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教育思想研究

劉興恩

摘要：生活在清末、民國與社會主義中國的能海法師，經歷了中國佛教由衰微到復興再到新生的整個歷程。他的教育思想，曾在清末居士佛教興起與民國廟產興學之風的雙重影響下猶豫徘徊。最終，他選擇了“以叢林為學校，以僧眾為學僧，以執事為教員，以清規為章程，以寺產為經費”的復古式僧伽教育，同時又吸收社會教育的一些先進理念。他的這一佛教教育模式，正在為現代佛教教育所廣泛采用。

關鍵詞：能海；佛教教育；復古式教育；現代教育

中圖分類號：B9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6176(2009)04－0022－09

能海法師是民國時期四川綿竹縣人，青年從軍，累官至川北清鄉司令，后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報國之志不能得遂，因此，轉向佛門尋求救國之道。出家后的能海矢志西去雪山求取密法，成為當時赴西藏學習藏密并返回內地大加弘揚的第一人。他曾先后長期駐錫于四川成都近慈寺與山西五臺山吉祥寺弘揚密法，人們把他與后來去藏地學密的法尊一起合稱為“法尊譯經，能海弘法”。1949年后，他歷任第一、二屆中國佛協副會長，第一、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能海一生，非常注重僧伽教育。他在近慈寺創建譯經院翻譯藏、漢、英等佛教經典，同時又設立五堂教育制度，把莊嚴道場變為僧團大學。

佛法住世，僧才為基；佛法不斷，教育為本。佛教要想永恒住世、興盛光大，必然需要僧團的住持，因此，辦好僧團教育，培養僧伽人才，便成為每一位佛陀弟子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傳統的中國佛教教育開始于鳩摩羅什、佛陀跋陀羅等大譯師的譯經興學，至唐朝末年則轉為以叢林師徒傳授為主，主要有三支體系：一是宗門(禪)的坐禪參話頭，到后期則演變為背誦語錄和公案去糊弄人；二是教門(天臺、華嚴、法相)的聽經與閱藏，至清朝末年時也漸式微，有些法師一生只講一部經疏，而閱讀《大藏經》則成為少數人的特權，一般僧人必須通過種種關系才能有緣一見；三是戒律教育，到晚清時也逐漸流于形式，考核時的題目與順序基本是固定的，僧人只須簡單地回答“是”或者“否”就可以了。更有甚者，為了不丟面子，開堂師還事先把答案給予自己輔導下的學生，讓他們背熟作弊?？梢哉f，佛教教育發展到清代，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

清末民初，出現了刻經處、佛學院之類的新式佛教教育機構，如楊文會的金陵刻經處，歐陽漸的支那內學院(主要培養居士)，太虛的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和漢藏教理院等等，都對探索近代佛教教育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嘗試。同時，寺院內部也由于受到政府廟產興學之風的威脅，不得不舉辦佛教教育，以維護寺產。但是這種辦學卻“一方面采取社會的新制，一方面采取叢林的舊規，建立在不新不J日當中，形成非驢非馬的教育……越辦越不通，越辦越糟糕”?；竞湍芎Ｍ瑫r代的納西族高僧諦聞大師認為，“今后的僧教育……只有復古一途，就是以叢林為學校，以僧眾為學僧，以執事為教員，以清規為章程，以寺產為經費……寺化成學?！?，只有這樣才能挽救佛教教育。

中國中原地區一向宗歸大乘顯宗，而自“宋代以來……僅余禪、凈二宗”，其他宗派要么蕩然無存，要么名存實亡，它們對后期印度佛教所形成的密宗持不理解和排斥的態度。能海傳承藏密黃教，要在內地弘揚宗喀巴大師的格魯派教法，與釋迦牟尼當初在印度初創佛教時所遇到的困難極為相似，所以他極其重視僧伽教育，認為“寺廟首應培育僧才”，佛教的存在與不斷壯大才不會后繼無人。

