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農村居民生活消費特征：基于渝東南地區的分析

摘要:基于渝東南土家族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與人均純收入的時間序列分析,構建消費函數模型。模型表明該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特征與相對收入假說相吻合,同時顯示該地區居民邊際消費與平均消費傾向偏高。針對這些特點,從該地區的經濟特征、居民收入水平、土家族消費文化等方面分析其緣由,并探討其政策導向。

關鍵詞:土家族農村居民;生活消費;特征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78;D4227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熊正賢(1980-),男,湖南武岡人,長江師范學院烏江流域社會經濟文化研究中心教師,經濟學碩士,研究方向:區域經濟與民族經濟。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06XMZ005。

土家族是中國歷史上悠久的少數民族之一,在公元前315年秦滅巴后,巴人的一部分流落到今天的湖南、湖北、重慶、貴州四省接壤的武陵山區一帶定居下來,并與當地居民逐漸融合?，F今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縣、長陽土家族自治縣、貴州沿河土家族自治縣、德江、印江等縣以及渝東南的石柱土家族自治縣、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酉陽土家族苗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黔江區等(以下簡稱石柱、秀山、酉陽、彭水、黔江),與漢、苗等族雜居[1]。在聚居的地域,土家族居民在生活、飲食、居住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習俗。

而今,土家族地區普遍貧困落后,經濟社會發展滯后于其它地方,開發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縮小地區間差距成了各級政府面前的頭等大事,同時也是學術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張琦(2001)認為少數民族即期消費不旺,需求拉動不足制約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2];呂學芳(2002)認為開拓少數民族地區農村消費市場是實現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對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經濟的增長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3]。開拓土家族地區農村消費市場來發展土家族地區經濟,先必須了解土家族地區居民的消費特征,并對土家族居民的消費模式有一個準確的定位。目前,研究土家族地區居民消費的文獻較少,主要有彭林緒(2000)從居住飲食文化的變遷角度探討了土家族生活消費的變化[4];姚偉鈞(2005)從節日習俗探討了土家族的飲食文化[5];姚偉鈞,劉樸兵(2007)從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角度分析了鄂西土家族的飲食文化的特征,認為鄂西土家族的飲食文化具有粗放純樸的三區飲食文化特征[6]。這些研究主要從民族學、民俗學等角度對土家族居民的飲食、消費文化進行定性的探討,缺乏實證的分析。而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土家族居民消費行為的文獻極少,余石(2001)采用總量數據建立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費函數的數學模型,并對該地區的總消費需求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研究[7],表明絕對收入假說與相對收入假說理論在該地區的適用性。而筆者認為采用總量數據構建模型未必能全面反映土家族居民真實的消費特征;其次在余石所建模型中沒有任何檢驗,因此其模型的準確性有待進一步探討。那么土家族地區居民的消費特征是否與傳統的消費理論相吻合呢?這些消費特征又衍射出土家族人怎樣的經濟特征與消費文化呢?它賦予我們怎樣的政策導向呢?基于上述思考,并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筆者以渝東南土家族地區為例(分別是石柱、秀山、酉陽、彭水、黔江),對該地區農村居民生活消費特征進行實證分析。

一、相關理論介紹

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研究“當就業量處于既定水平時,什么因素決定消費的總量”時,將消費傾向定義為:存在于YW (即用工資單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 和CW (即在該收入水平下的消費開支) 之間的函數關系X,即:CW = X(YW)。

其理論綱要[8]是:當期收入是消費的主要決定因素,當實際收入總量增加時,總消費量也會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邊際消費傾向的數值為正,但小于1?；谛睦镆幝?這一理論在實際生活中很有說服力,在人們收入水平還很低時,必須把全部收入滿足基本需求,因而沒有儲蓄或很少有儲蓄;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除滿足基本需要以外,還有剩余用來滿足其它需求,由于有些需求不是必須的,因此人們不會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費,而是有一部分被儲蓄;同時由于人們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以及應付未來的不測之需、支付未來的大筆支出,加上為后代留筆財富的心態,使得人們也要進行儲蓄;還有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人們總是把每個單位的貨幣用于效用最大的物品上,隨著所消費物品的增加,從最后一個消費品上所得到的邊際效用呈遞減趨勢,因而消費者的邊際消費率呈遞減性。

自凱恩斯提出上述消費函數的概念后,有關消費函數的實證研究被置于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地位,近幾十年來,消費函數理論一直是經濟學家相對關注和研究的領域。從時間維度來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對居民消費行為研究的演進過程大體可劃分為四個階段[9]:第一階段是 20世紀30年代至 5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和杜森貝里的相對收入假說;第二階段是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在原有消費者行為分析框架基礎上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說和生命周期假說;第三階段是 7O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霍爾(Hall,Robert E.,1978)將理性預期理論引入永久收入假說和生命周期假說,提出了隨機游走假說;第四階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以預防性儲蓄假說和流動性約束假說為代表所引發的大量相關經驗理論與假說。

