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聚方式與晚清文學主體身份的變革

胡 碟

(汕尾職業技術學院中文系，廣東汕尾 516600)

群聚方式與晚清文學主體身份的變革

胡 碟

(汕尾職業技術學院中文系，廣東汕尾 516600)

古代文人大多聚集在某一政治集團或文化集團周圍，他們的生存方式徘徊在“獨善”和“兼濟”之間，始終是一種靜態的、以“中和”為美學特征的生存體驗。晚清文人依靠新興的大眾傳媒和社團學會而群聚，以一種“無根”的精神狀態漂浮在現代都市，形成了一種動態的、以“焦慮”為美學特征的現代性體驗。群聚方式的改變直接促使晚清文學主體的身份從傳統士大夫轉變為現代知識分子。

群聚方式;晚清文學;知識分子;變革

中國文學發展到近代，特別是甲午戰爭后，產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這就是傳統文學實現了從古典向現代的過渡。近代文學在語言表現、形象塑造、結構手法、時代風格、審美觀念、傳播方式等諸多方面發生了顯著的變革。這些變革固然與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輸入密不可分，但究其深層原因，則是中國文學主體身份變革的結果，即文學主體從傳統士大夫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轉變。晚清知識分子，無論是在身份地位、生存方式上，還是在思想意識、審美體驗上，與傳統的士大夫相比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梢哉f，他們行走在一條前人不曾走過的人生道路上，一切都需要他們親自去嘗試、去探索。就其歷史意義而言，這一代人獨特的人生體驗，要比任何領域的社會變革的沖擊更加強烈，影響也更為深遠。然而，誘導這一歷史變革發生的原因，卻是晚清知識分子群聚方式的改變。

一、群聚方式:從切磋酬唱到傳媒社團

文人群聚結社是文學發展史上常見的文學現象，從理論上言，這是文學走向自覺的必然結果。古代文人群聚的方式多種多樣，或聚集在某一政治或文化集團周圍，如建安七子;或隱遁山林，幽居田園，如竹林七賢;或聚居廟堂之上，如明初三楊;或游歷江湖之外，如永嘉四靈。他們的生存方式徘徊在“獨善”和“兼濟”之間，始終是一種靜態的、以“中和”為美學特征的生存體驗。然而，到了晚清，知識分子的群聚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大批知識分子從鄉村走向都市，或主動或被動地依存于新興的大眾傳媒和社團學會，以一種“無根”的精神狀態漂浮在現代都市里，感受著歐風美雨的洗禮。這些都使晚清知識分子形成了一種動態的、以“焦慮”為美學特征的現代性體驗。

(一)切磋酬唱:“學而優則仕”的生存方式

“士”是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稱，其社會地位處在“四民”之首，是社會統治階層——“仕”的基礎。在古代社會里，“士”擔負著崇高的社會道德職責，維護著整個社會倫理秩序的穩定?！墩撜Z·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在孔子看來，“仁”是“士”的精神內核，弘“道”是“士”的基本責任?！爸袊R階層剛剛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孔子便已努力給它灌注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個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個體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保?］“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是儒家對每一個士人人生意義的價值要求，數千年來不曾改變。生活在清代中晚之際的梅曾亮抒寫心志道:“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茍然而生。上之則佐天子，宰制萬物，役使群動;次之則如漢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歐陽，以昌明道術、辨析是非治亂為己任?！保?］然而，“士”的社會道德責任更多的時候必須借助于“仕”的政治地位才能得以實現，因此，“仕”就成了“士”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和實現自我價值的理想途徑?！睹献印る墓隆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在儒家思想里，“仕”與“學”也是緊密聯系的?？鬃诱f:“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孔子認為，人只有學習了一定的知識后才能出仕，才能行道。那么，學什么呢?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可見，孔子很重視《詩》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認為君子不僅要學習和誦讀《詩》，而且應當活學以致用，之后方可“授之以政”?？鬃拥倪@一說法在當時是有其現實的原因的?！稘h書·藝文志》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睏顦溥_先生對此是這樣解釋的:“春秋時朝聘宴享動必賦詩，所謂可以群也?！保?］可以說，春秋時期賦詩言志的現象正是孔子“詩可以群”思想的最好例證。

