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漢學家藍詩玲翻譯觀論

覃江華

(華中農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藍詩玲生于1975年，畢業于劍橋大學中文系，獲現當代中國文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講授中國歷史與文學，現為倫敦大學貝伯克學院講師。藍詩玲是西方漢學界著名的文學翻譯家，與美國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一起，可謂英美中國當代文學翻譯的“雙子星座”。

藍詩玲的譯作包括韓少功的《馬橋詞典》、欣然的《天葬》與《中國證人》(與Nicky Harman合譯)、朱文的《我愛美元》、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張愛玲的《色·戒》以及最新出版的《阿Q正傳及其它中國故事——魯迅小說全集》等。自2003年起，她平均每年翻譯一部中國當代(或海外華裔)作家的作品，每部譯作的推出都會引發當地媒體的熱議和好評。其中，《色·戒》和《魯迅小說全集》還進入了在西方知名度與門檻都非常高的“企鵝經典”叢書(Penguin Classics)。(在此之前，中國現當代作品中，只有錢鐘書的《圍城》于2005年被該叢書收錄)。

翻譯作為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交際過程，其間涉及主體(譯者)、本體(內容)、載體(渠道)、受體(譯文對象)、目的(翻譯意圖)、環境(文化)及效果(譯作在目的語文化中的接受)等因素。[1]因此，譯者的翻譯觀不僅是翻譯指導思想或原則，還應該是譯者對翻譯環境、目的、過程、翻譯產品、翻譯主體以及翻譯活動本身等一切與翻譯相關的外部與內部、客觀與主觀、宏觀與微觀諸因素的觀念和看法。翻譯觀對譯者的翻譯活動具有決定性作用。藍詩玲的翻譯觀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注翻譯文學的生態環境

對翻譯的內外部環境的認識，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譯者的翻譯行為，包括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等。

(1)文本選擇。在翻譯文本選擇方面，藍詩玲有她獨特的見解。與葛浩文的“唯我論”(我喜歡且適合我譯)不同，藍詩玲在進行文本選擇時，考慮更加全面、客觀和深遠。例如，她翻譯魯迅小說，并不僅僅是因為魯迅是她在大學里接觸的第一個中文作家，或出于對魯迅的人品和文風的喜愛。更為重要的是，她對魯迅在中國文學與文化中的經典地位有很清醒的認識。

藍詩玲認為，“魯迅代表了一個‘憤怒、灼熱的中國形象’，任何一個想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人都無法跳過魯迅。他像英國大文豪狄更斯一樣，備受尊崇卻在今天有點受到冷落?！盵2]藍詩玲認為魯迅是一個其所生活時代的無情和敏銳的觀察者，也是文學語言與形式的再造者——融狄更斯和喬伊斯為一身。她在《衛報》撰文說，在中國繁榮和光鮮的外表的背后，還有很多對貧困、不公和政治暴力的憤怒抗議，如果想了解中國人的這種絕望情緒，就應該去讀魯迅的小說。她還指出，西方媒體對中國審查制度的指責的喧囂往往淹沒了事情的真相，20世紀的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并不輸給英國或美國文學。[3]

但是，中國文學在英語文化中的地位并不樂觀。藍詩玲認為，在英語文化內部，英文原創文學或從其它語言翻譯進來的作品都比中國翻譯文學有市場。西方傳統的觀念認為“中國文學是枯燥的宣傳工具”，而且英語讀者缺少對中國文學一脈相承的認識，從而大大影響了對當代中國文學的理解和欣賞。對出版商來說，“中國現代小說不僅鮮有人知，也缺少文學價值”。[4]

在談到翻譯魯迅作品時，藍詩玲說，“直到目前為止英國讀者對魯迅還知之甚少。在其它歐洲語言(如挪威語)中的情況就可能完全不同，它們擁有比英美更加繁榮的翻譯文化?！盵5]她翻譯的目的，就是要把魯迅在中國的經典地位介紹給普通英語讀者(而不僅是漢學研究的學術圈)，讓他們了解到，“魯迅是一個富有創造力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學觀超越了他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盵6]

在文本選擇上，藍詩玲有自己的標準和目的。一方面，在中國文化內部，藍詩玲試圖通過翻譯從主流文化逐漸式微的魯迅作品，突顯對當代中國主流文化的反省和干預，高揚抨擊社會黑暗的批判良知。[3]另一方面，在中國文化所處的世界文化多元系統內，藍詩玲試圖突出非主流文化(中國文化)的經典作品對主流文化(英美文學)的異化干預。

