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與“蘇門四學士”的辭賦理論述議

何新文

(湖北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062)

蘇軾與“蘇門四學士”的辭賦理論述議

何新文

(湖北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 430062)

蘇軾與“蘇門四學士”的辭賦理論,是北宋賦論領域中的一道亮麗風景。蘇軾等人既推尊楚漢辭賦,又肯定律賦,具有比較完整的賦史觀和比較自覺的批評意識。其中,尤以李廌《師友談記》所載秦觀論律賦、晁補之“楚辭三書”論屈原離騷及騷體辭賦,為具有代表性的賦論成果。蘇軾、秦觀、晁補之的辭賦論述,對宋代及元明以后的賦論頗有影響。

辭賦理論;北宋;蘇軾;秦觀;晁補之

在北宋后期的賦壇上,蘇軾不僅以其“一洗萬古”的《赤壁》二賦蜚聲遐邇、獨領風騷;而且在他的周圍,還聚集著“蘇門四學士”等一群年歲稍晚的后學、門生,亦師亦友,作賦衡文,議論風生,在辭賦批評方面成績斐然。

蘇門群體對辭賦理論批評的不俗建樹,成為宋代賦論領域一道亮麗的風景,吸引著當時及此后千百年來評文論賦者的目光。

一、蘇軾及“四學士”賦論的風貌特色

北宋前期仁宗景祐元年,御試進士題目已“具經史所出”。至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變法改制,取消明經等科專以進士科取士,熙寧四年“罷詩賦”而試經義策論;哲宗元祐四年分立“經義、詩賦兩科”,紹圣元年又罷詩賦。在這種科舉更法罷賦的文化背景下,北宋中后期賦的地位逐漸低落,關于辭賦的評論,當然也遠不如詩、文、詞論那樣能引起批評家的興趣。

但是,蘇軾 (1037—1101)與“四學士”①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等蘇門賦家群體卻是一個例外。他們以對于辭賦的肯定和熱情,積極寫作辭賦,同時也在辭賦理論批評方面卓有建樹。蘇軾與“四學士”的辭賦理論,雖然各有不同,但他們常有賦作往來,且相互評議、影響,在當時的賦壇上頗具特色。

(一)力陳律賦積學衡才的價值功用,支持當時的試賦取士之舉 在宋神宗熙寧四年 (1071)“罷詩賦”,至哲宗元祐四年 (1089)更化分立“經義、詩賦兩科”的近二十年間,蘇軾與“四學士”大都是律賦的寫作者和詩賦取士的支持者。

蘇軾是當時重要賦家,今傳《蘇軾文集》中收有其賦 27篇。其中,除入仕之初所寫《滟滪堆》《屈原廟》《昆陽城》諸賦,中年謫居黃州四年間所作前后《赤壁賦》及《服胡麻賦》《酒隱賦》《快哉此風賦》等著名篇章外,更有元祐初年復官以后所寫《延和殿奏新樂賦》《明君可與為忠言賦》等6篇律賦作品。

蘇軾針對當時廢除試賦取士的政策,寫過《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只許詩賦兼經狀》等一系列書奏文章②,質疑當政罷賦之舉,力陳試賦衡才積學的價值作用。如在《議學校貢舉狀》中指出:“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其弊有甚于詩賦者矣!”又在《謝梅龍圖書》中說:“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樸而忠厚?！娰x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

不僅如此,蘇軾還專門寫了一篇《復改科賦》,從理論上闡發“憫科場之積弊、復詩賦以求賢”的主張。賦中首先指出,自兩漢以至陳隋唐宋,作賦都是取士得人之制,若朝廷一旦革之,將“不勝其弊”。然后再正面敘及律賦的規格:

特令可畏之后生,心潛六義;佇見大成之君子,名振三都。莫不吟詠五字之章,鋪陳八韻之旨。字應周天之日兮,運而無積;句合一歲之月兮,終而復始。過之者成疣贅之患,不及者貽缺折之毀?！寺暵汕挟斠?有所指歸。巧拙由一字之可見,美惡混千人而莫違。律賦有限八韻和 360左右字數的具體規格和講求“聲律切當、有所指歸”的要求,希望舉子后生積學儲才、認真把握。后來清浦銑《復小齋賦話》對此評價說:“東坡《復改科賦》云‘鋪陳八韻之旨,字應周天之日’。蓋小賦律令也”。③

