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香德牧師與中國佛教:民國時期宗教對話的一個案例

民國時期，中國佛教進入改革發展階段，社會影響力也波及到其他各種宗教。挪威傳教士艾香德來到中國后，受佛教影響，積極學習佛經，深入寺廟與佛教徒進行交流，參訪南京支那內學院，撰寫了有關中國佛教的著作，并依照佛教寺院制度，先在南京和平門外創辦景風山基督教叢林，后又在香港建立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艾香德以較為開放的胸懷倡導宗教對話與宗教聯合，當時雖然沒有得到人們特別重視，甚至還受到了一些批評，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宗教對話與宗教聯合被越來越多的宗教團體所認同與接受，已成為世界宗教發展中的一種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重新回視艾香德所倡導的宗教對話就顯得更有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關鍵詞：宗教對話宗教聯合基督教佛教艾香德牧師

作者：孫亦平，1956年生，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民國時期，挪威傳教士艾香德牧師(Karl Ludvig Reichelt，1877～1952)是一位深受佛教影響的人物。他來到中國后，積極學習佛經，深入寺廟與佛教徒進行交流，參訪南京支那內學院，撰寫了有關中國佛教的著作。在此基礎上，他依照佛教寺院制度，先在南京和平門外創辦景風山基督教叢林，后又在香港建立起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本文通過分析艾香德牧師對佛教的態度、對佛學的研究、對佛教寺院制度的借鑒等，探討艾香德所倡導的宗教對話的理論內涵與實踐成果，以為今天的宗教對話提供一種借鑒與參考。

一

1903年，艾香德受挪威外邦傳教會的派遣來到中國。同年12月，他在湖南寧鄉從事教育和基督教教會工作時，接觸到中國佛教，深受吸引。1905年，他與未婚妻葛海絲小姐在廬山牯嶺結婚后，又返回湖南寧鄉工作。1910年，寧鄉的教堂被戰火毀壞，他于次年回國述職。艾香德初次來華的這段時間正值清末民初，中國佛教的發展面臨著新的局面。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得到了人民的擁護，不少僧侶也積極支持并參加了這場反對封建專制的斗爭。民國政府建立后，孫中山對佛教僧侶這股特殊的革命力量十分重視，他高度贊賞慷慨資助革命的宗仰上人(1861～1921)，常與之共商革命大計。民國八年(1919)，孫中山還專門撥銀幣一萬元用以修繕當時宗仰主持的南京棲霞寺。1912年，佛教居士李政綱等發起成立佛教會，曾向政府申請立案，孫中山專門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復信佛教會，對佛教界“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眾生完全之幸?！钡淖谥冀o予肯定，并闡述了政教分離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對民國時期佛教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1866年，楊文會在南京創辦了金陵刻經處。1922年，歐陽竟無在金陵刻經處的基礎上創立支那內學院。南京成為民國時期佛教興盛的地區。當時“佛教在中國的趨勢，廟宇式的迷信，果然漸漸地消沉，而居士派的研究，卻一天膨脹一天，試觀今日的知識階層，十九都表示對于佛學的歡迎?！币恍┗浇虃鹘淌恳彩芊鸾痰挠绊?，逐漸意識到“不研究佛學，不足以傳道”，其中就包括艾香德。

艾香德傳教的湖南寧鄉縣西二百里有一座大溈山。山上自唐代以來就建有眾多的佛教寺院，有密印、同慶、應禪三大寺院，及裴休庵、香嚴庵、石獅庵、齊己庵等數十所小廟，其中座落在風景秀美的大溈山毗盧峰下的密印寺就是溈仰宗的祖庭。后來大溈山上主要傳播著南岳系化出的另一個宗派——臨濟宗。艾香德在訪問大溈山時，山上寺廟中主要屬于臨濟禪。他曾想向寺中僧侶傳播基督教福音，但卻遭到了僧侶們的冷淡與拒絕。這使艾香德心里很難受，為什么僧侶們對基督教福音毫無興趣?佛教憑借著什么教義能夠在中國流行千年?

