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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撥動城市脈搏:大遺址保護的遐思

2009-12-11 09:32黃曉帆
地圖 2009年6期
關鍵詞:遺址文化遺產公園

黃曉帆

宋夾城、金沙、大明宮等等這些曾經只在考古學的教科書上才能看到的生僻字眼,如今,已經進入大眾的視野,并逐漸甩掉“被人遺忘的角落”、“城市改造的死角”、“貧窮落后”、“拖地區發展后腿”的帽子,擺脫被垃圾堆、簡易棚、危舊房包圍的尷尬境地。先民留傳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即將以全新的面貌出現在我們面前,它們會逐步成為地區新的文化中心,成為品覽燦爛華夏文明的園地,成為城市“最美麗的地方”。

這些古代文明的遺存,都有一個共同、卻又略顯陌生的稱謂——大遺址。

“大遺址”這個字眼,始見于20世紀90年代的一份文件——《關于加強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在這份由國務院印發的《通知》中第一次使用了“大型古文化遺址”的提法。國家文物局在長期開展各類遺址保護工作所積累經驗的基礎上,隨即啟動了對那些具有較大規模、承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作為我國五千年燦爛文明史的典型例證、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具備突出價值的大型古代文化遺址的重點保護工作。中國的大遺址保護工作由此拉開序幕。

大遺址究竟有多“大”?

在財政部、國家文物局聯合印發的《大遺址保護專項經費管理辦法》中指出:“大遺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國古代歷史各個發展階段涉及政治、宗教、軍事、科技、工業、農業、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歷史文化信息,具有規模宏大、價值重大、影響深遠特點的大型聚落、城址、宮室,陵寢墓葬等遺址、遺址群及文化景觀?!边@是國家相關主管部門第一次定義“大遺址”這一新生事物。對絕大多數人來講,這樣的描述可能有些晦澀。那么大遺址究竟有多“大”?什么樣的遺址是“大遺址”?這恐怕是很多人心中一直存在的疑問。

大遺址之“大”在于遺址自身的規模和范圍之大。宏大的規模和寬廣的占地面積可能是人們關于大遺址之“大”最直觀的印象。在首批100處大遺址名單中,即便是規模相對較小的景德鎮御窯遺址,經考古工作者確認的地下遺存分布范圍也超過10公頃。規模較大者如漢長安遺址、良渚遺址、殷墟遺址、牛梁河遺址,其遺存分布范圍往往達到數十平方公里。而對于像秦直道、長城、絲綢之路、大運河這樣,具有超大時空尺度的大遺址來說,即便采用最先進的科技手段,恐怕都無法全面量測其遺存分布的精確范圍。

大遺址之“大”在于遺址蘊含的文化價值之大。大遺址的內涵特別豐富,綜合并直接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與發展的歷程,是承載五千年燦爛文明史的主體。細數那些已經讓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從圓明園遺址到大明宮遺址,從殷墟遺址到周口店遺址,將這些大遺址串在一起,幾乎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史,從元上都遺址到靖江王府及王陵,從熱水吐蕃墓群到古格王國遺址,將這些大遺址組合在一起,幾乎可囊括我國各民族文明史上最輝煌的成就;從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到石寨山古墓群,從南越國宮署遺址到絲綢之路新疆段,將這些大遺址拼接在一起,幾乎可以充滿整幅中國地圖。

大遺址之“大”在于遺址對經濟社會影響之大。出于保護文物安全的需要,對于有地下文物分布的區域,任何可能干擾遺址的行為都被嚴格禁止,因此,無論農業還是工業活動都很難開展。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受文物保護之“累”,大遺址淪為地區發展的負擔,成為貧窮落后的同義詞,遺產地民眾基本的生活條件難以得到改善。90年代以后,伴隨著文物保護理念的轉變,大遺址的文化內涵和價值,尤其它們是作為社會發展重要資源的觀念,逐步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大遺址保護為城市有機更新、提升城市形象、推動社會全面發展提供了契機,從而成為了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力和標志。