在實施科教興國的今天，我們經常會提到這樣一個口號，“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當時的能海就已經深知學校就是培養人才的搖籃，所以他一生積極興辦僧學，按諦聞法師的復古式佛教教育思想，普建道場。他所建立的寺廟中比較著名的有成都近慈寺(1938)、綿竹云霧寺(1943)、重慶真武山金剛道場(原在重慶嘉陵新村，后因政府征地而于1947年遷至真武山)、峨眉慈圣庵(1948)、上海金剛道場(即1949年時上海市常德路的覺園)、山西五臺山吉祥律院(1953)等。

能海的教育思想相當豐富，下面從教學、學習和學級制度三個方面予以論述。

一、教學：新舊交融，藏漢溝通

(一)教材選擇：以自譯為主

能海所傳的密宗理論大量來自于藏文經典，與內地顯宗佛法在學修方法上有很大不同，因此在教材的選擇上就有一定的難度。

為此他首先在根本道場近慈寺創辦譯經院，培養漢藏翻譯人才，以協助他把由西藏求回的佛典譯為漢語。譯經院成立不久，就譯出藏文經典50多部，刻印顯密經論80多部，為弟子們提供了豐富的學習教材。為了讓初學者更加容易上手，他還特意按照戒、定、慧三個大類把這些經論匯編為《律海十門》、《律海心要》、《辯識阿含集頌》、《根本阿含集頌》、《定道資糧頌》、《止觀略法》、《三皈依觀頌》、《宗喀巴大師顯密修行次第科頌》、《慧行習練刻意成念記》、《菩提道次第心論》等，使這些紛繁復雜的經論變得井然有序，同時也方便了學者研讀。

在翻譯過程中，他常常依據從上師康薩格西口授所得來的知識，再加入自己的見解進行意譯。這種翻譯雖然從表面上看來仿佛與原文不符合，但實際上意義則更加通順深刻。

這種翻譯上的技巧，我想現代學過英語的人都知道。意譯與直譯，何者更能符合不同國家的文化習俗?比如說“Look before you leap”，是直譯為“跳之前先想好”?還是意譯為“三思而后行”更符合國人的語言習慣，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他翻譯的《現證莊嚴論》，法尊法師則譯為《現觀莊嚴論》。依筆者愚見，藏密雖講學修并重，然而卻是為修而學，為“證”而學，所以此處應譯為“證”，才更能體現密宗講修證、求即身成佛的宗旨。

譯經院不僅是為翻譯教材的目的而設，而且還進行漢藏佛典的互譯，同時兼及中外佛典的翻譯刊印。由此看來，譯經院的成立，不但起到了溝通了漢藏的作用，而且還促進了世界各國文化的交流。

(二)指導思想：學修與歷練并重

能海曾引用古人那句“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來說明當和尚就必須修行，不修行自身尚且不能出離，又如何奢言度化眾生?儒家講“修”、“齊”、“治”、“平”，也是把自身修養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他特別重視對弟子實踐能力的培養，強調要學以致用。

1、學習時間安排明晰有序

近慈寺實行“早晨及上下午念儀軌，晚間分班修定”的學習制度，也就是白天學習，晚上自己如法進行修行實踐。

除親自帶領弟子學修外，能海還安排幾名學識博、資歷老的年長上座比丘分別帶領初學弟子修行，就如學校里的學習委員組織同學自習、體育委員帶領同學進行體能訓練一樣。這樣既省了老師事事都要親力親為勞累，又鍛煉了基礎較好的上座弟子，讓他們有機會發揮余熱，而且還使初學弟子的修行實踐有人引導，不致出現偏差，真可謂一舉三得。

2、為學生獨立搞佛學研究創造條件

綿竹西山云霧寺，就是專為金剛院上座比丘僧閉關專修而設。云霧寺附近還建有露天茅蓬，這是基礎最好、毅力最強、信心最堅的大根器上座比丘的靜修之所。

這樣做的好處是，“如大學畢業生，進入化驗室，更加深造的意義”，有點像現在大學里的研究生獨立從事某一科研項目，以增強對專業知識的實踐運用能力。

3、給予學生以社會歷練的機會

遇上外地邀請他去講經，能海有時也會挑選一些基本功扎實的弟子代他前去。他的得法弟子清定就曾代他前往武漢、南京、上海講經，受到聽眾的熱烈歡迎，最后受居士挽留，創建并主持上海金剛道場。另外還有方云、普超、仁光、仁明等弟子也曾代他去其他寺廟講過經。

