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國“民工荒”現象出現的原因及其對策

張鷙遠

(保定學院 政法系，河北 保定 071000）

·經濟探求·

近期我國“民工荒”現象出現的原因及其對策

張鷙遠

(保定學院 政法系，河北 保定 071000）

農民是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工問題一直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十分關心的問題，從2009年初“民工慌”到2010年初的“民工荒”，是中國乃至世界經濟逐漸回暖的一個信號，更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勞資矛盾等深層次問題的再次暴露?！懊窆せ摹背霈F的原因和解決路徑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和諧新農村的構建進程中，不容忽視的重大政治和社會課題。

民工荒;農民;農民工

一、概述

1980年“民工潮”在中國第一次出現，經過20多的年的發展，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方向是由內地流向沿海即所謂的“孔雀東南飛”的流動潮?！懊窆こ薄彼坪跻殉蔀橹袊鐣l展的一種常態，但從2003年起“民工荒”的現象卻開始在東南沿海部分地區浮現，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國和勞動力大國突然被勞動力短缺所困擾，被用濫了的“民工潮”一詞突然被另一個詞“民工荒”所取代，媒體聲稱中國遭遇20年來首次“民工荒”。2010年新春伊始，在世界金融危機逐步消退和中國經濟回暖勢頭強勁的社會背景下，春節后的“民工潮”并未出現，取而代之的是來勢洶洶的“民工荒”，全國范圍的缺工成了不少企業的心病。長三角與珠三角開始上演奪才之爭，這預示著長三角等地區的“用工荒”超過往年?！坝霉せ摹背霈F表明中國制造業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逐漸消退，勞動力市場正在陣痛中轉型。據2010年年初調查，在準備外出務工人員中，74%的人員準備回原企業上班，而不準備回原企業上班的人員列出的原因包括:認為收入太低的占49%、加班太多的占18%、沒發展前途的占14%、學不到技術的占12%。有30%的返鄉務工人員表示要視情況而定是否再次外出務工，所占比例與往年相比增長6%。值得關注的是，有8%的返鄉務工人員表示不再外出務工［1］。

從2009年初的“民工慌”到2010年初的“民工荒”，是中國乃至世界經濟逐漸回暖的一個信號，更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勞資矛盾等深層次問題的再次暴露，凸顯出中國勞動力結構變化和企業缺乏長期人才儲備戰略的問題。東部沿海地區正由“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變，文化素質偏低的農民工無法勝任技能型工作，使結構性用工短缺尤為突出。我國農村勞動力供求狀況已經跨入“劉易斯轉折區間”。農民工對于我國經濟發展功不可沒，隨著中國經濟周期的波動涌入城市或成為返鄉農民，農民工權益亟待保護。

而在很大程度上“用工荒”問題實質是“民工荒”。中國農民工的數量為1.45億人，“用工荒”問題對我國政治經濟影響深遠，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帶來了“人口紅利”，為近30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立下汗馬功勞。但2010年年初的“用工荒”現象以及伴隨而來的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的凸顯?，F階段“民工荒”與“就業難”同時并存，如何協調好農民工的各種利益關系，已成了我國政府和學術界共同關注的熱門話題，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民工荒”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和諧新農村的構建進程中，不容忽視的重大政治和社會課題。