自春秋以降，士人間宴會群聚、交游結社之風逐漸盛行，但其政治外交作用已被弱化，文學的交流游戲意識明顯增強。他們或和歌酬唱、次韻贈答，或切磋詩藝，逞才角技，創造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朱光潛先生曾指出:“中國敘人倫的詩，通盤計算，關于友朋交誼的比關于男女戀愛的還要多，在許多詩人的集中，贈答酬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蘇李，建安七子，李杜，韓孟，蘇黃，納蘭性德與顧貞觀諸人的交誼古今傳為美談，在西方詩人中為歌德和席勒，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濟慈和雪萊，魏爾倫與冉波諸人雖亦以交誼著稱，而他們的集中敘友朋樂趣的詩卻極少?！保?］其實，這一復雜的文學現象正是儒家“詩可以群”的文學觀念在文學實踐活動中的體現?！啊娍梢匀骸皇侨后w之間切磋對詩的認識感受，而是通過詩實現社會成員之間‘可以群居’的和樂融洽的人際關系?！保?］在古代社會里，君臣關系、父子關系、夫妻關系、兄弟關系、朋友關系是五種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際關系，俗稱“五倫”。在這五種關系中，父子、夫妻、兄弟可歸于一類，屬家庭關系;君臣、朋友可歸于另一類，屬社會關系。士人之間的宴會群聚就是借助詩的交際功能，著重于溝通君臣、朋友之間的感情，從而建構彼此之間和諧的社會關系。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古典詩歌中會有如此多的贈答酬唱之作。

由上可知，“士”、“詩”、“仕”三者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古代的士人大都通過詩(文學)來取得仕的地位，借助于群體之間對詩的切磋酬唱來建構和諧的社會關系，恪守禮、仁、中、和的原則精神，最終實現自己或“獨善其身”或“兼濟天下”的人生使命。這是一條幾千年來都不曾改變的人生道路，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們重復著大致相同的人生軌跡。

(二)傳媒社團:被放大的現代性體驗

晚清時局，風云激蕩，甲午戰爭的慘敗使古老的帝國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也由此激發了國人的抗爭與反思。誠如梁啟超所說:“吾國四千余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保?］《時務報》創辦人汪康年也慷慨疾呼:“自甲午以來，吾華士大夫，鑒于中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萬萬之眾，敗于扶桑三島，割地償金，為世大辱，始有亟亟于知己知彼，舍舊謀新，以圖自強而洗大恥者?！保?］但如何才能“知己知彼，舍舊謀新，以圖自強而洗大恥者”呢?晚清士人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剛剛起步的報刊傳媒業，試圖利用報刊的宣傳作用來達到覺世醒民的目的。對于報館的作用，梁啟超期許甚高:“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偉哉報館之勢力，重哉報館之責任?！保?］而談論到他與同仁創辦《時務報》的初衷時，他說:“啟超既與同志設《時務報》，哀號疾呼，以冀天下之一悟?！保?］

中日甲午戰爭后，光緒帝銳意變法維新，下詔允許官民辦報。維新變法雖很快被慈禧扼殺，但辦報之風已勢不可擋。據學者統計，從1895年到1898年，僅國人所辦報刊就達50余種，形成近代中國歷史上創辦報刊的第一個高潮［10］。而“從1905年8月至1911年10月的6年內，全國各地創辦的報刊在200種以上，形成了國人辦報的第二次高潮?！保?1］面對報刊業的繁榮局面，梁啟超欣慰地說道:“嗚呼，國事不可問矣!其現象之混濁，其前途之黑暗，無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絕。其放一線光明，差強人意者，惟有三事，曰:學生日多，書局日多，報館日多，是也?！保?2］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報館通常和書局、學會有緊密聯系，是一個集報刊發行與社團組織為一體的綜合性文化傳媒機構。例如，對中國近現代文學有著深遠影響的申報館，就是一個集報刊(包括《申報》、《瀛寰瑣記》、《點石齋畫報》等)和書局(包括點石齋石印書局、圖書集成鉛印書局、申昌書局等)為一體的大型文化傳播集團，使一大批有影響力的文人聚集在其周圍，形成了所謂的“申報館作家群”。再如，對晚清思想界產生巨大影響的《時務報》、《蘇報》、《民報》，它們分別是強學會、中國教育會、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本身就是這些社團的宣傳陣地。晚清報館集商業性、文化性、政治性于一體的特點，直接促使了晚清傳媒業的迅速崛起，這一方面為晚清的文學實踐活動提供了一個廣闊的交流和傳播平臺，另一方面，它使大批志士仁人投身于報館，聚集于社團，形成一種與傳統士人迥然不同的群聚方式。這種依存于傳媒社團的生活方式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是巨大的，為中國近代文學的主體從傳統士大夫過渡到現代知識分子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