大遺址之“大”在于遺址對于文化遺產事業帶動作用之大。我國大遺址的總體分布貌似分散,但若按其屬性和特征分析,可發現其中一些大遺址可串點成線形成若干條帶狀分布的文化線路,一些大遺址則可聚點成片形成若干成簇分布的文化景觀。因此,做好這些在遺產本體規模、文化價值、影響力方面具有無法比擬的重要性的大遺址保護工作,充分發揮其帶頭作用和示范作用,對于帶動其周邊和文化線路沿線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并進而推動我國文化遺產事業具有重要意義。在啟動大遺址保護工程之初,國家文物局即提出建立由西安片區、洛陽片區和長城、大運河、絲綢之路組成的“兩片三線”為核心的大遺址保護格局,也應有這方面的考慮。

大遺址之“大”在于遺址保護的復雜度之大。與大遺址的重要性形成對比的是,多數大遺址的地面遺存部分已殘破不堪、難于辨識,而其埋藏于地下部分的保存狀況又很難被全面掌握,再加上飽受歷史歲月的侵襲和干擾,因此,當大遺址面對各類自然或人為因素的威脅,尤其是在面對我國城市化加速發展這一基本國情的時候,其重要性在城市化率從2000年的30%向2020年的65%高度邁進的需求面前就顯得異常蒼白。很多古代遺址,正是在推土機、鏟車的鐵臂鋼爪之下被發現,被認識,又在鋼筋混凝土、大型基礎設施的百年基業之下被埋沒,被破壞。

“大遺址”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文化遺產保護概念,那些具有重要價值,或具有一定規模、范圍,或面臨較大威脅的遺址,都可被視作大遺址?!按筮z址”概念誕生于文化遺存極為豐富的中國,誕生于中國文化遺產應對城市進程加速嚴重威脅的敏感時期,同時也誕生于文化遺產保護受到社會各界空前重視的新時期?!按筮z址”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盡管尚未形成科學、全面、嚴格的定義,但它的提出反映出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在應對我國現階段文物保護新形勢方面所進行的探索,是具有獨特創新精神的產物。

大遺址保護“大”時代

大遺址保護工作肇始于20世紀90年代,而在進入21世紀以后,大遺址保護則迎來了全面發展的“大”時代,取得了突出的成績。近5年,大遺址保護成果的斐然可用一連串的數字來說明:

20——文物保護經費快速增長。自2005年起,國家設立大遺址保護專項經費。集中對大遺址等重大文物和世界文化遺產實施保護,其中“十一五”期間安排保護經費20億元,比“十五”時期2.5億元增長87.5%,同時還帶動了地方各級經費投入逾300億元。

100——首批100處大遺址保護總體規劃編制工作順利完成。規劃確定我國大遺址保護應“堅持把握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關系的原則;堅持既有利于文物保護、又有利于經濟建設和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原則,堅持中央主導、地方配套、統籌規劃、集中資金、重點投入、注重實效的原則;堅持規劃先行、突出重點、分步實施、側重本體、優先展示的原則?!卑凑找巹澲贫ǖ哪繕?,到2010年,初步建立比較完備的大遺址保護管理體系。

15——大遺址環境整治工作成績斐然。根據不完全統計,在過去5年時間里,

各大遺址所在地人民政府,結合城中村改造、新農村建設、產業結構調整等,對占壓遺址、威脅遺址本體安全的企事業單位、民居等進行了搬遷,拆除面積達數百萬平方米,近15萬城鄉居民因為大遺址保護成為直接受益者。通過整治工作,不僅確保了文物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以此為契機推動了遺產所在區域的更新和發展,將遺產保護和社會發展有機結合,初步實現了大遺址保護成果惠及民眾。

7、2——全國各地積極推廣大遺址整體保護理念,促進了大遺址相關考古研究、科技保護、展示利用工作的開展,先后建成了高句麗王陵及墓葬區遺址公園、殷墟遺址公園、金沙遺址公園、鴻山遺址公園、揚州宋夾城考古遺址公園等7處遺址公園,唐大明宮遺址公園、南宋皇城遺址公園、良渚國家遺址公園、汶川地震遺址公園等一大批遺址公園正在有序的建設中。其中,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和殷墟等兩處大遺址先后于2004年和2006年被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我國大遺址保護的成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肯定。

