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A-AHP的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評價——以鄂州市為例

童長江，李崇光

（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基于PCA-AHP的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評價
——以鄂州市為例

童長江，李崇光

（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本文構建了一套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指標體系進行優化，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優化指標的權重，并以鄂州市為例對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2000—2008年鄂州市城鄉經濟發展總體上處于初步協調水平、加速協調階段；影響城鄉經濟協調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十一項，其中人均GDP、城鄉收入比影響最大，城鎮化率與城鄉經濟協調水平相關性較強。

協調水平；城鄉經濟；指標體系

1 引言

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是城鄉一體化的基礎，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實質是轉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發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平等和諧的城鄉經濟關系［1-4］。如何切實提高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改變城鄉經濟失調狀態，使城鄉一體化得以順利實現，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而科學評價一個區域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有利于對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趨勢的科學把握，對科學制定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戰略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

目前，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評價量化研究基本上處于嘗試性階段，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徐同文從區域視角構建了包括城鄉經濟協調狀態、協調動力、協調保障3個方面共21個指標的指標體系，來反映城鄉經濟協調水平，并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對山東省進行了實證研究［5］。李慈軍提出了包括城鄉經濟互動狀態、互動動力、互動保障三個方面共21個指標的指標體系，并運用層次分析法對廣西1995—2007年城鄉經濟互動協調度進行測評［6］。趙保佑構建了統籌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包括自然稟賦條件、城鎮化與城鎮體系、區位與基礎設施、經濟發展水平與結構、市場發育與經濟外向性、鄉村經濟發展水平、城鄉經濟差別水平7個方面共22個具體指標，并運用網絡層次分析法對我國城鄉經濟協調發展進行了靜態和動態分析［7］。這些研究都從一定程度上測度了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為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數理依據。本文試圖在指標選取和評價方法及實證分析方面做一些探討。

2 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2.1 城鄉經濟協調指標體系的構建原則

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是由一組相互獨立而又相互關聯、既可定性分析又可量化分析的指標所構成的完整系統。評價指標體系要力求客觀地反映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現狀及趨勢，科學地評價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及成因。本文在構建和設計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指標體系時遵循以下原則：

科學性原則。指標體系要體現科學發展觀，遵循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規律。既有“好”的指標，又有“快”的指標，既有規模指標，又有結構、功能指標，使指標體系體現規模、結構、功能的有機統一。

客觀性原則。指標體系要客觀地反映城鄉經濟發展情況，準確把握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脈搏。既有宏觀指標，又有微觀指標，使指標體系體現抽象與具體的有機統一。

可行性原則。指標體系要易于量化，指標數據要便于可得。無論是直接獲取的指標，還是間接計算的指標，其原始數據都要來源于權威統計資料。既要注重指標的可選性，更要注重指標的可獲性，使指標體系體現定性與定量的有機統一。

指導性原則。指標體系要能夠指導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實踐，成為衡量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標尺。既要發揮指標的導向功能，更要發揮指標的糾偏功能，使指標體系體現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統一。

2.2 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指標體系的基本框架

根據上述原則，結合城鄉經濟發展實際，借鑒前人相關研究成果［5-6，8］，筆者認為，城鄉經濟協調系統作為復雜的巨系統，以系統論的視角從規模、結構、功能三方面對其剖析、把握具有科學性、可行性、簡潔性。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指標體系可考慮包括規模性指標、結構性指標、功能性指標三個方面的內容。規模性指標是反映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結果的指標，可直觀反映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規模方面的情況。結構性指標是反映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原因的指標，可直接反映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結構方面的情況。功能性指標是反映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基礎的指標，可間接反映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功能方面的情況。這些指標共同反映了城鄉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規模、結構、功能水平，揭示了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一系列因果關系（見表1）。

3 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評價實證分析

基本思路是首先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上述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協調水平指標體系進行檢驗及優化，然后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優化指標的權重及排序，并以鄂州市為例對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進行測度、評價、分析。

3.1 主成分分析法檢驗及優化指標體系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種通過降維技術把多個具有一定相關性的指標簡化為少數幾個綜合指標的多元統計分析方法［9］。用這種方法進行多指標綜合評價具有可減少指標選擇工作量、科學優化指標體系等優點。

選取鄂州市2000—2008年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資料作為基礎數據 （各項指標的原始數據來源于歷年的《鄂州統計年鑒》），采用SPSS14.0系統軟件進行處理，得到方差貢獻分析表（見表2）和旋轉后的主成分負載矩陣（見表3）。