據艾香德后來回憶，他在臨行前一天夜晚上，心情沉重地在山中靜坐，突然“我猶如聽見上帝的聲音，他以保羅在使徒行傳中的說話方式降臨到我：‘上帝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系蹚牟蝗葑屪约翰槐灰娮C。在傳教士來到中國久遠之前，上帝已經在中國。那些你所找到的真理的微光和不同的聯系點，它已放置在那里?！卑愕抡J為，這是上帝要他向佛教徒傳教的獨特呼召，成為他研究中國佛教并致力于向佛教徒傳教的精神動力。從此，艾香德對中國佛教及其它宗教始終抱有一種學習、研究的態度，為他后來倡導宗教對話奠定了一個良好基礎。

艾香德回挪威后，應邀去奧斯陸大學(Oslo University)講課。講課稿后來結集成他的首部關于佛教的著作Religion In Chinese Garment(《穿上中國外衣的宗教》)，1911年以挪威文出版。該書中不僅講述了中國佛教的教義，而且還用了相當的篇幅介紹了僧侶的宗教生活、佛寺建筑、佛教宗派、拜佛儀式等，可見艾香德已對中國佛教進行了一些調查研究。1923年，該書再版時，艾香德又重新進行了修訂。1951年該書又出了英文版。

艾香德在歐洲進修幾年后，又返回中國，在漢口附近的一所信義會神學院任教，直到1920年第二次回國述職。在神學院任教期間，艾香德經常利用假期到佛寺與道觀中去參觀，甚至住在寺院道觀中，與佛教徒和道教徒一起研究佛教與道教經典，討論宗教與人生等問題。艾香德通過這種訪問活動，一方面更直接地了解佛教與道教的宗教教義與儀式活動，另一方面，也積極向僧侶道士們傳播基督教福音。在這一過程中，艾香德開始意識到，來自不同宗教的人應當彼此了解，建立感情，建立友誼，才能進行交流與對話。于是，他努力學習漢語，通過閱讀漢文經典，研究中國宗教，尤其是深入研究大乘佛教。他發現佛教的宇宙觀和生命觀，‘雖然與基督教教義有著鮮明的區別，但也是非常有見地的：

佛教的宇宙觀，不像別宗教假定‘神做宇宙的本原，用客觀方法，以解決宇宙；他是從主觀方面著想，以為宇宙的千變萬化，悉為吾人的精神作用。這精神作用，內而發生種種煩惱，外而造成種種業，這煩惱和業，大則構造宇宙，謂之“共業所感”，小則構造個體，謂之“別業所感”，這叫做“自業自得”，也叫做“因果業報”，以這樣微小的精神作用，竟造成廣大的宇宙，其間確實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佛家叫做“真如法性力”。

這里，艾香德既區別了佛教與基督教在信仰與思想上的差異，也指出了佛教的“真如法性力”對人的主觀精神作用的張揚，不僅把宇宙的千變萬化都歸結為人的精神作用，而且也使佛教的“因果業報”思想對人的當下生活具有了指導意義。佛教深深地吸引著艾香德，使之思考基督教與佛教能夠會通之處究竟何在?

“就在艾香德回國述職前夕，他拜訪了南京附近的一所佛教寺院，使他認識到佛教的信念能夠在基督中實踐出來。這次對寺僧的宣道，使他來中國后第一次接受了一位佛教僧人寬度的受洗。這使他對向佛教徒傳播基督教獲得了信心，于是趁回國述職之機，極力向挪威差會宣傳向佛教徒傳播福音的重要意義?！卑愕抡J識到，“中國最廣泛而人數最多的宗教，當首推佛教，因在組織與虔誠的生活中，表現了其豐富的思想?！币虼酥挥辛私夥鸾?，才能更好地傳播基督教。

