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挑戰與應對——基于轉型社會風險遞增背景的探討

胡洪彬

（浙江旅游職業學院 社科部，杭州 311231）

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系統良性運轉的必要條件，也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應有之義。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保?］當前，我黨要落實科學發展觀，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就必須不斷深化對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總結。本文借鑒風險社會的理論視角，從當前我國社會轉型、風險不斷遞增的宏觀背景出發，分析了社會風險給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帶來的影響和挑戰，并以此探討了推進公民政治參與有序化的現實路徑。

一、轉型社會風險的遞增是我們無法回避的現實境遇

從概念上講，所謂風險，即對某一問題的有害影響進行衡量，評估和告知某一特定過程所帶來的益處和伴隨的危險的對比關系。在人類歷史上，風險的產生與人類實踐緊密關聯。人類實現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必然要對自然進行改造，但由于人類主觀認知能力的局限性，其對自然及社會規律的把握常常欠缺準確，結果導致一系列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風險問題的產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風險本質上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是人類在實現自然的人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后果。只要有人類實踐，人類發展就必然要面臨一定的風險。

然而，與傳統社會中小規模實踐帶來簡單的可計算量化的風險不同，人類進入后工業時代以來，其面臨的風險具有了更加強烈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資本主義大工業“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系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作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里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余各國”［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眾多風險景象接踵而至，聯袂沖擊、協同沖刺，引發了更加強烈的破壞性，一旦風險產生，便有可能產生巨大的災難。加上現代科技的演進，其在給人們帶來巨大自由的同時，也使得風險本身具有了更大的未知性和擴散性，有時一個本屬于地區性的風險也極易擴大為全球性風暴。

基于這樣的背景，1986年，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顺霭媪酥摹讹L險社會》一書，首次從學理的深度對現代社會的風險進行了科學闡述。貝克從生態環境與技術關系的視角切入，把風險定義為技術對環境產生的威脅，然后擴大概念的適用范圍，使之與反思現代性理論聯系在一起，以揭示現代性對人類帶來的影響。在貝克看來，風險是“一種應對現代化本身誘致和帶來的災難與不安全的系統方法。與以前的危險不同的是，風險是具有威脅性的現代化力量以及現代化造成的懷疑全球化所引發的結果，它們在政治上具有反思性?！保?］21此后，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等對此進行了充實和拓展，使其在制度、文化及社會結構層面形成了更為全面的系統。吉登斯認為，風險分為“外部風險”和“人造風險”兩類，其中前者主要由外部的傳統和自然因素引起，而后者則是由于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其指出，當今社會各類風險發軔的標志就是“人造風險”的加大，“人造風險無法精確計算，也談不上對風險結果的預測，這就使人們陷入前所未有的風險困境之中”，［4］從而也給人們應對和治理風險帶來了巨大挑戰。

貝克等富有前瞻性的理論，后隨切爾諾貝利核泄露災難、“瘋牛病”蔓延和“9·11”事件等災難性事故的發生而得到驗證，同時也宣告人類已邁入了一個風險勃發的時代。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正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封閉型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變，這期間的社會形態既不是純粹傳統的，也不是純粹現代的，而是一種混合的社會形態。制度斷裂、利益沖突等帶來的社會風險不可回避。加之我國目前人均GDP已超1000美元，這既是黃金機遇期，又是一個矛盾凸顯期。因此，對社會各類風險的評判及其應對已成為當下中國發展不可忽視的議題。近年來，我國的SARS危機、汶川地震、群體性事件等自然和社會領域的風險頻頻發生，已促使國內有識之士體會到了風險社會研究的緊迫性。貝克本人也曾指出：“當代中國社會因巨大的變遷正進入風險社會，甚至將可能進入高風險社會?！保?］23可見，在推進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如何規避各類社會風險已成為當下我國的重要任務。

概而言之，我國轉型期面臨的風險性問題主要有：（1）貧富差距拉大。據統計，目前占全國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的收入和消費份額只占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和消費份額則高達50%，我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懸殊，極易導致社會糾紛和沖突的產生。［6］（2）就業壓力劇增。目前城鄉過剩勞動力總量達1.5億之多，社會失業危機嚴重，再加上企業自身由于實施節能減排、淘汰落后產能等措施的實行，其間又會帶來新的失業，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的任務同樣十分艱巨，因失業及再就業帶來的不穩定風險不可忽視。［7］（3）社會不正之風惡化。轉型期社會變革也誘發了一定的社會失范現象產生，偷稅漏稅、貪污腐化、坑蒙拐騙、公德缺失等不良作風，對社會風氣和秩序破壞極大。（4）生態風險不容忽視。長時期經濟建設以及對生態環保的忽視，使得自然資源和環境承受了巨大壓力，人為因素導致的自然災害，如工業污染等帶來的危害程度在有些地方有加重趨勢。（5）全球化的風險。全球化在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也產生了如核擴散、恐怖主義等負面效應。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面臨的國際經濟風險也隨之增大，而受西方敵對勢力挑撥，近年來我國境內的恐怖分裂勢力也紛紛出現，嚴重危害社會和諧穩定。