“四學士”中,除張耒、晁補之外,黃庭堅與秦觀都有律賦創作。據同屬蘇門的李廌《師友談記》記載,秦觀曾自道“少時用意作賦,習慣已成”。故所作律賦名篇《郭子儀單騎見虜賦》,在宋代就有“押險韻而意全、若此乃為盡善”的評價。④載于《師友談記》中的秦觀論律賦十三則,更是北宋律賦論的代表。

(二)推尊楚漢辭賦,開啟后來“祖騷而宗漢”的賦論主張 屈原既死之后,自賈誼以至劉勰的整個漢魏六朝,屈原及其作品一直受到重視。但由隋及唐入宋,楚辭之學卻漸趨衰微。北宋前期,雖然王禹偁、梅堯臣、蔡襄、王安石、沈括、王令、郭祥正等時有騷體辭賦之作,但蘇軾仍以為楚辭已成將墜之“微學”而倍感憂慮。因此,他一方面身體力行,創作《屈原廟賦》《服胡麻賦》等騷體辭賦,親自“手?！冻o》十卷”⑤;一方面又發表重視楚漢辭賦、呼喚屈騷傳統的言論,表明其較為完整的賦史觀念。

宋仁宗嘉佑四年 (1059),22歲的蘇軾自蜀舟行適楚,作《屈原廟賦》云:

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嶝M不能高舉而遠游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茍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于久生?…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作者借賦而發議論:駁議自漢人賈誼、揚雄、班固以來埋怨屈原不知明哲保身而自沉的責難之辭,而肯定屈原之死是出于無法割舍的“宗國、君臣”之義!蘇軾此論,張揚了屈原以死諫君、以身殉國的社會意義,對“四學士”中的晁補之及南宋洪興祖的《楚辭》論述,以及朱熹評價屈原的“忠君愛國”之說,都有直接而重要的影響。如朱熹就在其《楚辭后語》卷六蘇軾《服胡麻賦》題序中說:“獨公自蜀而東,道出屈原祠下,嘗為之賦,以詆揚雄而申原志,…是為有發原之心,而其詞氣亦若有冥會者”。

蘇軾在晚年所寫的《與謝民師推官書》中,批評著名賦家揚雄晚年專重于經、而“獨悔于賦”的偏僻言論,并反駁道:“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梢云渌瀑x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眾?！痹谔K軾看來,辭賦本身雖有水準高下之分,但以所謂“雕蟲篆刻”對辭賦全盤否定則是錯誤的,屈原、賈誼辭賦的崇高地位更不容貶斥。

在《答劉沔都曹書》中,蘇軾指出“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此外,《東坡全集》卷 92所載《文選去取失當》篇還批評蕭統:“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边@些批評蕭統的意見,與上文所述關注肯定楚漢辭賦的思想傾向是明確一致的。

受蘇軾的影響,“四學士”都寫作騷體賦,推重楚漢辭賦。如黃庭堅 (1045—1105)《山谷集》中收有辭賦作品近 30篇,騷體辭賦幾近二分之一。歷代學者對黃庭堅的擬騷辭賦也頗多稱道,如朱熹將其《毀璧》錄入《楚辭后語》并評庭堅“尤以楚辭自喜”;李耆卿《文章精義》說“學楚辭者,若黃魯直最得奇妙”;宋元之際劉塤《隱居通議》更說“近世騷學殆絕,…至宋豫章公用功于《騷》甚深,其所作甚似?！秉S庭堅論賦,也主張向楚漢古賦學習,如《與王立志承奉直方》中說:“凡作賦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云為師,略依其步驟,乃有古風?！庇帧稌菽镜朗抠x后》云:“當熟讀《左傳》《國語》《楚詞》《莊周》《韓非》,欲下筆,略體古人致意曲折處,久久乃能自鑄偉詞”。

