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如其人”到“不因人廢文”

韓　勝

從《尚書》的“詩言志”和《毛詩序》的“詩者,志之所之”,再到曹丕的“文氣說”、陸機的“詩緣情”,以及《文心雕龍·體性》中提出的個性與文風一致的命題等,都從不同的角度肯定和主張“文如其人”。但隨著自學地文學創作的發展,出現了作品風格與作者個性不相符合的現象,即如元遺山《論詩絕句》所說的“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皮日休即較早認識到人品與文品不相符的問題,他的《桃花賦序》評宋璟為相“貞姿勁直,剛態毅狀,疑其鐵石心腸”但他的《梅花賦》卻“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也”。最晚從皮日休這篇序開始,先前關于詩抒其志、詩本其氣、文如其性等理論觀點都開始接受質疑。

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有多處涉及到人品與文品關系的評論,大體可為分文如其人、因人傳文、人與文不相符、不因人廢文等幾種批評標準和取舍原則。而且這些評論中對為人和為文的看法表面上有諸多牴牾之處,因此有探討的必要。

首先,《四庫總目》集部中有“文如其人”的文學批評主張,并在持肯定態度的。如評《咸平集》:“其氣體光明磊落,如其為人,固終非澧澀者所得仿佛焉?！痹u《乖崖集》:“特其光明俊偉,發于自然,故其氣流露,無雕章琢句之態耳?！庇秩缭u《東觀集》:“(魏野)而胸次不俗,故究無齷齪凡鄙之氣?！庇秩缭u《西村詩集》:“其人品已高,其詩品苕苕物表,固亦理之自然也?！庇绕涫窃u《古靈集》:“(陳襄)其詞氣嚴重,亦非江表輕艷之比,則人品邪正之殊也?！泵鞔_提出了,文章的風格與人品的“邪正”相關。而且,《四庫部目》中還對人品、文品的關系作了論述:“蓋文章一道,關乎學術性情,詩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隨其人品,此集亦其一徵也?！?評《佩韋齋文集》)認為詩品、文品與人品緊密相聯,浙江臨安市人品的高下對詩品、文品的高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種觀點也是和此前文學理論批評中所述基本一致,也在《四庫總目》中體現得最多、最明顯,此不贅述。

其次,《四庫總目》集部中又提出“因人傳文”的取舍觀點。出于官方教化的需要,《四庫總目》對于人品高而文品卻相對較低的作家、作品,采取了“因人傳文”的態度。如評《莊簡集》:“名臣著述,幸而獲存。殘章勝句,固當以鴻寶視之?！币蚶罟鉃楫敃r名臣,人品政績都高出常人,所以《四庫總目》將其遺文視為“鴻寶”。又如評《燕堂詩稿》:“(趙公豫)政績不愧古之循吏,當因人以重其詩?！^之掞藻摛華,其補于后世道為多也?！背舜碎g提出“因人以重其詩”的主張,還在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了“因人傳文”的選擇標準。如評徐經孫《矩山存稿》:“惟詩筆俚淺,實非所長,其留于今日,蓋以其人而傳之焉”。

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因人以重其詩”、“因人傳文”對“文如其人”有所發展和改變:一方面突破了“文如其人”中人品與文品的契合理論局限,另一方面從世道人心的角度推崇了人品相對于文品的重要。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人品和文品在《四庫總目》的文學批評觀念中已經開始分而論之,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人品與文品的契合只是理論追求而已,在文學實踐中人品和文品有時很難相符。按這個理論邏輯繼續推衍,就有了《四庫總目》中對集部批評的又一個觀點:人的個性與其文章風格也不一定相符。

第三,《四庫總目》承認“人”與“文”不相符。其中評趙抃《清獻集》云:“其詩諧婉多姿,乃不類其為人?！^數詩掩卷讀之,豈復知鐵面者所為?！倍摇端膸炜偰俊房隙似と招莸挠^點,從實踐的角度對作品風格與作者個性的關系提出了觀點:人與文不相符。

《四庫總目》即提倡“文如其人”的創作主張,又承認文不類其為人的創作實際,對于二者之間的矛盾,《四庫總目》也有一定的探討。如評劉球《兩溪文集》云:“今觀其文,乃多和平溫雅,殊不類其為人。其殆義理之勇,非氣質用事者歟?”認為劉球的性格剛毅是“義理之勇”,即其學問本身所體現出的剛毅,并非是他個性。而劉球自身的氣質個性,應該是在文章中體現出的“和平溫雅”。這里從“為人”的角度入手來解釋劉球性格與文風的差距,是以人的性格多面性來消解詩文“不類其為人”的立論的基礎。所以對劉球的批評表面上承認“不類其為人”,而實際卻是為“文如其人”找到合理的解釋。

