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徐德明《中國現代小說敘事的詩學踐行》

何錫章 張勇玲

敘事自古以來皆有。運用敘事學的理論與方法于中國文學研究則是從西方引進這一理論與方法的事情。近20年以來，許多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在理論介紹與運用敘事學理論和方法于研究實踐方面，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績，為這一理論與方法在我國文學研究領域站穩腳跟并逐步走向成熟應用，為豐富中國文學的敘事方式以及研究文學敘事的理論與方法，做出了積極貢獻。但是，依然存在著一些基本問題需要深入探討。例如，敘事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為什么而敘事?如何進行有效的敘事?敘事與人的生命的呈現有關系嗎?敘事僅僅是工具性或技術性的，抑或具有價值內涵?具體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除了上述問題外，還有諸如現代作家有無獨特的敘事詩學及其實踐?他們的詩學實踐對于中國傳統詩學有哪些創造性突破?他們吸收了古今中外哪些敘事資源?又是如何將這些資源創造性地用于文學創作之中?客觀講，許多學者對這些問題都有所認識，在實際研究中也有相當多的涉及。不過，整體上理論的自覺還是不夠，這是至今沒有建構起能有效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敘事的理論與方法體系的原因所在。不可否認，許多研究者已經或正在為此而努力，并出現了一些重要成果，徐德明的《中國現代小說敘事的詩學踐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杜2008年版)就是其中的一種。作者在此書的“引言”中表達了研究現代小說敘事詩學踐行的目的與進入研究的路徑：“旨在通過中國現代敘事詩學踐行方法與成果的提煉，形成各個具體的敘事‘典律，并不斷地與現代創作對話，檢驗其普泛性與合法性。在此基礎上，期以時日，進行融會貫通，開辟一條從‘詩學踐行出發而后建構‘踐行詩學的通途。目前我所提供的研究成果，都是‘詩學踐行階段的形而下的實踐及部分‘典律的總結。披沙揀金，如何提純或者說提純到何等地步，還得經受學界的檢驗。其與形而上的中國現代敘事詩學尚有距離，但能給純粹的詩學理論探討提供初選的詩學原料與工作平臺，于愿已足”(引自該書第2頁，以下引文只注明頁碼)。作者非常謙虛。雖然他并不奢望建構與中國現代文學相一致的敘事詩學理論體系，也沒企圖總結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詩學踐行的有效范式，但他的工作和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績，是十分重要的，應當予以充分肯定。其貢獻是明顯的，為研究中國現代作家敘事詩學實踐走向深人取得應有的深度，提供了有價值的方式，為建立中國現代敘事詩學理論與方法體系，也具有不可忽視的理論啟迪。大體而言，其意義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回到語言本體與文本細讀

文學敘事的核心和基礎是語言。語言不僅是工具性的也是價值的，因此，回到語言問題，進人中國現代小說敘事詩學實踐研究，算是真正抓住了根本。長期以來，文學研究對語言是比較忽視的，包括筆者在內，重視文學思想內容的研究而不大重視語言研究，成為相當普遍的情形。即使從語言人手研究，多數并未將語言作為文學的本體對待，更多是從修辭學意義上進人，將語言主要視為作家藝術方式或藝術特點之一種。自敘事學和新批評方法引進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情形有了較多改變。與語言的關系開始緊密，著眼作家作品的敘事角度、敘事結構、敘事文體、語言與內容意義的聯系等方面的論著日漸增多，尤以詩歌研究最為顯著，小說領域的研究當然也有不俗的表現。但由于小說的情況要復雜一些，且長期形成的研究路數和研究者語言學理論、知識與方法掌握的不足。使得將語言作為本體進入文學具有更高的難度，所以有重要影響的成果依然屈指可數，徐的成果理當成為其中之一，他具有了相當的使中國現代小說敘事研究進入語言本體的理論的自覽“我們的文學研究，比之西方的‘語言學轉向而后走向‘文化轉向，中間缺失、跳過了一個重要的環節。今天的文化轉向是有必要的，但一個民族在一個世紀里語言有了最重大的變動，而研究給了它最少的注意．這樣的研究格局竟有點荒唐的意味了。所以我們要整理、研究現代白話這個傳統，繼承這個傳統，在傳統中創新”(第46頁)。

