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考驗官員“新聞執政能力”

范以錦　鄔　茜

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增多、官民關系不和諧甚至對立、民眾缺乏暢通的表達渠道等問題都慢慢浮現出來。而網絡的興起,無疑給民眾提供了寬闊的言論平臺,網民以極大的熱情利用網絡了解公共權力的運行情況,并表達自身的訴求。民間輿論與網絡形成了強大的合力,審視著政府官員的言行,考驗著官員的新聞執政能力。

網絡輿論監督崛起

網絡輿論對官員的監督有四個特點:一為民間性,二為即時性,三為互動性,四為常態性。

民間性集中表現為:公眾自發地利用網絡對官員進行監督,甚至興起了獨立調查人和民間輿論監督網站。很長時間以來,我國各級機關報、電臺、電視等強勢主流媒體在輿論監督方面發揮了引領潮流的作用,但近年來“引領”的地位似乎已被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取而代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其一,強勢主流媒體傳播范圍小、互動性不足,影響范圍有限;反之,網絡傳播速度快、覆蓋面廣、互動性強,影響力顯然更大。其二,強勢主流媒體在隨時可能出現的“禁令”面前難以作為,有時寫好的稿件也會因一紙“禁令”或一聲招呼而夭折;而網絡具有極大的自由性和開放度,言論很難予以禁絕。雖然管理部門也在行使管理的職能,但往往刪了帖子又有人變換手法讓其重現。其三,在新聞管制頗嚴的今天,即便一些傳統媒體通過“曲線采編”試圖突破“異地監督”的框框,依然力有不逮;而網絡的互動性、快捷性以及不易阻攔等特性,使得監督的觸角可以延伸到任意角落,不受區域的限制。

即時性體現在:網絡開放,不受時空的限制,輿論監督題材的文章可以在網上迅速傳播,迅速得到受眾的反饋,這是傳統媒體無法比擬的?，F實社會官員的不良行為一旦出現,很快被網民捕捉,演變成網絡熱點。

互動性表現在:受到監督的官員或其所在單位,乃至了解情況的親朋好友都可以回應,網民也可以通過互動引證,弄清事實真相,逐步形成比較接近問題實質的觀點。

常態性主要體現為:在自媒體時代,人們利用網絡對官員進行輿論監督的行為得以普及,還有自我成長的“專業隊伍”不斷提升監督的質量。以博客為代表的自媒體催生了眾多草根記者,而這批草根記者則通過自己的寫作和探索,推動輿論監督不斷向前邁進。他們通常具有很強的公民意識,牢牢地維護并堅守著自己的話語權,在輿論監督方面具有很強的自覺性、責任意識和專業能力。網絡的普及和監督意識的覺醒,加上一批素養較高的“專業”人士的執著堅守,令網絡輿論監督趨于常態。

網絡被稱為“民間紀委”

網絡監督的類型也越來越多,從嚴重的經濟腐敗問題到違法亂紀,從出格言行顯現的權力傲慢到日常生活的不檢點行為,甚至證據不足的“懸疑問題”,都進入網民監督的視野。

網絡輿論對官員的監督,早期集中在某些官員的腐敗行為上。比如2004年山東省濟寧市的“李信事件”(該市副市長李信跪在一個女人腳下的照片在網上迅速流傳開來,網友的諸多猜測,引起網絡世界的騷動),到2008年“出國考察門”事件(網民曝光意外撿到江西省新余市、浙江省溫州市公務考察團赴國外考察時的行程及消費清單,引發對官員借考察之名進行公費旅游的質問),無一不展現出互聯網在揭露腐敗、反對腐敗方面的巨大威力。由于網絡的監督,許多違法亂紀的官員紛紛落馬,網絡也因此被稱為“民間紀委”。

繼而,官員粗暴和草率的執法行為又逐漸成為網絡輿論關注的焦點。最典型的是2009年2月云南的“躲貓貓”事件和5月杭州的“飆車案”,網民對“躲貓貓”事件中警方給出的離奇的死因解釋和“飆車案”中警方的“70碼”說法,都表現出了極大的不滿。在輿論的重壓之下,警方向公眾道歉并重新作出了解釋。