同樣,《四庫總目》在評許景衡《橫塘集》也表現出同樣的傾向:“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謂寇準詩含思凄婉,富于音情,殊不類其為人也。今景衡亦然。蓋詩本性情,義存比興,固不必定為濂洛風雅之派而后謂之正人也?！标P于胡仔對寇準的評論,原文為:“忠愍詩思凄惋,蓋富于情者。如《江南春》云,……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詩意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二十)《四庫總目》引胡仔所言,承認寇準、許景衡詩“殊不類其為人”,同時又一次從“為人”的角度對此加以分析。在承認作者的性格多面性的同時,又進一步肯定了文學中所體現作者性情與其表面性情的差異性。從現代文學理論、文學心理學等角度來看,《四庫總目》在這方面體現出一定的先進性。

第四,《四庫總目》對于文集的取舍方面不因人廢文。既然作者平時表現出的性格特征和詩文中體現出的風格存在差異性,那么《四庫總目》除了肯定上文所述“因人傳文”以外,對于詩文藝術水平較高,而作者人品相對較差的情況又采取了一種比較通達的態度——不因人廢文。如評王珪《華陽集》:“人品事業,殊無可取。然其文章則博贍環麗,自成一家?！庇秩缭u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周)老而無恥,貽玷汗青……略其人品,取其詞采可也?！庇秩缭u包恢《敝帚集》:“雖附會權奸,不免負其所學。置其人而論其文,固亦不失為儒者之言矣?！边@些都體現出《四庫總目》在文集取舍上的態度,即“略其人品,取其詞采”。

這種批評態度立論的基礎到批評的標準,與《四庫總目》所主張的“文如其人”、“因人傳文”等有很大的差距。但《四庫總目》對集部“略其人品,取其詞采”的擇取標準又有其合理的解釋:一是如前文所述,承認為人與為文的差異性;二是視此為著錄之通例。前者如《四庫總目》評汪藻《浮溪集》云:“(其人)頗為清議所譏。是又名節、心術之事,與文章之工拙別為一論者矣?！逼渲兴浴懊?、心術之事”,具體體現為作者的人品,而“文章之工拙”是指作者文學才能的高下,作品藝術成就的高低。二者“別為一論”,也就是肯定了作者為人與為文的差異性。以此為理論基礎,“略其人品,取其詞采”的選擇標準是可以成立的。后者如評洪芻《老圃集》云:“其人如是,其詩本不足重輕。特其學有師承,深得豫章之格,但以文論,固不愧酷似其舅之稱。錄六朝人集者存沈約、范云,錄唐人集者存沈佺期、宋之問,就詩言詩,片長節取,亦古來著錄之通例也?！边@里《四庫總目》再一次解釋其“不因人廢文”的取舍標準,提出“就詩言詩,片長節取”,也上文所述“文章之工拙別為一論”如出一轍。但“古來著錄之通例”的提出,又進一步從目錄學角度,以“通例”來支持其立論。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四庫總目》對于作者為人與為文的關系有著不同的主張和批評標準,不過這些主張和批評標準各有其角度。如從文學創作的角度,《四庫總目》主張“文如其人”;從官方教化的角度出發,《四庫總目》主張“因人傳文”;從文學實踐和文學批評的角度,《四庫總目》承認作者為人與為文的不一致性;從文學借鑒以及目錄著錄的角度,《四庫總目》又有“不因人廢文”的取舍標準。綜上所述,《四庫總目》中對人品、文品的有關批評不但沒有矛盾和沖突之處,相反卻反映了《四庫總目》中的文學批評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可以從不同角度出發接受一定的文學觀念、文學理論,采取相應的批評標準。這較之那些獨樹一幟、執于一端的文學理論批評,更顯其科學與公正。

由于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批評,《四庫總目》中文學批評有很強的靈活性。如在楊萬里《誠齋集》提要中對楊萬里與陸游加以比較:“南宋詩集傳于今者,惟萬里及陸游最富。游晚年墮節,為韓侘胄作《南園記》,得除從官。萬里寄詩規之?！栽娖氛?萬里不及游之鍛煉工細;以人品論,則萬里倜乎遠矣?！逼渲袕娜似泛驮娖穬蓚€角度來加以批評,既符合不同的批評標準,又不失其公正。

但《四庫總目》,而與上文所述不一致的批評與取舍情況。如評《真山民集》高度評價了真山民于前朝有故國之思,而于新朝無怨懟之語的“識量”,并對謝靈運的貳臣行為加以貶斥。謝靈運的詩歌無論當時還是后世,都有重要的意義和影響,聯系《四庫總目》中未收謝靈運的文集,亦未見有其它評語,似乎因謝靈運的人品影響了《四庫總目》對他文學成就的評價。這與“不因人廢文”、“著錄通例”等批評和選擇標準明顯不符?；颉端膸烊珪纷胄拗畷r,于古之奸佞尚可通融以存其文,而于貳臣存決不姑息的態度,亦未可知。因材料有限,留此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