此外，他還建立了一種“復小座”的制度。所謂“復小座”，就是在小范圍內為本寺初級弟子講經，一般是由加行堂或金剛院的比丘僧為學事堂、沙彌堂、學戒堂的下級弟子宣講。這樣的制度，既督促弟子為了上講臺而去鉆研經典、吃透教材，又鍛煉了弟子的膽量與口才，成為“培養(講經)法師的必經之途”，同時也為我們當今的師范教育乃至普通教育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模式。

4、訓練學生的口才

口才，藏傳佛教稱之為辯才，屬佛學五明中的“因明”學，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要取得藏傳佛教的最高格西學位，辯才是必考科目，相當于現在的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不過規模極為宏大，一般都在千人以上。想當年唐玄奘印度取經，在那爛陀寺十八日無遮辯論大會中力克群雄，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世界級的佛學大師，就充分展示了辯才的重要性。

能海本人便“精通因明，善巧論議”。1926年他在山西太原講經時，有人說佛的三身與上帝三位一體極為相似，他“一言否決，層層遮駁，直令彼啞口無言”，于此可見他的理論水平與口才。更有趣的是1936年，胡子笏那才8歲的小孫子，聽了能海在上海丙子息災法會上的講經后竟哭著說：“爺爺，人生痛苦，我要出家”，更可見其講經真有舌燦蓮花之口才。

1948年秋，能海在近慈寺開設辯論班，培養學生口才。教材選用藏文版的《因明》和《現證莊嚴論》，教師是從五臺山請來的“外教”扎薩(一種僧官名稱，并非人名)喇嘛和居本喇嘛。教學進度是三天教一課，每間隔一課就開始實戰，如第二課結束后開始對第一課進行演練，第三課結束后對第二課進行實踐測試。具體過程如下：

第一天，教師教會學生讀課文，課后學生必須把當堂課內容讀熟到能背誦的程度；第二天，教師用藏語講解第一天所學內容的意思；第三天，教學生按因明學的三支比量(宗、因、喻)來學習如何提問和回答。能海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何謂三支比量，“如人必有死(宗)，為生物故(因)；諸見生物皆必有死，如牛馬(同喻)；諸不死者，都非生物，如金錢(異喻)”。

到實戰測試的那一天，全班學生圍成一圈，教師選一個成績最好的學生坐在中央。由他背誦一段課文，其他學生就這段課文內容向他提問，問答雙方都必須遵循因明學中的比量原則。如果回答不上來，就換下一位學生上場。通過這種方式，使學生既鞏固了所學理論知識，又提高了辯論能力，培養了演講口才。

5、因材施教

能海關于這方面的思想主要可概括為對“初信者慈愛方便，對久信者嚴格要求”。

他分析說“令沙彌專修，似難安心，亦不相應；若令老僧學教，亦難學好”，因為沙彌年幼初學，對佛學的知識基礎很薄弱，讓他們投入到修行實證中去，無異于讓嬰兒未學爬就先學走；而年老僧人的佛學知識與經驗閱歷都極為豐富，此時還讓他們繼續從ABCD學起，豈不是要了他們的老命!所以能海提倡“沙彌、青壯比丘宜多學”，以增長基礎知識；“老僧宜專修”，以達到學以致用、理論指導實踐的目的。

這樣做的好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發揮了青年僧人善巧記誦、掌握新知識快的特長，另一方面又發揮了年老僧人經驗足、理解與實踐能力強的優勢，做到“各抒所長，各得其所”。而對于“有一定根器或學識”的僧人，他還主張應該以講經法師為最終培養目標，以造就師范教育人才。

能海認為，既有理論知識又能運用于實踐的學生才是最好的學生，即“學修兼優者最上”，…但是他也不否認學生的天賦是參差不齊的，佛的弟子中尚存在著“偏科”現象，如優波離持戒第一、舍利弗智慧第一、大迦葉苦行第一、富樓那說法第一、目犍連神通第一等等，所以他認為“能學或能修者，亦有成就”。也就是說，在能?？磥?，成為全能人才固然很好，但如果只在某一方面有一技之長，一樣會成為對佛教對社會有用的人，就看你如何施展自己的才能了?！爸T葛揮淚斬馬稷”的故事盡人皆知，我們并不能因為馬稷失了街亭便認為他一無是處，想當初他在軍中做參謀時為諸葛亮出謀獻策也屢建奇功，他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理論型人才，如果他不去帶兵實踐，甘做一輩子參謀的話，也許他也會成為偉大的軍事理論家。