秦觀既有《黃樓賦》《和淵明歸去來辭》等騷體辭賦,也有“今賦非漢賦之比”的見解,認為漢賦乃在律賦之上。張耒 (1054—1114)字文潛,在“四學士”中年歲略小,卻是一位寫騷賦較多的作家?！端问贰繁緜鞣Q其“于騷詞尤長”,其《柯山集》70卷中收辭賦 4卷四十余篇,其中騷體辭賦有二十余篇。張耒論賦同樣推尊漢賦,如他在《進大禮慶成賦表》中稱所撰賦“不足追配《甘泉》《河東》之廣大盛麗”,又在《吳故城賦》跋語說:“近讀曹植諸小賦,雖不能縝密工致,悅可人意,而文氣疏俊,風致高遠,有漢賦余韻。是可矜尚也,因擬之云?！泵鞔_說出了對漢魏古賦的看重。

晁補之更是“四學士”中最有成就的騷體賦家和楚辭學者。所撰“楚辭三書”,是宋代重要的楚辭專書之一。他在《變離騷序》中,從《詩經》的風雅美刺和屈原人格精神的聯系上,提出“《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的論述。不僅完善了蘇門的賦史觀,而且開啟了后世“祖騷而宗漢”的辭賦學說。

(三)樹立活躍的論賦風氣和自覺的賦評意識 在《宋史·文苑六》中,曾記載有不少蘇軾獎挹“四學士”的事跡。比如說:黃庭堅因“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晁補之“十七歲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于世。由是知名”;秦觀“見蘇軾于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及死,軾聞之嘆曰世豈復有斯人乎”;張耒“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于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沖澹,有一倡三嘆之聲”?！端问贰返倪@些記載,再現了當時蘇門師友之間交往親密的生動情景。

在辭賦創作、評論方面,蘇軾與“四學士”之間亦常有往來。如宋神宗熙寧九年 (1076),蘇軾知密州筑超然臺,張耒及蘇轍、文與可等作同題《超然臺賦》稱賀,蘇軾對諸賦多有評議。次年蘇軾守徐州,以治河成功而筑黃樓,又有秦觀等人為之作《黃樓賦》,蘇軾對 28歲的秦觀大加贊賞,特意寫《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為謝》一首,評其“雄辭雜今古、中有屈宋姿”。同時,“四學士”評論蘇軾詩賦的文字也很多,如晁補之《續離騷序》言《赤壁》前、后賦:“公謫黃岡,數游赤壁下,蓋忘意于世矣。觀江濤洶涌,慨然懷古,猶壯瑜事而賦之?！?/p>

此外,蘇軾還對自己的賦有所評論。如他在《書松醪賦后》中說:“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獨恨傳正未見?！駥⑦m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為贈,而致思于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從也?！笨梢娞K軾對所作二賦頗是自負,更高興在朋友之間閱傳。

誠如上述,則讀者不難想見當時蘇門文士頗為活躍的論賦風氣。當然,文學批評不能只有正面的肯定贊美。在蘇門賦論中,如秦觀指斥“今賦乃江左文章雕敝之余風”及“國朝前輩多循唐格”,就可謂是十分直接、尖銳的批評揭露。還有,晁補之在為時人關景暉所作的《汴州賦序》里,既批評漢大賦的“侈麗閎衍”和宋人說《五經》“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的夸飾之風,同時,更直接針對“澹泊寡嗜”的關景暉寫《汴州賦》以“侈麗閎衍”之辭夸揚朝政表示不滿。晁、秦二人的賦論,是蘇門賦論的代表,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自覺的批評意識。

二、晁補之“楚辭三書”中的辭賦思想

晁補之 (1053—1110)是北宋末期重要的騷體賦家和楚辭研究者。其《雞肋集》⑥有辭賦 23篇,大多數是騷體。故南宋許顗《彥周詩話》說他“善怨似《離騷》”;又《宋史》本傳亦載補之“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為《變離騷》等三書”。所謂楚辭“三書”,即《重編楚辭》、《續楚辭》和《變離騷》。這是晁補之以漢劉向集、王逸注《楚辭章句》為藍本重新編訂《楚辭》并輯錄楚漢至唐宋賦篇及擬騷作品的辭賦總集。此“三書”大都亡佚,然《雞肋集》卷 36載錄有敘述編撰緣由、體例的六篇序文:《新離騷序》(上、中、下),《續楚辭序》,《變離騷序》(上、下),從中可以了解蘇門文士中最有代表性的辭賦思想。

