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江南地區兩次教案述論

乾隆十二年(1747)，江南地區發生蘇州教案，兩名傳教士被處死。乾隆十九年(1754)，江南地區再次發生教案，被拿獲的五名傳教士先被監禁，后被驅逐至澳門。在這兩次教案的打擊之下，江南傳教區日趨萎縮。本文利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蘇州致命紀略》和《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匯編》中的有關資料，對長期以來為學界所忽視的江南兩次教案發生的背景、經過及結果進行分析，以期探討乾隆朝嚴懲傳教士的原因，而對教案等相關材料的厘定，有助于考察乾隆時期的禁教政策。

關鍵詞：禁教江南教案乾隆

作者：周萍萍，1972年生，歷史學博士，現任職于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康熙末年，羅馬教皇下令禁止中國教士、教民“祭祖”、“敬孔”，從而引發“禮儀之爭”?？滴醯鬯煸诮掏⒔s上殊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睆拇颂熘鹘淘谥袊チ斯_傳播的自由。雍正即位以后，對天主教態度冷漠，表示“果系精通歷數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送至澳門安插。其從前曾經內務府給有印票者，盡行查出送部，轉送內務府銷毀。所有起蓋之天主堂，皆令改為公所。凡誤入其教者，盡行禁飭，令其改易?！本┏侵獾膫鹘淌恳宦杀或屚拈T，各地教堂或被拆毀或被他用，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受到打擊。乾隆繼位后承襲雍正帝的禁教政策，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雍正一朝雖然禁教，卻沒有發生教案，乾隆一朝則教案不斷，于乾隆十二年(1747)和乾隆十九年(1754)，江南地區兩次發生教案。

一、乾隆十二年(1747)蘇州教案

乾隆即位后，因其愛好西洋科技、工藝等，故仍在欽天監、如意館中留有西洋傳教士為之效力。但他和雍正一樣，嚴禁天主教在華傳播，嚴禁中國百姓人教。乾隆認為：“國家任用西洋人治歷，以其勤勞可嘉，故從寬容留。滿漢人民，概不準信奉其教?！鼻《?1737)，北京傳道員劉二依照教規給棄嬰“洗額誦經”，被官府抓獲，交由刑部審理。刑部尚書尹繼善上奏，請求乾隆嚴懲教徒劉二，嚴申禁教之令。他在奏折中寫道：“我們必須將趨向于欺騙民眾的所有邪教教理連根拔除。僅僅是由于西洋人掌握了某些數學知識，陛下的先皇才對外國人充滿善意，而沒有迫使他們從中國返回故里。難道曾允許他們于帝國內傳播其宗教、從各處聚集吾民并以邪教教理來擾亂吾民嗎……即通過公開張貼告示，而禁止民眾參加基督教，并且勒令那些已經加入者放棄該宗教。臣頓首懇求陛下批準之?！?/p>

乾隆批準了這道奏折。九門提督、五城兩縣各衙門奉刑部之文，在京城內外大小街道都張貼告示：“禁止天主教，嚴拿教中人送部治罪?！痹趯m中為皇帝服務的傳教士們得知此事后急忙上奏。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神父甚至在乾隆來看其作畫之際，冒死呈詞，請求皇帝放寬教禁。最終，乾隆特諭：“刑部拿劉二治罪，系彼自犯中國法度，是伊應得之罪，實與天主教、西洋人無干，欽此?！钡腔实鄣男屡?，刑部并沒有執行，取締天主教的文書依然被發往全國各省，并張貼于各個十字路口，甚至貼在北京教堂的門上。冒死向乾隆呈書的郎世寧神父也遭到指控，“人們在宮殿內嚴格地對郎世寧進行搜查，看他有沒有夾帶與呈送給皇帝的請愿書相同的文書”。禁教風聲很緊，陜西、山東的傳教士被迫帶領信徒躲進大山，以免被抓獲。

