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特區與中國道路

陶一桃

（深圳大學經濟學院，廣東 深圳 518060）

經濟特區作為特殊政策的產物，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承載著理性與狂熱、思考與盲目的劃時代的標志。它標志著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開始，標志著禁錮了30年的國門的真正開放，標志著思想解放與觀念更新的到來，標志著一個經濟已經走到頻臨崩潰邊緣的大國，真正開始走上科學發展的道路。因此，從改革開放之初的社會政治背景來看，經濟特區無疑是中國社會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從而全方位啟動社會轉型的必由之路；從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來看，經濟特區無疑是徹底擺脫理想與現實的沖突，從而邁上旨在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由之路；從中國制度變遷的道路選擇來看，經濟特區無疑是在傳統的意識形態曾占據主導地位的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打破傳統體制的僵化與意識形態的教條，從而自上而下完成轉型社會制度變遷的必由之路；從發展的戰略上來看，經濟特區已無疑是在一個極左思想曾牢牢占據支配地位的國度里，真正摒棄 “人定勝天”、“為發展而發展”的盲目發展觀，從而走上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以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主線的中國社會的制度變遷，構成了經濟特區成長、發展的艱辛而燦爛的歷程。以深圳為典型代表的中國經濟特區曲折然而成績卓越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不僅揭示出了一條實現現代化的有特色的中國道路產生的獨特路徑、主要特征以及未來發展態勢，同時也以其路徑選擇的正確和發展的輝煌，擲地有聲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

我這里所說的“中國道路”，就是指在中國選擇創辦經濟特區這條道路來完成體制轉型，實現經濟發展。更確切地說，就是在一個已有30年計劃經濟的歷史，同時傳統意識形態又毋庸置疑地占據經濟地位的計劃經濟的大國里，以創辦經濟特區作為沖破傳統體制為目標的制度變遷的突破口，旨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完成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使中國社會在一段時間里全面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真正成為一個經濟繁榮、制度昌明的法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

關于中國現代化道路問題，不僅為學者們所普遍關注，更是幾代政治家和有志之士為之終身奮斗的理想所在。我們曾有過“師夷之長以制夷”的真誠與無奈，更有過“超英趕美”的狂熱與尷尬，但目標與實現目標道路的南轅北轍，讓窮怕了的中國人不得不反思已選擇道路的正確性。有的學者比較了19世紀和20世紀主要國家現代化特點后指出，19世紀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是以私有產權和市場競爭相結合，經歷數百年自然形成的。私有制、市場導向、逐漸變革是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20世紀一些落后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通過激進的政治革命為先導的、自上而下的強制工業化進程，企圖在純粹公有制基礎上通過國家計劃和激進改革的蘇聯模式，快速實現現代化。這一模式在短暫的成功后便遭遇危機[1]。學者們普遍認為，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才找到一條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現代化道路。這就是鄧小平所規劃的以改革開放為宗旨創辦經濟特區，走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2]。

回顧歷史，30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是從在中國這樣一個計劃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創立市場經濟的綠洲開始的。深圳作為計劃經濟最為薄弱的地方，憑借著地位優勢（毗鄰港澳、遠離計劃經濟中心）首先成了這塊綠洲。當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中國制度變遷的思考者、發軔者鄧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時，他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與考驗就是如何在一個社會經濟已經走到“崩潰邊緣”的大國里全面實現現代化。近半個世紀的盲目而狂熱的社會主義實踐和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現狀都已經清楚地證明，計劃經濟不行，盲目的趕超發展戰略也不行，小農經濟的平均主義更加不行。在一個落后的由計劃經濟的平均主義維系著的普遍貧困的大國里，擺脫貧困的唯一出路就是打破體制內部造成普遍貧困的制度機制，走一條非均衡的發展道路，這條非均衡的發展道路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只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p>

創辦經濟特區作為強制性制度安排，打破了傳統體制下導致普遍貧窮的一般均衡狀態，使非均衡發展的社會變革成為中國社會最佳的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從而也使中國這個歷經了近半個世紀計劃經濟的大國，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里開始由普遍貧困的“計劃”，走向“部分人先富”的“市場”。創辦經濟特區作為一種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不僅大大減少了制度變遷的阻力，降低了制度創新的成本，而且還成功地規避了改革有可能帶來的更大的風險，從而使制度變遷的績效在短時間內就能迅速顯現出來，并卓有成效地示范全國。

