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江：“老百姓認同”太重要了

曾東萍

黨群互動要充分考慮時代的新變化

《同舟共進》:近年來群體性事件和突發性事件頻發,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有趨于緊張的傾向,值得高度重視。那么,在新時代,黨和群眾怎樣形成良性互動?如何讓群眾對黨保持信任?

王長江:政黨是民眾和公共權力溝通必不可少的手段,與民眾理應有很多互動,這是政治學的基本常識。但問題在于,在計劃經濟時代,是由國家提供公共產品,老百姓的利益由國家來滿足。這種設計本身缺乏把民眾和政黨連接起來的渠道。到了市場經濟階段,這套東西就不適用了。民眾對利益的追求無法通過體制內的正當途徑來實現,因而往往通過非正常渠道,就產生了所謂的突發性事件。突發性事件所體現的訴求是市場經濟必然會帶來的,而我們的體制沒有為這些訴求提供足夠的渠道,這是問題的根本。體制不完善,人們只能從體制外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群體性事件、突發性事件頻繁爆發的制度原因。

所以,新的歷史條件下處理黨群關系的基本方向很明確,就是大力開發(而不是堵塞)民眾與政黨的溝通渠道。在這里,人們往往會產生困惑:要怎樣看待我們的政黨體制(人們經常叫做“政黨制度”)。例如,既然利益通過政黨來表達,那么在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是不是要通過多黨來表達?堅信這一邏輯的人,往往把西方多黨制看作是政治體制的理想模式。另一些人則相反,一聽到利益多元化,便認為是主張多黨制。其實,這中間有很大的思考空間。多元利益并不意味著需要多黨;不搞多黨制,是我國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底線。但在有些人看來,不僅多黨不允許,民間組織也不應允許。這就需要轉變觀念了。民間組織的發展是世界性趨勢,是人們訴求的正常表達形式,不必害怕,而且害怕也沒用。政黨要看到這種趨勢,善于因勢利導,發展自己的功能。例如,執政黨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協調各方的利益。但如果執政黨面對的總是個人,協調就非常困難,而且往往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反過來,如果利用民間組織這種形式把人們組織起來,再去協調這些組織,政黨豈不有了更高超的駕馭社會的技術了嗎?可見,支持和引導公民社會和民間組織的發展,比簡單地說要聯系群眾、改變作風、干部要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強得多,后者是舍本求末的東西,很難從根本上解決黨群矛盾。再比如,新興媒體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不只帶來數量上的變化,而且是質的變化,它作為獨立溝通渠道的可能性大大增強。最明顯的是網絡,政府可以用一些技術手段去處理網絡上對自己不利的內容,但完全控制卻不可能。如何應對這種局面,是采用被動的壓制、對付的方式,還是采用積極的合作、互動的方式?這是擺在執政黨面前的重要挑戰。

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黨群關系的良性互動,就要充分考慮到時代帶來的新變化,利用新的工具、手段、途徑千方百計地加強民眾和政黨的聯系。只有這樣,政黨才能真正獲得老百姓的認同,使自己的執政具有合法性?！袄习傩照J同”這個問題太重要了?，F在我們有很多政策其實很好,但老百姓就是缺乏信任。這是非?？膳碌?。

改革的根本動力在執政黨本身

《同舟共進》:您剛才也談到執政黨必須轉變觀念,那現在是什么情況呢?是轉不過來,還是有思想障礙的因素?

王長江:兩方面的因素都有。從轉不過來的角度說,我們用革命黨思維來思考和解決問題的時間太長了,對那套東西得心應手。取得政權,搞計劃經濟,靠的都是這套思維。當最后發現它沒法使國家正常發展時,我們才逐步走到改革開放這條道路上。但要真正轉變革命黨的思維,其實非常難。因為經過這么長的時間,它不僅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思維方法,還形成了一套理論、一套體制框架,所有這些把人們固定在一個位置上,動彈不得。這是轉變本身比較艱難的重要原因。至于思想障礙的因素,則是一個更加復雜的問題。在革命黨思維指導下,形成了一套與之相應的制度。這套不科學、不合理的制度運作起來,不僅出了很多問題,還沉淀了大量的既得利益。比如,審批權是計劃經濟很突出的特點,按理說早該改革了,但如果放棄審批權,部門利益從哪里來?員工的獎金從哪里來?于是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轉變。你取消了這項審批,他又巧立名目,變相建立另一項審批。因此,不打破這種既得利益,即使你的道理充分得不能再充分了,即使你有無可辯駁的邏輯證明改革的正當性,都難以推動這個轉變,改革與反改革就會處于膠著狀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同舟共進》:2008年紀念改革開放30年,知識界曾有較集中的討論,在“繼續深化改革”方面毫無疑問是有共識的。那么,改革的膠著狀態如何去改變,既得利益的阻撓怎樣去突破呢?