隨著時間的推移，劉二案件引起的禁教風波慢慢平息下來，官府漸漸放松對教徒的監視與控制。于是，潛藏于各地的傳教士們重又悄悄傳教。但是傳教活動的日漸活躍，再次引起地方官府的警覺。乾隆十一年(1746)五月，福建巡撫周學健、福州將軍兼管閩海事務新柱等先后上奏，密陳拿獲了在福安縣傳教的白多祿(Pedro Sanz)神父等五人以及藏匿西洋神父的中國信徒數百人。周學健請求皇帝乘此案件，治傳教士以重罪，以儆效尤，斷絕其再人中華的念頭。在五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周學健懇請乾?。骸八飘敵舜?，嚴定科條，治其誣世惑民之大罪，漸行驅逐，絕其固結人心之本根，使山陬海澨，曉然知天主一教，為盛世所必誅。士民不敢復犯，島夷不敢潛藏，方可廓清奸宄?！蓖瑫r，周學健由福安一地拿獲五名西洋傳教士，聯想到全國情形，為國家安全計，他提醒乾隆應當徹底搜查有無西洋人在境傳教，“并請皇上密飭督撫，務各徹底搜查，不使一名潛藏內地。如此廣積久之，流毒一旦滌除，彼狡黠之島夷亦無所施其技矣?！雹耷÷爮闹軐W健等的建議，傳諭各省督撫等：“倘地方官有不實心查拿、容留不報者，該督撫即行參處，欽此?！备鞯毓賳T不敢懈怠，禁教行動在全國漸次展開。從七月開始，山東、山西、湖南、四川等省相繼嚴厲查核有無教士、教民活動。江南也不例外，結果有兩名神父被抓獲，發生了蘇州教案。

明朝末年，傳教士初人中華，江南地區信徒人數位居首?！短熘鹘虃餍兄袊肌分锌加啠骸懊髂┙虅兆钍⒄?，首推江南。徐光啟提倡于先，其子徐驥圣名雅各布伯提倡于后，士民觀感興起，奉教者所在多有。計江南一省，領洗信教者，不下十萬有余，得中國奉教者三分之二?！鼻迦腙P后，傳教士力圖贏得皇帝對天主教的好感，為天主教在華傳播創造比較好的條件，逐漸把傳教重點轉移到都城北京。盡管傳教重心北移，江南仍是傳教士較為重視的傳教區域之一。特別是雍正、乾隆禁教時期，江南因河道、湖?自較多，便于隱匿，故仍有不少傳教士在此活動。江南教區在整個中國傳教史上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正因為江南地區教務發展的基礎較好，所以傳教士一直對它抱有美好的想法，認為禁教風波不會波及于此。尚若翰(Chanseaume)神父曾在寄回國的一封信中樂觀地寫道：“江南那美好的基督教會口與其他基督教會口相比較，則較少受到動亂與欺壓的影響。因為江南基督徒的人數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所有衙門中都有基督徒，他們自己就取締了所有的追捕令；或者是他們在這些命令被執行之前，便發出警報，以使其他基督徒們通過金錢賄賂而撤銷這一切?！?/p>

福建教案發生后，江南官吏接到諭令，四處訪拿傳教士。乾隆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蘇州巡撫陳大受上奏，“臣現在欽遵，密飭地方官嚴加訪緝。如有西洋人潛匿境內，私建教堂、聚眾誦經者，立即通報查拿，遵旨辦理。并令將舊日教堂某處改為公所，系作何用；某處系變價歸公，現在何人居住，是否向來人教之人。逐一查明，申報查辦?！币蚰菚r江南信徒中有不少在官衙里當差，他們消息靈通，所以傳教士們早都藏形匿影，暫避風頭。分別于乾隆二年、乾隆九年(1744)來江南傳教的黃安多(Antenio—Jose Henriques)、談方濟(Tristano Attimis)兩位神父也都格外小心謹慎。官吏們東訪西緝，并沒有什么收獲，于是他們向皇帝奏明沒有西洋人在江南地區活動。乾隆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江蘇巡撫安寧奏稱：“茲據各屬陸續申覆，咸稱現在并無西洋人在境行教，亦無傳習其教之人?！蓖昶咴率?，兩江總督尹繼善奏稱：“茲據各府陸續呈覆，并據蘇州按察司翁藻詳稱，下江所屬現在并無西洋人在境行教，即內地民人亦無傳習其教、轉相誘惑之事……至上江地方亦通行查覆，并無西洋人在境，亦無內地民人習教情事?！?/p>