語言的敏感與自覺必須建立在對語言歷史和現實深入理解認識、把握特征的基礎之上，“從語言開始”(第4頁)是徐進人中國現代白話小說敘事詩學踐行研究的邏輯起點。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他對揚州評話表演藝術家王少堂的代表作即被人們稱為“王派《水滸》的口頭表演藝術發生了濃厚興趣，并花力氣做了研究，其成果《從王派(水滸)看揚州評話的藝術形態特征》獲得了第四屆中國曲藝“牡丹獎”理論獎。這是徐對文學敘事語言藝術發生興趣的真正開端，也是他埋頭進入中國現代小說敘事詩學實踐研究的前奏。為了真正把握中國現代小說敘事詩學的語言特質，他回到宋代以降的中國古代白話小說之中，希望通過對古代白話小說敘事藝術及其語言特質、語用方式的認識，為認識理解并把握中國現代白話小說敘事詩學的現代品格奠定歷史的合理基礎。他提出了一個很有學術性的命題：古代白話小說韻文系統為什么在中國現代小說中消失。他認為，古代白話小說中章回、韻文、詩詞賦贊等的運用以及這些在現代白話小說中消失“本質上是一個語言問題”。因為“現代白話的語言張力的增強”，“獲得了傳統白話不具備的意義包容與承載能力”，“足以替代詩詞賦贊的功能”(第31頁)。整體講，這一判斷是對的。古代白話是與韻文、文言混雜的語言系統，沒有嚴格的語法系統和高度的形式化，單音節詞是其主要的詞匯特征，所以在指稱命名事物的多樣性，清晰完整富有邏輯性表達思想的直接性，全方位表現人的情感的豐富性，確實存在語言張力不強，意義包容與承載能力有所不足的問題，而現代白話正如作者所言，借助“歐化”建立了語法和形式化的格局，“完成了語言‘彈性的塑造”，也就“自然能夠駕馭對生活全面深入的敘述”，“不再需要韻文與散文的交錯使用．不需要文言的詩詞賦贊來彌補表達的不足”就成為現實(第33頁)。但是，這一對古代白話特征的判斷有些不準，對文言而言更有局限。傳統語言系統尤其是文言的顯著特征是彈性張力過大，意義包容性強。主要的問題在于這種特征造成了理解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很容易形成對所指理解的歧義。正是張力和彈性太大，描情狀物，指稱命名的能力有所不逮。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指出古代白話語言系統“意義包容與承載能力”不強，才有了說服力。這并不影響徐著在整體上對現代白話的特征的理解與概括的價值。他對現代白話小說語言特點的把握就具有相當的準確性且富有深度。他認為，古代小說中的白話源于俗語，“它以聲音為中心，不是由唐詩宋詞、唐宋八大家筆下解放出來的。而現代白話散文是從古文和詩詞中解放出來的，從西語中吸納句式結構鍛造成型，它的誕生是中西文化熔鑄的結果，與起源于說話人的通俗語言有質的不同”。另外，“古代小說中的白話是現成的，敘述者的主體觀念也往往是現成的，不脫陳陳相因”。而現代白話是審美的、虛構的、真正個性化、書面化的語言，包含個人情感方式與生命判斷-語言運用就是一個思想創造的過程”(第32頁)，它打破了“傳統白話