但是，在具體的翻譯策略上，她還是以歸化策略為主，注重譯文的可接受性。這與中國文學，乃至整個翻譯文學在英美文化多元系統中的地位有關。

(2)翻譯策略。依據以色列文化學者埃文-佐哈爾(Even-Zohar)的觀點：翻譯策略的選擇是由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決定的。翻譯文學占據中心位置時，譯文會注意“充分性”(adequacy)，盡量保存原文的形式和結構，使翻譯成為引進嶄新意念、項目、特色的媒介；反之，譯文就傾向于“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從本國文學形式庫里尋求現成的二級模式，從而成為“保存傳統口味的工具?！盵7](P49)

長久以來，翻譯文學在英語文學多元系統中一直處于邊緣性地位，藍詩玲對此有深刻的認識。她說，“其實中國讀者或許很難想象中國文學作品在西方的邊緣性。這邊的主流都是英美文學?！盵2]因此，藍詩玲傾向于采用可接受性策略，尋求英美文學經典形式庫中現成的表達法，將原作引向讀者，便于讀者理解和接受。例如[1]對“假正經”一語的翻譯：

例[1]： 哦，這也是女人可惡之一節：伊們全都要裝“假正經”的。(《阿Q正傳》)

譯[1]：Further proof of female perfidy: they were all of them hypocrites, pretending they were pure as the driven snow.[6](P95)

在譯[1]中，譯者添加了一個原文沒有的比喻——“(as) pure as the driven snow”，語出莎士比亞之戲劇。莎翁經常用雪來比喻“潔白”或“貞潔”，在《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 Tale)中，奧托呂科斯(Autolycus)唱到：“Lawn as white as the driven snow, cypress as black as crow”(像雪一樣潔白的麻，像烏鴉一般黑的紗)；[8]在《麥克白》(Macbeth)里，馬爾康(Malcolm)也曾說過“black Macbeth will seem as pure as snow”(“黑暗的麥克白在相形之下，將會變得白雪一樣純潔”——朱生豪譯)這樣的話。[9]藍詩玲采用現成的二級模式，讓魯迅不知不覺地披上了莎翁的外衣。

(3)意識形態、詩學觀念與贊助人。藍詩玲對翻譯中意識形態、詩學觀念與贊助人系統的影響了如指掌。她曾在《衛報》發表長文《大躍進》(Great Leap Forward)，回溯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西游記”，對比了中日兩國在西方世界映射出的截然不同的文學圖景，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世界上之所以影響甚微，是由冷戰思維造成的。

20世紀50年代，作為美國改造軍國主義日本，借以抗衡共產主義中國之計劃的一部分，美國出版商諾普夫(Knopf)書局精心選擇、翻譯了一批現代日本小說，并以此構建出一幅溫情脈脈、憂郁敏感、充滿異國唯美情調，與戰前窮兵黷武、侵略成性的好戰國家全然不同的日本文學圖景，將其販售到西方。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以及后來的村上春樹和吉本芭娜娜等，都因此成為西方讀者所熟悉的作家。

就在日本文學進入歐美主流出版界之時，中國很多優秀的現代作家和作品與世隔絕。就在此時，英國的大學紛紛開設現代中國文學課程，而課堂上所用的教學材料，多以政治掛帥之作為主。在這種出版和教學趨勢的引導下，英語讀者對中日兩國的文學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印象：中國文學是枯燥的宣傳工具，日本文學則充滿了美學意義上的人道主義。在文藝評論界，揚日貶中的慣性思維一直延續至今。

2005年，企鵝經典首次收入現代中國文學作品——錢鍾書的《圍城》，藍詩玲戲稱之為“大躍進”。但是，她又“炮轟”說，出版社把精力浪費在裝幀上，忽視了書的具體內容。企鵝所選用的是1979年凱利(Jeanne Kelly)和茅國權(Nathan K. Mao)的舊譯。藍詩玲覺得這個譯本缺乏靈性，未能傳達出原作籍以成名的、炫目而睿智的幽默，因此并不完美。她認為，由此可以豹窺英國主流出版社的輕率態度。他們似乎已先入為主地認定了中國文學在美學上的貧乏，從而喪失了對譯文質量的要求。

在過去幾十年間，英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數量一直在穩定增長，但轟動之作幾乎沒有。藍詩玲分析說，因為之前的真空狀態，英語讀者缺少對中國文學一脈相承的認識，從而大大影響了對當代中國文學的理解和欣賞。很多出版商認為中國現代小說不僅少有人問津，也缺乏文學價值，難以吸引讀者。先是不愿意出版當代中國文學作品，后來真正決定出版的時候，在編輯過程中又馬虎行事，令粗制劣造的譯文輕易付諸出版。藍詩玲認為，只要出版社愿意改變成見，當今優秀的譯者是可以翻譯出優雅的譯文，讓保守的英國讀者大開胃口的。