官吏們拿獲不到西洋傳教士，也知道江南教徒人數眾多，并沒有什么為非作歹的事情，一概嚴拿，恐犯眾怒，所以禁教令就漸漸松弛下來。

當江南官吏逐漸放松警惕，禁教風聲慢慢平息時，談方濟、黃安多兩位神父便又開始哨悄巡視各個會口。黃安多神父曾在一封寫給省會長的信中說：“這里風波不甚險惡，且像殘燈似的，將漸漸熄滅了?！辈贿^，黃神父已經察覺出信徒中可能出現不良之輩會向官府告發。在幾個月后的另一封書信中，他寫道：“仇教的風聲已平，但茹答斯輩，真是可怕，同門仇敵，防不勝防，奈何?！睂τ谑祜窀感雄櫟男磐?，他們一旦背教，傳教士只能束手就擒。果然如此，導致蘇州教案發生的正是一位姓尤的教徒。由于他的告發，談方濟、黃安多兩位神父先后被官府抓獲，并被處死于獄中，其他信徒也受到牽連。

尤姓教徒與神父結怨，起因是乾隆十一年他與族人爭奪田產時，因其理虧，遭到黃安多神父的斥責，于是心懷不滿，伺機報復。乾隆十二年十一月，談方濟神父在常熟戈莊堂內，黃安多神父前來拜會，尤姓教徒得到消息后趕赴蘇州告發。蘇州按察使翁藻派人前去捉拿，談、黃兩位神父相繼被抓獲。江蘇巡撫安寧將拿獲西洋神父一事詳細上報朝廷：“訪聞蘇、松、太各屬尚有信奉天主教之人，并聞常熟昭文一帶現有潛住之西洋人。臣等當即飛飭查拿。據該府帶同常、昭二縣，于昭文縣地方獲到西洋人一名談方濟各，并拿獲內地現奉天主教之唐德光等數名。逐一研究，據供：談方濟各于乾隆九年正月內自西洋起身至廣東澳門，于九年十一月內由廣東、江西一路到江南之昭文縣地方何公祠內潛住。復又究出尚有西洋人一名王安多尼，現在浙江嘉興府蒯洪尚米行內。當即差員馳往彼處拘拿，一面飛咨浙江撫臣顧琮。隨經浙江撫臣委員協同江省差員，于嘉興地方孫景山家內拿獲王安多尼，解到江省。臣查談方濟各、王安多尼，不遠重洋，潛住內地，將久奉嚴禁之教傳習、煽惑，其中有無別情，必須嚴加究詰?，F飭臬司隔別研訊，并查開從前失察之地方官……?！迸c兩位神父同時被抓的還有蘇州、常熟、嘉定、太倉、丹陽、上海等地的百余名信徒，其中有不少女教徒。有一位七十歲的老太太沈陶氏，她見到神父和信徒都被抓獲，便自己去投案了。

被拿獲的傳教士和教徒受到官府反復訊問，教徒中有被嚴刑拷打仍保持宗教信仰的，如唐德光被打的皮開肉綻，死于監中；也有還沒用刑就背教的，如徐魯直稱自已是“被惑從教”，表示“情愿出教”。據《蘇州致命紀略》可知，神父和教徒先后共被審問十次之多：①元和縣知縣張日謨審；②保甲局審；③知府傅椿審，判洋人遣回本國，汪斐理、王若望、談文多拉杖五十、唐德光杖五十，枷號兩個月；④臬臺翁藻審，初判西洋人送回本國，教民保釋；⑤三縣會審(元和縣張日謨、長洲縣鄭時慶、吳縣王繼祖)，判西洋人擬絞、唐德光、沈陶氏永流邊外；其余杖一百，枷一個月；⑥三縣覆訊；⑦新知府姜順蛟審；⑧臬臺翁藻覆訊，判西洋人杖四十，枷二月，驅逐回國；⑨藩臺朱一蜚審；⑩撫臺安寧審，依三縣決，上奏請旨?？梢钥闯?，判決結果前后不一，其中以第五次三縣會審的判決最為嚴厲。