語言方式，適度地與聲音脫離，使白話進入‘文字中心，開辟一個充滿張力的白話‘文字場”(第40頁)。根據基本的判斷，徐從語用角度概括出現代白話言語方式對小說敘事的拓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提供了一種個性化的言語方式”，成就了“一種‘非中性語言”，即作家敘事語言具有了鮮明的主體傾向，。多元化的價值觀念的展示與對話”(第45頁)。所以，中國現代小說家給人們展現出了真正意義的敘事語言風格多樣化的畫卷：“魯迅的‘沉默／爆發的言語模式的建構基本決定了他的‘吶喊文本結構，葉圣陶以其謹細的文章脈絡規約舊派小說的松散言語方式。郁達夫傾訴著自敘傳方式的感傷的主觀化言語，老舍以西方語言的句式和諧地包容、拓展中國人的口頭表達，將一般敘述中只是作為對話引語的口頭言語方式建構成他自己的獨具特色的敘述／描述語言；茅盾則建立了一種標準化的暢達的書面表達方式；沈從文的言語方式則近乎純文字化，對話也不在符合口頭習慣上下工夫卻將它作為文章機構的關鍵處理，穆時英的‘語言吶喊不流于混亂，卻是以有規則的形式將?；蟮囊庾R狀態展現出來；趙樹理建立了一個最純粹的‘聲音場，他的言語方式視接受目標為最高價值規約，很大程度上將語言的螺旋彈性拉成直線狀態……”(第42頁)。概括相當準確，沒有對作家創造的文本的認真研讀和對語言的敏銳把握，是很難達到這種境界的。

事實上，作者的種種判斷與結論都基于對文本的細讀。作者曾師從曾華鵬、范伯群先生，強調文本研讀重視從文本中獲取研究的材料是兩位先生治學的重要特點之一。學生時代所接受的文本研讀的嚴格訓練以及養成的良好的從文本出發的治學習慣，使其具有堅實的文本細讀的功底，這在此書中表現十分明顯。作者明確指出：“中國現代敘事詩學并不是一個‘自明的系統”，“必須結合具體文本的‘細讀來完成對它的‘發明”(第5頁)。作者為自己確立了細讀的基本原則，“尊重作家作品，聯系現實語境”，既要學習吸收新批評的細讀的方法，又要避免離開作家“唯文本說話的方式”(第95頁)，同時必須注重“小說家們所處的現代生活語境決定著他們的創造與社會時代的對話關系”(第96頁)。以這一原則出發，作者細讀了以經典作家為主的一系列作品：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李劫人的《死水微瀾》、張恨水的《金粉世家》、老舍的《離婚》、《駱駝樣子》及其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說等。作者之所以選擇這些作家及其代表作進行細讀，主要取決于這些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國現代小說敘事詩學建構過程中的獨特貢獻和歷史地位。魯迅現代小說敘事的“文章”方法，茅盾“充分現代化的敘事”的“分析性敘事”特征，巴金、李劫人“完美融合中西傳統”的敘事努力，張恨水“與一般新文學小說家的敘事方式形成了詩學價值取向上的對話”性，老合的“一個心靈、人事關系的復雜建構”的敘事模式，在徐著中，都得到了有深度的分析與總結。他的細讀，誠如他自己所說：“不是從宏觀的社會背景切人，而是以幾個并不顯眼的詞語為關鍵，確立這樣的關鍵詞，挖掘其中的意蘊，是真正的抓住文本的細讀方式。讀經典文本，必須由字詞而章句、再涉及全篇，這樣的方式是不可或缺的”(第94頁)。他對《狂人日記》“沉默／爆發”的語言構架為基礎的文本結構的語言分析。對《阿Q正傳》的“文章”性以及此小說“序”的“與歷史敘事的對話及文本間性”的特征的討論、文本中有關阿Q“十分得意”“九分得意”、“四個蘿卜”“三個蘿卜”的研讀，對《子夜》第一章動詞意義的咀嚼和逐章發明茅盾“分析性敘事”的文字，皆是非常出彩的細讀范例，為以語言切入進行文學文本細讀開闊了思路，提供了諸多啟示。