表1 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協調水平指標體系

表2 方差貢獻分析表

選取主成分原則是特征值大于1或累積貢獻率大于85%。從表2可以看出，前5個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且方差累積貢獻率達到94.369%，因此可用這5個成分來替代原來的24個指標，同時也證明初選指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主成分在具體指標上的負載絕對值代表該指標與主成分的相關關系，可認為當負載絕對值小于0.7時，相關性小，該指標可剔除。進一步從表3可以看出：剔除表3中負載絕對值小于0.7的城鄉人均儲蓄比（X20）、城鄉人均電話數比（X23）后，得到包含 22個指標的新的優化指標體系。其中，規模性指標包括人均GDP（Y1）、人均財政收入 （Y2）、GDP非農產業比重（Y3）、非農就業比重（Y4）、城鎮化率（Y5）、城鄉收入比（Y6）、城鄉消費比（Y7）、.城鄉恩格爾系數比（Y8）；結構性指標包括人均固定資產投入（Y9）、人均實際利用外資 （Y10）、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 （Y11）、人均出口額 （Y12）、科技三項費占財政支出比 （Y13）、教育經費占GDP比（Y14）、環境投資GDP占比（Y15）、城鄉勞動生產率比（Y16）；功能性指標包括人均生活年用電量（Y17）、人均公路里程（Y18）、人口密度 （Y19）、城鄉自來水普及率比（Y20）、城鄉衛生廁所普及率比（Y21）、城鄉居民戶均電視機數比（Y22）。

表3 旋轉后的主成分負載矩陣

優化后的指標體系更具有合理性。設計的7項城鄉經濟對比指標，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目前定量評價研究中存在的重城鄉個體規模指標、輕城鄉對比結構指標或重城鄉對比結構指標、輕總體規模指標或指標重復、交叉等問題，體現了規模、結構、功能的有機結合，可以比較全面、準確地把握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

3.2 層次分析法確定權重及排序

下面在上述優化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利用層次分析法（AHP）確定權重及排序。

第一，建立判斷矩陣。根據T.L.Saaty的九級標度法，通過專家確定每個指標的相對重要性，建立比較矩陣并轉化為判斷矩陣。

第二，對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見表4）。從表4可以看出：各層一致性檢驗通過。

第三，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采用向量規范化方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第四，計算各指標得分。各指標得分等于各指標權重乘以各指標原始數據標準化結果（見表5）。

第五，計算綜合得分（見表6）。

3.3 結果評價與分析

（1）2000—2008年鄂州市城鄉經濟協調水平總體上處于上升狀態。這與實際情況比較吻合。鄂州市從2001年起實施城鎮化戰略，2008年起被湖北省委、省政府確定為全省唯一的城鄉一體化試點城市，這種以“城鄉一體”為主要特征的城鄉經濟發展模式有力地促進了城鄉經濟協調發展。

但這期間出現了兩次波動，說明鄂州市城鄉經濟發展過程中還存在不穩定因素。從表6可以看出，2000—2001年、2003—2004年出現下滑，2001—2003年、2004-2008年出現回升。2000-2008年間出現了兩個拐點：2001年、2004年。2000—2001年出現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由規模性指標下降引起的。其主要原因是城鄉恩格爾系數比從0.94大幅下降到0.68，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生活質量水平差異拉大。2001年以后城鄉經濟協調水平回升主要是得益于實施城鎮化戰略帶來的積極效應。2003—2004年出現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由結構性指標和功能性指標兩個子系統出現失調引起的。結構性指標、功能性指標的分值分別從2003年的0.079、0.043下滑到2004年的0.076、0.035。其主要原因是2004年科技三項費占財政支出比、教育經費占GDP比、環境投資GDP占比分別比2003年下降0.2、0.1、0.2個百分點。2004年以后城鄉經濟協調水平回升主要是得益于規模性指標的增加。

表4 一致性檢驗結果

（2）2000—2008年鄂州市城鄉經濟協調水平處于初步協調以下的狀態。城鄉經濟協調水平的取值范圍在0與1之間。取值越大，協調水平越高，取值越小，協調水平越低。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等級與階段劃分見表7，2000—2008年鄂州市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情況判斷見表8。