首先，壓抑的都市生活促使了晚清知識分子現代性體驗的生成。有學者認為:“現代性，歸根到底是人的生存體驗問題?！保?3］其實，傳統士大夫與現代知識分子的根本區別也是人的生存體驗問題，“從傳統士大夫向現代知識者的轉變，就是知識分子不斷擺脫自然的血緣、地緣關系進入都市公共空間的過程?！保?4］傳統士大夫出則入仕，居則為紳，生活在一個以血緣、地緣、宗法為主要特征的社會關系網絡里。溫情脈脈的宗族關系、和諧相濟的鄉黨關系、親善互助的師友關系給傳統士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最為堅固的情感支撐，他們的生存體驗帶著厚重的鄉土氣息。不過，到了晚清，隨著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等商業化大都市的崛起和報刊傳媒業的壯大，大批知識分子從鄉村走向都市，他們走的不再是那條“學而優則仕”的人生道路，而是依靠自己的筆墨才華游歷于繁華的都市之間。面對著傳統與現代的矛盾，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他們的內心世界變得矛盾而復雜，迷惘、孤獨、苦悶、失落交織在一起，如烈火般煎熬著這一代知識分子痛苦的心靈。早在19世紀50年代末，久居上海的王韜就曾感嘆:“今之交友者，意氣偽也，學問謬也。廣通聲氣者，以喧寂為軒輊;趨慕勢要者，以榮悴為親疏?！保?5］傳統社會文人之間“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那份真摯情感已被商業社會的市儈之氣沖洗殆盡，面對光怪陸離、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晚清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已開始變得浮躁而茫然?！拔煨缌印敝坏膭⒐獾谠谌沼浿性鴮懙剿醯缴虾５母惺?“晚出街游眺:香車駿馬，電燈如晝，摩擊喧闐，真稱鬼國。但聞歌館酒樓，肉竹相倚;蜂癡蝶怨，玉夜香春;俯仰此身，在瓊樓玉宇間也?！坏缴虾?，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學人大幸事?！保?6］對于晚清知識分子來說，都市是陌生的、異己的，但同時它也充滿著欲望和誘惑。當他們切斷了傳統的、以血緣為紐帶的鄉土之根，孤獨地行走在都市里時，他們漸漸地體驗到自己并不屬于這里，都市不是他們的家園，可是故鄉再也回不去了。這種人生的無根感和漂浮感帶給晚清知識分子的是無盡的焦慮，它揮之不去，擺脫不得，既獨特又現代，最終把他們同傳統士大夫區別開來。

其次，社團的聚合作用為晚清知識分子提供了精神上的歸屬感。當晚清知識分子以一種“無根”的精神狀態漂浮在現代都市里時，他們迫切地需要重新尋回精神上的歸屬感，屢敗于外敵的清室已無力擔負起這一歷史重任。憑借著與生俱來的社會責任感和大致相似的人生體驗，晚清知識分子很快以社團學會的形式聚集起來，取得了群體身份的認同。甲午之后，全國各類社團學會迅速發展壯大。據學者統計，到1909年，由于教育救國思想的興起，各地共成立教育會723個，并且仍在加速發展;農學會1911年至少有19個總會，276處分會［17］。清末知識界涌現的社團大多為社會政治團體，表現出強烈的政治傾向，文學社團還較少出現，文學社團的大量涌現要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晚清作家此時多以報館、雜志社、書局等出版機構為中心，形成一個個松散而開放的作家群①潘建國認為，隨著近代稿酬制的確立，以書局為中心的晚清小說群開始逐漸形成，其中尤以如下五個作家群體最為重要:1.以新小說社、廣智書局、新民叢報社為中心的小說作家群，主要作家有:梁啟超、吳趼人、周桂笙、留日學生披發生與紅溪生等人;2.以月月小說社、樂群書局、群學社為中心的小說作家群，主要作家有:吳趼人、周桂笙、天笑與冷血、陳蝶仙與天僇生等;3.以小說林、小說林社為中心的小說作家群，主要作家有:曾樸、徐念慈、黃摩西、陳鴻璧、包天笑、奚若、吳步云等;4.以商務印書館、繡像小說社、小說月報社為中心的小說作家群，主要作家有:林紓、吳梼、陳家麟、李伯元、王蘊章、許指嚴等;5.以小說時報社、時報館、有正書局為中心的小說作家群，主要作家有:冷血、天笑、惲鐵樵、楊心一等。參見潘建國:《清末上海地區書局與晚清小說》，《文學遺產》2004年第2期。。然而，無論是組織有序的政治社團還是人員松散的作家群體，都為處在過渡時期的晚清知識分子提供了群體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使他們的群體意識更加強烈，更有利于實現自身的價值。以清末民初的南社為例，1909年南社第一次雅集時才17人，辛亥革命后竟劇增至1 000余人，其發展之迅速固然與革命黨人的壯大有關，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清末文人尋求精神上的歸屬與認同有關。而社員朱鴛雛因詩詞創作上的“唐宋之爭”與柳亞子發生內訌，最終被其驅逐出南社，不久郁郁而死，也多少與這種歸屬感的喪失有關。