二、近期“民工荒”問題的原因分析

“民工荒”并非是一個“無解的斯諾克”，“民工荒”的本質是農民工向產業工人轉變過程中矛盾積累的必然［2］。如果企業能夠在保證員工收入的基礎上，體現出他們的精神需求和自我價值，并提供一條向上提升的通道，從而讓他們看到更多的希望，就能使他們產生歸屬感，而不是視他們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廉價勞動力，這樣他們才能在企業中作長久打算。從一定程度上說，“中國并不缺民工，缺的是低薪、處于最佳人口紅利年齡的民工;中國并不缺民工，缺的是能夠提升民工薪酬的企業與經濟結構”?！度A爾街日報》中文網報道，對于一個勞動力依然極度過剩的國家，珠江三角洲等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地區在春節后出現嚴重“用工荒”的報道讓人難以理解。但“民工荒”現象的產生決不是偶然的，是社會發展、經濟結構調整、企業和農民工價值觀念變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1．金融危機前后的國家宏觀經濟環境是“民工荒”的最直接誘因。2008年初美國爆發金融風暴給世界經濟造成了災害性的影響，中國企業尤其是外向型出口企業外部需求環境惡化。而素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首當其沖是必然，先是出現企業大裁員，很多工人因此失業，這也是外向型出口經濟，遭受外部需求環境惡化的直接表現。但是奇怪的是，很多的農民工失業后并沒有長期失業。據調查和了解，大部分農民工很快都得到了和之前待遇相當甚至更好的工作。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黨中央國務院確定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初步估算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國家的宏觀調控4萬億基本投向鐵路、公路、基礎建設、經濟適用房建設等方面，政府的基礎設施的興建自然需要大批的農民工。政府主導的宏觀調控項目的工程建設，招用農民工的待遇標準通常不會低于建筑行業的工資標準。同時汶川大地震乃中華之禍，但一定程度上反而成為農民工之福。2009年3月8日四川省常務副省長魏宏就“四川災后重建”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表示災后恢復重建任務艱巨，規劃重建投資總需求要達到1.7萬億。［3］根據中央加快恢復重建步伐，力爭提前完成恢復重建任務的要求，決心到2009年底完成主要目標任務的72%，要求3年至5年建成。由于災后重建屬于政府主導的工程項目建設，不但需要大量的農民工，而且待遇參照建筑行業的工資標準，通常要高于一個月1 200元的工資水平。

國家寬松的貨幣投放和四川的災后重建，需要吸納大量的人力，人力資本的“稀缺性”顯現。隨之而來的是人力需求上升，農民工供應不變，勞動力價格必然上升。企業利潤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人力成本受國內宏觀調控的4萬億投資帶來的勞動力的擠出效應的沖擊，很多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較前有所惡化。一邊政府靠刺激扭曲了勞動力市場價格，使農民工暫時轉移到房地產和基建等行業上去，不但拉高了用工成本，還扭曲了勞動力市場形成的價格，扭曲了勞動力的流向。據報道，2010年企業主預期的工資標準為1 200元，而農民工2010年的預期工資為1 500元左右，有72%的企業預計2010年人工成本比上年會有所上升，與上年同期調查相比，預計人工成本上升的企業增加了32個百分點，企業預計員工工資平均上升幅度為9%。相比企業對工資增長的預期，務工人員的期望值要更高一些。調查顯示，打算繼續外出務工的人員預期2010年平均工資收入比2009年實際工資收入增長幅度超過14%。這5個百分點的差距有可能進一步加劇“用工荒”。目前的“民工荒”并不是因為產業升級而導致的農民工成本上升，也不是因為經濟真正好轉而導致農民工收入增加，而是“農民工的擠出效應”造成的勞動力市場價格一定程度的扭曲。

21世紀以來，國家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也是造成“民工荒”的重要原因，長期以來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偏低，而國民收入分配向國家和資本所有者過度傾斜。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由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顯示，近年來我國勞動報酬所占國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20世紀90年代以前，勞動者報酬占比為50%以上，2001年后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與此同時資本收益比重由原來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2000年至2008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但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5.7%。據了解，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會占企業運營成本50%左右，而在中國則不到10%。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國則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趨勢;資本回報的比例卻不斷上揚。鮮活數字表明處于我國社會底層的農民工無疑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這無疑是導致“民工荒”出現的重要原因。

2.“民工荒”是“總量荒”和人力資源“結構荒”的雙重荒。從總量上看，中國計劃生育作用顯現，我國早已進入老年社會，中青年勞動力減少。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到現在將近40年時間。而現在中國外出打工的民工，主要集中在20歲至40歲這個年齡段?！懊窆せ摹背霈F的原因之一是勞動力總量供應速度的下降，特別是20歲至40歲這個年齡段的勞動力人口的減少。建國以來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每年凈增人口數量大大提升，人口再生產出現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的勢頭。建國以后一直到1970年止，除了1959年－1961年的三年非常時期以外，中國人口的生育率均在5.0%以上，個別年份甚至超過6.0%。正是這一時期出生的大量人口，給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帶來了“人口紅利”，為近30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立下汗馬功勞［4］。中國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后，生育水平開始快速下降。197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高達5.8%，到1980年總和生育率降至2.24%，接近世代更替水平。人口適度增長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基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影響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如果僅僅是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還可以說是由于沿海地區的民工待遇不高，導致民工“用腳投票”。但2010年的“民工荒”現象不僅發生在幾乎所有的沿海地區，而且蔓延到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成為全國性普遍現象。這就不能不考慮民工荒的人口學因素了。另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僅為17.92%，2008年上升到45.68%。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比例不斷下降，意味著農民工的源泉規模不斷萎縮，導致農民工的供給能力隨之下降。隨著中國人口結構不斷老化，人口紅利逐漸枯竭，“民工荒”開始從過去帶有周期性和政策性的“荒”，轉變為趨向性和總量的“荒”，過去那種靠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來促進經濟增長的模式將難以為繼，這無疑給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和人口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戰。

