凹”兩個象形字包含著對道路或者命運的隱喻。它們像圖畫一樣,直觀、質樸和互補,簡直是對道路暨命運的圖示。

首先,凸凹可以被視為對他家鄉的描述。他出生于京西的山中,四周被大山包圍。自生命之始,凸凹的視線大都被山所占據。大山成為他生命無法回避的第一個事實。對于土著而言,山是他們最高的神,用飽綻肌肉的巨大軀體向他們炫耀力量。大山決定了他們的命運,封鎖了他們投奔遠方的道路,因而,山美麗雄壯,同時也無比殘酷。作為一介山民的凸凹,對山的情感是復雜的,因為山既養育了他(們),也對他(們)進行虐待。他們既對它滿懷感激和敬意,內心又充滿了復仇的意愿。這是一介山民自出生那一天起就要面對的兩難處境。

實際上,這也是文明的處境。如果說山區是農業文明的象征,那么城市就是工業文明的代言人。農耕生活是人類文明的奠定者,而在現代社會,以城市為中心的文化霸權又對農業文明進行否定和打擊,它唆使藝術家們介入到對農業文明的倒戈中去,而對光怪陸離的現代文明頂禮膜拜。

這種兩難處境,成為凸凹創作的一個出發點。無論是他的散文,還是小說,都同時充滿了對山的鞭撻和感恩。山規定了他們的命運,控制著他們的身體,使他們蹣跚于凸凹不平的山路。山對山民的最大懲罰就是饑餓。在凸凹的早期散文中,不乏對饑餓的描述。父親說:“餓著肚子,能安生地吸幾口灶膛的熱氣,也好受得很呢!”(《度荒回憶》)風趣中蘊含著對饑餓的控訴。類似的描寫在他的小說中反復出現,比如在長篇小說《慢慢呻吟》中,就有饑餓的村民哄搶種子糧,把捍衛種子的村長翁息元的三根肋骨打斷的震撼性描寫。作為一個山民的兒子,饑餓是凸凹面對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身體困境。我在《反閱讀》一書中寫道:“身體苦難的傳統形式是:饑餓與疼痛。二者相比,饑餓顯得更加重要,因為它對一個人的生命存在具有某種決定權?！别囸I不僅有可能剝奪人的生命,使人們隨時處于生命停止的威脅之中,它本身還是一種殘酷的身體刑罰,它可以使人長期反復處于一種身體挫折中?！梆囸I規定了人類的界限,它使人類的一切活動,首先要圍繞自己的胃部進行?？梢哉f,胃是人類身體上自配的刑具,它將對人類進行定期懲罰。饑餓具有無法控制、無法克服的特征。人類對性的欲望可以通過自慰等方式予以解決,但人的身體上沒有任何器官可以協助胃部解決饑餓的問題,所以,胃總是顯得孤立無援,更何況,胃擔負著比性器官更加重要的使命——維持生命。在基本生存無法保障的情況下,性的繁衍幾乎是奢望?！?/p>

這種身體困境是由身體的弱點造成的,它與生俱來,難以克服,大山正是利用了這一弱點。饑餓奠定了凸凹與山地的最初關系。應當說,這是一種不平等關系。這種不平等關系,幾乎成為他生命和創作的母題。當然,這種控訴不是以激烈的方式進行的,原因是:大山所帶來的痛苦是一種長期的鈍痛,而不是短暫的銳痛。這種痛苦是沉悶、持久和幾乎沒有解除希望的,也就是說,這種痛苦不是偶然性的,而是命運性的。就像李敬澤在評論畢飛宇時說過的那樣:“那是屬于中國鄉村的身體,勞作不得喘息,天和地的紀律驅策著它,歷史也如同天地一樣驅策著它,它的向往和行動伴隨徹骨的疼痛?！?李敬澤:《想象一部名為〈平原〉的書》,原載《新京報》,2005年10月14日)持久的痛苦給人帶來某種耐受力,人們的生命,均以承認這種痛苦為前提,反抗,更多的是一種心理姿態,它實際上是沒有方向,也難有具體舉措的,是魯迅所描述的“無物之陣”,不可能對某些具體事物的反抗那樣明確和激烈。

