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發展模式中的學習和治理及其相關性

楊沐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新加坡）

19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管理的基本思路是自由化，私有化，減少規章制度（deregularization），減稅，等等。政府在經濟中越少參與越好。結果在2001～2005年間，當美聯儲實現低利率政策，向市場投入大量貨幣時，在金融創新的鼓勵下，貸款人通過發行證券化產品（MBS,CDO）融資，形成房地產泡沫和金融泡沫，最終造成美國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對照之下，重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東亞經濟，不僅受危機的沖擊較小，而且最先實現V型復蘇，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中國和東亞發展模式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并已經成為媒體和社會傳播的熱門詞匯，但中國和東亞模式到底是什么，它如何發展而來，它的未來會怎樣，卻還鮮有深入透徹的系統研究[1]。本文認為，中國和東亞模式是在經濟趕超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不僅具有良好的治理（governance）這一特點，更具有不斷學習，不斷改善治理的動態性；這種學習和改進機制，也正在持續地改變著中國和東亞的政治體制。

一、東亞經濟體的趕超過程就是一個向外部世界學習的過程

東亞發展模式，是在經濟趕超過程中逐步實現的。面對全球知識和技術存量的快速增長，一個后進國家或經濟體，在加快自己的經濟發展過程時，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迅速、有效地學習和利用國外或經濟體外的現有的知識和技術[2]。世界銀行1998/99年度報告中指出，從國外獲取知識的三個關鍵途徑是：貿易、外國投資和技術許可。東亞奇跡就是通過貿易的開放和投資的跨國（跨經濟體）轉移實現了這種有效的學習過程，日本經濟學家把它稱為“雁行模式”。

東亞經濟體的趕超過程是從日本開始的。二次大戰后，美國對日本的軍事占領強制性地促使了日本對西方的知識和觀念的學習和借鑒。日本是美國最大的農產品買主（約占美國出口農產品的15%），也是美國的石油和煤的大買主，日本必須有更多的制成品出口美國，以獲取外貿的平衡。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企業迅速學習西方的技術、管理和質量控制等，提高自己的產品出口檔次，到70年代中期，日本的高質量產品如紡織品、照相機、電視、冰箱等，接二連三地占領了美國和歐洲市場，日本實現了東亞經濟高速增長的第一個奇跡。日本經濟從1955年開始起飛，在1960～1970年間，年均GDP增長10.9%。日本的GDP總值在世界的排名，從1955年的世界第34位，到1968年就躍居為世界第二位。是日本首先讓世界看到了東亞在學習、吸收和傳播知識方面的能力。

上世紀60年代的越南戰爭和日本、歐美企業的技術升級，又給四小龍創造了機會，開始了東亞經濟發展中的第二波高潮。日本對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的第一家投資，分別開始于1955、1960、1961和1965年。到80年代后期，在美國的壓力下，隨著日元的不斷升值，日本的對外投資迅速增長。據日本大藏省統計，1951～1984年度日本對亞洲四小龍的直接投資額為69億美元，平均每年投資為2億美元。1985～1990年日本對四小龍的投資急劇上升到163億美元，平均每年為27億美元。到90年代初，日本已成為臺灣和韓國的最主要的資本和技術的供應國，日資在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中已和美資并駕齊驅，并有超越之勢[3]?？梢哉f是日本的產業和技術轉移，形成了四小龍最初的競爭力。

韓國從1963年起，也進入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期。在60、70和80年代，韓國的GDP年均增長分別為8.6%、10.1%和10.9%。與此同期或稍后，新加坡、臺灣地區、香港地區也陸續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截至1990年，臺灣、新加坡、香港和韓國的GDP分別比1965年增長54倍、36倍、28倍和79倍。

1978年正處于東亞經濟發展的第二波高潮時，中國大陸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從傳統的自力更生，走向全面的對外開放。其第一步，是大量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全國各地都引進了一批達到世界80年代先進水平的項目，像上海的寶鋼、金山石化等。中國生產的20萬千瓦以上的大型火電機組在生產中的比重，從80年代初的20%，提高到80年代末的90%。80年代中國進口了100多條彩電生產線，100多條冰箱生產線，55條化纖地毯生產線……幾乎每一年都是進口大于出口 （除了1982、1983年）。由于大量的引進，中國產品的質量和生產技術與國外的差距逐步縮小。