在京傳教士劉松齡(Hallerstein)、郎世寧等極力設法營救，他們深恐“江南一片干凈土地，從此封閉，不能傳教了”，于是撰寫奏本，請官員代為奏陳。大意是說：“圣教道理正實無邪，教士都潔身謹行。民間但為奉教緣故，受刑萬狀，實屬冤抑。且天主圣教，明代已來，未聞邪妄之說，奸詐行為。間雖有人妒恨教士，橫加冤誣，朝廷常施恩保護”。傳教士哀請乾隆能夠網開一面、從寬處置，但是沒有人愿意替他們把奏本代呈皇上，各大臣惟恐避之不及，紛紛為自己找借口開脫：“各教都很好，你們的教也好。但國內只有一教，那是更好……他禁止人民奉你們的外國教，不啻三令五申。倘吾直口諫爭，忤了皇上意旨，反使皇上嚴辦教民，那不是反成了一樁惡事么?”最終，談方濟、黃安多兩位神父各“依左道異端煽惑人民為首律”，于乾隆十三年(1748)在監獄中被絞死，信徒沈陶氏以“開堂窩頓、左道惑人為從”的罪名，被判充軍邊外(沈陶氏是婦人，照律收贖)，其余教徒各被杖責一百、八十、四十不等。

二、乾隆十九年第二次江南教案

乾隆十七年(1752)，湖北發生了馬朝柱反清案，朝廷懷疑與西洋人有關。

馬朝柱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前后，湖北蘄州人，后遷往安徽霍山縣居住。乾隆十二年，馬朝柱以開山燒炭為借口，在江南的英山、霍山與湖廣羅田交界的深山里，安營扎寨，名為天堂寨，同時宣稱西洋不日起事，興復明朝。馬朝柱的反清行蹤引起地方官府的注意。乾隆十七年四月，清軍前往羅田縣天堂寨搜捕，馬朝柱得以逃脫。但馬朝柱一直宣稱“西洋出有幼主”，“西洋不日起事，興復明朝”，他所建的“天堂寨”又與天主教教義所宣揚的“天堂”二字相符，這一切都引起官府對西洋傳教士的懷疑。且官府經過訊問得知，馬朝柱的余黨散布在江南桐城、太湖、毫州和河南汴梁等處。在華的西洋傳教士因此被當作是馬朝柱的同伙，搜捕馬朝柱的同時，秘密傳教的西洋人和依舊信教的中國信徒都成為打擊對象。

乾隆十七年，福建龍溪、福清等縣拿獲依舊信教的百姓。乾隆十八年(1753)，湖北查獲信奉天主教的曹應文等書寫番字經札。乾隆十九年，直隸查獲宛平縣民張顯樞等尊奉天主教；江南則拿獲傳教西洋人張若瑟(Jose Araujo)等。

在搜捕馬朝柱的風聲之下，江南提督林君升擔心蘇、松、太一帶靠近海濱，仍會有西洋傳教士偷偷活動，下令：“嚴飭道府，轉飭地方文武，不時留心訪察”，結果發現江南仍有不少人都信奉天主教。官府在蘇州、常熟、上海等七個縣區，搜捕“私行奉教”的信徒時，西洋傳教士張若瑟被拘獲，大約800名教徒被告發。地方官員發現，被抓信徒中“引送窩頓張若瑟來往行教的”不乏蘇州教案中的舊犯。兩江總督鄂容安和江蘇巡撫莊有恭在奏折中稱：“查現獲之汪欽一、鄒漢三、尤元常、周德明等，皆屬王安多尼案內問擬杖責之犯，不思改悔，翻敢引送容留、助匪煽惑，是為不法?！?/p>

張若瑟被抓后，在京的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神父趕緊向歐洲匯報此事，告知江南傳教區再次受到查禁。他在信中寫道：“在江南傳教的郎若瑟(Araujo)神父已經被捕，并在他被拖入的衙門中受到官員的拷問……許多基督徒也遭受到了同樣的命運，并且人們已經公布了所有在這一省份傳教的歐洲傳教士的體貌特征?！痹诠俑木兡孟?，聞風潛藏的江南其他4位傳教士也都被捉拿歸案。