當下我國轉型期各類風險性問題的產生，給國家機器的良性運轉與社會和諧發展帶來了巨大隱患，導致黨和政府合法性資源流失，而且基于對風險未知性及其破壞性的畏懼，其必然造成人的精神危機，從而出現個體層面的“存在性焦慮”和人際關系層面的“信任危機”，［8］傳統熟人社會的信任、責任倫理等變得乏弱無力，人們對社會生活充滿了焦慮和不安，人際關系變得冷漠、虛假和毫無同情心，進而造成公民政治參與走向混亂化、功利化，給有序政治參與的推進帶來難度。

二、轉型社會風險問題的增多給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帶來挑戰

有序政治參與，即公民在認同現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為促進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良性互動、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務的能力與績效，對公共事務或政府決策進行理性、適度地表達意愿的行為。在我國轉型期內，隨著各類風險性問題的增多，公民原本理性和諧的思想觀念受到了沖擊，政治參與有序化面臨一系列挑戰。

（一）社會信任的匱乏導致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積極性喪失

信任是人類一切社會活動的根基，但在我國轉型期內，隨著各方面風險性因素的增多，人們對政府及社會個體原本擁有的信任遭到破壞，給公民政治參與實踐帶來不利影響。

首先，政府的自利性和權力腐敗導致人民對其信任的缺失。政府是社會發展的掌舵者，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組織者和引導者，推進有序政治參與，政府首先要取信于民，時刻踐行為公、為民的價值觀。然而，作為一種組織機構，政府本身也具有自利性。為了鞏固自身地位，政府必然要將自我發展擺在首位。布坎南曾斷言，政府官員天生具有“經濟人”的理性，“政治是利益或價值的市場，很像一般的交換過程，它與市場的不同之處在于它的范圍更廣?！保?］52不論其觀點偏頗與否，值得關注的是我國當前政府行為的市場化取向的確在某種程度上誘致了部分行政人員的“經濟人”化現象，以至慢慢消融了政府應有的公共標準，并給各類社會風險的產生帶來了隱患。許多地方官員為了個人政績而大搞形象工程，甚至不惜侵犯民眾合法權益，對公共事務不關心，對百姓期盼的身邊事不聞不問，在這種情況下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公眾必將難以認可。再加上受幾千年封建專制體制和幾十年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使得傳統管理理念中“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官僚主義作風嚴重。而隨著我國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軌，則給部分官員在體制間隙內的權錢交易提供了便利，這種權力腐敗的滋生蔓延更加重了其在群眾中公信力的下滑。近年來，群眾無序參政，鬧事不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一些領導干部以權謀私，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引起群眾不滿所致。

其次，社會系統內部的信任缺失則進一步加劇了公民政治參與的無序化趨勢。普遍的社會信任是實現和諧、有序參政的重要前提，但在我國轉型期還面臨一定的困惑。傳統的以“血緣關系”、“宗法制度”為根基的社會理念大量存在，限制了社會信任進一步擴展。韋伯和福山均認為中國人的信任更多地存在于血緣、宗族之間，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普遍信任。人們所相信的只是其家庭成員，對外人及外來理念則很難相信。同時，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則進一步加速了人們之間的價值分化。市場本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推動公共空間壯大的同時，也拉大了人們的距離。戴維·米勒指出：“在市場指導下，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不可能有內在的、本質的平等?！保?0］200迫于激烈的競爭壓力，人們之間的關系變得愈發利益化，個人與他人、組織之間只有利益往來，而無真正的共同信任和了解，許多人在心理上出現迷茫、焦躁、甚至憤怒的不良狀態，最終使得有序政治參與面臨困境。

（二）轉型期間制度建構的不足導致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過程出現制度短缺

制度是對現實生活的規范，具有規約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積極功能。但社會現實的發展是延綿不斷的，制度一經產生便具有滯后性、領域性，由此，制度本身也必然會導致社會風險的產生。貝克不無深刻地講到：“正是現在工業社會的制度產生風險并且使他們不能控制的風險合法化?！保?1］22鄧小平也曾深刻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保?2］333可見，如果國家各方面的制度建構不力，導致各類風險性問題的頻發，結果就勢必會給公民政治參與實踐帶來無序化的消極后果。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下，雖然國家的各項法規不斷得到健全和完善，但與當前社會發展的實踐相比依舊還很滯后。尤其在社會轉型期內，由于新舊管理體制間的斷裂，許多社會爭端、矛盾和糾紛的產生均為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所致。譬如，在農民工維權問題上，由于缺乏相應的制度保障，致使農民工維權艱難，以致引發“開胸驗肺”的無奈之舉；而在我們的政府管理內部，公眾監督機制的不力，更使得政治腐敗屢禁不止。正是這些公民政治參與過程中制度層面的缺失，阻礙了公民政治參與實效的提升，破壞了黨和政府的社會公信力，給政治參與有序化帶來了不利影響。