我注意到凸凹的散文中頗多對山村食物的描寫,諸如《杏的故事》、《老核桃》、《童年粥事》、《難忘瓜豆》、《青玉米、焦玉米》等,對野菜的各種吃法更是精通:

馬齒覓、車前子、山韭、大薊、黃芹、榆葉、香椿和木欖芽等是野菜中的上品,味道好,吃之不以為苦?，F在吃山野菜是城市的一種時髦,差不多都是吃這些菜。

這些菜很快便被吃光了,于是又把嘴巴伸向本來不能吃的東西。人說臭椿葉子不能吃,味道奇臭,令人窒息。但那年頭也吃了。我清楚地記住了臭椿葉的吃法:

把葉子在開水鍋里煮上一個時辰,將支楞的葉片煮“伏吃”了,即:葉軟如泥,葉卷如須。撈出來放在鐵桶里,拎到山溪旁,用清水一過一過地浸濾。濾出的水由渾黑到無色,要用很久的時間。濾菜的母親,嘴唇變得紫了。

后來,那葉被浸得一點味道都沒有了,放什么調料就是什么味道。一般均放炸辣椒,辣味強烈,能吃得順當。其實吃的已不是臭椿葉,而是一般概念上的纖維。

那時候,很盼著雨季到來,可收一些蕪青、地蘿卜和泛白菜等伏菜。自己種出的菜,當然比野菜好吃得多。是埡里人的細糧。(《度荒回憶》)

顯然,這段描述與眼下電視里給主婦們傳授的烹飪秘笈有所不同,它不是小康生活的點綴,而是透露了山民對于饑餓的本能恐懼,它從反面證明了饑餓的力量。這一點從另一位民間作家莫言的作品中同樣可以得到驗證——莫言的許多作品,諸如《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酒國》、《食草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單從名字上,就與食物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這反襯了饑餓勢力的強大,以及它對作家寫作的煽動。

饑餓是山對山民進行身體控制的一個殺手锏,它把山民們固定在土地上,進行著艱苦的勞役,目的便是擺脫饑餓的控制,它使抗爭本身成為一種勞役、一種屈服。人們像西緒弗斯一樣,陷入周而復始、永無休止的勞作之中。食物只是生命的一項基本條件,而對于山民,則幾乎成為他們全部的人生目標。擺脫饑餓,成為山民們生活的全部意義。而他們的努力,隨時可能被冷酷的大山瓦解。也就是說,他們的生命是脆弱的,生存意義是虛無的。凸凹用他的筆,注視著那些在命里注定的逼仄中苦斗、夢想和受難的人。

出走與背叛,這是自現代主義以來文學的基本主題之一。凸凹在學生時代就產生了鮮明的背叛傾向:“于是,我便拼命地讀書。母親便偷偷地落淚:柴棚里已沒幾根柴草,豬欄里也積水汪汪……;砍柴墊圈等均是孩童們的課業,卻被我無情地荒蕪……終于考中了,去走一條寬闊的道路。出埡里,埡里極歡騰,鞭炮欲將埡壁崩破。村長牽來迎親用的花橋,差四條大漢抬我。我極不屑:‘莫費事,我自己走。祖父便對父親說:‘小心點兒,這小子準是個叛逆!”(《老叔》)而城市(及其所代表的工業文明),幾乎是出民們出走的惟一方向。凸凹那部講述山民苦難史的長篇小說《慢慢呻吟》,便以翁大元考出山村作為結局。從散文《老叔》的這段描述我們得知,小說中的翁大元,就是以作者自己為原型的。