二

在信義神學會任教期間，艾香德又撰寫了一部介紹佛教的著作：A Brief Sketch of the His-

torical Relation Between Mahayana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由李路得鑒正、李原述辭、寬度校字，譯為中文，題為《佛教源流考》，于1921年在上海美華書館出版。雖然這是一部講述佛教史的著作，但艾香德卻是站在基督教角度來詮釋佛教的。在該書的《緒言》中，艾香德說：“神道設教，各家所同，事一神焉，或多神焉，物神焉，萬有神焉，未有無神，其派猶得稱宗教者，人類世界同為上帝所造，同屬主宰權力之下，天性同，心理同，感想同，大道所在?！比祟愃鶕碛械淖诮屉m然千姿百態，但因“人類世界同為上帝所造”，故天性同，心理同，這就是大道所在，所以佛教也就能歸之于基督教。艾香德認為，佛教所說的“真如”，即人之本來面目，就來源于上帝之位格?！叭祟愒枷瞪系坌ぜ核?。人之本來面目，即屬上帝，故真如也，如來也，均實指上帝與上帝位格之存在?！彼m然指明了佛教與基督教在信仰上的差異，但卻用基督教教義來簡單地詮釋佛教。這種“以耶釋佛”難免有牽強附會。

艾香德在書中還介紹了佛教的教理與教派，其中對小乘佛教和禪宗有一些批評：“小乘為釋迦在世時所倡，言功不言信，自尊而不尊神，純然無神派。學者后世禪宗近是?！睂Ψ鸾虄敉磷趨s最為欣賞，認為其與基督教有相似之處：“凈土宗之在中國釋家，自創立以至今日，雖不具表現之勢力，遞默運潛移常，令人不拘執形式之布置，而注意廣義之屬靈主義，棄法言恩，舍功立信，蓋與基督徒之對待法利賽人如出一轍。佛門之與凈土齟齬者為禪宗。禪宗主不念佛，凈土以念佛越多為貴。然禪宗之大殿繞佛，似又受凈土影響，至若凈土文及諸方日誦懺文，皆宗教律各家，朝夕不離。概言之，各寺派宗風所含凈土禮儀格式，悉由積漸混合而成，人心趨向之，信仰有不得不相聯合之勢，可見凈土宗于中國佛門之效力偉矣?！卑愕录瓤吹絻敉磷谂c禪宗的區別，也看到佛教在后來發展中出現的“禪凈合一”之現象，覺得這是凈土宗在彌補禪宗的不足。從這本書中可見，艾香德對佛教的認識已比較深入，但對佛教的評價卻是以基督教為標準的，如認為禪宗屬于小乘佛教，凈土才屬于大乘。他甚至認為，中國佛教之所以在近代出現了衰退現象，乃是因為佛教傳人中國是先大乘，再小乘。小乘佛教思想多夾雜在各宗法門之中，使大乘因信稱義之旨今罔不在。艾香德在“以耶釋佛”中而形成的對大乘和小乘佛教的這種看法與中國佛教的歷史與思想還是有差距的。

艾香德贊賞大乘佛教，認為它與基督教在信仰上相契合，基于此而提出了宗教聯合的思想。艾香德在1920年回國后，呼吁教會建立一個宗教聯合組織，既幫助信仰不同宗教的人能夠了解基督教，也幫助基督徒能夠了解其它宗教。他積極在瑞典、丹麥、挪威發表演說，向人們宣揚他的宗教聯合的工作意義與具體計劃，而且還用挪威文著有一本研究中國佛教的書籍，書名為Truth and Tradition in Chinese Buddhism，挪威文原版于1922年于在瑞典出版，這是作者1921年春天應邀在瑞典烏普蘇拉斯堪地納維亞大學(Scandinavian University)所作的系列講演稿，后由主持方瑞典整理出書。由于這是給西方大學生講解他們十分陌生的中國佛教，因此艾香德只是簡要介紹一些佛教的基本知識，但卻有著西方人認識中國佛教的特殊視角。例如，書中非常細致地介紹了僧侶的拜佛儀式、對待佛經的態度。僧侶們在觸碰佛教經卷時都相當恭敬，每天做功課念誦的經卷，一般是包在繡花的紅色包袱皮里，擺放到阿彌陀佛像座下，而他們在自己僧房里使用的經卷，通常則是存放在一個小書匣子里面。像這種細致觀察和具體描述，在中國人的筆下是也很少見到的。192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該書的英文本，書名題為《支那佛教的教理與源流》，封面上印著作者的漢文名字“艾香德”，還列有一個副標題：A Study of Chinese Maha-yana Buddhisrp.，表明它是講述中國大乘佛教的。該書出版后銷路非常好，到1932年已經發行三版。每次再版，都做了新的增訂。1932年日軍炸毀商務印書館，該書的書版也在這場災難中遭到焚毀，但在1934年，商務印書館又很快第四次重新排印發行該書。艾香德利用這次重版的機會，又對文字做了一些新的修訂，增加了一些插圖，圖文并茂，較之舊版，反而更為完善了。商務印書館在中國出版這本書，居然選擇英文而不是中文，可能是因為此書是寫給西方人，尤其是給在華基督教傳教士看的，它的多次再版迎合了20世紀初，西方人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佛教的要求。