首先,是論說《離騷》承續《詩》之風雅諷諫和“賦祖屈原”的辭賦源流。

例如《新離騷序》上篇論述說:

《詩》亡而后《離騷》之辭作?！粍t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至離騷變而為賦?！w《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后賦復變而為詩,又變為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茍類出于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

在“《詩》亡而后《離騷》之辭作”的總前提下,既言“賦者古詩之流”,更說“《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后賦復變而為詩”:就這樣把《詩經》與楚之“離騷”、漢之賦、后之詩謠,一線牽連。雖然,其中頗有辭賦不分、賦詩不辨的弊病,但論者著重“離騷”在前承《風》《雅》、后續漢賦中的作用,強調漢賦“皆祖屈原之步驟”的思想卻表述無遺。在《變離騷序》上,則進一步提出:“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 (屈)原而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為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屈原”。

晁補之依據以“離騷”為主線的辭賦史觀,還在有關《序》文中較為疏略地述及了“三書”的編輯體例及錄文標準;若再參考其弟晁沖之之子、南宋目錄學家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載,或可大致推知晁氏各書的內容篇目:

1、《重編楚辭》16卷。以王逸《楚辭章句》17卷為藍本,所收篇目全依劉向《楚辭》16卷舊錄,再將這 16卷分為上下兩個部分并對原書篇目順序有所調整。上八卷,收《離騷經》《遠游》《九章》《九歌》《天問》《卜居》《漁父》《大招》,晁補之以為皆是屈原所作,大略合于《漢志》“二十五篇”之數;下八卷,收《九辯》《招魂》《惜誓》《七諫》《哀時命》《招隱士》《九懷》《九嘆》,乃屈原之后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等所作,“皆西漢以前文也”。原《楚辭》所收東漢王逸《九思》1卷,則遷附《續楚辭》書中。

2、《續楚辭》20卷?！独m離騷序》只提及有荀卿、賈誼、劉向、揚雄、息夫躬、韓愈等人,以及“本朝名世君子”;此外,還應有上面已提到的王逸《九思》。又《郡齋讀書志·續楚辭》提要云:“擇后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為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為辭近 (屈)原”。晁公武的《提要》,提供了不少有用信息,但此書所收 60篇類于《楚辭》的楚漢至宋代的作品篇目仍然難得其詳。

3、《變離騷》20卷?！蹲冸x騷序》上提到選錄的是“類離騷”之作;《郡齋讀書志·變離騷》提要云:“又擇其余文、賦,或大意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為一編。其意謂原之作曰《離騷》,余皆曰《楚辭》,今《楚辭》又變,而乃始曰《變離騷》者。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這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又晁氏《序》文尚有“至于京都、山海,宮殿、鳥獸,笙簫眾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于古詩惻隠規誨,故不録”的說法;再聯系到《變離騷序》上已實際提到的篇名,可知此書收錄的主要是有所謂“古詩惻隠規誨”的楚漢魏晉及唐代的賦,如荀卿《成相》《賦篇》,宋玉《高唐》《大言》《小言》《登徒子好色》諸賦,漢武帝《李夫人賦》,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大人》《長門》諸賦,揚雄《甘泉》《羽獵》《反離騷》《廣離騷》《畔牢愁》,班固《幽通》,魏曹植《洛神》、王粲《登樓賦》,晉摰虞《思游賦》,宋鮑照《蕪城賦》,唐劉禹錫《問大鈞賦》、杜牧《阿房宮賦》等等。

晁補之將這些歷代已明確為“賦”的著名作品,又別立一個“變離騷”的新名稱以強合其以“離騷”為主線的編輯目的,實是無例。故朱熹《楚辭辯證·晁錄》批評說:“晁書《新序》,多為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于義理”。晁氏“三書”在辭賦文體區分及編排體例上的主觀隨意性,是不可否認的。

其次,是闡述屈原“愛君”、“忠死”與“履正著書”的思想人格。古代的屈原研究,幾乎從來就是將對其作品的分析與屈原思想人格的評論聯系在一起的。自賈誼疑惑屈原何不“自引遠去”,司馬遷承劉安之說而言“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班固責屈原“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王逸反責班固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到劉勰言其“狷狹之志”,《顏氏家訓》斥其“顯暴君過”:歷代學人對屈原的君國態度、道義情操、生死去就問題,津津樂道,議論紛紛。