再次，大眾傳媒的傳播作用放大了晚清知識分子的現代性體驗。加拿大著名的文化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說:“書籍和報紙具有一種天然的動力，這就是形成以集中化模式為基礎的、全民族統一的觀點?！保?8］與古代抄錄刻印的傳播方式不同，晚清知識分子借助現代印刷出版業將自己的文化成果向社會廣泛傳播，其傳播速度之快、接受范圍之廣、社會影響之大，都是以往所不曾有過的。面對報業在晚清思想領域的巨大影響，黃遵憲就曾這樣感嘆:“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于此者矣?！保?9］通過報紙、雜志、書籍等大眾傳播媒介，晚清知識分子一方面把他們的知識文化、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等向社會各階層廣泛傳播，使得整個社會形成大致相近的價值觀念。譬如清末的那場革命與?；手疇?，革命黨人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報紙、雜志等大眾傳播媒介，宣傳革命救國思想，大造社會輿論，最終使得民主革命理想被整個社會所認同，迎來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高潮;另一方面，那種以焦慮為特征的現代性體驗也被晚清知識分子傳遞給社會每一位成員，放大成一個民族的焦慮，成為那個時代最顯著的情感特征。面對西方列強的欺凌與侵略，華夏民族如何才能自立富強，重新矗立于世界強族之林，這是那一代中華兒女共同的焦慮?！拔逅摹睍r期的魯迅對當時人們的民族焦慮曾有過這樣的概括:“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保?0］晚清知識分子的這種民族焦慮直接促使了中國近代民族意識的覺醒，而晚清文學中頻繁出現的“醒獅”形象也正是這一民族意識在文學創作中的表征②關于晚清文學中的醒獅形象，可參見單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語境中的醒獅形象》一文，載《南開學報》2006年第4期。。面對西方列強的欺凌，焦慮中的晚清知識分子迫切渴望中國這頭“睡獅”能在炮火聲中驚醒，張開牙爪，發出怒吼，讓世界為之震撼。

二、晚清知識分子自主性的獲得

當晚清知識分子從傳統士人階層中走出來時，他們所面臨的社會境遇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們仍然擁有文化思想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他們失去以前擁有的政治社會地位與影響力?！保?1］雖然晚清知識分子已失去了廟堂的庇護，在政治地位上已被邊緣化，但他們掌握著新興的大眾傳媒，傳播著自己的聲音。從某種意義上言，他們是精神領域的主宰者，引領著社會思潮的發展方向，邊緣化的政治地位給了他們更加自由表達思想的機會，他們由此獲得了整個階層的自主性。

(一)政治地位的邊緣化

在古代社會，“士”與“仕”是一體的，“學而優則仕”為“士”提供了一條通往廟堂的捷徑?！笆俊彪m然在身份上屬于“民”，但卻是“官”的后續資源，處在社會政治權力的中心位置。他們既是社會秩序的制定者，同時也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是國家政治體制的基礎。然而，逮乎清季，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已使仕途之路擁塞嚴重，士人們已很難出仕為官，政治地位迅速下降。1905年，延續了一千余年的科舉制度最終被明令廢止。關于廢除科舉的意義，嚴復認為“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保?2］科舉制度的廢除徹底切斷了從“士”到“仕”的制度紐帶，將士人們拋棄在社會政治體制之外，“士”這一階層也就漸漸地退出了歷史舞臺。為了生存，走出科舉時代的知識分子開始自由地選擇社會職業，他們或受雇于報館、書局，或從事教育事業，或自己經商?？傊?，他們可以選擇多元的社會職業，而并非只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一條出路。職業選擇的多元化一方面使得晚清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走向邊緣化，離開了社會政治權力的中心層;另一方面，它也讓晚清知識分子取得了經濟上的獨立，擺脫了“士”“仕”一體化的政治結構的束縛。例如，包天笑19歲考中秀才后便投身報業，1906年入《時報》館后，月薪80元，后兼職《小說林》，月薪40元，每月固定收入在120元左右，而其全家費用每月不過五六十元而已。此外，包天笑還有寫小說的額外收入，當時上海的小說稿費普遍是以每千字2元為標準，而他的小說后來漲價到每千字3元，收入可謂富足［23］。正是晚清報刊業相對可觀的稿酬制度，促使大批文人放棄舉業，寄身報業，成為自由職業者，使得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在身份上獲得了獨立性。