從該書中可見，艾香德看到當時中國佛教中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一般佛教僧侶的文化水平比較低，入教者的素質也比較差，甚至一些強盜小偷等刑事犯為躲避官府的追捕而逃到寺廟中避難。他們中的少數人改邪歸正，皈依了佛門，余下的則成為不為社會所認定的“野和尚”，在一些小寺廟中以主持喪葬儀式來維持生計。有學養的高僧大德一般都住在大寺廟里，以修身養性為務，他們代表著佛教主流。與一些傳教士對佛教抱著批評、排斥的態度，從而將佛教視為行將沒落的垂死宗教有所不同，在艾香德看來，中國佛教中雖然有一些僧侶的表現十分腐敗，令人厭惡，但也有一些僧侶和居士是真理的探求者和追隨者，當時的中國佛教在這些僧侶和居士的帶動下正在走向復興。

艾香德在1922年又來到中國，參觀了位于南京的支那內學院。艾香德在《支那佛教教理與源流》中對支那內學院及創辦人歐陽竟無作了介紹，稱支那內學院為一所“貴族式的”佛學院。人們在那里會碰到一群有教養的、好人家出身的中國人，還能夠學到一點兒梵語，院中洋溢著一種很優雅的學術氣氛和人文精神。凡是入院學習的人，都要學習四年后才有資格研究佛學。但他以傳教士的眼光來看，又認為支那內學院里有一種重視學術研究的氣氛，明顯地缺少一種宗教熱忱，這表現為全院上下一般不做佛教徒的日常宗教功課，每個人獨自負責他自己的體悟與修行。這大概也是支那內學院比較重視佛教學術研究的傾向給外界留下的一種基本印象。他在書中不僅專門介紹了圓瑛、諦閑、太虛、印光、歐陽竟無等人的思想與事跡，而且還特別指出，促進中國近代佛教復興的力量就在那些有教養、有知識的僧侶和居士之中。因此，英國宗教學家埃里克·J·夏普(Eric J，Sharpe，1933～?)評價說：“艾香德并非從書本中，而是在觀察中獲得他多數的最真確的資料……他在著作中所說的并不是他所讀到的，而是他曾看見及曾經驗過的?！?/p>

艾香德不僅在《支那佛教教理與源流》對佛教作了比較細致的論述，而且在1928年，他還發表了一篇題為Some Present Aspects of Buddhism in Chins(《中國佛教的一些現狀》)的文章，闡述居士們在近代中國佛教復興過程中所作的努力與貢獻。例如，佛學院的建立和佛教雜志印刊都依賴居士的經濟資助；居士們雖然皈依佛教，但仍然在社會上活動，既促進了佛教與社會生活的聯系，也加深了佛教的社會影響力。艾香德曾特別強調，“這是一股不能輕視的力量，也將