經審訊，這5名傳教士中有的已潛在江南傳教兩三年，有的竟長達十年，如費德尼(Denis Ferreira)神父于乾隆十年(1745)在教徒的引導下就來到江南傳教。蘇州教案發生后，他還一直暗藏于江南繼續傳教，這讓官府十分驚訝。5位神父被關押在南京獄中，并遭到反復拷問。錢德明神父在信中提及被抓教士、教民的遭遇：“郎若瑟神父已被多次提審；大量基督徒也具有和郎若瑟神父一樣的遭遇；某些受刑者已被打成殘疾；另一些人做好了堅強地忍受酷刑、審問的準備，并勇敢地表明對耶穌基督的信仰?！?/p>

江南再次發生教案，被拿獲的神父關在監中，生死未卜，北京的神父十分擔憂?！巴盼迦?/p>

去歲被捕，今尚在獄，備受刑杖，問官某手畫十字，命諸神甫用足踏之。及見諸人不從，復以諸刑苦之?！比螝J天監監副的傅作霖(Felix da Roeha)神父到處斡旋，請求釋放5位傳教士，“先是在一七五五年曾數請于總督，請將禁于南京獄中之郎若瑟、衛瑪諾、畢安多、費德尼、林若瑟五神甫開釋”。

或許是在京傳教士的四處運作起了作用。張若瑟等被關押了一年多后，乾隆二十年(1755)九月，乾隆帝降下圣旨，重又過問此案，“可傳諭詢問該督撫等，自張若瑟等犯案之后，現在該省有無此等西洋夷人潛入內地，煽誘行教之事。如并無此等情事，則張若瑟等白可仍照前旨從寬，解往澳門安插”，言辭之中流露出釋放傳教士的意思。這種情況下，兩江總督尹繼善與江蘇巡撫莊有恭只好回奏皇帝：“荷蒙恩諭下詢。仰見我皇上恤囚柔遠之深仁。臣等尊查張若瑟等事犯，羈禁之后，現在江省各屬并無此等西洋夷人潛入內地、煽誘行教之事。擬合奏明，請旨將張若瑟等五犯從寬釋放，逐程僉差遞解粵省，轉發澳門安插。仍令嚴加管束，不許再往內地煽誘行教?！睆埲羯热吮会尫?，并被驅趕至澳門。

三、乾隆嚴厲查處傳教士的原因

從江南連續發生兩次教案來看，乾隆朝對天主教是嚴行禁止、毫不寬松的。乾隆曾下令：“仔細地搜捕所有那些于其父皇或在他統治下重返中國內地、在那里秘密而頗有成效地工作的傳教士們?！睂m中盡管有西洋傳教士為其效力，但乾隆并不對禁教政策稍加松弛，他曾表示：“北京西士功績甚偉，有益于國，然京外諸省西士，毫無功績可言?！奔词故蔷┲袀鹘淌?，乾隆也不過把他們看作是為其效忠的臣子，而非宣傳天主教教義的神父，這一點傳教士心里已十分明白。1753年，宋君榮(Antoine Gaubil)神父在致耶穌會會長維斯孔蒂(Visconti)的一封信中，提及乾隆對待天主教的情形：“然滿、漢人皆知帝惡天主教，不許外省有傳教師，并不許官吏入教。是以讀教中書，言教中事者甚稀。即在教友之中，信心日弱，吾不信朝中尚有一人敢在帝前言西士為傳教師。每次吾人試一為之，輒被拒絕。帝意以為我輩西士中已有四人擢授官職，即此已足，從未思及略微優遇天主教?！?/p>

乾隆對教士、教民的嚴厲查處，與地方官紳對西方天主教勢力進入中國的擔憂密不可分。當時歐洲各國不斷進行海外殖民活動，亞洲許多國家相繼淪為殖民地。這種情況下，傳教士被認為與西洋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為國家安全計，大臣們主張對傳教士嚴厲處置。乾隆十一年的福安教案中，福建巡撫周學健為促使乾隆下決心處死西洋傳教士，使其不敢再人中華，陳述了五大理由：

首先，西洋國家陰行詭秘。周學健經過審問得知，西洋國家每年如期運送銀兩，資助在華的教士、教民。澳門有8個教堂經管行教、支發錢糧的事，每個堂經管中國一個省。每年該國錢糧運交呂宋會長，再由呂宋轉運至澳門各堂散給。對此，周學健憂心忡忡地提出，“夫以精心計利之國，而以資財遍散于各省，意欲何為?是其陰行詭秘，實不可測也”。

