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的用工“荒”

□ 本刊記者 陳 曉

“春天里”的用工“荒”

□ 本刊記者 陳 曉

東部招工不再那么容易，今年用工缺口尤甚以前。

東南告急、華南告急！湖北“截留”、四川“截留”！

新年伊始，傳統的用工大省與勞務輸出大省的搶工大戰在中國大地上演。

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說：“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留在城市，是為了更好的生活?！?/p>

這句話在“農民工”——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巨大群體身上得到印證，他們如候鳥般在偌大的國土之上遷徙，在城市與城市之間輾轉。

自改革開放以來，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他們是城市的“草根”，也如草根般生命力旺盛，百折不撓。他們生活在城市，工作在這鋼筋水泥的叢林，并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卻始終被打上“農民工”的標簽和印記。即便登上春晚舞臺的旭日陽剛組合以一曲“春天里”登上春晚舞臺，“農民工兄弟”這樣親切的稱呼屢屢可見，新生代農民工地位一再得到提升，也并不意味著城市包容和接納這一群體。在這一稱呼背后，是他們深刻而艱辛的命運，既無法擺脫等級貴賤的話語內核，也為新經濟形勢下的中國經濟地圖走向悄然畫上一個注解。

2011年春，延續了幾年的“用工荒”現象又派生出新的變化，這一變化引起許多人的關注，最明顯的是，中西部開始與東部展開爭搶農民工的激烈競爭。

據統計，當前農民工后備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時減少了600多萬人，三年減少近2000萬人。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調研顯示，東部地區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為1455元，中部地區為1389元，西部地區為1382元。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僅高5%，而5年前東部地區工資比西部地區平均高15%。

出走還是留守？這成為擺在農民工兄弟面前的一道選擇題，也成為窺視我國經濟形勢變遷的一個力證。

農民工流動新趨勢

時值春節，一直在廣東東莞打工的江西村民楊平陷入了兩難，他得知家鄉新成立一家造傘廠，正在招募工人，月工資在2200元左右，同時該廠還能為他的妻子提供一份月薪1300元左右的工作。此前他在東莞一直從事電子元配件的流水線組裝工作，月工資3000元左右，刨去吃穿用度，所剩不多。是繼續遠離親人南下掙取微薄的工資，還是留在家鄉就業，楊平選擇了后者，這也意味著他將孩子帶進城的計劃要暫時擱置了。

據報道，春節還未過去，在鄭州、重慶、武漢等地，就有多家企業集結于火車站、長途汽車站等地，通過拉橫幅、發傳單、現場咨詢等方式做宣傳，希望返鄉過春節的農民工能在春節后留在本地上班。更有機構發出慰問信，承諾當地不僅“有充裕的工作崗位，有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學等政策環境，而且能近距離地照顧老人和子女，免去親情的牽掛和旅途的奔波，獲得家的歸屬感”。

以武漢市為例，公開數據顯示，2月9日至3月11日，武漢市將舉辦117場免費招聘會，8000多家企業提供24萬個就業崗位，這些崗位約七成為武漢本地崗位，另有300余家沿海企業來武漢搶人，供崗近8萬個。

與此同時，在工廠集結的上海、廣東、浙江等地，也打響了人才招攬的戰役，與一貫熙熙攘攘的招工現場相比，戰線開始向后方挺進，一些勞動力密集工廠所在地與西部地區建立友好縣鎮關系，更有地方政府在春節期間組織缺工企業深入到離職返鄉農民工較多的鄉鎮、村居等地舉辦專場招聘會。盡管如此，仍然無法緩解用工荒的局面，“估計今年的招工形勢比往年更嚴峻”，浙江某就業局工作人員這樣表示。

在重慶，曾與紹興簽訂就業協議的涪陵區就業局一改工作方式，轉為勸說外出打工者“幫助家鄉建設”，不再主動宣傳、組織人員外出打工，此前該就業局每年組織約3000人前往紹興打工。

在北京，家政服務公司的預約火爆程度再次提高，許多雇主表示家政服務員如今十分稀缺，人力成本明顯提高。

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司長張紅宇曾表示，如果說過去農村勞動力轉移更多地依靠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那么下一步農村勞動力轉移除了繼續支持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以外，借助國家區域開發戰略，特別是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這些戰略的實施，促使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戰略選擇。

農村勞動力的流向呈現出多元化趨勢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有專家稱，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孔雀東南飛”，民工大潮盡向開放前沿廣東流動；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長三角與珠三角開始平分勞動大軍；再到近幾年來，向環渤海、中西部等地區“逆流動”的現象越來越明顯，打工潮的流向轉動折射出中國經濟區域發展格局的大變遷。