學術界運用于定量分析的理論主要集中在凱恩斯的絕對消費理論模型和杜森貝里的相對收入假說模型,國內學者一般將凱恩斯的消費理論化為具體可計量的數學模型[10]:c=a+bY (C表示消費水平,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主消費水平,b表示邊際消費水平);將相對收入假說理論化為可計量的模型[7]:C璽=b0+b1Y璽+b2Y﹖玬ax 或者C璽=b0+b1Y璽+b2C﹖ 玬ax ,式中Y﹖ 玬ax 表示過去最高收入水平,C﹖玬ax表示過去最高消費,在實際中一般采用上年消費水平C﹖-1 代替C﹖玬ax ,這樣上式表達式為:C璽=b0+b1Y璽+b2C﹖-1。筆者仍以上述理論模型為基礎,建立渝東南土家族地區消費函數模型并展開分析。オ

二、渝東南土家族地區為例的實證分析

筆者以渝東南地區土家族農村居民生活消費為例,分析數據來源于歷年《重慶統計年鑒》及《重慶直轄10周年——數據與分析》,具有很高的可靠性[11][12]。文章先以凱恩斯的絕對消費理論模型C=a+bY進行回歸分析,其中C為土家族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Y表示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a表示自主消費,b表示邊際消費傾向?。詳\肊views軟件[13]對1996-2006年人均生活消費與人均純收入的當年數據進行回歸,計算結果如表1。

從回歸結果來看,黔江回歸模型的可決系數較高(098),T檢驗與F檢驗都能通過,擬合較好,但常數項為負數,經濟學含義即自主消費量為負數,同時b值高達116,大于1,其經濟學含義即邊際消費傾向為116,意味著收入增長一元,消費將增加116元,因此違背了凱恩斯消費理論的分析框架(凱恩斯絕對消費理論認為自主消費不少于0,邊際消費傾向少于1),該模型是失敗的;石柱的消費模型中,常數項未能通過t檢驗,(在n=11,顯著性水平a=01時,t臨界值為136,上述表中僅為032);秀山的消費模型擬合較好,各項參數均能通過相關檢驗;酉陽、彭水的消費模型同樣不能通過常數項的t檢驗,其中酉陽的邊際消費傾向為1,不符合凱恩斯的消費理論框架?？傮w而言,除了秀山消費函數擬合較好以外,其他區縣的擬合情況較差,因此上述分析表明凱恩斯的絕對消費理論在解釋土家族地區農村居民生活消費行為特征時缺乏說服力。

針對上述分析出現的問題,并結合相對收入假說理論,對模型進行修正,以統計學原理為依據[14],以參數通過相關檢驗為衡量標準,擇優處理,得到如下分析結果見表2。

注:方程式欄中參數下面括號中數值為t檢驗值,消費函數表達式中C璽表示當期消費,C﹖-1表示上期消費。お

從表2中的分析結果來看,可決系數都在09以上,表明擬合方程式能解釋的部分達到90%以上,擬合較好。同時各參數估計的t值,F都通過了檢驗,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自主消費沒有體現在模型中。從各地區擬合的消費表達式來看,黔江居民生活消費行為較為特殊,當期的生活消費取決于當期收入與上期的消費水平,其中邊際消費傾向為101,即當期收入增加一個單位時,生活消費將增加101個單位;石柱、秀山、酉陽、彭水等縣的邊際消費傾向也偏高,分別是095、083、099、089。另外,依據相關數據計算[11][12]的平均消費傾向也表明該地區的消費傾向明顯高于重慶平均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15]。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渝東南土家族地區農村居民的生活消費特征如下:第一,消費行為不符合凱恩斯的消費理論,但與相對消費理論吻合較好;第二,自主性消費參數a的估計不顯著,同時平均邊際消費傾向普遍較高;第三,邊際消費傾向偏高,甚至大于1,明顯高于全國及全市平均水平。