（三）公民參與實踐的不足導致其有序政治參與的社會根基薄弱

作為當下我黨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擴大既需要黨和政府的大力引導，通過各種有效途徑全面推廣；同時也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配合，雙方通力合作，由此才能真正帶來實效。公眾廣泛的參與能夠增加其在任何單獨交易中進行欺騙的潛在成本，有利于促進人們之間的交往，以及有關個人品行的信息流通，能夠為普遍的社會合作奠定堅實的根基。也就是說，在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過程中，民眾鍛煉的機會越多，實踐范圍越廣泛，其就越有可能為共同的目標進行合作，其參政的過程和結果也就愈發走向有序化、和諧化。然而，目前我國民眾的自主性及自我組織能力不強，積極的參與結構尚未形成。

這一方面是由于公民社會不發達，公眾參與意識薄弱、參與水平低。受幾千年封建傳統文化的影響，民眾中臣民意識根深蒂固，公民意識較為缺乏，這導致許多人往往習慣于把自身定為局外人和旁觀者的姿態，將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歸結為政府機關一己之事而與自身無關，缺乏相應的責任心和主人翁精神，沒有意識到政治參與的積極意義及其與自身的關聯性，因而，參與的主動性和自覺性不高。另一方面，民間組織發育不良，還未真正成為政府職能轉移的載體。民間組織作為連接政府和民眾的中介和橋梁，既是國家自上而下傳達方針、政策的重要途徑，也是公民自下而上進行政治參與的重要載體。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政治控制的放松，雖然各類民間組織取得了飛速發展，但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民間組織的數量依舊偏低，能量有限，且這其中大多是自上而下的官辦社會團體，行政色彩過濃，缺乏應有的靈活性與創新性，在傳播先進理念、維護民眾合法權益等方面還存在一定難度，造成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面臨根基不足的風險。

三、應對社會風險，實現公民政治參與有序化

在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過程中，必須努力規避風險，不斷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實效性。對此，筆者以為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展開。

（一）培育風險意識，重塑民眾對主流價值觀的堅定信仰

轉型期社會信任的流失，決定了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首要的就是加強對民眾有序參政意識的培育，建立起其對現有體制的足夠認同和對主流價值觀的絕對信仰。在當前我國風險性問題不斷遞增的宏觀背景中，要做到這一點，其重要前提就是民眾要有足夠的風險意識。事實上，在我黨的思想理論中，從來就不否定風險存在的客觀性，譬如，作為主流價值內核的馬克思主義就曾深刻地指出了人類實踐導致自然異化而帶來后果的嚴重性，恩格斯也告誡人們不要過分陶醉于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保?3］517可見，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等主流價值思想是強調社會風險的。樹立科學的風險意識，既是對當代國家主流價值觀的內在堅守，更是對其方法論進行科學的實踐性詮釋。因此，在風險社會的語境下，要重塑民眾的政治信仰，自覺走向有序政治參與，就必須提升民眾的風險意識，使民眾充分意識到風險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對風險出現不應有的恐慌、混亂及理想信念的喪失。在實踐中，黨和政府有責任通過各種渠道對民眾進行風險知識和抗風險技能等方面的培訓，提高民眾的風險意識、知識和抵御能力，以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能夠適應于風險社會的文化。

（二）強化宣傳教育，培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技巧

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民眾也必須具備一定的實踐技巧，這包括一定的政治知識、相關的操作手段等等，唯有如此，民眾才能在風險勃發的社會背景下做到從容應對，自覺找到各種有效的政治參與路徑，不斷有序化地實現和滿足自我的政治參與訴求。因此，在實踐中，強化對民眾有序參政方面知識的教育也極為重要：（1）在學校教育中，繼續加大對青少年政治參與文化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等方面的宣傳教育。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也是推進政治發展的中堅力量，而學校則是傳播黨和國家先進理念的重要陣地；因此，強化學校政治參與意識教育意義重大，國民教育部門要高度重視青少年的國情教育、民主政治教育，積極把政治參與理念、方法、價值等融入和滲透到學校教學中，大力提升青少年學生的政治參與知識和文化。（2）在廣闊的社會范圍內，要積極借助各種有效途徑加大對人民群眾政治參與有序性的相關知識的宣傳與普及。黨和政府要格外注重各種大眾傳媒的便捷優勢，積極通過報紙、網絡、電視等傳播媒介進行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宣傳，不斷提高其作為主人翁的責任感和政治參與熱情。同時，通過各種政治社會化途徑，諸如讓公民走進政府會議，進行旁聽并可適時發言，為執法檢查工作提出相關建議，對執法情況進行評說，對法規草案發表意見，對國家機關工作提出建議等等，使民眾在廣泛參與各項政治活動中培養和提高自身的有序政治參與技巧。