對于教外人士，能海也能對機接引。以知識分子為例，他就從哲學、邏輯學、生理學、心理學、物理學等方面，來闡明佛教的知識。

他曾經用生理學與心理學的知識，來說明坐禪非常有助于個人的身心修養和健康，并且教給聽眾一些簡單的靜心方式；他還分析禪定和科研工作的關系，認為科學實驗中出現的種種現象，粗心大意的話是得不出任何結論的，但如果靜下心來思考，自然就能理清頭緒，發現一絲曙光。他用禪定的思想來解釋這種過程，“入定思觀，心靜則慮一，慮一則慧開，所不解者，即能解其底蘊，了如指掌，再行試驗，一一證實”。而且，他認為不僅科研工作是這樣，世間萬事萬物莫不如此，因此坐禪對于日常工作和學習是非常有幫助的。也因為他這種應機接物、因材施教的闡教方式，使得社會上無論文化高低的人，都喜歡向他請教、聽他說法。

6、教學方式多樣

能海特別重視循序漸進的學習。每次講課前，他總是先把欲講的全部理論整理成科判表(相當于大綱結構圖)，印出后散發給聽眾。講完這些表后才引出自己要宣講的經典，并詳細說明哪一段是表上的哪一節理論。這樣，使自己的教學內容做到系統化，達到知識的前后連貫。聽眾既掌握了所講經論，又對佛學理論有一個大致的全局把握。

他講課從不進行空洞枯燥的純理論灌輸，而是力求生動活潑、用事實說話。他最喜歡的是運用公案故事作佐證，由此做到深入淺出。例如講“不坐高廣大床”的菩薩戒時，他指出“不是持戒當天不坐，乃借這時不坐而推進于他各戒。尤非執著行持，要圓融，要在利己中而更利人地想，則有效!”。不“執著行持”，便是要求不能機械地執著于具體的戒相。以“不偷盜”為例，就是要在持戒過程中理解這樣做不但可以破除貪心達到利己，而且還要想到這同時也是在利他。

俗話說“學問學問，有學有問”，現在某些教師喜歡滿堂灌，一堂課下來，學生基本不發言，至于學生有沒有聽懂他根本就不考慮。而

能海則經常鼓勵學生提問，以獲得對自己講課效果的及時反饋。每講完一節或一段內容時，他就“向聽眾提問，對聽眾所答，對者認可，錯者糾正，不明者補充講全”。

7、教育和管理學生寬嚴適度

能海主張對學生教育和管理的寬嚴要適度。對此他做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如“豺子搬家，御幼而行，不緊不松，不過不欠”。豺狼搬家要叼著自己的孩子一同離去，但是叼的時候力度大了會咬傷它，力度小了又要掉在地上，必須掌握得剛剛好才行。教師對學生的教育管理也是一樣的，寬嚴必須適度，但最終目的都是出于愛惜之心。

為將者，必須與士兵同甘共苦乃至身先士卒，士兵們才會樂于為你效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的就也是這個道理。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為人師范者，不但要從言語上教育學生，還應該在行為上以身作則去感染學生。能海就極為重視對學生的言傳身教，“上殿過堂乃至出坡(指農作)，師均親自帶頭”，“常與眾同行、同住、同過觀堂”。

現在我們的學校教育提出，“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師”。能海也特別強調教育者的責任。在一次傳戒法會上，沙彌禮儀不整，他訓斥帶班的管堂師仁杰說，“把幾十個沙彌交給你們，沙彌年幼不懂事，你們沒有悲心把他們管教好，責任在于你們”。

