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的歸化、異化與漢語的發展

楊秋紅

（淮海工學院 外國語學院，江蘇 連云港 222000）

歸化（domestication）和異化（foreignization）歷來是翻譯家爭論的熱點。堅持歸化者強調異域文本的語言不符合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經驗、期待視野、審美心理、文化背景及行文特點，主張對異域文本的評議及文化差異進行壓抑，常常將翻譯抹殺，使之納入目的語文化的主導價值之中，變得易于辨認，因而看上去就像沒有經過翻譯似的。如在將外語譯成漢語時，出現了濫用漢語“四字成語”和“古雅詞語”的現象，又有人將外國的“上帝”變成了中國的“菩薩”，將外國人的名字變成了中國人才有的名字等。

而反對歸化者大有人在，俄國近代翻譯理論家茹科夫斯基在翻譯實踐中就主張放棄早期 “文化翻譯”的方法，即在修改原文的時間、地點甚至將外國人名為俄國人名以適應“俄國讀者的品味”的做法。前蘇聯翻譯理論家莫洛佐夫也曾認為堅持“歸化”譯法會“斬斷所譯作品的民族根子”，“表面上這種傾向有時只表現在個別細節上，但這些細節綜合起來就會完全改變原作的特色”。堅持異化者認為讀者有權力了解原作原貌及其異國風情，主張用“移植法”將帶有異域特征的語言文化及其表達方式移植過來，以展現異域文化，同時也構建本土文化，豐富和發展目的語的語言。如 “一石兩鳥”、“人間的普羅米修斯”、“取笑于我”、“打罵于他”、“潘多拉的盒子” 的說法，逐步在漢語中生根發芽，為漢語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由此可見，歸化與異化是翻譯的兩種相互對立的主要策略。魯迅先生就曾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末定草》中寫道：“動筆之前，就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呢？它必須有異國情調，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離，從嚴辨別起來，也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它必須兼顧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庇纱丝梢?，完全歸化和完全異化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

翻譯的歸化與異化實際上有其更加深層的文化原因。作為多元體系派（Polysystem theory）的翻譯理論家，佐哈爾（Itama Even-Zohar）在研究翻譯文學作品的社會功能時指出，翻譯文學作品不僅引進新的思想而且還提供新的形式和模仿的樣板。如果翻譯文學在一個民族的文化中處于次要地位，譯者就常常犧牲原作的形式，竭力使譯文與接受文化的現行標準一致。圖里（Gideon）也認為翻譯既為目標文化帶來新的信息和陌生的形式，又因文化標準的改變使原文結構發生遷移。

從目的語的發展角度出發，歸化應有一定的限度，否則目的語便會畫地為牢，坐井觀天，固步自封，但是異化應力求著眼于目的語的內部規律和內化能力。在翻譯實踐中，只有平衡好歸化與異化這對矛盾，才能實現翻譯的根本目的，即有效傳播異域文化，促進目的語文化的發展與繁榮。也正是在歸化與異化這對矛盾運動中，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和載體的目的語言也得到了發展和豐富。正如王佐良先生在其《新時期的翻譯觀》一文中指出：“通過翻譯外國書，也可以提高漢語的表達力。例證之一：通過翻譯馬列著作和其它社會科學書，漢語的邏輯性和精確性都提高了?！濒斞赶壬苍鴱娬{“左譯”“硬譯”或“逐字譯”，以致于寧可讓譯文“中不像中”“西不像西”，并在其《關于翻譯的通信》一文中解釋說：“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痹诮梃b西方先進思想的同時，又創造性地引進新的表現形式，以彌補早期白話漢語在思維與表達方面不甚精確的缺陷。本文旨在通過中外翻譯史上的一些實例說明翻譯在歸化與異化這對矛盾相互作用中促進了漢語的豐富和發展。

語音方面。根據馬祖毅所著《中國翻譯簡史》，漢語的反切法及四聲的確定，都與佛經的翻譯有關。因為翻譯佛經，接觸到拼音的古梵文，而翻經有時要求音譯之正確，于是漢語的反切四聲就產生出來了。據《高僧傳》說：“自大教東流，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復，漢語單奇，若以梵音以詠漢語，則音繁而偈道；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末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渙山之神制。于是始治瑞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音則三千有余，在契則四十有二?！薄皞髀暋焙汀捌酢奔从辛艘欢ǖ臄的?，反切自然就會風行一時。跟著有人把許多字匯集起來，按反切法加以分門別類，結果成了各種韻書。以后各代又進一步建立了漢語的輔音元音體系，于是我國原來就有的用兩個字合起來注音的 “反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此外四聲的確定也與佛經翻譯有關。我國最早的韻書是按“宮商角徵羽”五聲排列的，到齊梁時，沈約、周颙等人才把平、上、去、入正式定名為四聲。據陳寅恪說，宮商解徵羽是中國的本體，平上去入是西域輸入的技術，平上去的分別是由于當時轉讀佛經三聲，與印度古“聲明論”的三聲相符，和入聲相配，便成為四聲了。由此可見，佛經翻譯帶動了漢語語音在原有基礎上的豐富和發展。