“中國道路”應該是一條體現中國特色的實現現代化之路?！爸袊厣彼砻鞯氖菄鴦e性、民族性、歷史性與國際性，而不是對現代化本質內涵與固有價值判斷的否定。所以“中國特色”只能特在實現目標的道路上，特在達到目標的路徑選擇上，而不是目標本身?！爸袊厣笔菍θ祟惼帐纼r值認同的過程，而絕不是對國際慣例的否定。深圳經濟特區已不是作為一座城市、而是作為一個民族邁向現代化的模式，寫進中國改革開放的編年史中。

二、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尤其是針對計劃經濟時期傳統體制和發展方式來講，創辦經濟特區是走向科學發展的關鍵抉擇，它開啟了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道路。深圳經濟特區的成長與發展，正是在教訓與挫折中不斷調整發展戰略，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探索由經濟增長型社會逐步走向全面發展的福利型社會的過程?？茖W發展的理念已經把“發展觀”從增長方式的轉變拓展到了社會發展，從經濟領域擴展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深圳以其自身發展的歷程，詮釋著中國道路的路徑與內涵。

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正是中國社會由超趕戰略向非均衡發展戰略的轉型。相對于計劃經濟時期的“盲目發展觀”而言，創辦經濟特區無疑開啟了中國社會通往科學發展的正確道路?？茖W發展觀的本質是發展，它強調的是社會發展方式、方法、模式、路徑選擇的科學性與正確性，而絕不是要不要發展的爭論?？梢詧远ǖ卣f，只有確立了科學發展的理念，才有中國經濟特區的產生，才有億萬人民對普遍富裕的追求，才有中國經濟30年的輝煌。

深圳經濟特區的起步是從“三來一補”開始的。選擇這樣的發展方式是由當時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只是一個計劃經濟比較薄弱的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那個時期的深圳所擁有的相對優勢的生產要素就是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而缺乏的則是資金、技術和管理。時逢香港經濟的產業更新換代與結構調整，以加工業為主體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開放政策的引導下，及時而又恰如其分地落戶于亟需制造業的深圳，并在轉移產業的同時把資金、技術、管理和現代企業制度一并漸進轉移到了成長中的深圳。承繼市場經濟發達地區和國家的產業更新鏈條，深圳不僅降低了經濟發展的起步成本，同時也大大降低了向市場經濟學習的成本，確定了外向型經濟的特征。同時，“輸入”的加工制造業，還以其派生需求催生了第三產業的興起與發展。到了1993年，深圳對外貿易的87%來自三資企業的凈出口和“三來一補”的征費收入，第三產業占深圳GDP的46%，吸收勞動力占深圳從業人員的32.2%[3]。

當深圳經濟踏上高速增長的軌道時，自身自然資源先天不足的約束很快顯現出來，并引起決策者們的切實關注。自然資源的先天不足，意味著任何以自然資源要素消耗、使用為增長方式的選擇，都會在稀缺規律的作用下，使人們不得不為財富的創造和發展支付較高的價格，從而經濟增長的代價也會由于財富創造成本的高昂而一同提高。同時，深圳作為率先趕上市場經濟的新興城市，既不能重復傳統工業的發展模式與道路，更有責任去探索、嘗試一種嶄新的經濟增長方式與財富創造途徑，并以此示范全國。

從以“三來一補”為主體到以高新技術產業為支柱，深圳不僅適時選擇了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同時以制度變遷中的政府決策的主導力量 （專項資金設立和政策優惠等）解決了初期高投入的資金缺口問題，減輕了高新技術企業獨擔風險的壓力；以改革者特有的寬闊的胸懷營造了高新技術產業落戶、成長、發展、創新的制度環境，吸引了一大批國內外著名高新企業落戶深圳；以變革者的遠見卓識為高新技術產業的后續發展提供了扎實的智力保證，一些著名大學和各類科研機構在深圳生根筑巢。到2000年，深圳計算機磁頭產量居世界第三位，微電子計算機產量占全國的25%，程控交換機產量占全國的50%，基因干擾素占全國的60%，同時還是全國最大的打印機、硬盤驅動器、無繩電話的生產基地，并已形成了電子信息、生物技術——新材料、光機電一體化和激光五大高新技術支柱產業[3]。

我們知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模仿一直是高新技術產值增長的主要途徑。然而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真正的國際競爭力不可能長期來自模仿所帶來的快捷與急功近利。產業自身的創造力，即原始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才是企業永久生命力和國家持久競爭力的根本源泉。于是，自主創新作為一種充分體現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戰略思考，被現實地提了出來。