二、學習：由淺入深。定慧雙修

(一)循序漸進

從學習的內容方面來說，對于戒、定、慧三學，能海提倡“由戒生定，因定發慧”。他一生弘法，“一貫主張三學……，尤重須依次第。如建高樓，必先平整地層，深植樁基，三學亦復如是”。他說“欲求定慧成就，首應具足凈戒”，因此在近慈寺依四分律傳戒，還做出了“五年學戒，十年不離依止”的規定，從1953年開始，他主要重視的就是戒律方面。1960年的一天，他“步入大殿，仰視世尊金顏良久，謂大眾曰：‘釋迦佛(像)的眼睛，象下垂了些，這是顯示修禪之相也”，于是開始教授弟子由戒人定；在此同時，他也沒有忘記要求弟子學習慧學，“初建道場時，曾數數稱贊《文殊真實名經》，勸勉大眾……抽閑日誦四座，極能開發速疾智”。他還翻譯了慧學名著《現證莊嚴論》，此書最后收入《能海上師全集》第五輯。

從學習的階段方面來說，則主張按“下士一中士一上士一密乘”的次序依次學修，而不能越級而上。他批評內地因為盛行大乘，從而導致“多有自命不凡，對聲聞緣覺，斥為小乘；對人天十善，更不屑顧者”，認為“上士不離中下士所修法，否則基礎不穩”，這就像上大學需要有小學和中學的知識基礎一樣，就算天賦聰明的學生可以從三年級連跳兩級升入六年級，但四、五年級的文化知識他仍需通過自學方式獲得，并不是說他就可以不學四、五年級的知識!

(二)反對照本宣科

學生通過學習，應該有自己的見解，而不能照本宣科。近慈寺金剛院錄取學生，就要求必須是對戒定慧三學“有所心得，方能升入金剛院”，也就是必須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或者說是創見，如果只是照本宣科，那只能作講經法師，進入加行堂。

有一次，他叫弟子仁杰取《現證莊嚴論》試講一段給自己聽，于是仁杰就按書上所說的談了一陣，能海聽了就訓斥他說，“誰叫你講這些，這在書上都說了，誰都能看，還要你說?是要你談談深處密意如何觀修”。于此可見，能海主張學習是不能死記硬背的，必須要理解和融會貫通，同時應有自己的見解，并且還要能夠把理論知識應用于修行實踐。

(三)“四無退”的治學精神

能海的治學精神表現在“四無退”——“念念無退”、“終身無退”、“違緣無退”和“順緣無退”，可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時時處處不忘學習。他認為，學習知識應該做到“念念無退”、“終身無退”。所謂念念無退，就是“于一切時，熾然精進，無有疲厭”，用現在的話說便是爭分奪秒地學習，甚至于還要擠出時間來學習，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時間就象海綿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擠，總還是有的”；所謂終身無退，就是“精勤學修，數十年如一日，直至耆年”，中國有一句俗話，叫作“活到老，學到老”，就是“終身無退”的最好解釋。

二是要做到不驕不躁，也就是能海說的“違緣無退”和“順緣無退”?！斑`緣”指學習上碰到困難的時候，“順緣”指學習上獲得成績的時候。遇到困難時，我們不能氣餒、放棄；取得成績時，也不能驕傲自滿。其實，無論是學習、工作，還是政治、軍事，我們都應該做到“勝不驕，敗不餒”，才能獲得最終的成功。

三、學制：梯級上進，復合結構

清末明初的寺院辦僧學，“要想全新吧，又怕抵觸佛制，招人口實；要想全舊吧，又怕違背潮流，勢所不許”，因此搞得“不新不舊、非驢非馬”，最終都逃脫不了失敗的結局。

祖師叢林制度在中國佛教后期變得至為根深蒂固，各寺院辦僧學的目的都是為培養能維護本寺利益或管理本寺事務的人才。如果僧伽教育全盤照搬社會上的學校制度，培養出的就是廣泛意義上的僧才，而在目光短淺的個別寺院高層看來這是為他人作嫁衣，他們是不會贊同的。沒有他們的支持，僧學就沒了經濟來源。這樣，叢林制度在近代是循舊而不發達的。

在此種情況下，能海敏銳地看到寺院教育唯有復古一途，“以僧眾為學僧，以執事為教員，以清規為章程，以寺產為經費”，實行叢林學?；?，佛教教育才有生存下去的希望。近慈寺的僧伽教育，就是以這種思想為指導思想的，但也根據時世要求作了形式和內容的損益。