晁補之站在儒家思想道德倫理觀念的立場上,也以不少的篇幅論說了屈原“愛君”、“敬王”、“忠死”的精神人格。如其說:

天下皆不知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饞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愛君如此。(《離騷新序》上)

世衰,君臣道喪,去為寇敵。而原且死憂君,斯已忠矣…原乃以正諫不獲而捐軀,方(荀)息之汙,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離騷新序》下)

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于是乎自沉。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犬彘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則是世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廢也。(《續楚辭序》)

原惟不為箕子而從比干,故君子悼諸。(《變離騷序》上)

晁補之將屈原的自沉歸結為儒家君臣之道的“忠死”,提高到“愛君”、“憂君”與“敬王”的高度予以肯定,又贊揚屈原“不為箕子而從比干”亦即“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的精神。晁補之對屈原自沉性質的定位,雖不及蘇軾“茍宗國之顛覆、吾亦何愛于久生”的認識深刻,但也的確具有了宋代屈原論的時代特點。從蘇軾的“宗國”、晁補之以及稍后洪興祖的“愛君”,再到朱熹的“忠君愛國”說,宋人最終于完成了對屈原精神的重新論述。而在這個過程中,蘇軾及“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的貢獻是很重要的。

《變離騷序》下篇,還用很大的篇幅,通過對孟子、屈原、荀況生平行事的比對“并以其時考之”,推論在“大儒孟、荀”相去百有余年中間“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企圖為屈原找到置于孟、荀之間的儒學正統地位。

第三,是本持“義理”與文辭兼重的觀念具體評論賦家賦作?！叭龝钡牧缎颉肺闹?主要敘述《楚辭》及擬騷作品的緣起體例。但其中提及的辭賦作品也很不少,有時還有對賦家賦篇的論評。如《變離騷序》上曰:

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于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以其楚人作,特故系荀卿七篇之后?！娥又琛?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揚雄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于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于正,義過《高唐》?！独罘蛉速x》《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詞渾麗,不可棄。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

上引論說,既是晁補之收錄辭賦作品的標準,當然也是對賦家賦作的評價。很明顯,他以“有憂民意”或有“惻隠規誨”之賦為上,那些“非義理之正”而“詞渾麗”如《李夫人賦》《長門賦》等,也“不可棄”。這與《續楚辭序》說“漢息夫躬為奸利,以憂死著《絕命辭》辭甚高”的說法相類。這是一種既重視作品思想內容,也兼顧文辭優劣的評賦標準。有如朱熹《楚辭后語目錄·敘》所評:“晁氏之為此書,固主于辭而亦不得不兼于義”。⑦

據《郡齋讀書志》言,晁補之《續楚辭》等書曾“各為小序,以冠其首”。這些“小序”,大多隨其書一并亡佚。但朱熹晚年編撰《楚辭后語》一書,自張衡《思玄賦》,陶淵明《歸去來辭》,以下至韓愈《復志賦》《閔己賦》《別知賦》,柳宗元《招海賈文》《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李翱《幽懷賦》等共 19篇,而“未及有所論述,皆因晁氏之舊而書之”。⑧故這 19篇“小序”因此流傳至今,據之亦可略見晁氏賦篇評論見解。如《楚辭后語》卷三張衡《思玄賦》、卷四韓愈《復志賦》兩則“小序”,分別依《后漢書·張衡傳》和新、舊《唐書·韓愈傳》所載史料編寫,大抵屬“傳錄體”提要。從中可以了解寫賦背景,也可以看出晁氏認同張衡“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韓愈“壯而弗獲,思復其志”而作《復志賦》的目的及賦篇內容。而有些題序,又本于知人論世之旨,多從賦家生平遭際與賦篇內容的聯系著眼,如:

晁氏曰:…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其不遇。故此賦云:“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薄熬佑惺渌?小人有得其時?！鄙w思古人靜俟之義,以自堅其志,終之于無悶云。(《楚辭后語》卷四《閔己賦序》)

晁氏曰:《夢歸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既貶,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久幽不還,…故作《夢歸賦》。初言覽故都喬木而悲,中言仲尼欲局九夷、老子適戎以自釋,末云首丘鳴號,示終不忘其舊。(卷五《夢歸賦序》)