詞匯方面。①佛經翻譯還輸入了大量佛教詞匯，這些詞匯隨著歷史的發展，成為漢語詞匯的組成部分，如“菩薩”、“閻羅王”、“世界”、“剎那”、“五體投地”、“因緣”、“果報”、“供養”、“意識”、“解脫”、“一塵不染”、“有緣”、“無緣”、“劫”、“在劫難逃”等。②又如五四以后，受到西語的影響，漢語的指代系統中人稱代詞出現了“他、她、它”三字，這提高了漢語指代關系的明晰程度。

當然，眾多異域詞匯的移值是受漢語的詞法結構制約的。漢語在詞法上表現出巨大的靈活性。首先，漢語沒有詞尾變化，沒有詞的變格變位，在吸收外來語時就可“放開手腳”。其次，漢語作為表意文字，在音譯吸收外來詞時，同時也能把意思譯過來，如“幽默”（humor）、“引擎”（engine）、“引得”（index）、“烏托邦”（utopia）、“維他命”（vitamine）、“繃帶”（bandage）、“俱樂部”（club）等。 這些音義雙關的譯音詞就是漢語作為表意文字的特色。我們還可以利用漢語表意文字的特點，在借詞后面加上表義成分，彌補音譯詞的不足，如“卡車”（car）、“霓紅燈”（neon）、“迪斯科舞”（disco）等。所移植的詞匯進入漢語后，詞性的轉換變得十分靈活。按照漢語的語法，名詞只要加“的”就可以作定語，如幽默的形容詞加“地”可作狀語，如“幽默地”。專有名詞加上一個漢語原有詞匯就可變成抽象名詞，如“烏托邦式”。由此可見，在翻譯中大量移植反映異域特征的詞匯極大地豐富了漢語的詞匯，但是這些在很大程度上詞匯的移植是受漢語詞匯的運作規律所制約的。

句法方面。在漢語的句式中助詞“于”在先秦兩漢書籍中從來不用在動賓之間，魏晉六朝譯經，為了湊韻文字數，才有了這種用法，如鳩摩羅什譯的《法華經》中就有“擊于大法鼓”“供養于諸佛”這類句子。此后就出現了“打罵于他”“取笑于我”的說法。五四以后，特別是現代白話文的發展和形成，更是體現了翻譯中句法異化的重要作用，根據為王力所著《漢語語法史》。五四以后，漢語句法受西洋語法的影響，經歷了巨大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1）不定冠詞的使用；（2）被動式使用范圍變寬；（3）連詞“和、或”使用的英語化；（4）動詞平行式的廣泛使用；（5）復句中分句位置的變化；（6）句法形式嚴密化。比如，漢語復句中原來的排列規律是從句在前，主句在后。但在西語中主句和從句的排列順序相對更靈活，是翻譯將這種靈活的順序排列移植到漢語中，并在文學語言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漢語句法的嚴密化主要體現在主謂關系較以前明顯，主語使用的頻率更高，邏輯關系也更多地明示于語言表層，有別于傳統上隱含這種關系的意合方式、長定語的使用等。漢語的這些變化深受歐洲語言尤其是英語的影響。正是翻譯將源語中的句法形式特征移植到目的語結構框架內，改變了目的語的形式特征。當然這種句式異化也是有限度的，漢語意合性和流水結構等內部規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異化的程度和范圍。由此可見，異化、歸化是相對的，違反目的語的異化只能是死譯，異化一定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目的語的內部規律才能被目的語逐步接受、吸收和內化。

總之，從語言的發展來看，語言有其內在的發展規律。但是正如現代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在《語言》一書中提出各族語言是相互取長補短的。這種互相取長補短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各族語言之間的翻譯實現的。在翻譯中如能一定程度地減少歸化，同時翻譯的異化如能在目的語語言內部許可的程度和范圍內進行移植，則能有力地促進目的語的豐富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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