與此同時,凸凹承認:“從埡里走出來的,僅兩個人:一個是老叔;另一個,便是我?！?同上)這等于承認,對于大多數山民而言,他們的命運是無從改變的。大山遮蔽了世界的通路。它有時給山民們犒賞是為了對他們施加更深的奴役。我們可以認為,山民們的努力是徒勞無益的。但是,也可以說,山民們的生存意義恰在于這種看似無望的努力之中,這一點與西緒弗斯異曲同工。大山企圖通過摧垮山民的身體來摧垮他們的精神世界,這反而給了山民們重新塑造身體的機會。正是在這種辛苦的勞役中,山民們擁有了健壯的體魄、強烈的欲望和暢快的歌哭。于是,這種奴役非但不是對生命的剝奪,反而成了對生命的賜予,山民們在大山這種近乎殘酷的幫助下抵達了人類忍耐力的極限,并且在對身體苦難的抵抗與超越中,獲得了最大的自由感和酣暢淋漓感。

如果站在一個更大的視角上,我們便會發現,大山與山民構筑的是一種和諧的關系,一種對立的統一,一種共生共長的關系。山民們用自己的隱忍和堅強,化解了他們與大山之間的矛盾。在山民們看來,大山不僅賦予他們生命,而且使他們強健;既是他們的生門,又是他們的臍帶。所以,凸凹的長篇小說《慢慢呻吟》,起初的名字就叫《生門》。他在這本書的后記中說:“產道,也叫產門,又叫生門,是生命出生的路徑。每個人都要出生一次,所以,人人都有一個生門。生門,在這里便是一個擴展了的意思:系指人們生存的路徑,生活的路徑,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路徑?！?《尋找生的路徑》)那些重復、刻板、單調、乏味的山巒,在凸凹的婉轉長吟中,轉變成埋伏著萬物的、神秘狂野的浩瀚風景。

二

于是,山民與大山達成了某種諒解,由拒斥痛苦,到將痛苦轉化為生命的一部分,甚至當成生命的一種養分。對此,凸凹的態度是:“人一生下來就要承受苦難;人的一生,幾乎就是痛苦的一生。人尋求自由與幸福的路徑,是由一個一個的苦難連接起來的;這一重痛苦,未等你叫出聲來,新的苦難又不請自到,你來不及喊出疼痛?！爻惺芡纯?既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生命的高貴與自尊?！?《尋找生的路徑》)

這并非因為中國農民具有某種自虐性格,而是因為長久而深重的苦難反而使他們獲得了自由與超越。通常的情況是,小的苦難常常令人無法自拔,而大的苦難反而使人獲得解脫。與其在痛苦中絕望中掙扎,不如在快樂中幸福地微笑。這種民間精神與宗教精神有著相通之處,即:把痛苦和磨難幻化成期待再生的“煉獄”。這表明了中國農民的英雄主義理想和“向死而生”的人生態度。這種氣質,不僅滲透進凸凹的文字,而且深入他的骨血。

來看小說《慢慢呻吟》中的一段描寫:

此時的翁上元,正貪婪地啃食著一只咸蘿卜。他朝劉淑芳呲一呲牙,他其實是朝劉淑芳笑了一笑,但昏黃的燈暈下,牙齒的白光,酷如獸之呲牙。劉淑芳心里咯噔一下。定睛一看,翁上元的腰背瘦了許多,但仍顯得精壯有力;他的皮膚很白,燈光下,泛著慘白的光澤。小腹間一片黑黑的體毛,森森然直刺眼目;他的男根軟沓沓地垂著,雖疲憊卻也碩大有分量?？粗鴦⑹绶甲⒁暤难酃?他并不去遮掩,只是專注地嚙啃那只咸蘿卜?？赃?吭哧,他咬噬著劉淑芳的心——

“在日子面前,有這么精壯玩藝兒的漢子,怎竟也這么無能為力呢?”劉淑芳很困惑,心里生出一股悲哀。

蘿卜啃完了,翁上元咕嘟咕嘟地喝下一大瓢涼水,長出了一口氣,他愜意極了。

翁上元上了炕,捏了劉淑芳奶子一把:

“咱干一次?！彼f。

“還有那閑心?”