從理論上講，自主創新是高于模仿的一種創新活動，它是一種新的生產函數的建立，或者說是將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體系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過程中。它強調的是發明在經濟活動中的應用，并給生產的當事人帶來利潤。因此，自主創新強調的是對核心技術的自我研發與擁有，強調的是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技術附加值和專利附加值。從這個意義上說，自主創新既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然要求，又是這一轉變的重要途徑。因為無論自主創新采取“中性技術進步”（要素投入比例不變）、“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還是“資本節約型技術進步”的方式，都是在不增加或減少要素使用的前提下增加產出，從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僅滿足于對國外先進技術的簡單“模仿”，更不能只停留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以設備進口為主的粗放、低級的技術引進的模式上，而要重新來思考、確定經濟增長模式，實現“軟技術”出口，提高自主創新（核心技術創造）對GDP的貢獻率。

應該說，從以勞動密集型為特征的“三來一補”加工制造業的形成，到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為特征的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自主創新理念的形成，再到在經濟領域中以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科學發展理念的提出已經把“發展觀”從增長方式的轉變拓展到了社會發展，從經濟領域擴展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今天，三十而立的深圳已經步入穩步增長的成熟時期。據深圳統計網資料顯示，在過去的多年里，深圳經濟一直保持著15%以上的增長速度，經濟總量從始建之初的1.96億元上升到2009年的8201.23億元；人均GDP也從1979年的606元上升到2009年的9.3萬元?？梢哉f，深圳是沿著一條高速增長的軌道，把財富和富裕帶給奮斗著的人們。我們知道，GDP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但絕不可能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沒有伴隨著社會福祉提升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長，只能是一個缺乏靈魂和人文關懷的單純物質的增長。

如果說，勞動密集型經濟讓深圳收獲了由低成本帶來的搶占市場的價格優勢的競爭力，那么全球金融危機則不僅將勞動密集型經濟所固有的產品資本、技術附加值低，缺乏核心競爭力這一源于經濟增長方式本身的問題進一步凸顯了出來，同時也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走向科學發展的必然的戰略選擇，鄭重地提了出來。

“比較優勢”是不同國家和地區謀得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則。這里所講的“比較優勢”，是指由要素相對稀缺程度所決定的要素價格的比較優勢。當一個國家或地區勞動力資源比較富裕，從而勞動力的成本或價格比較低廉時，在沒有資本和技術要素稟賦優勢的情況下，首先使用自身所特有的低廉勞動力，就成為經濟起步時期最佳的，同時也是最低發展成本的自然選擇?？梢哉f，這種比較優勢狀況，正是深圳乃至全國改革開放初期經濟起步和最初發展的主要選擇。

當然，大多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并不是自然稟賦意義上的資源缺乏問題，而是要素結構意義上的資源約束問題，即“要素稟賦結構低下”，包括缺少如資本、技術、教育、管理、法制等較高級的要素。所以，經濟結構低下的根本原因不在結構本身，而在于“要素稟賦結構”的低下。如果一個國家的要素存量中只有簡單的勞動力，那么勞動密集型經濟就是自然的選擇。任何經濟都不能只憑愿望人為地改變經濟結構，因為“改變要素的質量和結構，才是提升產業結構的現實的、邏輯的前提”[4]。尼采說：“在哲學家中，沒有比理智的誠實更為稀罕的了”[5]。人類社會的前進不僅需求勤奮與熱情，更需要思考與理性。

三、當人的經濟價值提升時，我們的社會就會處于一些新的、更好的機會領域。政府不能一廂情愿地主導社會經濟，而應該在尊重市場的同時創造制度環境，完成公共物品的供給，營建社會福利機制。發展是改革的結果，又是深化改革的物質前提，但發展不能取代改革。沒有與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成功。在實現現代化的特殊的“中國道路”上，在法制的公民社會的營建的歷程中，深圳作為一個率先發展的城市還應該擔負起明天的希望。

舒爾茨認為：“任何經濟的長期變動對制度改變所產生的影響會比工資相對于租金變動的影響都更為深遠”[6]?！叭说慕洕鷥r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6]。由于人力資本在尋求自身的參與權時要求表明社會制度的狀況，所以許多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激勵結果而被創造出來：比如，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中，人們對貨幣的便利需求已轉向對權利的需求；隨著經濟增長日益依賴于知識的進步，人們對那些能夠生產、分配那些知識的制度的需求會轉向對其權利的需求；隨著人類生活檔次的提高，每個人對其免于事故的額外保障性需求轉向對權利的需求，對健康與人生保險的需求也是如此；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個人權利所附加的法律保障的需求（如免受警察的侵犯，損失個人的隱私），也轉向對權利的需求，正如人們對公民權利的需求一樣；人作為生產的一個要素，在獲取工作方面需要更大的平等，尤其對那些高技術的工作，人們希望通過在職培訓和高等教育，使社會在獲取高技術的工作方面要求有更小的歧視[6]。