沖擊基督教在華的傳教策略?！?/p>

可能是因為受到佛教寺院建制及支那內學院的影響，1922年，艾香德在南京和平門外創辦景風山基督教叢林，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向中國佛教徒傳播基督福音的工作上。他不僅向一般民眾傳教，而且還吸收佛教徒、道教徒和佛教居士來這里學習，通過傳教活動，來實踐宗教聯合運動。因此，景風山稱為“叢林”而不是“教堂”，乃是借用佛教詞語來消彌佛教徒對基督教的抵觸情緒。艾香德還提出，基督教要走人中國人的生活，就是要使教會通過與中國文化結婚，洗刷去西洋文化色彩，走中國化的道路。他甚至主張在基督教的禮拜儀式中吸取一些佛教的內容，例如，布道時，牧師可以穿佛教服飾，引用一些佛教經文來詮釋基督教義，做禮拜時敲鐘、焚香、點蠟燭、跪誦禱文、唱頌中國曲調的贊美詩等。景風山上每日供應的膳食全是素菜?！鞍愕虏┦吭谀暇┡c佛教界人士交往，有六至七年之久，僧侶方面的受洗的人數，雖然不多，可是每年來訪問或詢道的僧人，多至千人，影響不可謂不大?！卑愕聞撧k的“景風山”成為一個頗有佛教化色彩的基督教場所，吸引了社會上三教九流人士前來訪問。這究竟是基督教向佛教徒傳教呢?還是基督教受中國佛教影響而出現了佛教化的傾向呢?這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但這兩種傾向共同促進了基督教與佛教之間展開對話與相互了解。

艾香德在南京時還努力學習佛學，甚至是佛學中最難的因明學。曾著有《中國宗教史》的宗教學家及基督教教會史學家王治心受艾香德的影響，曾專門到支那內學院向歐陽竟無、呂瀲和王恩洋請教佛學，后著有《基督徒之佛學研究》。為解決佛教因明學的疑難問題，王治心特地花了兩個禮拜的時間到支那內學院聽呂瀲講因明，“得呂先生的啟示，始得略窺其門徑，歸而復治因明之書，若有所得?！焙髞?，艾香德曾為《基督徒之佛學研究》作?？?，還寫了一篇英文序。此書中有幾十頁是講因明要義的，滿篇佛教術語，艾香德能為它做?？?，可見他對因明學也有了一定的研究。

北伐戰爭開始后，南京景風山的房舍毀于兵火，艾香德率院眾在上海住了三年。1930年，艾香德把工作由內地遷移至香港，在沙田購置房舍創辦“道風山基督教叢林”，作為人們研究宗教與修養身心之場所。為了吸引佛教徒和道教徒前來道風山，艾香德邀請丹麥著名建筑師艾術華(Johannes Prip Moller，1889～1943)為道風山設計了龐大的中國式建筑群，其標志就是十字架放置于佛教所崇奉的蓮花之上，表達基督教向佛教徒傳教的一種象征。1933年，道風山建成后，艾香德又于1935年在杭州創建了天風山，后又在云南大理、四川峨嵋、湖南衡陽等地建立起相類似的宗教場所。

三

宗教對話就是要在各種多樣性的宗教中尋求統一性，在差異性中求得一致性，從而為各宗教之間的和平共處構建一個交流的基礎和共處的平臺。這要求對話者在對話的過程中，必須放下自我，深入了解他者，使得某一種信仰對另一種信仰有深刻的或同情的理解。艾香德雖然是西方人，但他熱愛中國文化；雖然是基督教牧師，但他了解佛教和道教在中國宗教與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因此，他提出要在中國傳播基督教，就必須深入研究中國宗教?；浇掏綉诟髯诮虉F體中，作宗教徒的友誼工作，先從佛、道二教著手，然后再及其他宗教。1920年，艾香德發起“宗教聯合運動”。雖然這是一種基于宗教對話而達到的宗教聯合的運動，但這種宗教聯合，用艾香德的話來說，是宗教家之聯合，而非宗教合一。

為更好地了解佛教，艾香德積極與佛教僧侶交往。據《太虛大師年譜》介紹，1924年7月13日至15日太虛大師創辦的“世界佛教聯合會”在廬山大林寺召開，參加會議的國內代表有湖北了塵、湖南性修、江蘇常惺、安徽竺庵、江西李政剛、四川王肅方、浙江武仲英、上海張純一等十余人。日本有法相宗長佐伯定胤、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木村泰賢博士等，水野梅曉、史維煥為傳譯。英、德、芬蘭、法而自承為佛教徒者數人(中有艾香德)。艾香德是當時基督教新教中為數不多的積極了解佛教的人物，他與太虛大師在廬山上一見如故地成為朋友，經常就基督教與佛教進行討論。正是通過這種各執己見的討論，艾香德也更加了解了基督教之外的其它宗教。