由于《衛報》的巨大影響力，藍詩玲的批評引起了英美主流出版社之一的“企鵝圖書”的注意。2007年，企鵝再版了《我愛美元》，并推出由藍詩玲、金凱筠(Karen S. Kingsbury)等英譯的《“色·戒”及其它故事》，后者還被列入“當代經典”(Modern Classics)系列。2008年，企鵝出版社又委托藍詩玲翻譯《魯迅小說全集》，并于2009年底出版，也收入“企鵝經典”系列。美國漢學家華志堅教授(Jeffrey Wasserstorm)在《時代》周刊上撰文評論說，魯迅是“不可缺失作家”，是中國的奧威爾(Orwell)，《全集》的推出是“有史以來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企鵝經典?！盵10]自此，在世界文學多元系統中，中國現當代文學更加堅實地邁出了從邊緣走向中心之旅。

二、翻譯是忠實性再創造

在《魯迅小說全集》的《翻譯札記》(A Note on the Translation)里，藍詩玲所提出的“忠實性再創造”(faithful recreation)[6]xliv的概念，可以看做是她對翻譯本質的認識。在這樣一個言必稱“創造性叛逆”的時代，這個提法無疑發人深省。

藍詩玲說，“總體上，我最基本的原則是忠實于原文”。但是所謂忠實并非愚忠，在忠實有損于譯文的可接受性時，就需要采取變通方法。因為她深知，在翻譯過程中“有一些特別的地方，絕對的忠實會嚴重影響英譯文的通順(fluency)?！盵11]

藍詩玲把原作的產生稱為“創造”(creation)，譯文的產生為“再創造”(recreation)。所謂的“再創造”，就是把原作的閱讀體驗在新的語言和文化環境中再創給譯入語讀者。藍詩玲曾批評《圍城》英譯本的對話翻譯“呆板且不符合英語習慣”(wooden and unidiomatic)。[4]在自己的翻譯中，她常常引以為戒。

例[2]：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趙太爺家里去；太爺一見，滿臉濺朱，喝道：

“阿Q，你這混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開口。

趙太爺愈看愈生氣了，搶幾步說：“你敢胡說！我們怎么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么？”

阿Q不開口，想往后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

“你怎么會姓趙！——你那里配姓趙！”(《阿Q正傳》)

譯[2]：The following day, the local constable summoned Ah-Q to the Zhaos’.

‘You stupid bastard, Ah-Q!’ the honourable Mr Zhao roared, his face blotching crimson at the sight of him. ‘Did you, or did you not, say you were related to me?’

Ah-Q said nothing.

‘How dare you!’ Mr Zhao bore furiously down on him. ‘When has anyone ever called you Zhao?’

Still nothing form Ah-Q, who was starting to looking very interested in the room’s escape routes. Mr Zhao charged forward again and slapped him round the face.

‘You scum! D’you look like a Zhao?’[6](P81)

在例[2]中，藍詩玲在忠實于原文的基礎上，部分調整了原文的順序，并采用了地道而鮮活的語言來翻譯“你姓趙么”、“你哪里配姓趙！”等話語，不僅達意，而且傳神。

三、重視語言差異與文體考量

翻譯過程中，藍詩玲特別重視英漢語言差異和文體考量。她多次坦言英漢語言的差異給譯者帶來巨大挑戰。談及翻譯魯迅作品時，藍詩玲說，中文與英語有很大不同，所以在英語中“尋找魯迅風格和用法的文學對等項是一個不斷地挑戰”[6]

例如，漢語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重復容忍度高，有時候甚至喜歡重復原詞?！棒~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樂府民歌)在漢語讀者心目中不僅很正常，而且有美感。與此相反，英語總是避免單調地重復原詞，以彰顯變化和色彩。魯迅的作品里也經常出現原詞(句)重復現象，在翻譯時，藍詩玲需要不時地停下來，按照英語的習慣變換說法(reword)。她認為，因為“英漢文學傳統的差異，如果在英語中直接再創重復式表達，英語讀者可能會感到不適或不雅?！盵6]

如在小說《故鄉》中，在回到魂牽夢繞的“故鄉”之前的四段文字中，作者一口氣用了6次“故鄉”。楊憲益和戴乃迭的譯本保留了原文的特點，有4處被譯作“old home”，剩下兩處一處為“my former home”，另一處為“home”。[12](P90)藍詩玲的英譯文則盡量避免重復，只在第一次出現的時候用的是“home”，再次出現就用“my destination”、“the place”或代詞“it”(共4次)替代。[6](P70)

由此看出，藍詩玲的譯文講求遣詞造句的多彩變換。不僅如此，她還善于玩文字游戲，她對雙關語的翻譯就能很好地體現這一點。眾所周知，雙關語往往與語言結構的特殊性及其文化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系，翻譯起來難上加難，下面便是一例。

例[3]：“吃來吃去四川菜湖南菜，都辣死了！”

“告訴他不吃辣的好了?！?/p>

“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色·戒》)

譯[3]：‘It’s too spicy for me!’