從農民工就業的結構上看，農民工大多數就業于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對工人的技能要求普遍不高，新招聘進來的工人只要經過極其簡單的培訓就可以上崗工作。為了降低企業的成本，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大多數企業對農民工實行的是“只使用不培訓”的政策，直接導致農民工在技術技能上的缺乏。同時企業在招聘農民工時存在著形形色色的歧視，所有城市出于保護本城市居民的就業，對農民工都實行了工種和職業限制，例如，上海對農民工的具體限制的行業和工種有:金融和保險、各類管理業務員、調度員等共計20多個工種?，F在的企業正在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技能型轉型，一方面企業需要大量的技術工人，城市培養的技術工人的數量已跟不上企業擴張的速度;另一方面農民工一直得不到技能培訓。因此，社會上就出現了企業招不到工人的現象。

3.農民工維權意識的覺醒與政府政策的缺位是“民工荒”出現的深層原因。農民工權利意識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維權意識已經覺醒，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明確“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他們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出生的。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由體力打拼到技能淘金，由生計所迫到增長見識，由忍氣吞聲到實現價值，由掙錢回家到生根城市。也就是說他們由“生存型”轉變為“發展型”，價值觀有了較大的變化，不會像他們的父輩那樣逆來順受，會主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讓自己生活得更有尊嚴、更加幸福。中國產業工人隊伍正在巨變中:60后和70后正在退出歷史舞臺，80后和90后正在崛起。崛起的80后和90后生來就屬于現代。如果說亦工亦農的生存狀態注定了60后和70后確實屬于傳統“農民工”序列，80后和90后則不然，他們的成長環境、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和價值追求都跟現代接軌而極少接續父輩的傳統，往往只在戶籍意義上還屬于鄉村。如果還把80后和90后看作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那是太牽強了，他們已經屬于完整意義上的現代產業工人。他們的崛起實際上意味著中國傳統農民工全面升級為現代工人。最沉默最隱忍的農民工生活在城市社會的最邊緣、最底層，以最低的收入干最臟最苦最累的活，血汗勞工地位顯然不能為崛起的新生代農民工所接受?！敖y計顯示，16歲以上的農民工中，61%的人年齡在30歲以下，即出生在1980年之后。與吃苦耐勞的父輩們截然不同，他們有著更強的自我意識、權利意識，也渴望著在廣闊的空間實現自我的價值?！保?］

與第一代農民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擁有更大的抱負來到了城市。他們看重的也不僅是工資待遇的漲跌，而是對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合法權益、人格尊重、子女入學、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國民待遇”的訴求和爭取?！坝霉せ摹币步^非僅僅物質上的不對等造成的，心理落差才是“用工潮”和“用工荒”潮起潮落間的指揮棒。權益無法滿足之時，便選擇“用腳投票”的離開方式，這也是他們的無奈回應。一個新勞工時代將在在中國大地拉開大幕，但我們的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并沒有準備好。國家的產業轉型和社會轉型，跟不上中國產業工人的升級換代，這就是“用工荒”席卷大江南北的關鍵所在。

