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農民合作之道

張吉星

筆者在基層調研中發現,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實際運行狀態并不理想,甚至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問題,決策者應該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真合作居少 假合作居多

筆者熟悉一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實際運行情況。該合作社的全名叫李村梅花鹿養殖專業合作社。從注冊登記材料上看,合作社總共占地200多畝,由李村60戶農民聯合發起,總投資1000萬元,引進梅花鹿800頭,年產值500萬元以上。然而當筆者走進該合作社的辦公場地時,才發現其實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合作社場地面積全部加起來也不過30畝,梅花鹿最多不超過100頭。該村黨支部書記告訴筆者,該合作社原來就是一個梅花鹿養殖場,是由3個人聯合創辦的。后來鄉政府要他們到縣里注冊登記成立合作社,因為合作社申報時有一定的人數規定,否則不給注冊,所以他們就要到了50多個人的身份證復印件,這才有了60戶之說。當筆者問及理事長成立專業合作社的動機時,他說主要是考慮到縣里的扶持資金。

在農村基層,像筆者所述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數不勝數,它們大多“掛羊頭,賣狗肉”,雖然掛著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門牌,但其實就是農業企業的“變種”,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套取上級對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資金,從而最大化地獲取利潤,并沒有起到促進農民合作、強化小農戶與大市場對接甚至是增強公共產品供給的作用,反而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農村貧富差距,浪費了國家支農惠農資金,最終淪為部分官員獲取政績的工具和農村大戶獲利的手段,完全違背了《農民專業合作法》中規定的以農民為主體以及謀取成員間共同利益的基本原則。

農民專業合作失效的癥結何在

從根本上講,農民專業合作社流于形式的原因在于政府外部強加的制度設計與農村內生的文化土壤不相適應?！掇r民專業合作社法》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同類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以及“提供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農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貯藏以及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信息等服務”。然而,由于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有限,農民的綜合素質還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大多數農民還不具備較強的合作能力,因而以“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群體為邊界,真正依靠農民的合作能力來內生出合作經濟組織還有一定的難度,也難發揮“提供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農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貯藏以及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信息等服務”的作用。

除此之外,以下兩種因素在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虛盛”的過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一是不良政績觀促使基層政府拔苗助長。在上級政府的政績考核表中,作為衡量農村經濟發展重要指標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數量和質量無疑占據較大的分值。因而,農民專業合作社數量的增長便成為基層政府彰顯特色的重要途徑。于是,基層政府便千方百計地推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注冊與成立,并不惜成本地為廣大農民大戶提供材料和信息支持。二是農村經濟精英“偷梁換柱”。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加快發展”的目標。各地各部門也先后制定了財政、稅收、金融等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優惠扶持政策。于是,極具經濟頭腦的農村經濟精英乘勢而上,迅速改頭換面,給自己披上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外衣,獲取了大量扶持資金,即使在效益不佳的情況下也能獲得大量盈利。

敢問路在何方

那么農民合作道路的真正方向到底是什么?筆者認為在下一步的發展過程中,應該以村社集體為邊界,依托社區集體經濟和社區認同發展多層次的農民社區合作,不斷推進農民社區合作的發展進程。如上所述,以“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群體為邊界,很難形成真實意義上合作組織。這就要求我們重新尋找一種合適的容器來承載農民合作,使其真正發揮“加強小農戶與大市場對接以及村級公共產品的供給”的功能。放眼四顧,在目前的農村發展形勢下,只有村社集體組織才能承擔此重任。

然而,現階段的村社集體組織卻面臨著較為嚴重的問題。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的全稱為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重經營體制,可統可分本來是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的題中之意,然而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之中卻成了只分不統,造成了我國大部分村莊的集體經濟十分薄弱,有的成了“空殼村”,村莊共同體意識也在逐漸弱化。所以在下一步的制度設計中,應該著力加大統的力度,恢復村莊集體經濟的活力,增強村莊共同體意識。在此基礎之上,以村社集體為邊界,大力發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農民社區合作組織。僅此兩點還不夠,關鍵在于,如果不能改變以盲目追求政績為目標的政府治理模式,不能有效地遵循市場經濟規律,農民社區合作也難逃流于形式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