在工業企業通過引進實現技術和產品升級的同時，一些原有的技術和設備，迅速向當時的鄉鎮企業轉移，形成了知識傳播的另一個梯度，并實現了生產能力的急劇擴大，滿足了改革后突然釋放出來的社會對基本生活品的需求[4]。這些地處鄉鎮的企業，經過以后的20多年的知識的交流、溢出（spill over）和相互之間的競爭、淘汰、重組，到目前為止，已在中國形成了上百個富有競爭力的小商品生產產業群落，如浙江溫州柳市鎮的低壓工業開關生產基地 （產品占全國市場的60%），浙江湖州織里鎮的中國童裝之都（占全國市場的20%），浙江溫州蒼南縣的鋁制徽章（占全國市場的45%），廣東中山古鎮鎮的燈飾（占全國市場的60%），廣東東莞清溪鎮的電腦機箱（占全球的的30%），河北清河羊絨集鎮的羊絨（占全國市場的80%）[5]。由于這種新型的生產組織所具有的極高的專業化程度和競爭力，中國的小商品很快地獲得了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和在東亞經濟發展的第二波高潮中日本的投資所起的作用相似，在東亞經濟發展的第三波高潮中，四小龍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按1979～1996年外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的實際金額存量排名，前十位的國家和地區是港澳地區，臺灣地區，美國，日本，新加坡，韓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泰國。其中，美、日、英、德、法等五大對外投資國，無論是它們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占它們各自對外投資的比重，還是它們在中國外資中的比重，都是比較低的，可以說，外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是從四小龍開始的，是四小龍，特別是香港，在80年代就開始把他們面臨工資上升壓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中國大陸。臺灣和韓國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從90年代初開始急劇上升。1991～1993連續三年，臺灣對大陸的實際投資增長率超過100%，很快取代日本，成為第二名。韓國1992～1994年三年間在中國的投資分別達到1.2億美元、3.8億美元和7.6億美元，躍為第六大投資國[6]。四小龍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提升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在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趨勢中，跨國公司既是它的產物，又是它的內在推動力。到今天，跨國公司已占工業化國家生產總值的40%，世界貿易額的50%，國際技術轉讓的75%，可以說全球最重要的制造業和第三產業都已納入跨國公司的網絡之中?？鐕緦χ袊耐顿Y，在上世紀80～90年代是試探期。到本世紀初，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的產業配套能力的增強和中國的經濟總量迅速躍進世界前列，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急劇增長，目前，所有的著名跨國公司在中國都已有投資。和來自四小龍的企業的投資不同，跨國公司的投資往往不是著眼于單個項目，而是中國整體市場的開發；不是一個生產或流通環節，而是它在世界市場上的整體配套；不是局限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而是涵蓋資金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等各個行業；不是地方性的品牌和渠道，而是全球性的品牌和渠道。由于它們的大量進入，中國的市場正在迅速轉變為世界上最具競爭的、擁有最新的技術、最新的經營理念、最新的品牌的市場。中國的汽車市場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跨國公司往往不惜巨資派遣大批員工到國外學習和培訓，同時也從國外請專家來公司傳授知識和技能。如上海大眾在開業的第一個十年期間，長期在上海工作的德國專家有107人，另有短期專家每年平均200多人次。許多跨國公司還都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研發中心或教學培訓中心。如微軟在1998年投資8000萬美元，在北京建立微軟的中國研究院（后來改名為亞洲研究院）。英特爾1998年在中國設立研究機構，2000年成立中國實驗室，2004年擴大為中國研究中心。摩托羅拉1993年成立中國研究中心，1999年擴大為中國研究院，下屬18個研究中心，2000多名員工，幾年中共投入研究開發經費6億多美元。每一個跨國公司的企業的周圍都有一大批本地企業在為他們做各種配套服務，形成一個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擴散中心。

與東亞經濟奇跡的第一波的日本和第二波的四小龍相比，第三波中的中國，對外資直接投資的開放度更高，國內市場的容量更大，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盈利期望更高，進入的廣度和寬度更大，知識和技能傳播的速度更快。從2001～2007年，中國的出口年均增長20%以上，外貿順差逐年增長，2007年上半年達到1125億美元，比2006上升83%。而中國的出口中60%～70%都是通過跨國公司和外資公司進行的，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是跨國公司把中國制造的知識等級一下子拉上了世界水平，是跨國公司促進了中國產品出口升級的最后的關鍵一步[7]。