近慈寺僧學的學制分為初級班(學事堂和沙彌堂)、中級班(學戒堂和加行堂)、高級班(金剛院)，另設一個翻譯與研究機構——譯經院，從而構成梯級上進、復合結構的模式。

(一)初級班有學事堂和沙彌堂兩級，這個階段的意義主要是普及佛學知識、培養佛學興趣并為造就佛學人才儲備力量。

1、學事堂。能海說：“人不會做事，必不會修行，如何能成佛?”所以人寺必先學做事。學事堂是一個半教育的機構，說它是半教育，是因為它既有接待外來客僧的招待功能，又有容納本寺中暫時被開除的僧人的作用。

2、沙彌堂。配備1名堂主(班主任)和5名管堂(教師)，招收還不到受戒年齡的小沙彌，年齡范圍在7～20歲之間，類似于現在的初中、小學和幼兒教育這三個階段。分甲、乙、丙三個班，甲班學生是初中生，稱為大沙彌；乙班學生為小學生，稱為小沙彌；丙班學生則是剛進寺還沒受沙彌戒的小沙彌，對應于現在的幼兒班學生。

開設課程主要是沙彌戒，當然還有佛學，另外增設古文、算術、繪畫、常識等，于此可見能海的教育雖然總體走的是復古路，但在課程設置上也吸收了新式學校的內容。佛學方面主要念誦《五字真言》，學習《寶相識》、《定道資糧》、《菩提道次第科頌》、《俱舍論》、《現證莊嚴論》等，曾聘請當時精通《俱舍》的峨眉山烏尤寺住持遍能大師作《俱舍論》課教師；文化方面則請宋禮門居士講《高僧傳》、《史記》、《列傳》、

《古文觀止》等。聘請興善喇嘛當繪畫教師，后來又改教藏文初級知識。當時還聘請過章嘉國師的經師羅桑殿達喇嘛教《毗盧儀軌》，老喇嘛閑暇之余主動教學生畫唐卡(唐卡是藏語音譯，意為卷軸佛像)；佛學常識方面請隆果法師講《禪林寶訓》，……。

沙彌堂學生畢業有兩條出路，一是滿20歲受俱足戒，升入學戒堂。二是藏文基礎比較優秀的，可破例選人譯經院。

(二)中級班有學戒堂與加行堂兩級，從這個階段開始培養能以弘揚佛法為終身任務的正式佛教比丘人才。

1、學戒堂。相當于高中教育，招收年滿20歲并受了俱足戒的正式比丘僧人，學制為5年，即“五年學戒，十年不離依止”。由于招收的學生為正式比丘，就好比我國居民年滿18歲辦了居民身份證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公民一樣，享有所有權利與義務，所以能海對學戒堂極為重視。

學戒堂的主要課程都與戒律有關，如《比丘戒本》、《比丘日誦》、《比丘戒廣頌》、《律海十門》、《律海心要》等，并且保證幾乎每人一部多達60卷的《四分律藏》作為泛讀教材。另外也學習一些三學和儀軌方面的課程，如《五字真言》、《真實名經》，到后期得到教師允許，可以學習《大威德儀軌》。

5年期滿，由班主任親自口試學生的戒律知識，外加基本的三學知識和儀軌，考試通過后才發給“畢業證”——戒牒。學習刻苦、成績優秀的學生，可能用不了5年就能學完全部課程，經考核合格也允許提前畢業；相反，畢業時沒能通過考試的，必須推遲畢業，繼續學習；學習期間若違反戒律，輕者留級，重則開除。為了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被開除者可暫住學事堂以留校察看，對悔過自新很徹底的學生，允許回校繼續學習。

2、加行堂。所謂加行，就是修積成佛的福、慧資糧。學戒堂畢業，標志著跨入了三寶之一的僧寶行列，但欲得大成就乃至于即身成佛，還必須繼續學習，其重點在于修行實踐，所謂“般若無相，寓于六度萬行”，這就是“加行”。