同時，城市化進程中，國家制度和政府職能的缺位導致了農民工的“亦工亦農”的尷尬地位。農村勞動力轉移，城市化的實現是一個系統工程。農民工就業信息閉塞，外出務工存在著盲目性和無組織性，直接導致有需求而無農民工，或有農民工而無需求的情況出現。從了解勞動力資源狀況、就業前的培訓、提供就業信息、組織就業到權益維護，都需要政府部門提供配套的管理和服務?，F階段，政府職能缺位，農村勞動力轉移基本依靠市場，導致無法掌握農村勞動力資源及轉移的基本情況，包括數量、年齡結構、文化程度、技能水平、地域分布、轉移意向等，政府沒有面向農民工就業的市場服務體系。農民工一頭連著農村一頭連著城市，是城市和農村聯系的紐帶和橋梁。他們已脫離農業生產，但仍擁有被視為社會保障的承包土地;已成為城市社會的實際成員，但沒有相應的城市戶口和城市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傳統的戶籍制度使大量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不能獲得平等的社會身份，他們不能與城鎮居民進行平等競爭，更不能獲得與城鎮居民相同的待遇，依附在戶籍制度上的上學、居住、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功能，使國家不能將就業資源向農民配置，使農民工不能享受同等的勞保、醫保和同工同酬等權利。沒有城市戶口，農民難以在城里落地生根，不得不成為飄泊不定的“流動人”。在城市經濟擴張、收入較高時進城打工，在經濟調整或農村形勢好轉時又重新返回農村，造成階段性農民工缺少［6］。僅靠市場機制的作用是難以解決“民工荒”問題，如果沒有政府和全社會的鼎力支撐，沒有剛性制度的約束，農民工的自身權益就難以得到更多的保障。

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發展中國家中，存在著無法逾越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向短缺轉變的“劉易斯拐點”，農民工作為我國社會轉型的生力軍，他們的發展，包括自我確認、自我意識、自我實現等等直接影響到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開展。從“民工慌”到“民工荒”的惡性循環中，農民工做出了“用腳投票”離開城市的選擇，表現出太多的消極性和維權的太多無奈。但2010年夏初爆發的農民工為主體的“罷工潮”則表現出更多的積極性和自覺性，需要政府進行積極的疏導。對外來農民工的排斥和隔離凸顯著我們的城市與現代文明的距離?，F代文明的根本內涵應該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弱者和底層。如果排斥繼續存在，他們就不可能保持對城市社會的認同和忠誠，逐漸淪為精神上的游牧民，這無疑是對國家穩定的一個重大隱患。

三、破解近期“民工荒”問題的對策

正因為“民工荒”現象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是社會發展、經濟結構調整、企業和農民工價值觀念變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所以破解“民工荒”問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社會各方面協同努力。宏觀地講，需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增加農民特別是農民工的收入是解決“民工荒”問題的當務之急。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有了巨大提高。但農民人均收入不到城鎮居民的1/3，農民收入增速比城鎮居民少0.6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少1.3個百分點。對于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呈現逐年擴大的趨勢，國內外學者的觀點比較一致。如世界銀行專家(Martin和Chen，2004)就計算出中國全國的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21提高到2001年的0.447。另據國家統計局資料，1978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為0.16，1988年為 0.386，2001年為0.395，2003年為 0.457，2005年為0.47;基尼系數平均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尤其2001年至2003年三年時間增加15.7%，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據李實(2007)最新測算，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的隱形補貼，基尼系數已達到0.5。因此，改善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縮小收入差距，特別是縮小資本收益和勞動力收入的差距無疑是解決“民工荒”的重要途徑。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民工荒”問題關系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局，關系著黨執政地位的鞏固和新農村建設順利進展，也關系著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國人口60%以上居住在農村，農民生活水平明顯低于城鎮居民，農村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事業的發展水平也明顯落后于城市。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農業，就是以實現農民富裕、縮小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為基本目標，以建設現代農業基礎產業為方向，通過生產條件、生產手段、經營管理的現代化，特別是依靠科學技術擴散、現代生產要素的投入、市場機制的引入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把傳統農業轉變為科學化、集約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現代農業的過程［7］。市場經濟要求和國家農業政策要求，通過直接和間接投資，將農業改造成盈利部門。非農產業和城市對農業和農村的反哺，是充分利用城市經濟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拓寬農民的收入渠道。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全面提高農村勞動者素質，最重要的就是要造就和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高素質新型農民?！懊窆せ摹钡谋澈髮嵸|上是農民素質偏低的問題。這就需要提高農民的各種素質，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把農村巨大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實現就地轉化，以減輕城市壓力。

2.加大城市化特別是城鎮化步伐，農民獲得平等的居民待遇，是最終破解“民工荒”問題的根本途徑。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我們應該看到，雖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速度加快，但是由于城鄉壁壘、政策限制等因素，城市化進程依然相對緩慢，與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相差甚遠。這就需要從根本上破除制約人口轉移的體制障礙，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