進入敘事詩學的生命場域

人類的世界是人的生命存在與呈現的世界，人類社會的一切都不過是人生命本質的展開或外化。詩學說到底是人的詩學或表現人的詩學，敘事自然是人的敘事或對人的敘事，這一切都無法離開人類生命而發生、存在。因此，研究中國現代小說敘事詩學與現代中國人的生命場域的內在深刻關系，實在是極其重要的課題。尤其是把現代小說白話敘事的語義邏輯與生命場域聯系起來，形成現代小說敘事詩學研究的獨特路徑，無論是重新認識現代文學的價值，還是建立現代小說敘事詩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架構，學術意義非常明顯。

作者開宗明義指出了研究現代白話小說敘事詩學的生命基礎。他認為，“現代白話小說敘述現代人的生命，白話語言與現代個人的生命在敘事作品中呈現關聯，呈現為現代白話的語義邏輯和人的生命場域的關系，用白話語言敘述的現代小說，在個人生命之外的一個著重點就是表現其虛構世界里的社會關系，所以也必須論證現代小說敘事的語言邏輯與人物關系的一致性”(第10頁)，“這個世界里的人物的生命意趣和語言的生命力打成一片，分不出彼此”，“在現代主體的反思觀照中形成意涵豐富的語言句式，并作為敘事邏輯框架統率整個敘述，構成中國現代小說的敘事特質”(第11頁)。作者還進一步指出：“把文學與人生、與人的生命價值結合起來，并且在高度自覺中實現生命與語言的水乳交融”(第48頁)是魯迅、老合、張愛玲等作家的杰出貢獻，而取得這樣的成就根本在于現代文學對人的生命的尊重。是的，在中國傳統文學中，由于“為圣賢立言”、“文以載道”、“止乎禮義”的價值取向，使作者總是具有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進行教化的優越感，居高臨下成為語言的重要特征，對生命的理解與尊重當然不夠。到了現代魯迅等作家的筆下，對敘述對象生命的理解與尊重成為他們的鮮明態度，語言自然也就有了極大區別。

作者主要從“語義邏輯和生命場域”、“語言邏輯與人物關系”兩個方面揭示了現代小說敘事詩學中的語言與生命場域的內在聯系。在討論“語義邏輯和生命場域”問題時，作者引入了“時間”范疇，把語義邏輯、生命場域和時間結合起來，從而突出了現代敘事詩學的生命存在的“時間性”。作者認識到，現代敘事詩學與古代相比，顯著的區別不僅在于對生命的態度也在于生命場域的時間呈現的差異。他認為：“現代白話具有前所未有的時間指向，人物生命往往被過去、現在、未來的語言標志切分成不同的場域，而這些既‘斷且‘續的場域形成對話、互動或相互制約的關系。生命在語言中所呈現的張揚與衰微，這些狀態在特殊作家與作品中的異樣呈現風格，共同構成了現代白話在小說敘事過程中的千姿百態。整理與表述人物的生命歷史，承受與感悟語言對象，在意識與情感、理性與感性綜融中完成敘述與接受的互動，這就是現代白話敘事區別于口耳直接接受的傳統評書式白話語言的復雜之處?！币蚨坝蓴⑹稣邔徱曇粋€人的生命的全過程，并決定其敘述安排，則是新文學開始以后的現代敘事者的擅長”。正因為如此，在語言的選擇與運用上，“現代小說大師們善于用簡單的陳述或連貫的句群，將敘述對象在不同生命場域中的變化作邏輯安排。這些場域的最為明顯的標志是時間”(第48頁)。