二、治理是在亞洲的新興經濟學習如何加快趕超過程中產生的模式

是鼓勵學習，還是阻礙人們獲取和傳播信息和知識，取決于一國的政策和制度。在東亞經濟奇跡中，可以看到的另一個共同現象是各個經濟體的政府都在努力地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中的有效的政策和制度，來推動學習和吸收國外的技術和知識。這是另一方面的學習和知識互動。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的“雁行”的結果。一些在先發展的經濟體中使用了的，并表現為有效的政策，很快地就被后行的經濟體中的政府模仿和采用。特別是由于后者具有后發優勢，后進經濟體在使用這些政策的力度、范圍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效率等方面有了更進一步的改善。世界銀行等許多國際組織，對東亞各經濟體的政府的治理能力都有好評。具體地說，這些治理能力大致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

近代世界歷史表明，所有的政治體制下都有成功地實現工業化的案例。經濟發展首先是依賴高投資、消費與出口的發展及有效率的市場環境，其次是高效的政府和務實的領導。而在一個民主的社會架構里，往往有可能因社會目標的分歧，而降低政府的效率，甚至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大多數的東亞經濟體都是在經過了一段較長時間的戰爭或動蕩時期后，才走上社會穩定的經濟起飛期?？释€定和發展的社會共識，給政府實行優先發展經濟的政策提供了機會，而經濟發展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又進一步為穩定和發展提供了基礎。

日本的高速增長時期是自民黨長期執政、勞資關系緩和、政治沖突較少的時期。韓國的經濟開始起飛時期，是在1961年樸正熙軍事政變上臺，到1979年遇刺身亡之間。臺灣經濟起飛是在國民黨實現戒嚴令期間。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人民有自由，但沒民主。新加坡雖然1965年才立國，但五六十年代，各種政治思想的沖突，族群的沖突，使得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政府非常重視社會的穩定，重視如何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在議會中長期保持絕對優勢。中國更是這樣，從1978年后，中國政府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保持穩定（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贏得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少有的最長的穩定時期。有穩定，才有學習的機會，才有知識的傳播，才有發展。正如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說，在現代化的起點上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有權威的國家政權[8]。

（二）敞開大門，對外開放

二次大戰后，日本作為一個戰敗國，在美國的軍管之下，恢復和發展經濟，向西方的知識、觀念、技術、資金等敞開大門是被迫的，沒有選擇的。但是，對處于第二波的經濟體來說是否也需要這樣做？60年代，在后發展中國家的主流意識，是“不平等貿易論”等左派思想。自主發展，進口替代是政策時髦。剛獨立的新加坡，沒有工業基礎，沒有腹地，沒有經濟增長點，是被迫“反潮流”，敞開大門，歡迎外資進來，采取出口導向的政策。韓國在50年代采取的是進口替代政策。60年代初，張勉政權為克服經濟困境而試圖引進日本資本，結果遭到國人的一致反對，而被迫下臺。此后，樸正熙政權雖憑借鐵腕，恢復了和日本的邦交，引進了日本資本，但也遭到舉國上下的反對，冒了很大的風險[9]。

中國在1949年以后，長期實行的是自力更生，反帝反修的方針。西方的知識、文化、技術在很長時間里都被看作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是顛覆國家政權的洪水猛獸。鄧小平看到日本、四小龍的發展成果，在1979年3月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歷史，各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發展的科學和技術，所積累的各種有益的知識和經驗，都是我們必須繼承和學習的?！?984年，面對許多對舉辦特區，實行開放政策的不同意見，鄧小平說，“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薄俺F在的特區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點?！盵10]從8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持續努力十多年，終于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步入對外開放的全新階段。

（三）制定發展的重點和促進措施——產業政策

日本是東亞經濟中采用產業政策，利用后進優勢，加速經濟發展的先行者。日本認識到本國資源稀缺，必須使有限的生產要素盡快配置到效益較高的部門，通過學習其他國家的知識和經驗，政府制定產業政策，誘導企業將資金投向重點產業。例如通產省在60年代初的“重化學工業設想”。70年代初的“發展創造型知識密集型產業設想”等。在東亞奇跡第二波中的韓國、臺灣、新加坡都仿效日本，采用了類似的政府政策[11]。