首先，加大戶籍和土地制度等配套改革。從根本上解決“民工荒”問題，必須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給農民工以平等的市民待遇。長期以來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土地經營制度嚴重阻礙著農民向城市轉移，不打破這種現狀，就很難提高城市化水平。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就必須在戶籍制度方面做好配套改革的措施。一方面，加大戶籍改革力度，進一步放寬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逐步打破農村戶口與城鎮戶口封閉分割的管理模式，使農村勞動力在政府的引導下，實現向城市的有序流動和轉移。在戶籍改革方面，我國也邁出了重大的步伐。公安部的最新統計表明，目前已有河北、遼寧、江蘇、廣西、重慶等12省(區、市)相繼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二元戶口性質劃分，統一城鄉戶口登記制度，統稱為居民戶口，建立了城鄉統一的戶口的登記制度。據了解，這些率先推動“戶改”的城市雖然在戶口形式上都統一為“居民戶口”，但一到落實具體政策和福利時，差別常常就浮現出來，不能實現“新舊同等待遇”，造成了城鄉新二元結構。城鎮戶口放開以后，農民只不過是從農村潛在的失業人員變成了城市流動人口，反而對社會造成了更大的危害。戶籍制度改革決不僅僅是實現城鄉公正、統籌發展的問題，而且核心更應該是推動各項配套政策改革，從根本上打破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二元結構瓶頸，真正達到統籌城鄉發展的和諧社會建設目標。

其次，穩步推進小城鎮建設。小城鎮建設是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徑，也是解決“民工荒”問題的根本出路。與同等工業化程度的國家相比，我國城鎮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根據城鎮化的一般規律，城鎮化水平在30%－70%的時期是城鎮化加速發展的時期，一個國家的城鎮化水平達到70%左右才能基本穩定?？梢灶A見，未來20年，我國將處于城鎮化加速發展期。若城鎮化率按年均增加1個百分點計算，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將達到57%，城鎮總人口8.28億，比2002年增加3.26億(包括城鎮人口自然增長0.37億)。這意味著從現在到2020年，將有2.89億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轉化。我國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數量之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所沒有過的。如果繼續將農民特別是農民工排斥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之外，我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將更加突出和尖銳。小城鎮處于“鄉之首城之尾”，是溝通城鄉的橋梁和紐帶，這一特點就決定了小城鎮在我國現代化和城市化中，特別是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中有著獨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發展小城鎮更能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加快城市化進程。在建設小城鎮的過程中，也應該注意統籌規劃，絕不能搞雷同，絕不能流于形式。各地應依據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著力發展小城鎮，小城鎮規模和數量，要按照資源定向或市場定向，明確能帶動周圍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的原則，搞好規劃，合理布局。發展小城鎮經濟，以業興鎮，通過產業發展推動農村城鎮化進程，以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進一步促進大中城市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實現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與轉移。

在我國，老年社會已經到來，國家和社會應該總結計劃生育政策的利弊，調整人口政策，提高農民工素質，是解決“民工荒”現象的迫切任務。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解決“民工荒”問題是一個系統的復雜工程，必須以建設現代化農業為根本，以提高農民的素質為關鍵，以加快城市化進程為目標，以堅持城市反哺農村的發展道路為著眼點，進一步深化各項配套改革，完善各種保障機制，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奠定基礎。

［1］“用工荒”折射員工更多福利期望［OB/OL］．http://news．163．com/10/0225/12．

［2］韋曙林，許經勇．透過“民工荒”現象看其問題的本質［J］．學術研究，2005，(1)．

［3］劉艷麗．試析我國目前“民工荒”的原因及對策［J］．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2)．

［4］何亞福．民工荒背后是年輕勞動力減少［N］．東方早報，2010－02－26．

［5］郭惟地．新民工荒探源:“普工荒”替代“技工荒”［OB/OL］．http://info．cloth．hc360．com/2010/03/01．

［6］劉鳳姣，蔡幸華．我國“民工荒”出現的原因及對策研究［J］．益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4)．

［7］王振中．中國農業、農村與農民［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128．

F241.21

A

1008－8520(2011)02－0024－05

2011－01－04

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課題(201003002)

張鷙遠(1970－)，男，河北唐縣人，教師，碩士。

［責任編輯:梁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