網絡輿論還將監督的視野擴展到權力傲慢方面,官員的出格言行進入網絡輿論監督之列。典型如2008年10月深圳海事局黨組書記“猥褻門”和2008年底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天價香煙門”事件,而最近的河南省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的“替誰說話”則是最新代表。傲慢的公權力在網絡監督面前低下了頭。

至今,網絡輿論對官員的監督層面仍在不停地延伸和探索,其中耐人尋味的是對“懸疑問題”的監督。某些官員可能一開始本身并沒有暴露出問題,或者根本就沒有問題,但人們基于對某些制度的不信任,繼而對某些官員存有懷疑,網絡監督的法眼也將“懸疑問題”盯上。最為突出的當屬對29歲市長周森鋒的監督與質疑。網民對周森鋒的質疑,實際上折射出老百姓對官員任用和升遷體制不透明的疑慮。

新聞執政理念成熟的標志是什么

當前一些地方官場風氣腐敗、官員驕縱橫行,人們即便有諸多不滿,也由于種種原因無力進行監督。而在強勢主流媒體輿論監督失語的情況下,網絡成了監督官員的有力武器。網民們緊盯著官員的一舉一動,他們熱衷于隨時曝光官員的不法行為,期冀通過努力使官場不那么“云霧繚繞”,普通人的知情權和生存權不再受權力的蔑視。顯然,在網絡的推動下,輿情的力量是驚人的,在以上諸多案例中,原本處于強勢地位的官員紛紛轉變為輿論上的弱勢。這種被動的局面不僅源于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言行不當,也來自于他們中的不少人缺乏對網絡輿論監督的正確認知。

因此,官員首先應該轉換思維方式。一些官員至今仍對網絡輿論監督表現出不屑和漠視,認為那不過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網民在無中生有,或是無聊小百姓的仇官心理在作祟,不需要太在意。于是,要么坐視不理,要么對舉報人恣意打壓,甚至跨省追捕發帖人,直至事態惡化,進一步激化官民沖突。事實上,作為擁有公權力的國家工作人員,理應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包括網民的監督。只有這樣,手中的公權力才不至于被濫用,腐敗現象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才能出現官民和樂、一片清平的局面。當然,官員要分清偏激行為與惡意攻擊、疑惑中的猜測與別有用心的造謠、不道德行為與違法犯罪的界限,對于真正造謠生事、危害社會的違法人員,毫無疑問必須依法處置;但決不可意氣用事,更不能小題大做,借機打擊報復。

很多官員習慣于以沉默對待網絡輿論監督。筆者認為,對某些無聊的問題保持沉默當屬理智,但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該回應的不回應。這里面可能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確實理虧,無話可說,以為只要過了這個風頭,一切又會恢復原樣;另一種是有些官員本著官僚主義和權力傲慢的姿態,認為自己行得正坐得直,只要日后能用行動表明自己的清白,就不怕別人去說。但網民如果沒辦法從正常的官方渠道得到消息,便會通過其他渠道打聽,謠言、誹謗、人肉搜索等便會乘虛而入,很可能引發輿論聲討和網絡暴力,甚至從虛擬的網絡世界走進現實世界聚合示威,而此時的局面便會變得難以收拾。因此,面對網絡輿論監督,官員要勇于直面網民的質疑并據實相告,或可采用新聞發布會的形式,當場接受和回應媒體及民眾的質疑。只有這樣,才稱得上是執政理念的進步。不久前,組建“躲貓貓”事件網民調查委員會的官員、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表示,云南省將發起各級政府建立“網絡發言人制度”,即政府部門對網絡輿論監督實名回帖。盡管他的想法不可避免地被責疑,但其出發點是好的,理念也是進步的。

應對網絡輿論的能力,是官員新聞執政能力的重要方面。能否正確對待網絡輿論,不只是技巧和智慧問題,只有剛正不阿,才能在網絡監督面前無所畏懼。因此,可以說,敢于應對、從容應對網絡輿論監督,是政府官員新聞執政理念成熟的重要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