表5 2000—2008年鄂州市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各指標的權重與得分

表6 2000—2008年鄂州市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綜合得分及排名

從表7、表8可以看出：2000—2008年，協調水平小于0.5，其中2000—2002年處于失調狀態，2003—2008年則處于初步協調狀態。鄂州市城鄉經濟協調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從規模性指標來看，城鄉收入、消費水平差距太大。2000—2008年間，城鄉收入比為0.41～0.45，即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只有城鎮居民的41%～45%。城鄉消費水平比值為0.36～0.45，即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只為城鎮居民的36%～45%。從結構性指標來看，城鄉勞動生產率比、政府在城鄉科技等方面投入太低。2000—2008年農村勞動生產率只有城鎮勞動生產率的27%～38%，財政支出用于科技三項費用為0.5%～1.2%。從功能性指標來看，城鄉自來水普及率、城鄉衛生廁所普及率、城鄉居民戶均電視機數有一定差距。2000—2008年城鄉自來水普及率比、城鄉衛生廁所普及率比、城鄉居民戶均電視機數比分別僅為0.56～0.81、0.49～0.72、0.67～0.86。

表7 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等級與階段劃分

表8 2000—2008年鄂州市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情況判斷

（3）鄂州市城鄉經濟協調水平的影響因素集中度相對較高。主要集中在人均GDP、城鄉收入比、城鄉恩格爾系數比、人均財政收入、城鎮化率、城鄉勞動生產率比、城鄉消費比、科技三項費占財政支出比重、非農就業比重、城鄉自來水普及率比、城鄉衛生廁所普及率比等11項指標上，其權重之和占比高達80%。其中人均GDP、城鄉收入比權重各為13%，是單項中影響力最大的兩項指標。說明這11個方面是鄂州市提高城鄉經濟協調水平的主要著力點。

（4）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鄂州市城鄉經濟協調水平與城鎮化率相關性較強。2001—2008年鄂州市的城鎮化率從44.8%上升到59.1%，增長了14.3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城鄉經濟協調水平也得到同步提高，從0.267上升到0.410，也增長了14.3個百分點。這說明鄂州市實施城鎮化戰略是提高城鄉經濟協調水平的主戰略。

4 結語

本文構建了一套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嘗試性地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指標體系進行優化，然后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優化指標的權重，并以鄂州市為例對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使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這個相對主觀、模糊的概念趨于清晰，初步克服了現有評價方法的不足，增強了評價的客觀性、科學性。結果顯示：2000—2008年鄂州市城鄉經濟協調水平總體上處于初步協調、加速協調階段；影響城鄉經濟協調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人均GDP、城鄉收入比、城鄉恩格爾系數比等11項指標；鄂州市城鄉經濟協調水平與城鎮化率相關性較強。評價結果比較符合鄂州市實際，有利于科學認識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從而進一步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提高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鄂州市要在繼續保持經濟規?？焖侔l展的同時，加快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進程，大力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切實提高城鄉居民生活質量和水平。

［1］王夢奎.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和統籌區域發展［J］.管理世界,2004,（4）:1-8.

［2］Lewis,W.A..Ec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ur［D］.Mancnester: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5.

［3］Todaro,M.P..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3rd edition）［M］.Longman,1985.

［4］夏春萍.湖北省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研究［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29-30.

［5］徐同文.地市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6］李慈軍.廣西城鄉經濟互動發展定量綜合評價實證研究［J］.廣西社會科學,2009,（10）:18-23.

［7］趙保佑等.統籌城鄉經濟協調發展與科學評價［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8］李勤,張元紅,張軍,孫祥棟,劉曉婷,羅丹.城鄉統籌發展評價體系:研究綜述和構想［J］.中國農村觀察,2009,（09）:2-10.

［9］郭志剛.社會統計分析方法——SPSS軟件應用［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Evaluation of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al Level of the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based on PCA-AHP——Taking Ezhou as an Example

Tong Changjiang，Li Chonggu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China）

The paper establishes an index system of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al level of the urban and rural economy.Optimizing by PCA and fixing by AHP,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al level of the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in Ezhou city.the conclusion is:the total economical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al level of Ezhou is in a primary and accelerating phase between 2000 and 2008;There are 11 main influential elements,among which average GDP,rural and urban income ratio matter most and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al coordinating level relate to each other most.

coordinating level;urban and rural economy;PCA-AHP method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農業流通體系研究”（08AJY020）資助。

2010-07-08

童長江（1964-），男，湖北團風人，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鄂州職業大學副校長、副教授；研究方向：城鄉經濟發展。

F323

A

（責任編輯 遲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