在1980年代中，中日經濟學家每年都定期舉行學術討論會，學習日本的知識和管理經驗，探討如何既發揮中國原有的統一運用資源的能力，又把握好在經濟改革中的度，讓企業和市場逐步在資源分配中起更大的作用。這一學習過程，不僅幫助政府形成了產業政策的制定機制，還促使在中國的大學中形成了產業經濟和產業政策新學科，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士。他們至今還在對中國的中央和地方的發展戰略、產業政策、城市規劃、生態規劃和可持續發展的設計起著重要的作用。近十年來，中國政府的政策和規劃，正在越來越強調指導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在制定過程中注意形成共識，另一方面，使實施細節精密化、程序化、規范化。在2005年的十一五計劃制定過程中，中國政府共吸納了412萬人的建議。

（四）建立促進發展的生長點——開發區

1960年，新加坡開始建裕廊工業園，1965年臺灣在高雄建立出口加工區，以一站式服務等全新的管理理念和高質量的服務，來吸引外國投資。事實證明這種方式是有效的。韓國急起直追，1970年在馬山、俚里等地，設立多個出口加工基地。臺灣在70年代又建立了新竹高科技工業園。1979年中國在深圳設立第一個經濟特區，獲得了初步成功之后，1984年國務院首批批準設立上海的虹橋、閩行、大連、天津、青島、寧波、福州、廣州等14個開發區，1992-1993年，2000～2002年又批準設立了第二批、第三批開發區。到2002年3月，國務院批準的開發區共達到54個，全國的省級、市級的開發區，則有數千個。經過20多年的發展，這些開發區已形成了“群雁效應”。如昆山開發區，已吸引來自美歐日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50多家企業，投資總額50多億美元。大連開發區的制冷、機電工業和精細化工業，廣州開發區的日用化工工業，上海漕河涇開發區的微電子、光纖通訊、信息軟件高科技企業，武漢開發區的汽車城等?？鐕镜耐顿Y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使開發區成為推動生產力提高、科技進步、經濟快速發展的生長點。

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則是一個管理知識轉移的典型例子。1994年2月，中新兩國政府正式簽訂協議，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新加坡帶來了裕廊工業園的建設和管理經驗，也帶來了品牌效應和客戶?，F在蘇州工業園已有900多家外國公司落戶，其中不乏著名的跨國公司。園區占蘇州4%的面積，提供蘇州15%的生產總值，占蘇州吸引外資總額的26%。蘇州工業園帶動了整個蘇州乃至江蘇的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為中國各地的工業園區發展提供了一個典范。

（五）建立學習型社會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就把發展教育定為基本國策。在1962年日本文部省的教育白皮書中，就把教育經費不看作是消費，而是看作投資。日本經濟起飛時期的決策人之一，大來佐武郎曾在他的自傳中說，在他1973年到阿拉伯國家訪問時，看到他們的石油資源，體會到日本發展經濟 “最基本的還是靠人”[12]。日本的教育經費，從1950～1972年，增加了25倍。教育經費在政府的行政費中的比重占20%以上，遠高于歐美國家。日本的大公司都普遍重視對工人和技術人員的培訓，日本的各縣，舉辦各種職業教育。到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國的口號。

韓國在1960年實現了普及小學教育。70年代后，高等教育入學率大概每十年提高20個百分點。政府規定凡雇用1000名以上員工的企業，必須建立培訓機構。許多大企業，如三星、大宇，還都辦起了大學。到1995年，韓國的中學入學率達90%，大學入學率接近55%，達到了其它OECD國家的水平[13]。

中國的近代教育到20世紀初才真正開始。從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教育事業迅速發展，到1999年中國人均受教育年限達到7.1年，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6.7年。從1990～2002年間，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從3.4%提高到14%以上，10年提高10個百分點，以13億人口的總量，接近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世界平均水平[14]。