(二)思想地位的中心化

與政治地位的邊緣化不同，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牢牢地占據了社會思想領域的中心位置。從維新運動開始，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章太炎、柳亞子等為代表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憑借著報紙、雜志等大眾傳播媒介，掌握了社會輿論的控制權，大膽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強化著他們手中的文化權力。對于晚清知識分子這一矛盾的社會境遇，余英時先生曾這樣描述:“大體上說，從十九世紀末年到‘五四’時期是士大夫逐漸過渡到知識分子的階段，邊緣化的過程也由此開始。但是在這二三十年中，我們卻看到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演出一幕接著一幕的重頭戲。他們的思想和言論為中國求變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其中少數領袖人物更曾風靡一時，受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仰慕。所以在這個過渡階段，中國知識分子不但不在邊緣，而且還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保?4］以梁啟超為例，他不僅一手創辦了《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報刊雜志，還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影響之巨大，已儼然成為清末民初知識界的領袖人物，當時“凡居亞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啟超?！保?5］

晚清知識分子或許很難理解，以報館、書局、雜志社、印刷所等出版機構為主的晚清傳媒業為何能給他們帶來如此巨大的影響。其實，現代大眾傳媒業給晚清知識分子帶來的最大改變是他們社會角色的變化，而不僅僅是文化傳播方式的改變。正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說:“一個社會采用什么樣的藝術生產方式——是成千本印刷，還是在一個風雅圈子里流傳手稿——對于‘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也決定了作品文學的形式本身?！保?6］現代傳媒業的發展既擴大了知識文化的傳播范圍，也擴大了知識分子的文化控制力。他們成為社會思想文化的生產者和傳播者，擔負著啟迪民智的歷史重任，他們與民眾的關系已不僅僅是作者與讀者的關系，更是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關系。為了能夠更好地實現對民眾的啟蒙目的，晚清知識分子一方面提高小說地位，大量創作和翻譯小說，欲借小說實現啟發民智的目的。譬如，《新小說》雜志在其發刊辭中言:“蓋今日提倡小說之目的，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非前此誨盜誨淫諸作可比?！保?7］另一方面，他們大力創辦白話報刊，試圖用淺顯易懂的白話俚語與民眾進行溝通，以達到傳播文明、開化民智的目的，清末白話報刊的興盛局面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的。

正是憑借著對知識權力的占有，晚清知識分子以社會啟蒙者的身份占據了思想文化領域的中心地位。邊緣化的政治地位給了他們更為自由的思想空間，他們可以掙脫腐朽的政治體制對自己的束縛，全力叫喊出自己的聲音。這是一種數千年來不曾聽過的聲音，它充滿著力量和生機，在這一陣雷霆般的吶喊聲里，人們可以頻繁地聽到一個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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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ing M od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Subject Identity in Late Qing Dynasty

HU Di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Shanwe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hanwei516600，China)

In ancient time，most intellectuals often gathered in some political groups or some cultural groups.Their lifestyle wandered between the senses of“self cultivation”and“public participation”，and was always a static survival experience featured with the aesthetics of“appropriateness and harmoniousness”.While，in Late Qing Dynasty，the intellectuals gathered bymeans of emergingmassmedia，societies and organizations，floating in modern citieswith rootless psychosis，so formed a dynamicmodern experience featured with aesthetics of anxiety.The change of groupingmode directly push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subject identity from traditional scholar bureaucrat tomodern intellectual in Late Qing Dynasty.

groupingmode;literature in late Qing Dynasty;intellectuals;transformation

I 206.5

A

1004－1710(2010)02－0072－06

2009－12－14

胡碟(1982－)，男，湖北孝感人，汕尾職業技術學院中文系教師，碩士，主要從事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

［責任編輯:張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