“閑著也是閑著?！?/p>

“還干得動?”

“干得動!”

(凸凹:《慢慢呻吟》,第38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這是這部小說中一個普通的段落,描述的是山里人在饑荒年代的日常生活,但卻不失回腸蕩氣的效果。這并非因為這段并不長的敘述同時涉及了食與性的主題,而是因為它讓人領悟到來自中國民間自由、個性和生命的風骨。尼采曾說:“肯定生命,哪怕是在最異樣最艱難的問題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類型的犧牲中,為自身的不可窮竭而歡欣鼓舞——我稱這為酒神精神,我把這看作通往悲劇詩人心理的橋梁,不是為了擺脫恐懼和憐憫,不是為了通過猛烈的宣泄而從一種危險的激情中凈化自己(亞里士多德如此誤解);而是為了超越恐懼和憐憫,為了成為生命之永恒喜悅本身——這種喜悅在自身中也包含著毀滅的喜悅?！?尼采:《悲劇的誕生》,第345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尼采對生命價值的肯定與凸凹筆下山民的生命姿態雖有不同,但也不無相似。山民們用他們的“生命精神”照亮陰暗的生活,“不是為了擺脫恐懼和憐憫”,而是尋找著生命的意義。他們的生命姿態既是對自我的肯定,也是對痛苦的權威身份發出質疑乃至挑戰。這是更深刻的復仇——用微笑來面對淫威,用寬容來回答殘暴,用瑣碎的日常生活來肢解巨大的苦難。翁上元盡管“腰背瘦了許多”,但仍然表達著與命運對峙的決心,在這里,性愛,成為對精神和體力的雙重肯定。實際上,這段敘述的時間背景和空間背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傳達了中國農民的內在氣質。

凸凹的作品也因此不再在與大山的對抗或曰感恩的二律背反中徘徊,而是與痛苦共生共長。痛苦也因此在他的內心中擁有了合法地位。本文將凸凹的小說與散文相互參照,是因為它們緣自相同的精神體系。二者相比,小說更加系統,而散文更加豐富——凸凹的散文實際上已經成為鄉土民間精神資源的信息庫,擔負著類似水庫“蓄水”的功能。他小說中的許多素材都可以從散文中找到原型,比如《慢慢呻吟》中的南明陽,與散文《南先生》之間的對稱關系,清晰可見。但散文是一個更大浩大的存在。它雜蕪、廣闊而嘹亮,他把山地擴展為更廣大的鄉土社會,囊括了更多的命運悲喜。凸凹有一篇名為《殘人》的散文,文中描述的文婆、云伯,都是命運沼澤中的個性人物。他在小引中說:“埡里同樣有殘人。埡里的殘人很少哭泣。他們明白,人橫豎得自己活,自己的日子不會有別人替過,犯不上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殘人》)這些散文賦予苦難一種審美價值。人們的激情、意志、耐力和智慧全部就是與苦難戰斗,從苦難的囚禁中出逃。

凸凹的散文——特別在早期,處處標明了他的山里人身份,比如《中國媒婆》、《蠱醫》、《銅桿煙袋》、《兩碗酒話》、《漁獵的故事》、《干草與香椿》等。這些散文已經奠定了凸凹創作的基本色調——表面上平靜、質樸、粗俗、溫婉,實際上火熱熾烈、剛健豐饒,有著超常的吞吐力和消化力,像他筆下的翁上元,一瓢涼水也能為他的肌體注入能量。這使他的文字具有了不同尋常的涵括力的穿透力。

三

當代的中國散文已經不屑于,或者無力表達鄉土社會的生命狀態。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鄉土社會居于最底層的位置。對于作家個體而言,從事何種主題的寫作是他個人自由,但就文學整體而言,鄉村的缺位將會使整個文學大廈成為一幢危樓。由于城市業已成為文學乃至整個時代文化的中心,鄉村淪為邊緣,所以,在以商品消費為主導的城市文明中,鄉村已經變得日益廉價。城市文明強化了文學作品的消費性,而忽略了它的代言性——實際上,除了作為消費品以外,文學還應以一種文化精神代言者的身份存在。鄉村沒有失去它的文化代言者,那些豐富的民間說唱,就是它的代言者;而文學正在失去鄉村,失去血液奔流傷痕累累聲勢浩大的生命現場。