從1978～2005年底，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達到93萬人，其中已長期回國工作的人數達23萬人。特別是大批中國官員到國外的著名大學接受系統的培訓。2002年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簽訂協議，舉辦培訓班，每年選派60名地方市級、中央司局級以上、45歲以下的官員參加三個月的密集培訓。培訓的內容，包括分析問題的架構和方法，2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發展中的50多個案例，邀請政界、經濟界的名人做講座。每年都有上千名中國地方政府的高級官員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學習新加坡的經驗，特別是都市規劃，環境規劃等。中國官員還在英國牛津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韓國漢城大學進行系統的學習[15]。

中國新一代的領導正在帶頭進行學習，從2002年12月到2007年9月共57個月中，中央政治局共進行了44次集體學習。每隔一兩個月都會針對中國國內的現實問題和國際局勢的發展，進行政治局的集體學習，邀請了89位國內的專家學者講解分析。

可以說，學習是東亞發展模式中的最重要部分之一。東亞發展模式就是在學習如何實現經濟趕超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的，是學習促進了治理，治理又進一步促進了學習。

三、東亞需要繼續學習，進一步改善政治機制中的治理

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治理作用相類似，政府在政治機制的發展和改善中也存在著一種 “治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東亞模式，在開始時只專心關注于加快經濟發展，盡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老百姓盡快擺脫貧困，有吃有穿。

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本身就會對政治改革提出許多新的要求：如隨著總體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投資規模、資本市場的規模、社?；鸬囊幠?、經濟建設中的土地使用規模都會越來越大，對經濟發展中的監控和權利的制約的要求就會越來越高，涉及的面會越來越廣。如近幾年中國查處的腐敗案件，規模較大，涉案官員的級別也較高。如果全國各地的問題，都要靠這種傳統的由內部寫檢舉揭發信，再由中央派出監管小組、檢查小組來清查，顯然是困難的，是管不勝管的?，F有的監管機制、制約機制顯然已不能適應。

東亞的國家和經濟體都顯示出，在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后，一方面，由于原有威權型體制中所固有的對權力的制約缺失，政府精英、市場精英、學界精英具有結盟并形成特殊利益集團，無限制地侵占社會財富的傾向，這不僅損害了政府應有的公正性、公共性，而且也腐蝕了這些精英自身，消融了他們原來所抱有的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另一方面，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消費者主權、納稅人主權等主權意識越來越強烈，各個階層的人民對政治上的話語權、選舉中的投票權、地方經濟決策、環境決策的參與權和基本人權的保證都會有越來越高的要求。底層民眾反對精英集團的維權和抗爭也會越來越激烈[16]。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在人均收入達到5000～10000美元后，東亞國家和經濟體中的社會矛盾反而進一步激化。無論是30年前的日本，20年前的韓國、臺灣還是現在的泰國、馬來西亞、香港、中國大陸，都顯示出了這種東亞發展模式的成功中所蘊育的痛苦。

所以東亞發展模式的成功并不意味著原有的東亞政治體制的總體先進性①。一些經濟發展最成功的東亞經濟體在經濟發展后，都先后進行了民主改革。日本戰后在美國的壓力下，實現了政治改革和新憲法，對天皇制改革，對國會改革，參議院由全國選舉產生和都道府縣選區選出。20歲以上的成人都有普選權。地方實行自治，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韓國在1979年全斗煥當選為韓國第12任總統后，一開始全斗煥繼續壓制民主化要求，同時進一步大力發展經濟。但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對民主的訴求越來越高，在在野實力的壓力下，全斗煥改為支持修改憲法。1987年10月，以總統直選制為主要內容的改憲案，交全民公決通過，同年12月盧泰愚當選為第13任總統。到90年代初，韓國民主化的政治框架基本建立。臺灣地區在1975年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主席后，就強調要進行改革，1981年國民黨十二大確定了 “政治民主化方針”。以后又在民眾的壓力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允許反對黨的公開活動，從此確立民主的框架，并開始了進一步民主改革的進程?？梢哉f，在韓國和臺灣地區，當經濟發展激起了民眾對政治民主化的越來越高的訴求時，原有的威權型政府適時地妥協，按民眾的要求改革了政治體制，成功地保持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