三、原因分析

針對上述土家族居民的消費特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是其主要經濟特點

在上述消費函數分析過程中,常數項參數未能通過檢驗,即渝東南土家族地區居民的自主消費不顯著。但這并不表明土家族居民沒有自主消費,而可能是自主消費主要依靠自己生產供給,并不是在市場上購買所得,而目前我國的數據資料的統計主要是針對市場交易產生的數據進行統計,而自給自足的經濟數據未能統計,因此可能部分掩蓋了數據的真實性,導致常數項通不過檢驗。從事實上來看,渝東南土家族地區歷來屬于“老、少、邊、窮”的國家級貧困區,與其它地方相比,該地區交通不便、經濟落后、信息閉塞,至今仍以傳統的農業生產為主。從2006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占GDP比重來看,重慶平均水平是183%,而土家族地區5區縣該指標平均在30%以上,比重最小的是黔江286%,最高的是酉陽達657%。由此可見,農業生產在該地區仍處在核心地位。另外,從農產品的商品率來看,重慶平均水平是557%,而該地區均低于這一水平,農業商品率最高的石柱為540%,最低的酉陽僅為476%。這表明土家族地區的經濟具有濃厚的自給自足的特征,大量農產品未在市場上流通,而是滿足于自己的生活,這也印證了上述消費函數的回歸分析是準確的。

(二)農民收入低導致嚴重的“透支消費”現象

從渝東南土家族地區5區縣的平均邊際消費傾向來看,1996年、2001年、2006年三年的截面數據均顯示該地區的平均消費水平高于重慶平均水平。1996酉陽的平均消費傾向高達1282,遠遠超過重慶平均水平(0898),黔江平均消費傾向最低,也高達0925。至2006年,平均消費傾向整體呈現下降趨勢,但是黔江、酉陽地區的平均消費傾向大于1,這表明消費支出額大于收入水平,況且本文分析的僅僅是生活消費支出,這就表明該地區農村居民生活極度貧困,出現了嚴重“透支消費”現象。統計數據顯示,2006年重慶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2 87383元,而渝東南土家族地區該指標均低于這一數值。最高的石柱為2 45773元,相當于重慶平均水平的855%;最低的酉陽僅為2 03098元,僅僅相當于重慶平均水平的707%,見表2。這表明該地區居民低收入水平是制約消費行為的主要因素,農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方面的必要消費,而對生活消費之外的彈性消費品需求很少,因此從這種角度來講,要繁榮該地區農村經濟,拓展農村消費市場必須加快提高該地區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

(三)土家族消費文化的影響

盡管渝東南土家族地區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較低,但其邊際消費傾向普遍較高,部分甚至高達09以上,相當于每增加一元收入,生活消費就會相應增加09元以上,這與我國居民收入水平與邊際消費傾向的“倒U”型關系假說不符合[16](即中產階級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低收入者與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同時也與我國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徘徊在07-08之間存在很大差別[17],何況上述的分析還沒有考慮生活消費以外的消費情況,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單從經濟學角度考慮很難找到答案,筆者認為土家族的飲食文化深深影響邊際消費傾向。

土家族居民盡管并不富裕,但是其食風十分豪放,平日土家族人普遍喜歡用大大的土碗吃飯喝酒。如果飯碗太小,就覺得吃的不舒服;酒碗太小,就覺得喝的不爽快。這種豪放的食風在接待客人的筵席上,更是得到了十足的體現。一般說來,客人臨門,夏天要先請客人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則先請客人吃一碗開水泡團馓,再待以酒菜。土家人待客還喜用蓋碗肉,即以一片特大的肥膘肉蓋住碗口,下面裝有精肉和排骨。為表示對客人尊敬和真誠,土家族待客的肉要切成大片,酒要用大碗裝。土家族有吃社飯的傳統風俗,社日期間,家家請,戶戶接,社宴散時,主人還要讓赴宴者帶一些社飯回去,對于因故未來者,主人還往往派人把社飯送到府上去[6]。吃了別人家的社飯,要還席,因此社日期間土家族人互相邀請吃社飯,形成吃轉轉席的飲食格局。喝咂酒是土家族的另一風俗,凡客至家,必以酒招待;婚喪喜慶,必設酒宴。同時,土家族是一個節日頻率極高的民族,除了農歷的十月外,幾乎每月都有節日,有的甚至一個月里有幾個節日。過年過節往往殺豬宰羊,排場很大。

因此,筆者認為土家族豪放的飲食文化和節日文化注定了土家族居民的生活消費在收入中的比重較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在渝東南土家族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保持很高的邊際消費傾向的“怪圈”。

四、結論

文章以渝東南土家族為例,運用消費理論基本原理對該地區居民的消費行為進行實證分析,分析表明凱恩斯的絕對消費理論不適合該地區居民的消費行為特征,而相對消費理論比較吻合該地區居民的消費行為。土家族地區居民的生活消費主要取決于當期的收入水平和上期的消費水平,而且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都明顯高于重慶平均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一方面這是該地區居民收入不高,貧困的表現;同時也是土家族居民獨特的飲食文化、節日文化及淳樸的好客習俗的體現。它給予我們的政策導向主要有三點:一是促進土家族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提高農村居民的商品意識,活躍農村消費市場;二是挖掘土家族文化產業,培育土家族特色飲食文化產業大有潛力可挖;三是大力實施農業產業化,千方百計提高土家族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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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