其次，西洋人堅忍陰狠。周學健認為西洋人飲食、嗜欲與中國相同，但是傳教士卻能別離父母、絕其嗜欲，終身為國王行教，直至老死；并且還違反中國的禁令，藏匿于民間，不管是夾壁還是地窖都可以成為他們的藏身之所。據此，周學健推斷這種人“忘身觸法，略無悔心。是其堅忍、陰狠，實不可測也”。

第三，天主教固結人心。周學健發現中國人一旦信奉天主教后，就堅定不移，毫不悔改。不僅鄉村愚民如此，就連文人舉子亦如此，他們至死不愿跪拜孔子及關帝諸神，被迫拜后，還說“身雖拜，心仍不服也”。面對此情形，周學健更為擔憂，“以讀書入學之生監，歸其教者，堅心背道，至于如此。是其固結人心，更不可測也”。

第四，傳教士有幻術詭行。在周學健看來，男女情欲，就是父母、法律都阻止不了的，而信教的處女卻能終生不嫁。他經過仔細察究，認為傳教士用銅管吹人的臍肚，人就能終身不思嫁娶，“是其幻術詭行，更不可測也”。

第五，邪教招服人心。凡人教的人，傳教士都給取一個教名，登記在冊，每年有人去澳門時就托其把名冊帶回，以領取銀兩。周學健經過訊問，得知“現在番字冊內，共有福安從教男婦二千六百一十七戶口”。面對這種情形，周學健憂憤交加，認為天主教在華收買人心，疾呼：“夫以白多祿等五人行教，而福安一邑已至二千六百余戶口。合各省計之，何能悉數?是其行教中國之心，固不可問!至以天朝士民而冊報番王，儼人版籍。以邪教為招服人心之計，其心猶不可測也?！?/p>

周學健在奏折中一連用五個“不可測也”，來提醒乾隆應防止天主教浸淫人心，危害國家。內中雖然有對于天主教的誤解，但較真實地反映了周學健等封疆大吏維護清朝長治久安的動機。同時，周學健指出將白多祿等人正法，有據可依，與國家“懷柔遠人”的做法并不矛盾。他舉出四條理由：第一，西洋夷人雖在化外，然既入中國，食毛踐土，即同編氓；第二，從世宗雍正皇帝開始，已多年例禁天主教，現在傳教士仍潛藏中國，實系有心故犯，顯違諭旨；第三，傳教士忽視天朝法度，卻畏懼會長的責罰，不加懲創，則習為故常，愈加難禁；第四，治罪必分首、從，今從教之民人則按律治罪，而為首之夷人，則概置不問，不特無以儆夷人，亦令百姓不服。

周學健的再次上書，言之鑿鑿，不得不讓乾隆重新考慮對傳教士的處置。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還需要像周學健這樣的海疆重臣為之賣命，皇帝沒有必要因為袒護傳教士而失去臣屬對他的擁戴。盡管覺得周學健的主張過于嚴厲，乾隆還是在他的奏折上殊批：“未免言之過當。然按律定擬，自所應當?！弊罱K，白多祿神父被斬首，其他幾位神父被處斬監侯，不久都斃命于獄中。乾隆十一年九月，周學健升任江南河道總督。乾隆十二年，蘇州教案發生，因福建福安縣教案中已有處死白多祿神父的先例，因此江蘇巡撫安寧對于蘇州教案中兩位神父的嚴懲，也就不難理解了。

乾隆十九年，江南再次發生教案時，乾隆起初諭令地方官：“就案完結，毋致滋蔓，將張若瑟等解回澳門安插?！钡堑胤焦賳T依舊要求嚴懲傳教士。兩江總督鄂容安、江蘇巡撫莊有恭這兩位在蘇州教案中就主張嚴懲傳教士的官員，聯名上疏提出，天主教煽惑人心，傳教士多次違抗禁令在華偷偷傳教，在福建、江南已有處死傳教士的先例之下，他們仍敢潛伏傳教，若不加以嚴懲，則西洋人不知道天朝的國威，建議“可否將張若瑟等，照從前江西拿獲夷人李世輔之例，暫行隔別監禁，俾伊等稍知儆惕……如果數年后夷人不敢再人內地，容臣等將張若瑟等奏聞”。李世輔是乾隆十一年在江西鄱陽縣境被抓獲的西洋傳教士，曾傳教山西、陜西等地，次年，乾隆下旨將其與兩名被抓的中國教徒“永遠牢固拘禁。則伊等狡獪伎倆，舉無所施，不致蔓延生事”。顯然，地方官員想以處置李世輔的方式為例，囚禁張若瑟等。