8851.8——2000多年前,中華民族的先民就開始修筑長城。作為軍事防御設施,長城體現了我國勞動人民追求和平、保護家園的永恒追求,是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最偉大的工程奇跡。但是,長城究竟有多長,多少年來一直是存留在每一個華夏兒女心中的疑問。而今,在大遺址保護工作的推動下,文物、測繪部門通力合作,各省調查隊員歷時近2年,行程10萬公里,完成了明長城資源野外調查及量測工作。2009年4月18日,國家文物局、國家測繪局聯合發布明長城長度為8851.8千米。

正如國家文物局單霽翔局長在2009年大遺址保護良渚論壇上指出的那樣:“當前,中國的大遺址保護已漸入佳境,各地陸續啟動大遺址保護,包括了西安片區、洛陽片區、長城、大運河和絲綢之路的‘兩片三線大遺址保護格局初步確立?!贝筮z址保護取得的成績令人振奮,對全國文化遺產工作的開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導意義和示范作用。與此同時,隨著大遺址工作的開展,大遺址及其周邊環境整體保護理念等文化遺產保護的先進理念也逐漸深入人心。

“大遺址”正逐漸從所在地的“負擔”搖身一變,變成“城市名片”和地區發展的“軟實力”,成都市甚至將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作為了城市的標志。2008年的金秋十月,國家文物局和陜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聯合舉辦“大遺址保護高峰論壇”。來自西安、鄭州、杭州、成都、洛陽、無錫、揚州、荊州、安陽、朝陽和開封等11個城市的市委常委、市長們出席論壇并發言。這些重要遺產城市的主要領導能夠在一起共商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大計,這在以前是難以想象的。

大遺址面臨“大”挑戰

由于太遺址規模巨大、涉及面廣,保護和管理難度極大,因此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還有很多“大”挑戰將繼續考驗大遺址保護工作。

盡管大遺址保護工作的積極作用已經得到了廣泛認可,城市發展也從中受益,實現了保護成果惠及民眾。然而,長期以來形成的大遺址保護設施落后、環境風貌差、自然和人為損害嚴重等難題仍然存在。而與此同時,部分大型建設項目以及屢禁不止的盜掘文物的犯罪活動都使原本已異常脆弱的大遺址面臨著致命沖擊,嚴重威脅到大遺址的生存和安全。

在經濟利益的驅導下,一些不具備旅游開發價值的遺址點長期處于無人問津的地位,而那些具有旅游開發潛力或已成為成熟旅游目的地的遺址,又往往出現多個部門爭奪管理權的現象,造成管理資源大量浪費,形成旅游收入多人爭搶、保護工作無人投入的狀況。

大遺址的規模之大、投入之大、影響之大、成效之大,使它們成為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排頭兵。然而,一些與大遺址風貌不相協調,甚至威脅遺址安全的建筑物、設施未經論證、審批就倉促上馬,干擾妨礙人們觀察遺址、品味歷史,并嚴重影響遺址的完整性和真實性,甚至對遺產本體造成了直接破壞。大遺址不是建筑師競技的舞臺,大遺址保護應謹守不破壞遺址的原則。

回望大遺址保護十年,也許我們仍能看到鋼筋混凝土的“怪獸”在向大遺址闊步邁進,也許我們仍會注意到大遺址珍貴的歷史訊息在繼續遭遇雨雪風霜的侵蝕,而大遺址的保護和利用也在“大”工地、“大”廣場的模式中繼續艱難掙扎。但與此同時,一座座考古遺址公園正在我們的身邊悄然出現,它正將尊嚴歸還給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將綠色歸還給我們日夜守望的家園,將寧靜、恬淡和安逸歸還給我們每一位與城市、與遺址心心相系的人。十年磨一劍,大遺址保護在路上,我們與它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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