艾香德指出，中國有進行宗教聯合運動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從歷史上看，中國能容納各種宗教，各宗教之間基本上能夠彼此尊重，和睦共處，從來沒有出現過宗教戰爭，所以在中國最適宜開展各宗教之間的對話與交流?；浇踢M入中國后，只有先消彌基督教與中國宗教之間的隔閡，促進與佛教、道教之間的相互了解，才能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開辟道路。1925年，艾香德在金陵神學講授《宗教概論》課程時談到：“今日宗教的缺憾，無非因大部分教徒，不知用正當的方法，尋求真理，只是抱著黨同伐異的野心，用村嫗罵鄰的口吻，一味排斥他人，指為邪道異端，使真理日漸閉塞，那真是宗教的罪人?！庇谑?，他拋開門戶之見，通過對耶佛道儒回五教的上帝觀、宇宙觀、人生觀和宗教教育的比較分析中，尋求真理的門徑，取思想之精華。其中，艾香德對大乘佛教的無上般若智慧尤為贊賞。該講稿后由黃景仁用中文記錄整理，上海廣學會于1931出版。另外，艾香德還著有《中國的宗教：中國宗教史手冊》、《東亞敬神和默禱的類型》等，這些著作表現了艾香德對中國宗教的關注與了解，從而為他倡導宗教對話提供了良好基礎。

艾香德站在基督教立場上，認為所有宗教信仰其實都與同一個終極的神圣存在者相關，但由于環境不同、文化差異，它們對那神圣存在者有著不同的體驗，由此導致了彼此不同的解釋。艾香德希望在不違背各宗教信仰的原則下，通過宗教領袖之問的對話，在“求同存異”中促使各種宗教之間相互了解，然后再進一步開展宗教聯合和宗教文化的交流工作，由此表現出一種開放的胸襟和大同眼光。艾香德所倡導的宗教對話是以上帝和生命為雙重中心的。這種對話模式，既反映了基督教信仰是他在宗教對話中的一個根本立足點，也反映了他對中國宗教中所表現出生命關懷的贊賞。

從信仰的角度看，艾香德認為，上帝觀是宗教最要緊的問題：“上帝是宇宙的大靈，也是宇宙的本體，基督是本體的現相，使徒保羅說：‘他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耀，是他本體的現相。至于圣靈呢?無非是本體與現相的作用，可知基督教所說的圣父、圣子、圣靈三位一體，恰與佛家的體相用是同一的原理?！鄙系蹫榛浇痰某绺咝叛?，也是中國佛教的根本信仰?！搬屽犬a生于高尚哲學思想的環境里，飽受了一元的思想，發生因果論，他以宇宙本體為因，這因好象是宇宙的大靈——上帝，它是無始無終，無聲無像，萬物部發源于此，它有了萬物的緣，便成萬物，所以說宇宙萬物，乃是因緣和合而成?！灾^一切眾生，都是本體的現相，他所說的‘用，好像是我們基督教所說有圣靈，是為現相的作用?！卑愕抡J為，佛教的基本教義，如因果輪回、因緣合和、本體現相等其實都是基督教上帝觀的另一種表述。佛教與基督教都追求宇宙真理和人生真諦，愿意為了超越世俗的“神圣存在者”而作出任何犧牲，它們在信仰上具有相似性。

從生命的角度看，艾香德認為，無論是基督教，還是中國的佛教與道教，雖然有不同的生命

觀與人生觀，但都追求生命的完滿和人生的幸福，可謂“人類永久的幸福和無量的喜樂，不在得到任何東西，在乎了解生命之源?！比绶稹耙匀祟惙N種痛苦煩惱都由個人的心而發的”，不僅“有修心為治本的方法”，而且還要“己覺覺人，使一切眾生，皆能成佛，故謂‘有一眾生，未成佛者，誓不成佛。他的思想，就是把罪惡眾生，盡皆度到光明境界，也就是把這黑沉沉的社會造成功一個莊嚴凈土?！边@與耶穌的“犧牲精神”相類似。老子“以嬰孩的無知無欲，是道的本體，人們必需反到嬰孩純潔的心，才得謂之真正的人生。也如基督所謂‘若不回轉像小孩子一樣，斷不能進上帝的國?！卑愕抡J為，各種宗教都希望憑借著“智慧”來摒棄世間的痛苦生活，追求那種永恒與完滿的人生。佛教將這種“智慧”稱為“般若”?！鞍闳舨_蜜多”的意思，就是要人們通過皈依佛教以脫離人生苦海渡到彼岸極樂世界。這是一種“出世間智”，基督教稱之為“屬靈的智慧”?！斑@種智慧是自動的，完全由本性覺悟得來的?！边@是基督教與中國佛教、道教共有的思想，也是彼此能夠進行對話的聯系點。