所幸,一批嚴肅作家仍然附著在土地上,打量這里的風吹草動,體驗人性的偉大和軟弱,他們是:莫言、鐵凝、劉恒、李銳、張承志、賈平凹、劉震云、劉慶邦、格非、李洱、遲子建、張銳鋒、呂新、鐘晶晶、紅柯、劉亮程、謝宗玉……無疑,他們都是具有“文學抱負”的寫作者。凸凹就掩藏在這一隊伍中,不露聲色,不事張揚,在蒼白的紙頁上創造他喧嘩躁動的文學世界。

凸凹曾經陪我深入他故鄉的山村,我們相約寫一篇關于土炕的同題散文。我從民俗觀察者的視角敘述我眼中的土炕,而凸凹則把土炕視為自己生命的搖籃:“母親說,雖然我是她的頭生子,卻沒感到疼痛:因為土炕被燒熱了,那奔竄的熱力因身下綿綿土均勻而持久的傳播,讓她感到了徹骨的溫暖,她把自己全部展開了;同時,綿綿土也把恣肆而出的血無聲地吸收了,沒讓她看到駭人的血光?！?《胎記》)作為生命的催生者甚至催萌者,土炕規定了人的宿命——他必須接受土炕強加給他的規定性成長:“家人三代同著一條土炕,夜晚的棉被下,大人的睡相也是赤裸的。原因很簡單:一是土炕之熱容不得半絲衣縷;二是‘窮長虱子,富長疥,窮人的棉褲只有一條,經冬而穿,衣服的皺褶里就住滿了一粒一粒異常飽滿的虱子。它們是不請自來的房客。于是,農人的父母是很容易給自己的子女上人體課的。而土炕上的溫暖,使年輕的父母幾乎夜夜纏綿,即使是十二分地周到,也終有消息外泄的時候?！q的我就也有無眠之夜了。躺在滾燙的土炕上,血液里竟游走著一種蠢蠢的欲望?！?同上)于是,土炕不僅是大地的延伸物,也成了身體的一部分,參與身體內部的血液循環,使身體成為生命的主語。梅洛·龐蒂說:“世界的問題,可以從身體開始?！敝辽龠@一點在凸凹身上得以應驗。作為身體與大地的中介物,它化解了身體與大地的對立,使身體牢牢地附著在土地上,也使土地進入身體。在此,對于大山所規定的命運,已經無從進行道德評價(就像胎記一樣,可以依據審美標準進行評價,卻無法依據道德標準進行評價),因為所謂幸福與痛苦(比如土炕所承載的幸福與痛苦),是粘結在一起,無法剝離的。我們無法對這些情感進行分類處理。幸福里面蘊含著痛苦,而痛苦本身也意味著幸福。

這使凸凹的文學義無反顧、死心塌地地投靠他的鄉土社會。我想用“大地道德”來贊美他——凸凹本人對“大地道德”有清晰的闡述:“‘大地道德在他們那里,已非生態學意義,對土地的熱愛與尊重,已作了倫理學的延伸——尊重生命、崇尚和平、完善道德、節制自奉、忠于精神、勤勞向善等等,已成為一種生活原則。寫作對他們來說,不是生命的派生物,而是生命本身。人格與藝術的一致性要求,使他們回到了生命的原點——人性與愛?！?《〈彭斯詩選〉:感性的“大地道德”》)在我看來,“大地道德”是一種比社會道德更加高尚的道德,與中國的“天道”有相近之處。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處境下,這種道德尤為可貴。但是,凸凹與提倡“大地道德”的梭羅及其中國繼承人葦岸有所不同,后者更多是把鄉村當作抵抗物欲橫流的工業社會的有力武器,而在凸凹那里,鄉村并不貯藏槍支彈藥,城市也不是標靶。鄉村始終是鄉村本身,它更像一個龐大的軀體,五臟俱全,有他自己的生命節律。它既寬闊、絢爛又狹窄、殘忍,既生機勃發又藏污納垢,既敗壞我們又成就我們,既有傷痛又有撫摸,既混亂又有序。它不是陪襯,不在與城市文明的比照中存在,也無須為某些人兼任烏托邦或者世外桃源的職能,而是一個完全依靠自身的新陳代謝而吐故納新、生生不息的世界。

