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關系與佛教中國化”學術研討會在山東大學舉行

班泰勇

2010年10月16日－18日，由山東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和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主辦，山東長清義凈寺協辦的“儒佛關系與佛教中國化學術研討會”在山東大學召開。山東大學黨委副書記方宏建出席研討會開幕式并致辭。開幕式由山東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陳堅教授主持。

方宏建在致辭時對舉辦這次高水平、高規格的研討會表示充分肯定，并相信這次研討會將對山東大學的佛學研究產生深遠影響。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院長劉杰教授對與會學者多年來對山東大學宗教學研究和佛教研究的關心和支持表示了衷心感謝。國務院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南京大學哲學系賴永海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楊曾文教授，著名佛教考古專家、洛陽龍門石窟研究所原所長溫玉成研究員，世界宗教研究所黃夏年編審，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麻天祥教授，蘇州大學中文系王繼如教授，臺灣華梵大學佛教學院院長熊琬教授，新加坡佛學院顧偉康教授，日本東洋大學伊吹敦教授等國內外佛學界共六十多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次盛大的研討會，會議共收到論文53篇。

儒學與佛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核心，儒佛關系是中國佛學中的一個永恒主題，佛教與儒家在中國文化史上拒納互動，為佛教中國化提供了巨大的張力。在兩天的研討會中，與會學者對儒佛關系及其對佛教中國化的影響進行了深入探討。

楊曾文教授以《弘明集》、《廣弘明集》為突破口，再現了從魏晉至隋唐為止的儒佛道三教互動和交涉關系，彼此吸收和會通，漢魏西晉的佛教初傳、東晉十六國的普及，南北朝的風行。促成各種佛教學派的成立，推進了佛教民族化的歷程，到了隋唐以后，民族佛教得到持續傳播和大發展。儒學的“仁義”，佛教的“慈悲”，道教的“無為清凈”，從中概述了儒釋道三種傳統文化的交織融合，在歷史中有平等的發展，也有激烈的碰撞。

賴永海教授從宗教與現實的層面上淺析，指出宗教是一種產品，無論禪宗的儒學化，還是儒學的佛教化，都是思想與社會需求，宗教與社會現實結合的不同程度造成的結果而已。原始印度佛教在保留佛教營養的情況下，越純越感覺到發展的舉步維艱，而吸收本地文化后，則得到了突飛猛進的提升?？梢?，佛教與儒學，只有以人為本，堅持本土化，佛性與人性的結合，才能實現水乳交融。

熊琬教授指出，最初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向東傳至朝鮮、韓國、日本等諸國，現在佛教得到廣泛弘揚。作為中國，特別是作為儒學思想的發源地山東，應該大力拓寬儒佛交流平臺，抓回漢傳佛教的發言權。以儒佛并學，為共同建構新的學術思維和佛學研究走出一條新路。

傅有德教授主張要把各種文化在開放的時代相容，從而導向現代社會中宗教多元主義與文化多樣性的寬容與和諧，推動儒佛從傳統向現代轉型，擴大儒佛的正面影響，樹立儒佛文化中積極向上的良好形象。

麻天祥教授強調，佛教的西方凈土在來世，儒學思想關注的不在未來，也不是遙遠的過去，而在當下最佳的生活狀態。先秦諸子，漢以后傳人并發展起來的佛家哲學，都是從“變”這條路上發展出來的，所有往圣先哲，若孔、老、墨子、佛都看到有個“大的自我”、“靈的自我”、和“小的自我”、“肉的自我”一體，致力于“因小通大”，“推肉合靈”的心性問題的思考。因此，近代新儒學的興起也應繼續儒佛關系的改造，換句話說，佛教哲學應該成為儒學新突破的基石。麻教授還指出，儒教哲學的改造不僅以古今中西思想為基礎，而且依然表現即體即用，以此岸為超越追求，以心性為終極關懷的總體趨勢。特別是康有為改造儒家思想開啟了現代化詮釋的先河，對現在新儒學的誕生不無影響，同時對佛教的進一步發展也起到影射作用。

顧偉康教授以《牟子理惑論》、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禪宗三個里程碑式的個案，帶我們回顧佛教是如何一步步由被動到主動，由迎合到回應的過程以及如何處理儒佛意識形態的關系。最初，佛教來到中國，為求發展，不斷的改變自身形態，佛教以其主動和靈活的姿態，促成了儒佛兩家的雙向文化交融與文化選擇。佛教理論融入了儒學的思想，為佛教在中國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據。佛性與人性的關系，繼續了孟子的性善論道德倫理，儒學又把佛性歸根于人性，再一次跳過了佛與人的鴻溝。

溫玉成教授以“老子化胡”的傳說開篇，通過實物的調查來詮釋早期佛教塑像的發展歷史，介紹了佛的起源、佛像的誕生、佛像產生的源地等有關仙佛造像問題的基本情況，簡述了龍門石窟的形成原因。

黃夏年編審從中印佛教文化在早期關于“孝道”之沖突來分析，儒家的“宗以族得民”，批判佛教是“不孝之學”，而牟子用“德”的進退來構建佛家的倫理與儒家倫理之間的橋梁。也就是說，佛教傳人中國伊始，就以融合這一手法為自己在中國生存的進路，開啟了后來的融合佛教之路。其實，佛經中是有孝思想的，但是佛教的這個孝思想與儒家的孝思想只有部分重合，主要表現在尊老愛幼之社會倫理方面，而在事涉到血緣關系的家庭倫理方面，佛教的孝與儒家之孝就發生了沖突，這也是佛教的自身特點所決定的。表明了佛教的倫理之特殊性，有著自身的歷史意義。

伊吹敦教授認為，在古代印度，佛教是超越國家政權的東西。在中國，儒教并沒有追求超越現實社會的絕對性和普遍性。而佛教傳人中國后，與儒學一樣是被編人以皇權為中心的大一統國家，到了唐代，政府以道僧格、僧官制度、僧綱制度、試經度僧等制度管理佛教，佛教已成為國家體制的一部分。

釋清凈法師從現實視角人手，用佛教化思想把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孝道推廣到“頂禮父母”的行動中去。強調孝悌是一切仁義道德的根本，已經得到國人的廣泛認同與踐履。佛教的孝并不狹隘，不僅不是拋棄父母長輩，反而更要報答今生的父母之恩，報答無量劫來四生六道中的一切父母之恩。孝行不僅停留在贍養承歡的世間善法層面，并且要提升到令父母出離生死輪回的出世法的高度。

陳堅教授則把“所言法者，謂眾生心”作為佛教中國化的佛學依據。首先對佛教中國化現象進行了生動的素描，而后從佛教寺院位置的轉移到佛教思想的本土化，再到佛教史理論的不斷更迭。法華經中“火災之喻”、“窮子之喻”兩個故事揭示大乘佛教是如何重視“眾生心”以及如何以“眾生心”為導向來實施教化的。

最后在閉幕式上，陳堅教授對這次研討會做了精湛的會議總結，希望以此為契機，繼續推進儒佛關系和佛教中國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