以上帝與生命為雙重中心，艾香德通過“以耶釋佛”的方式，期望能夠消彌將基督教與佛教在理論與實踐上差異與分歧，為宗教對話與宗教聯合創造一個平臺。

然而，這僅是艾香德的一個良好的愿望，因為從理論上看，佛教的信仰與思想在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它的獨特性，“每一種宗教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及其自身的語言游戲，任何一個宗教的語言，是從它在宗教徒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里獲得自己的意義的?！敝挥姓驹诜鸾痰牧錾?，在其獨特的語言系統中歷史地、本原地理解其內容與形式，才能盡可能地把握佛教之本義。任何外在性詮釋，只能是相似，而不會是相同。艾香德在“以耶釋佛”的過程中，雖然盡力研究佛教，但他沒有放下“自我”，即始終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場，將基督教與佛教簡單地相對應、相比附，來說明兩者在哪些方面具有一致性。因此，“艾香德的大膽嘗試，卻被部份中國信徒及遠在歐洲的差會及神學家所懷疑，他對佛教的態度曾被評價為‘混合主義，并被標簽為‘自由派(Liberal)而加以排斥?！?/p>

從實踐上看，近代以來，中國佛教復興及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影響，提升了佛教在基督教傳教士心目中的地位，也成為艾香德能夠打破各宗教之間的門戶藩蘺，積極向佛教學習的精神動力。只有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中國佛教，才能更好地傳道，雖然早在明末清初就成為一些基督教來華傳教士的共識，如利瑪竇、羅明堅來華之初曾削發剃度身披袈裟，受到了佛教徒的歡迎。利瑪竇到達肇慶的12年之后，才換上儒生的服裝，蓄留胡須和長發，但與早期來華傳教士相比，艾香德所創辦的南京景風山及后來的香港道風山，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有了更多的佛教文化色彩。今天的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教堂不是西方教堂式的穹頂或尖頂，而是佛教式的圓壇，還專門建有供信徒、云游客人、訪問學者居住的云水堂，雖然從外表看起來像是一座中國傳統的佛教寺院，但其內涵仍然是基督教。艾香德作為宗教對話，尤其是基督教與佛教對話的最早倡導與實踐者，他曾在道風山上設立“宗教文化友誼社”作為研究和聯誼機構，每逢星期日晚間聘請對宗教文化有研究之專家學者輪流講演，以便彼此認識和了解，進而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個人友誼。然而，艾香德的這種佛教化的傳教方式一向毀譽參半，既受到一些西方傳教士和中國佛教徒的贊同，因為它推進了各宗教之間的文明對話與和平交流；也遭到支持和資助他來中國傳教的挪威差會和北歐差會聯合會中的保守人士的堅決反對，因為它偏離了傳統基督教的傳道立場；更遭到一些佛教團體的堅決抵制，認為艾香德倡導宗教聯合最終是要將佛教徒轉化為基督教徒……。由此而連帶出的有關中國基督教是否需要本色化及如何本色化的討論一直持續到今天。

艾香德對宗教對話及宗教聯合的倡導，尤其是對耶佛對話所進行的理論研究與實際踐行，是一種十分有益的探索，雖然在當時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批評與誤解，但艾香德一直堅持了下來。1952年，艾香德在香港道風山去世，后人評價為：“在現代西方人士中，找不出第二位人物如他一樣，能對佛教有那么深刻而透徹的了解，使基督教對佛教的和尚和領袖有那么大的影響?！苯裉?，艾香德所提出的宗教對話及宗教聯合問題，已成為世界宗教發展中的一種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因此，重新回視艾香德的宗教對話就顯得更有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了。

(責任編輯黃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