王長江:我覺得,根本的動力還在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本身。我們總說執政黨面臨著挑戰、風險、考驗,而實際上直面風險的只是黨內的一部分人。舉個例子,一個球撞到墻上,我們可以說是這個球遇到了“挑戰”,但實際上,跟墻接觸的只是這個球的一部分。那么對于整個黨,這一部分是誰?遇到群體性事件,真正遭受壓力的是直接和老百姓面對的人,具體而言,就是黨的基層干部。所以我們說化解風險也好,回避風險也好,都是基層干部急切想去做的事。這已經不是覺悟的問題了,不是說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如何如何,而是作為在社會中生活的個人,自己的生存環境惡化了,生存受到了威脅。為了擺脫這種危險,化解這種風險,他們真心地希望通過改革,與老百姓建立更正常的關系。我確信,這就是黨的改革的動力所在。當然,黨內還有一股強大的動力,就是中央。中央擔負著對整個黨的歷史責任,所以也是希望改革的。因此,很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種機制去刺激、鼓勵和肯定基層的創新,讓基層的創新實踐與中央領導的改革要求相呼應,以推動整個改革。

另外很重要的是,要讓各種利益得到充分表達。民主是什么?說穿了,就是利益之間相互博弈有一個合法的平臺。人們追求利益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博弈平臺上的利益群體是失衡的——強勢集團的聲音大得很,而一些弱勢群體根本上不了臺面。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和社會資源分配不可能平等,最終必然導致各種利益之間的非理性沖突。要化解這種矛盾,就要讓各種利益都走到臺前來。怎么走到臺前來?就要推動、扶持公民社會的發展。作為執政黨,你去扶持了,它就是你的支持力量和擁護力量;你不去扶持,它就是你的潛在對立面。事情就這么簡單。

在民主問題上存在簡單化思維

《同舟共進》:您剛才談到基層創新是動力,但當前基層政治生態惡化的情況頗令人擔憂,這是否是一種悖論呢?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王長江:這種情況,最典型的是村委會選舉。我們把民主給了老百姓,老百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與此同時,賄選、家族勢力插手、村官貪污腐化等問題也出來了。為什么會這樣?有人說民主本身有問題,有人說村民的素質不高不適合選舉。都不是!不是選舉制度錯了,也不僅僅是選錯了人,而是人們把民主看得太簡單了。選舉不代表一切,它只是民主的其中一環,只解決了權力的授受問題。但在授權之后,權力的運用要不要民主?例如,權力運行要不要透明?選出了村官,是不是村官就該什么都管,多大的事他有權決定?一旦官員濫用權力,老百姓有沒有辦法把他逐出執政舞臺?毫無疑問,這些環節,仍然需要體現民主。所以,民主是一個系統,民主建設是系統的建設,不要想著一個簡單的變革就把事情全部解決。遺憾的是,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經常遇到。我曾看到一篇網文,說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取消村民選舉,取消村委會設置,把權力交給黨支部,讓黨支部統攬一切。這就太荒謬了:黨支部腐化了怎么辦?誰來管黨支部?光靠它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就行了?歸根結底,問題不出在要不要民主,而是出在民主還不夠,還不能對權力形成有效制約,權力還得不到有效的監督。

《同舟共進》:那么,中央怎么管治基層和基層黨政干部?

王長江: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們的命運交到老百姓的手里。我們的改革繞了半天,還主要講的是怎樣上管下,還沒真正走到下管上這一步。

《同舟共進》:對執政黨的約束和監督從哪里來?

王長江:對執政黨需要監督和約束,這已經形成共識。但在如何監督的問題上,人們往往在一黨制還是多黨制上爭來爭去,似乎離開了多黨制就不可能監督。其實,五花八門的政黨體制都是執政的具體形式,更需要把握的是民主政治的本質。前不久我從政治流通的角度闡述了這一點。我認為,民主是民眾和公共權力的互動,這種互動是會產生大量信息流的,政治體制能不能良性運作,主要看它有沒有為這種大規模的信息流動提供足夠的渠道,能不能把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和訴求納入體制之內,而不是溢出體制之外。西方通過長時間的探索,找到了多黨制這種形式。多黨制確實替他們解決了很多問題。但信息在體制內充分流通是否只有多黨制可以實現?我認為不是。一黨同樣可以做到。比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就很典型。這個黨占據了絕對優勢的信息渠道,政黨與民眾的溝通渠道卻保持暢通。相反,在俄羅斯實行多黨制之初,出現了那么多政黨,卻看不出政黨在溝通中發揮什么作用,還是靠個人,靠街頭政治。所以關鍵不在于一黨還是多黨,而在于有沒有一種機制能充分體現信息的流動。如果渠道不暢通,多黨又有什么用?其實,在當今時代,信息的流動擁有了除政黨以外的很多途徑,比如民間組織、新興媒體的發展等等,這些渠道為信息流動提供了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傳統政黨的某些功能,使政黨整體上呈衰落的狀態。所以,完全可以探索這樣一套制度:強大的執政黨+充分發達的民間組織+相對獨立的媒體。它能夠為信息流動提供充分的渠道,而三者之間可以形成約束和監督。當然,除此以外,還可以通過制度設計,使黨內也出現制衡的力量?？傊?不管我們從哪個角度思考問題,可以肯定,在現有政治體制框架內,是有大量探索和溝通的空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