新加坡則不同。新加坡持續實行威權政治[17]，至今還沒有實現民主體制的轉化，但同樣獲得持續的經濟發展的成功。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從1959年至今，連續執政了50多年，始終占據著新加坡的政治舞臺的中心。在新加坡經濟持續發展，人均收入達到3萬多美元，代表人均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高達48%的同時，始終還是保持社會穩定、和諧。其所以能成為特例的重要原因，是新加坡的精英集團始終保持著他們的理想主義和社會責任感，保持廉潔，通過不斷的學習，調整政治結構，逐步滿足底層民眾的參與性要求。

首先，新加坡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在1965年新加坡被迫宣布獨立時，新加坡的領袖非常清醒，這個位于東南亞的城市島國不是個自然形成的國家，而是人為產生的。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既沒有腹地，又沒有資源的新加坡怎么生存？怎么發展？憂患意識、危機意識和生存意識，是新加坡的立國、強國之魂，是使新加坡的精英集團愿意自覺接受人民直選的嚴格監控，警鐘長鳴的一個根本原因[18]。

其次，新加坡沒有意識形態的障礙。新加坡流行的是西方的實用主義，李光耀曾說過，測試一個理論或計劃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以實用為目的來判斷一個政策是否浪費資源，是否值得繼續執行，這是新加坡島國的治國基礎[19]。新加坡的政治結構基本上是沿用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結構。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互相制約；憲法規定，總統是國家元首，任期五到六年?？偨y和議員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偨y任命的總理，必須是議會成員，并能得到多數議員的信任。盡管新加坡是一黨獨大，但人民行動黨本身沒有意識形態色彩。新加坡采取的是全方位開放的政策，各種文化、宗教、價值觀都可進來，什么樣的政策只要對新加坡有利都可以使用[20]。在一個各種顏色本來就都可通行的新加坡，不可能存在敏感的會在不同的人群之間引起激烈沖突的 “顏色革命”。

三是新加坡形成了政府、企業、員工共同承擔責任、共同分享成果的獨特的勞資政共生關系。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和政府，從引進外資、公積金制度、組屋制度等早期的政策的成功中獲得了人民的信任。近期的曾引起爭論的政策，如投資蘇州工業園的決策、增加政府高級官員的薪金的政策、發展博彩業等現代休閑業的政策，總的來說也是老百姓、企業和政府共同受益的。這種良性循環，使新加坡政府獲得了多數人的支持，政府決策能在議會較快通過，并能獲得全社會的自覺遵守的效益。新加坡從一開始，就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注意解決社會問題，提高底層民眾的參與感，實現社會和諧[21]。

由于這三個因素的作用，新加坡在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社會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同時，并沒有像其他的東亞國家（地區）那樣，出現越來越尖銳的維護既得利益的精英集團和底層民眾的越來越強烈的主權意識之間的矛盾激化。即使是在90年代的東亞金融危機、2003年的“非典”危機和近兩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困難時期，新加坡依靠勞資政的合作，沒有出現任何社會突發事件，很快恢復了經濟增長。

四是新加坡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已經建立起一個比較完善的學習機制。如：在組織體制上，有公共服務學院；在政府措施上，有政府的明確規定，各級官員每年都有一定時間參加各種培訓，提高決策和服務水平；更重要的是政府、議會、政黨、媒體等共同形成了一套對政策不斷反思、不斷評估的體系。新加坡強調對現有政策的事前思考即政策過程的探索與預測期：通過對現有情況的認知與測試，制定長期戰略，施加社會影響；再思考即政策過程的認識與調查期：站在當下回顧過去，進行細化分析，對于不盡人意之處重新設計，再執行；換位思考即政策過程的評估與定制期：對政策執行情況進行搜索與再搜索，測試與再測試,發現不同情況再試驗，進而對該政策進行評估、定制[22]。

筆者很贊同華東政法大學李路曲教授在總結新加坡的威權政治體制時所說的一段話：“新加坡政治體制的高度適應性及容納了更多的民主，也推遲了向政治多元化的過渡，因為其實適應性越廣，慣性就越大，延續的時間就越長，在它向政治多元化轉型時，可能因民主因素在體制內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而不至于出現劇烈的社會動蕩?！盵20]（P618）這是否可以看作政治轉型過程中的一種治理和學習的互動。

注：

①政治體制有許多方面，本文只是提到精英利益集團和社會底層的維權意識的沖突日益激烈等方面，但沒有對其他方面展開，如國家的整體動員能力，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的能力，實現環境保護、能源節約、可持續發展發展等方面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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