（三）加強制度建構，完善有利于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各項法律制度

制度風險的存在，要求我們必須對其予以規避，而制度創新便是化解制度風險的重要法門，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需要相應的制度體系加以保障。

首先，要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人民當家作主、參政議政的根本制度保證。當前，在選舉制度上，應建立公開辦事制度和候選人提名制度，加強選舉的規范性，保證民眾對候選人的足夠了解；在聽證制度上，應切實保障公民參與權、知情權；在述職制度上，保障選民對代表履職情況的足夠了解，對不稱職的代表，選民有權依照相關制度提出罷免，以增強人大工作的實效性。

其次，進一步完善基層民主制度。擴大基層民主是實現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重要基礎，當前應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前提下，加大監督力量，杜絕選舉中的各種違法行為，切實保障公民的選舉權、提名權、投票權和罷免權。同時，還要切實加強基層民主管理和民主公開制度建設，促使基層組織機構明確自身職責，增強依法辦事能力。

再次，加強立法，進一步完善司法制度。實現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還必須健全有關公民政治參與權利的法律規范，并使之具體化、明細化、可操作化。不僅要在法律上明確界定公民享有的各項政治參與權利，而且還要明確規定公民各項政治參與權利的法律保障條款。如針對公民監督權的保障，可以制定《公民監督法》、《輿論監督法》等相關法規，以具體的條文規定公民監督權的具體行使方式、行使程序等。同時，還要確立侵犯公民權利的法律懲治體系，形成維護公民權利的司法救濟機制，使公民維權有據、有門、有效。

（四）轉變治理模式，提升黨和政府的執政合法性

信任的建立是化解風險的重要前提，也是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理念根基。黨和政府社會信任的不足使其執政產生合法性危機，并進而帶來了公民的“政治參與危機”。哈貝馬斯曾經指出，“合法性意味著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保?4］184因此，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黨和政府必須不斷提升合法性根基，這要求其在治理模式上實現三大轉變：（1）從權力型政府向責任型政府轉變。權力與責任的不對稱是導致地方政府脫離群眾，走向合法性缺失的重要根源。促進各級政府在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中做出實效，就必須不斷提升其責任理念，實現權力與責任的有效對接。構建責任型政府，其目的就是要促使地方政府樹立“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的責任理念，真正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2）從暗箱型政府向陽光型政府轉變。暗箱操作導致權力尋租和政治腐敗，推進政治參與的有序化，地方政府必須實行政務公開，通過網絡、傳媒等途徑將政府決策、辦事程序等內容及時傳達給社會公眾，切實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如此才能逐漸建立起民眾對政府決策的信任和贊同。（3）從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一味強調管理只會引起官僚主義的不良作風，保障有序政治參與，政府需要放下身段，樹立起為民服務的姿態。建立服務型政府本質上就是要通過不斷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關注民生，大力發展經濟，在完善體制的過程中逐步提升公信力。

（五）培育公民社會，構筑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社會根基

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實現需要一定的社會載體。然而，在一盤散沙的社會結構中，個人的力量往往被社會結構所消耗；而在集權體制下，個人又被禁錮于等級制度框架內，缺少相互合作的橫向關聯，這兩種狀態中，民眾均會因有效參與實踐的不足，對政治參與有序化的重要性缺乏足夠認知。因此，只有大力培育公民社會，促進民間組織崛起，才能為民眾的政治參與提供社會根基，并使其真正意識到有序政治參與的意義所在。

針對我國的國情和民間組織發展的現實狀況，筆者認為，當前應當做好以下幾方面：其一，加強對民間組織的宏觀引導，根據各地社會發展的客觀實際有意識地推進民間組織發展，促進它們在結構、布局、規模以及總體目標上走向合理性和一致性。同時，著力剔除對民間組織的一系列不合理管制措施，使民間組織能以獨立姿態面對社會和市場并發揮作用。其二，強化政府對民間組織的物質支持。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政策研究所的分析，目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非營利部門的主導性收入來源是私人捐贈，私人捐贈不僅不是非營利收入的主要來源，甚至都不是第二個重要來源。因此，政府有必要給予各類民間組織一定的資金補助。其三，促進民間組織的交流與合作，民間組織要傳遞黨的先進理念，必須加大宣傳力度。政府作為公共管理的核心，可以創造出其相互學習和借鑒的宏觀氛圍，政府本身也要加強同民間組織的合作，努力把社會發展中的一些技術性問題交予其解決，以充分發揮其公益性和靈活性等優勢，使其為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實現做出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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