乾隆同意了江南地方官員的請求，將神父們繼續羈押在監中，以警示其他西洋傳教士，不許他們再擅入內地。同時，令廣東督撫明確傳諭澳門耶穌會會長季類思，禁止傳教士人華傳教。其他被抓獲的信徒，如謝文山、汪欽一等，則因是蘇州教案中的舊犯，又輾轉引送西洋人，所以各

被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教徒各被杖一百不等。

江南傳教區經過這兩次教案的打擊，元氣大傷。1757年，南懷仁(Gottfried Xaver Von Laimbeckhoven)主教在寫給葡萄牙國王若瑟一世(Joseph I)的一封信中，詳細談到了江南傳教區的境遇：“此省教會因仇教所蒙之教難幾盡摧毀無余。牧師盡受打擊，信徒業已潰散。前此教難未受摧毀者，今皆摧毀罄盡。余歸來以后，盡余所能，安定人心，謀將散者招集，顧無效也。信徒恐怖殊甚，不敢將余收留，此處廣大江南省境之內，竟無容身之所?！痹诠俑膲毫χ?，教徒數量日益減少。德瑪諾(Romain Hinderer)神父在江南地區日夜忙碌，教徒數仍呈下降之勢?！短K州致命紀略》中記述：“(德瑪諾神父)圣德出眾，竭心盡力，講道勸人，不顧艱險，不避辛苦，所以信教的人又漸漸多了，但終補不滿背教的數?！?/p>

四、余論

乾隆朝嚴禁天主教，無疑延續了雍正朝的做法，目的是確保江山社稷的穩固。統治者擔憂民眾入教會動搖其政權根基，因為他們發現信徒領洗入教后，只知尊奉天主，“竟將世代宗祠全行拋棄，以父母之祭俱不焚奠”，因此主張對天主教“嚴行禁止，如有違禁者，從重治罪，以警眾視”。而嚴禁之下，傳教士依舊偷偷潛入內地，晝伏夜行秘密布道，信教者又多為下層民眾，無疑使地方官員認為天主教較白蓮教等民間秘密宗教更加包藏禍心。周學健就曾指出：“歷來白蓮、彌勒等教聚眾不法，皆無知奸民借此煽惑，烏合之眾立即撲滅。天主教則不動聲色潛移默誘，使人心自然樂趨，以至固結不解。其意之所圖，不屑近利、不務速成，包藏禍心而秘密不露，令人墮其術中而不覺，較之奸民所造邪教為毒更深?！?/p>

此外，被拿獲的張若瑟等傳教士供認：“小的們在澳門聽得中國禁止行教。會長季類斯們說‘雖然禁止，還不妨事，若果行不得，再回來。小的們聽了他的話來的?！边@使地方官員覺察出西洋傳教士明知中國禁教，但卻置若罔聞，仍舊聽從長上命令來華傳教。再加上傳教士每年都編寫信徒名冊寄回歐洲，這更讓地方官員憂心忡忡，因此他們吁請朝廷禁止傳教士再入內地傳教，“有犯則置重典”，同時在沿途關津、隘口如廣東保昌、江西大庾、福建廈門、江南上海等水陸必由要道，對傳教士加意防范，使其難以蒙混過關。

然而乾隆在位時間較長，地方政府不可能始終做到對天主教刻意防范，因此在禁教政策相對松弛時，傳教士便利用空隙，重又偷偷進入內地秘密傳教。不過經歷磨難后，一些主教開始著意培養中國籍傳道人員。在中國傳道人員的努力下，江南教務雖呈萎縮之勢，但仍得以延續。據估計，“一七八五年江南諸教區尚有教民三萬”。

(責任編輯袁朝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