晁氏曰:《幽懷賦》者,唐山南節度使李翱之所作也。翱…性耿直,議論不能下人,仕不得志,郁郁無所發,面斥宰相李逢吉,坐此不振。故翱自序云“其交有相嘆者,賦《幽懷》以答之?！蔽魵W陽文忠公嘗云:“…讀《幽懷賦》,…至薄韓愈不及翱賦,以謂不過羨‘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爾。又云…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其重若是,故附見于此。(卷六《幽懷賦序》)

三則“小序”,一則言韓愈“自傷其不遇”,二則說柳宗元既貶后“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三則語李翱“仕不得志,郁郁無所發”:均以為是懷才不遇而作。序柳宗元、李翱賦,更有對作品的結構內容的具體分析說明,可見晁補之言賦是確有心得而發的,遠非泛泛而論。

除十幾篇賦序外,朱熹《楚辭后語》尚有多處征引“歸來子”之言而論賦的文字。如卷二司馬相如《長門賦序》引“歸來子曰:此諷也,非《高唐》《洛神》之比”;班婕妤《自悼賦序》云“歸來子以為其詞甚古,而侵尋于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卷四王粲《登樓賦序》引“歸來子曰:粲詩有古風?！兜菢恰分?去楚詞遠,又不及漢,然猶過曹植、潘岳、陸機《愁》《詠》《閑居》《懷舊》眾作。蓋魏之賦極此矣?！?/p>

晁補之《楚辭》三書,所涉及的賦論內容較為豐富,對宋人其后來辭賦評論的影響也頗深遠。諸如南宋朱熹《楚辭后語》、元代祝堯《古賦辯體》、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辯》等,無不征引取資。

三、秦觀“曲盡其妙”的律賦論述

秦觀 (1049—1100)的律賦論述,主要記載于其好友李廌作于哲宗元祐間的《師友談記》中⑨?！稁熡颜動洝窋⑶赜^自道“少時用意作賦,習慣已成”。又說“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鼻赜^論律賦之語,涉及律賦的結構布局、引用事典、聲律對偶、用字練句,及其對宋初律賦的評價等多方面的內容?，F據《師友談記》,并參閱清吳景旭《歷代詩話》、浦銑《歷代賦話》所載錄略加敘述如下。

第一,論作律賦首重結構布局 關于律賦的結構布局,中晚唐之際佚名氏《賦譜》已有涉及:其論“賦體分段”時,以人的身體結構來比喻唐時“新體”律賦,先分其為“頭、項、腹、尾”四大段,然后再在“賦腹”段又細分為“胸”、“上腹”、“中腹”“下腹”和“腰”五個小的段。這樣一來,整篇律賦共八段、八韻,所謂“都八段,段段轉韻發語為常體?！鼻赜^則曰:

少游言: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觀之便知妙用;然后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須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爾。

少游此段文字,也主要是從內容方面總述律賦的結構布局,對全篇八韻依次提出了具體的要求(中間第六韻文字當有脫落除外):“破題”要“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第二韻“探原題意”后“須便用議論”;第三韻要立議論、明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題;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娓娓道來,很是簡明清晰。

秦觀的論析,具有完整的律賦結構布局意識;同時,他在整個賦篇結構中又強調了首尾兩段,即對“賦首”與“卒章”特別叮嚀。秦觀仍以人的身體比喻賦體的批評方法來論述。他所說的“小賦”,是指賦的首段或第一韻,也即所謂“賦頭”。如唐《賦譜》評白行簡《望夫化為石賦》,就把首段稱為“小賦”。秦觀認為,律賦的“小賦”即首段在全賦中的地位,有“如人之元首”(即“頭”)一樣至關重要;其開篇兩句“破題”,則如人頭面上的眉目,“惟貴氣貌有以動人”;然后再依次指明第二至第七韻的寫作要領,著重強調第八韻卒章結尾。

第二,論律賦“用事”要裁剪精擇、妥善處置

所謂“用事”,即用典,是指律賦的引用古今典故事例?！段男牡颀垺な骂悺菲?曾論到自古文章“據事以類義、援故以證今”的用事之法;唐人《賦譜》,在論“賦題”時,也論及律賦如何運用“古昔之事”和“今事”的技巧。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秦觀論述了律賦的“用事”問題。如曰:

少游言:賦中用事,惟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棄之,不必惑于多愛,留之徒為累耳;如事少者,須于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挪掇。

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屬對親確者固為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剪之,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疵病也。辟如以金為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若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且猶貴之,無縫而佳則可知矣。

這二則文字,從不同角度分別論析了律賦用事的規則、要領:一是對所用事典要有總體的“處置”安排。作賦者見到賦題后,先要根據題旨類聚相關事實,分布到全篇八韻之中,再依“精擇、可用”的原則選用。這是對劉勰“取事貴約、捃理須核”之法的繼承和發揮;二是對引用事典要有裁剪變化,作賦者不能照搬前人的成語、典故,而須“自用其語而裁剪之”。秦觀的這些意見,若用劉勰《事類》篇“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顏氏家訓·文章篇》“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之說,則更為簡明易曉。

第三,論作律賦如同填詞,“必要聲律”協調

秦觀在從內容的角度論析賦篇結構布局及“用事“處置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律賦在形式方面的藝術特點?！稁熡颜動洝匪d有一則文字,記錄秦觀與李廌關于賦與詞的聲律問題的討論:

廌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填歌曲爾?！鄙儆卧?“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協于律,其聲不和”。

秦觀認為,作律賦,就有如“填歌曲”即填詞,“協律”是尤為重要的。作曲填詞,如果“不協于律”,即便文章卓越,也會有“其聲不和”的藝術缺陷。

本于這樣高度重視詞、賦聲律和諧的觀念,秦觀又論及律賦押韻和隔句的要求:

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仔細。先尋事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牽強,如和人詩不似和詩也。

少游言:賦家句脈,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于人;至于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斫磨,須令協于調格,然后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

在這里,秦觀先一并提出了律賦“押官韻”與“隔句對”等兩項形式方面的要求。隔句對偶,唐人《賦譜》已論析詳細,秦觀則只簡單提及,而重點是論限韻。

限韻,是律賦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考官與作賦者都很注重的重要環節。大概唐律賦初始之時,用韻比較寬泛,少至三韻、多至八韻都有人在用,至中晚唐時“始以八韻為?！?。而宋代,對律賦的限韻則更趨嚴格。宋朝為使考生作詩賦和考官評判詩賦用韻有一個官方的標準,襲唐代確定隋陸法言編《切韻》為官韻之例,確定以仁宗景祐四年刊定的《禮部韻略》為官韻。秦觀所言“押官韻”依據的韻書,當即指《禮部韻略》。

秦觀指出押官韻必須“穩熟瀏亮,如和人詩不似和詩也?！边@實際上已經提出了律賦押韻要做到聲律和諧、自然的問題。接下去進一步的論述賦家句脈與雜文不同,作律賦“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令協于調格?！鼻赜^把“聲律”、“格調”放到了比“義理”還要緊的地位,作律賦如果“不協律”,即便“義理雖是”,也沒有益處。這一說法,與前述論作曲填詞“雖文章卓越而不協于律”則“其聲不和”的意思相類。

關于律賦的聲律,白居易《賦賦》曾有“諧四聲、祛八病”,“文諧宮律、言中章句”之語,但未詳論。繼此之后,秦觀將律賦的聲律諧調,提高到了與詞的音樂性一樣重要的地位。這在唐宋以來的律賦言論中,是別具一格的。

第四,論律賦用字、煉句貴工巧出新 唐人《賦譜》曾分“壯、緊、長、隔、漫、發、送”等多種形式,論析過律賦的句法。秦觀也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

少游言:賦中用字,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即須用四字為客,兩字為主;其為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于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⑩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練句之功,斗難、斗巧、斗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眾同,其語之巧,迥與眾別,然后為工也。

少游言: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為吾所用。此煉句之工也。

這三則文字,是論作賦的語言藝術技巧:用字須主客分明,煉句貴工巧出新,其中賦句若能將“甚不相侔”的兩事,“牽合而成”為吾所用,則可謂“煉句之工”。

“牽合”,本是一個指“牽強湊合”的貶義詞,如南宋鄭樵《通志·總敘》說董仲舒“本于《春秋》、牽合附會?！庇帧端问贰肪?156《選舉二·科目下》載,南宋理宗紹定三年有臣僚請:“學校、場屋,并禁斷章截句、破壞義理,及《春秋經》越年牽合”。而秦觀說“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當是當時科考試賦的慣用寫法。面對此種作賦習氣,秦觀主張通過“以言貫穿之”煉句功夫,把原本“不相侔”的兩事“牽合”在一起“為吾所用”。這也應是秦觀作律賦的經驗之談。