‘Then tell the shef to make it less spicy.’

‘If you can’t eat hot chilli, you won’t clean up at mahjong!’[13](P37)

原文的背景是：幾位官太太一邊搓麻將，一邊討論散場后上哪家館子聚餐。上海麻將有封頂的玩法，也就是“辣子”，一般事先約定好摸到幾個花就封頂，也就是“辣”了，所以，“辣子”在上述語境中就構成了一種幽默雙關。

藍詩玲的英譯文中，沒有在 “辣子”上做文章，而是將雙關轉移到了“吃”上?！癱lean up”(打掃干凈)在口語中有“吃光”，“掃蕩干凈”的意思，還有“發大財”，“賺得暴利”等含義。所以，既與前文的“eat”(吃)互文，又自身語義雙關，堪稱佳譯。

此外，藍詩玲善于把握作者的文體風格，她對張愛玲的寫作特點就體悟得十分準確。下面這段文字來自《色·戒》，很好地體現了張愛玲擅長外貌服飾描寫的特點。

例[4]：臉上淡妝，只有兩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嬌紅欲滴，云鬢蓬松往上掃，后發齊肩，光著手臂，電藍水漬紋緞齊膝旗袍，小圓角衣領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樣。領口一只別針，與碎鉆鑲藍寶石的“紐扣”耳環成套。(《色·戒》)

譯[4]：Her makeup was understated, except for the glossily rouged arcs of her lips. Her hair she had pinned nonchalantly back from her face, then allowed to hang down to her shoulders. Her sleeveless cheongsam of electric blue moiré satin reached to the knees, its shallow, rounded collar standing only half an inch tall, in the Western style. A brooch fixed to the collar matched her diamond-studded sapphire button earrings.[13](P3)

四、重視文化差異與讀者接受

藍詩玲說，中西方文化之間的距離也使得閱讀習慣不同的西方讀者難以理解中國文學。所以，在翻譯時她特別關注兩種文化的差異，照顧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接受視域。

例如，在注釋的使用方式上，為了提升閱讀的流暢性，她把腳注、尾注的使用降到最低。對于那些漢語讀者習以為常的背景信息，則將其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譯語文本肌理中去。藍詩玲認為，“在整體上不影響語言的準確性的情況下，與需要經常停下來參考注釋的直譯相比，避免腳注和尾注不斷干擾的譯文，可以為讀者更加忠實地再造出原作的閱讀體驗?！?/p>

例[5]：因為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句半懂不懂的話里，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做孔乙己。(《孔乙己》)

譯[5]：Kong Yiji wasn’t even his real name: it was the first few characters-kong, yi, ji-in the old primer that children used for learning to write. Kong was his surname, all right, but someone somewhere must have once rattled humorously on with yi and ji and the nickname stuck.[6](P33)

例[5]中，魯迅在介紹孔乙己名字的來源時僅用了一句話，但是里面包含有“描紅紙”，“上大人孔乙己”等文化負載詞句，不加注解的硬譯恐怕會讓英語讀者墜入五里霧中。但是，藍詩玲并沒有另外注釋，而是將其有機地融入到譯文之中?！懊杓t紙”與“上大人孔乙己”被解釋性地翻譯成“舊時學童習字時所用的啟蒙讀物中的前幾個字”。這樣，既達到注釋的目的，又使譯文如行云流水般自然。

此外，為了照顧讀者的接受視域，藍詩玲還適時地采用簡化原文的變譯手法。在《阿Q正傳》的前言中，就有許多簡化的地方。同樣的譯法也用于翻譯復雜的稱謂系統。漢語作品中，一個人也許有幾種不同的稱呼，為了“減少讀者的困惑”，英譯文中則一種譯法從一而終。

總而言之，在當前語境下，譯者的翻譯活動受到翻譯文學在文化多元系統中地位的限制，深受譯入語文化意識形態、詩學觀念和贊助人系統的影響。作為一個深諳中華文化的西方學者，藍詩玲一方面受到這些外部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彰顯了一位高瞻遠矚、富有使命感和明確目的性的翻譯家的高尚情懷和主觀能動性。她重視研究翻譯中的內外部因素，洞悉翻譯之“忠實性再創造”的本質，注重辨析英漢語言差異和進行文體風格考量，考慮翻譯中的文化差異和譯語讀者的接受視域。藍詩玲的翻譯觀對我們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有諸多啟示，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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