于是，作者選取了魯迅、老舍、張愛玲等作家的作品進行分析，證明自己的結論?！对诰茦巧稀肥囚斞傅闹匾髌分??！棒斞敢云洹钋械捏w驗去開掘小說人物的生命場域，并賦予這種場域‘特別的語言意涵”(第48、49頁)。通過對魯迅行文句群和詞語語義邏輯的分析，指出了魯迅“在一個句群中連續地運用層層疊疊的關聯詞曲折傳達‘上下求索的生命語境的語言形式”的獨特意義，“這是一個用空間寫時間的‘特別的語言方式。一個漫游于不同的空間、穿行于不同的時間，但始終找不到棲止的生命就生活于這樣的語言形式中”(第49頁)。老舍的《斷魂槍》則是“借身份來寫生命場域的變化”，“老舍高度濃縮地敘述一代豪杰沙子龍對叱咤風云的往昔的耽戀與對當下生命的無可奈何”(第49頁)。徐敏銳地從“沙子龍的鏢局已改成客?！边@一簡單陳述句尤其是“已”的語義中，讀出了小說主人公在鏢局與客棧之間生命軌跡的轉移和對生命在時間中的感喟，開辟了“一個‘往事不堪回首明月中的生存場域。一個簡單句的陳述包容著一種從項羽到現代社會的失意、頹敗人的不甘。讓所有的虛實過程在這條失意的軌道上有節制地發展，老合呈現出巨大的語言邏輯力量”。張愛玲在《金鎖記》中寫曹七巧的生命場域又有所不同，借一個隱喻來復活曹七巧的一生：“月亮”“銅錢…淚珠”幾個看起來缺少直接相關性的意象恰恰是曹七巧生命過程中的重要因素，是其生命在時間流逝中的隱喻和象征。徐德明正是經過對這幾個關鍵詞的深層邏輯聯系的分析，不僅指明了曹七巧生命場域的獨特性——“這是一個沒有多大聲息的痛苦與瘋狂的生命場域，它在歷史時間的遷移中變為陳跡，像古舊的宣紙上的洇痕”，而且準確地把握到了張愛玲的將時間、生命場域、語言高度結合起來的藝術才能：“從中國的現代化歷史中打撈這逐漸湮滅的生命過程，在亙古不變的月光下復原一種生命的影跡，把這個生命與主宰她的金錢力量之間的抗衡、認同過程中的興奮與痛苦和盤托出，張愛玲找到了表達虛無與實在的最佳隱喻，并成功地以此籠罩整個敘述。時光、金錢、眼淚構成的復合意象把曹七巧生生地從已經逝去的歷史中抓了回來”(第51頁)。對經典作家作品的深入辨析，中國現代小說敘事的“語言／生命場域／時間”三位一體的詩學特征非常清楚地得到呈現，證明了“語言與敘事對象之間不可離析的特征，而且構成敘事對象的生命場域與時間更是水乳交融”。中國現代小說敘事之所以具有這樣的詩學特征，在本原的意義上，都源自對生命的關懷，在平等思想基礎上的對人的理解、同情與尊重。也正是“這種關懷所涉及的生活的復雜性，自然需要一個富有語義彈性的句式結構來呈現，完整地把握這些人的生命狀態，并‘片言居要地用富有邏輯力量的框架性語言裝載敘述的意涵。我們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人的生命的全面關懷的內在張力，決定著現代白話敘事的語言張力”(第52頁)。這是富有獨特見地的思想，雖然其間的問題還需更深入研究，但理論思考的路線和研究方法的清晰應當引起學術界的充分重視。在討論“語言邏輯與人物關系”時，徐首先指出了現代白話小說敘事中的人際關系與古代小說主要限于“五倫之內或是親戚、朋友、街坊間”那種分明關系的差別，從而為現代白話敘述語言的豐富變化的出現，提供了社會的根據。他認為，“從家族、地緣性的人際關系拓展到現代社會的各種寬廣、復雜的組織形式，為語言敘述提供了豐富變化的可能，無論是龐大復雜的句群還是最簡單的無主句，其意涵空間都非比以往”(第55頁)。這一結論，確系真知灼見，決非憑空妄斷?！钝`行》作者以“個別與社會人群的交往”、“表層與隱含邏輯的平行關系”、“內心與外界人群的緊張失衡”三個方面對此做了有說服力的論證。作者對老合小說《兔》中的“許多人說小陳是個兔子”這一句子人手，分析老舍設定敘事邏輯的的不可改變性，更進一步指明了敘事邏輯的設定與小陳命運的不可分性，論證了這一看似簡單直陳句子的豐富內涵：“許多人”與“小陳”關系的實質“是中國社交(娛樂)圈中的人際關系的展示邏輯——眾口鑠金”(第56頁)。在分析個體與外界人群的緊張而引起的內心失衡時，對魯迅《孔乙己》的“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的分析相當精彩，把握的準確，分析的細膩，聯系的深刻，值得稱道；魯迅用簡單的片言只語的方式，達到與人物精神邏輯之間高度吻合的能力，以“口語和文縐謅經典的混合語言說話的方式”揭示孔乙己“精神人格的分離痛苦，及其和外界溝通的障礙”的深刻，都得到了有力有理的再現?？傊?，“現代小說敘事中的語言邏輯就是社會邏輯與人物精神邏輯的互動，是規定著的主人公與其他人物關系展開的意義場域”，“現代語言邏輯規定下的人物關系敘事，其意涵的豐富性已經與古典小說大異其趣，手段的多樣化也是明顯的。這都是文學的‘現代成就”(第64頁)。斯論甚是!