四

盡管鄉土是一個相對穩定自足的世界,但是,絕對封閉的鄉土是不存在的。民族戰爭、階級斗爭、全球化浪潮,都或多或少地對鄉土民間進行過干預。對于文化形態,陳思和先生曾經提出過國家權力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的新文學傳統和民間文化形態的“三分原則”。那么,在我們閱讀凸凹散文時,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他的另一個身份——知識分子。中國有一類知識分子是由鄉土培養起來的,魯迅、沈從文、蕭紅、廢名等皆如此,他們兼具了知識分子和鄉土民間的雙重身份,在文化形態的“三國演義”中,他們身兼二職,左顧右盼。他們在由農民成長為知識分子以后,繼續關注鄉土社會,只不過他們把鄉土視為觀察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切入點,鄉土于是成為知識分子精神版圖的一部分。作為中國民間的后裔,凸凹觀察鄉土的眼光,既有別于本土父老鄉親,也有別于書齋知識分子。他寫下大量有關文學名著的閱讀筆記,實際是在用另一種方式考查土地與人的關系。在對于鄉土的價值判斷上,他試圖超越山民的原生態而達到理性的高度。

鄉土大地,不僅在很長時間內是文學關注的主題,甚至是中國歷史的主題。中國的政治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土地展開。中共最終取勝國民黨,軍事勝利只是表象,而根本問題,在于中共通過土改運動,解決了人與土地的關系問題,使它的事業與民眾緊緊聯系在一起。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從改變人與土地的關系開始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鄉土是牽動歷史與現實的一根敏感神經。鄉土與生命的直接關系,使它始終處于歷史的舞臺追光中。正是由于鄉土無可比擬的重要性,知識分子一直試圖把它納入自己的話語地盤,對它進行改造和利用,從梁漱溟到冥陽初,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沒有放棄借用鄉土大地來構筑他們的精神烏托邦,搞笑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反而被置于被鄉土改造的位置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成為他們的必修功課。凸凹的寫作,試圖從古老的農業文明與現代文明的沖突格局中超脫出來,從對鄉村社會的頌歌或聲討的二元思維模式中超脫出來,從人類究竟應該從鄉村逃往城市、還是從城市返回鄉村的方向論爭中超脫出來,而從更深的層次上思考人與土地的關系問題。沈從文說:“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見《沈從文全集》,第九卷,第二頁,北岳文藝出版社,二○○二年版)以游歷者、獵奇者或者改造者的態度對待鄉土,是對鄉土大地的不尊重;而被鄉土大地所困囿,也終將淪為土地的奴隸。實際上,人與大地每時每刻都在進行著相互改造,只是這種改造不是以這種強制和激烈的方式進行的。凸凹通過對帕特里克·懷特《人樹》的評說表達了他對人與土地關系的最終看法:“一般墾荒小說,容易寫成人與自然的征服與被征服關系,而懷特卻著眼于人在墾荒時與土地建立起來的親和關系和根性關系:人僅開發著土地,也開發著自己——人的情感、思想無不因土地的開發而生發,人能感受到土地的脈搏,人其實就是土地的神經?！?《〈人樹〉:土地的圣經》)

天者,夜晝;地者,枯榮;人者,滅生。我看見一個人在大地上奔走。風聲在耳,他百感交集。

二○○六年四月二日至四日于病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