加行堂對應于現代大學本、?？平逃?，招收學戒堂畢業生，學制沒有固定年限。教學內容主要是顯密的經典大論。

開設課程包括：顯宗方面有《俱舍廣記》、《法寶疏》、《現證莊嚴論》、《法蘊足論》、《瑜伽因明》、《入正理論》、《菩提道次第心論》、《慧行刻意》等，閱讀《佛教通史》；密宗方面主要是文殊修法及念誦五大金剛，有《大威德儀軌》、《大威德生起次第》、《大威德生圓次第秘密伽陀》等。

加行堂畢業須得通過能海本人的口試，一是要能背誦《大威德儀軌》，二要熟悉修行的順序并能依此進行基本的修行實踐。

另外，加行堂還重點培養理論教學工作者(即講經法師，大致相當于教師)，所以有點類似于現代師范教育；近慈寺的監院、知客、班首執事等即中下層干部，通常由本堂畢業生充任，所以加行堂又類似于現代職業教育。

(三)高級班即金剛院，是為培養高級的佛學研究人才而設，其學生最后要么學有所得。成為理論大家：要么修有所證，在實踐方面獲得現身成就：要么事業豐收，開宗立派，自成一家。

金剛院是近慈寺僧學的最高也是最后一級，相當于研究生教育，招收加行堂畢業生。所開課程與前兩個階段大不相同，除少部分時間是聽講課外，其余時間都是自學和修行。初期學修內容包括：密宗方面聽講《大威德圓成次第》，修習《大威德十三尊儀軌》，顯宗方面自學《現證莊嚴論》、《中觀》等，于此可見，能海雖宗密乘，但卻從來都是注重大小顯密交融的。后期經過能?？疾?，認為學生在學修方面完全能夠獨立了，允許去綿竹西山云霧寺研究專修。其中最為杰出者，還可以到云霧寺附近所建的茅蓬“挑戰極限”。

金剛院主要培養能深入研究并實踐修行顯密佛法的專家。畢業后就留校做研究，并在其中選取一人作都監，管理寺里的日常事務。如果因緣各方面條件都具備的，可出外建立自己的道場，開山立宗，獨擋一面。

(四)除上面所述及的正規學制外，近慈寺還設立一個翻譯與研究機構——譯經院。

譯經院兼有教育、翻譯與研究的功能，主要招收學事堂、沙彌堂和學戒堂的優秀學生。譯經院的教學，先由慈青法師用約一個月時間教藏語的拼音字母，以后便學習篇幅較短的藏文經典，基本上與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小學語文教學模式差不多。兩三年以后，要求學生對這些經典基本做到既能背誦又能用藏語解釋其義。后來，譯經院還請來五臺山扎薩喇嘛用藏語教過學生一年半的辯論課。

譯經院的藏文教育，培養出了大批的藏文人才，后來弟子們的來往通信中還時常相互請教藏文方面的問題，“當年沙彌，至今仍能識得藏文字句”，為溝通漢藏文化儲備了生力軍。

譯經院的另一職能是翻譯，由能海親自掛帥主譯校訂。成立不久，就譯出藏文經論50多部，如隆果法師就譯出《現證莊嚴論文句疏》。由于這段經歷，當年解放軍進軍西藏時，他還代替年邁的能海做翻譯和向導，隨軍進藏。

譯經院的貢獻，正如門楣上所掛能海親撰的對聯——“通圣言而遍寰宇，導世界以趣大同”，其目的不僅要翻譯漢藏經典，溝通漢藏佛教與漢藏民族文化，而且還要從事世界范圍內的佛典翻譯工作，與國際接軌，使中國佛教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文化紐帶。

四、結論

能海的佛教教育，涵蓋了現代教育從幼兒園、小學、中學乃至大學的所有階段，他關于教學、管理和治學的思想和理念，在當時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下，跨出了作為個體僧人來說極為超前的一步。雖然他的僧才教育總體上是以寺院辦學、培養藏密人才為宗旨，因而不同于居士所辦的佛教教育，但客觀上起到了學術傳播的作用，使雖然自元朝開始就進入中原，但卻緊鎖深宮不能廣布天下的藏傳佛教密宗，為內地廣大普通老百姓所熟知，其貢獻是不言而喻的。另外，他所倡導的生動式教學、啟發式教學、人性化管理、因材施教等思想，對新時期的當代教育理念也具有極為重要的開創性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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