《踐行》所取得的成績其實不僅僅如上述兩個方面，對現代小說敘事整合中西資源實踐的梳理，用力甚勤，亮點亦多，特別是對老舍、巴金、李劫人等作家的研究，顯示了作者開闊的學術視野和深厚的藝術感知能力。由于篇幅關系，此文沒有述評，甚感遺憾。

對問題與不足的思考

學術研究永遠是不完美的活動，《踐行》一書也不例外。在這里提出一些想法，供徐德明君和讀者參考。一，理論建構的自覺性清晰性有所不足。雖然此書作者已表明了不奢望過早進行現代小說敘事詩學理論的建構，但作為讀者，擁有希望的權利。其實，徐在理論上不僅有思考而且在研究過程中已大量運用了所意識到的理論成果，如回到語言的理論思路，但他沒有自覺努力將這些理論與方法明晰為一個系統，因而給讀者的感受是，時有理論的火花和理論的新見，可始終沒能概括出較完整的理論框架來統率內容。我以為，如能將“語言、時間、生命場域”作為研究的基本理論思路和架構，并以此為內容體系的貫穿線索，學術理路的清晰與整體一致性效果就會更好，內容的集中性也會更強。二，點到為止的方式影響了研究的深度。無論是在理論的描述概括，還是對文本的細讀分析，在局部和片段方面，時時見到思想的深度，但也給人意猶未盡沒有繼續深入的感覺。就像“語言、時間、生命場域”這一命題、我以為這是徐著提出的最有學術價值的問題。作者盡管也作了一些有關它們之間關系的理論思考，也論述到了為什么要以這些命題進入現代小說敘事研究的理由，但沒有真正展開也沒有來得及深入就打住了。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進一步展開和深入的重要問題，也許是認識和重新解讀中國現代文學的有效途徑，如果作者再進一步，理論的價值就會得到較充分的展現。三，在敘事資源的梳理方面，作者功不可沒。但有些問題是可以提出來討論也應在研究中不可或缺?，F代作家在接受西方和中國傳統敘事資源的出發點、吸收和轉化的特點、是整體還是局部以及為什么在敘事中選擇此或彼的原因、整合中西敘事資源在不同作家那里的程度和深層根據等問題，都是不可忽視的。當然，作者在研究中也有所涉及，但整體上重視不夠。在分析傳統與現代敘事方式與觀念之間的差別時，觀點幾乎都可成立，但具體的分析論證往往是概括式的，原因的追問不足，學術的說服力自然受到一定的影響。指出這些問題，可能過于苛刻，筆者也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學術能力，之所以提出來，一是希望作者以后的研究成果能給讀者更多的學術驚喜，二是希望有更多的學者進入這些領域，使中國現代文學敘事詩學研究走向更為深人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