人力資本的非物質性，決定其生存、生長是需要生活制度環境的。它在為社會創造財富，也向社會提出著對自身具有保障性的制度要求；它在促進著社會經濟的增長，也在完成著自身經濟價值的提升，并且這種源于經濟發展和制度績效的人的經濟價值的提升，又會以激勵的方式促進更有利于人力資本生存的社會制度環境的生成。良好的社會制度環境不僅有利于人力資本的形成與再創造，而且更有助于提高人力資本投資的報酬率。同時，相對于人的經濟價值提高的制度變遷，呼喚新的經濟模型和增長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真正力量不是主觀愿望，而是構成經濟社會內在機制與動因的人的經濟價值的提升。

阿瑪蒂亞·森在其《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指出：“發展可以看做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聚焦于人類自由的發展觀與更狹隘的發展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狹隘的發展觀包括發展就是國民生產總值（GDP）的增值、或個人收入的提高、或工業化、或技術進步、或社會現代化等觀點?！?，自由同時還依賴于其它決定因素，諸如社會的經濟的安排（例如教育和保健設施），以及政治的和公民的權利（例如參與公共討論的檢視的自由）?！l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們自由的主要因素，即：貧困以及暴政，經濟機會的缺乏以及系統化的社會剝奪，忽視公共設施以及壓迫性政權的不寬容和過度干預。阿瑪蒂亞·森以學者的良知、道德和智慧，回答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目標問題：以人為中心，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和價值標準就是自由。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固然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它最終只屬于工具性的范疇，是為人的發展、人的福利服務的。

中國社會改革是在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展開的，一方面尚未形成龐大的中產階級，另一方面貧富差距日益顯著并分化。因此，經濟增長中的貧困現象和經濟繁榮中的低福利問題，“過早”地成為政府必須用制度安排來解決的社會問題。應該肯定地說，政府必須把社會福利制度的營建作為實現普遍富裕的保障，而不是作為普遍富裕的結果來看待。對任何社會來說，創造財富的同時制造著貧窮，實現繁榮的同時降低著部分人的幸福感，比普遍貧窮更為可怕。福利制度不是經濟發展的奢侈品，她本身就構成了發展的重要內容和實質自由的組成部分。其實，無論改革之初提出的解放生產力的口號，還是今天倡導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發展理念，本質內涵都是解放人，給社會經濟的主體——人以“享受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痹趧撛熵敻恢蝎@得權利，在增長財富中獲得尊重，在貢獻社會中分享社會的剩余，在正常的社會機制中感受做人的尊嚴。

市場與人的基本自由具有內在的相聯性，人們僅僅從效率出發贊美市場機制是不全面的?；蛟S市場失靈又成為人們否定市場的重要依據，但市場失靈并不是對市場機制的否定，而是對市場機制的堅守——市場只能去做市場能做的事，政府則應該去做市場無法做到、做好的事。在以自上而下的授權為特征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中，政府的權力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面對市場規律的政府權力的任何強勢，就不再是對市場失靈的矯正，而是對市場規律的破壞。政府不能一廂情愿地主導社會經濟，而應該在尊重市場的同時創造制度環境，完成公共物品的供給，營建社會福利機制。

中國社會的改革是從經濟改革入手的,這無疑是一條最佳路徑，但同時也使社會大環境不配套、缺乏有效的制度環境支撐等“先天不足”的問題很快凸顯出來，并構成了深化改革的制度與體制“瓶頸”。制度總是鑲嵌在制度環境之中的，沒有制度環境支援的制度變遷是無法真正完成的。同理，沒有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成功?，F今許多社會問題和矛盾的存在，從根本上說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結果。

對于轉型社會而言，嶄新的社會運行機制的營建過程，既是政府官員的權力和既得利益被削弱、剝奪、甚至喪失的過程，又是服務型政府的形成、培育、成長的過程。在政府的權力還必須用政府的權力來剝奪的體制中，政府的文明程度和遠見卓識對社會的制度績效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的社會不會因為缺少奇跡而枯萎，但卻會因為缺少創造奇跡的思想而失去持續生命力。經濟特區作為奇跡和創造奇跡思想的特殊標志，不僅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無限生命力，而且還給這個民族帶來了創造奇跡的無限期望。

[1]羅榮渠.20世紀回顧與21世紀前瞻──從世界現代化進程視角透視[J].戰略與管理，1996，（3）.

[2]張艷國.毛澤東鄧小平現代化思想比較研究論析[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

[3]陶一桃，魯志國.中國經濟特區史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99.

[4]樊綱.中國經濟特區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 19-20.

[5]尼采.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590.

[6]T·W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J].美國農業經濟，196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