第五,批評宋代律賦乃江左余風,“非漢賦之比”?！稁熡颜動洝穼η赜^的文才推許備至,說“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宜乎東坡稱之為天下奇作也?！庇终J為“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于賦,甚勤而專?！比欢?秦觀對場屋律賦似乎并不太看重:

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雕敝之余風,非漢賦之比也。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于世。至于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余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少游言:“賦之說,雖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廌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填歌曲爾?！鄙儆卧?“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協于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饤饾為偶儷而已。若論為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爾!

如上所述,秦觀雖然論律賦作法技巧不厭其詳,但他對律賦卻有清醒的認識。他指出宋時律賦,乃東晉六朝以來“江左文章雕敝之余風”,已“非漢賦之比”。宋初律賦前輩,除宋祁、范仲淹、滕元發、鄭獬等少數人得名于世外,大多因循唐格、文冗事迂。秦觀還說,作賦正如同“填歌曲”,也不需要“好文章”,只是用技巧講求對偶、堆砌文辭而已。但是,“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就只能“無可奈何”而為之了。這是一個深諳律賦技巧的作家,對律賦弊端的不滿之言。正因為如此,《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四”《師友談記提要》對此評論道:“秦觀論賦之語,反復數條,曲盡工巧,而終以為場屋之賦不足重?？芍^不阿所好”。?四庫館臣的這個評價,當是符合實際的。

《師友談記》所載“少游言賦”文字,后來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中秦少游《淮海集》提要中有提及,清吳景旭《歷代詩話》、浦銑《歷代賦話》皆有載錄。清浦銑《復小齋賦話》還評述“秦少游論律賦最精,觀其《郭子儀單騎見虜》一賦,洵琢磨之功深矣”。?浦銑所評,洵少游知音之論!

蘇軾與“蘇門四學士”的辭賦論述,是相對冷寂的北宋賦論領域中的一道亮麗風景。蘇軾等人既推尊楚漢辭賦,又肯定律賦取士的價值作用,具有比較完整的賦史觀念和比較自覺的批評意識。其中,尤其以李廌《師友談記》所載秦觀論律賦,晁補之“楚辭三書”論屈原楚辭及騷體辭賦,為蘇門文士具有代表性的賦論成果。而蘇軾、秦觀、晁補之的辭賦論述,對宋代的辭賦批評及元明以后的賦論都很有影響。

注釋:

①“蘇門四學士”之稱,見于《宋史》卷 444《文苑傳六·黃庭堅傳》云:“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敝腥A書局 1977年版。

②(宋)蘇軾撰、孔凡禮點?！短K軾文集》,中華書局 1986年版。以下凡引此書之文不再標注。

③(清)浦銑撰,何新文、路成文校證《歷代賦話校證》附,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版第 382頁。

④(南宋)孫奕《示兒編》卷八“賦須韻腳意全”條,載《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

⑤(宋)陳振孫《直齋書錄結題·楚辭考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第 434頁

⑥(宋)晁補之《雞肋集》,載《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⑦(宋)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版第 9頁

⑧《楚辭后語》卷末所附朱在、朱鑒二敘文均有言及,載上海古籍出版社《楚辭集注》第 308頁

⑨(宋)李廌《師友談記》,載《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又,中華書局 2002年第 1版孔凡禮點?！稁熡颜動洝繁?。

⑩《四庫全書》本李廌《師友談記》,此則作“賦中用事”;清吳景旭《歷代詩話》卷 20丙集八作“賦中用字”,當是。故本文從之。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 1987年版“雜家類四”,第 1038頁。

?(清)浦銑《復小齋賦話》卷上,見何新文等《歷代賦話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版第 385頁。

責任編輯 張吉兵

I206

A

1003-8078(2010)05-001-08

2010-09-05

何新文 (1953-),男,湖北通城人,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07JA75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