盡管如此，在龐大的春運客流中，涌向珠三角與長三角地區的農民工仍然占據大多數比例。2011年春節期間，一位網友在一份關于農民工的報道中留言說，“今年歲末你們的回家讓全國民營快遞系統幾乎癱瘓?！鞭r民工在大城市第三產業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可見一斑。

用工荒的背后

在這場關于東西部勞動力爭奪的角力背后，是暗流洶涌的經濟形勢變遷。

一直以來，我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懸殊，僅占全部國土面積13%的東部地區曾保持創造占全國過半以上GDP的成績，東部與西部差距十分明顯。

以食品、輕紡、組裝工業等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曾是東部產業的主力軍，然而伴隨資本密集型企業與技術密集型企業蓬勃興起，這類勞動密集型企業開始尋求更為廉價的生產要素。

歷史表明，美國、日本與臺灣都曾經走過這條路。美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在二戰后向日本轉移，而后日本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又向臺灣轉移，再后來臺灣勞動密集型企業向中國大陸與印尼轉移。

在我國內地，一個明顯的趨勢是，東部制造企業開始向西部轉移，有專家表示，用工緊張的連年嚴峻，將更有力地倒逼東部企業的轉型升級，將勞動密集型企業向中西部轉移，本地區發展附加值高、對外來務工者需求量相對較小的高利潤產業。

隨著多個產業轉移示范區的批建，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任務也已進入國家戰略層面。

從陸續閉幕的全國地方“兩會”上傳出的信息中不難看出，對于2011年GDP增幅目標的制定，西部地區普遍高于東部地區。其中重慶市以13.5%的GDP增幅目標拔得頭籌，此外，西藏、甘肅、陜西、寧夏、貴州、四川、內蒙古、青海和陜西等省市制定的目標均在12%以上。中部各省的GDP增幅目標也多在10%之上。

相比之下，東部地區對于GDP增幅目標的設定顯得更為謹慎，上海、廣東、浙江等東部省份紛紛將GDP增幅目標降至個位數。上海社科院表示，“由于消費貢獻率降低，投資儲備不足，民間投資缺乏動力，上海經濟運行的工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短中期動力不足，上海GDP增長率7.3%的發生概率為60%，樂觀增長9.8%的發生概率為30%，悲觀增長3.2%的發生概率為10%?！?/p>

GDP增幅目標的高企意味著地方政府仍需依靠更多的投資拉動效益，調查顯示，部分位于東部地區的批發零售業、制造業、住宿餐飲業和建筑業等勞動密集型企業都表示了向經濟欠發達地區外遷轉移的意向。

2010年5月，鴻海集團與四川省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郭臺銘宣布，鴻海集團將加速西進設廠，“讓年輕員工能夠回家鄉工作，感受家的溫暖?！庇邢⒎Q，富士康將投資100億美元在四川成都建新工廠，而此前富士康與重慶簽署的生產基地協議被認為將為重慶帶來千億元產值。

據了解，目前在成都大規模招工的富士康，給生產工人開出的薪資福利條件是：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時；享受法定假期；月工資1590-2390元(不含加班工資)；購買社保，等等。除富士康外，英特爾、戴爾、聯想等大企業也紛紛選擇“西進”。

城市之門何時打開

事實上，對于農民工的就業流向，專家早有解讀。他們認為，農民工流動遷徙的形式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跨地區流動，隨著沿海地區工商業的快速發展和勞動力的不足，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大量短期甚至長期遷移東部經濟發達地區，這種人口流動也稱為“民工潮”；另外一類流動則是農民就近流動到快速發展的本地城鎮。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認為，解決農民工遷徙的根本問題在于城鄉一體化，從而使農民不需要跋涉幾千里路途來到沿海大城市來掙他那份錢，在家鄉就可以掙到。

然而，城鄉一體化顯然是一個過于龐大的命題，加之于農民工身上更多的是現實問題的累積。

近幾年來，我國的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農民工的工資得到相應的提高。然而，農民工在城市打工的生活成本也不斷上漲，大城市高企的房租、上漲的物價、攀升的子女教育費用等都成為農民工們的不可承受之重，踏上返鄉就業的道路成為不可避免的抉擇。

早在2006年，《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就指出，農民工問題事關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落戶條件的政策，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并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多渠道多形式改善農民工居住條件，鼓勵有條件的城市將有穩定職業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逐步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

毋庸置疑，這些中央文件指明了解決“用工荒”難題的方向。

新生代農民工的出路

在龐大的農民工隊伍里，有一支新生力量不容忽視。伴隨著“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提法的出現，他們也逐漸開始嶄露頭角，他們出生于上世紀80后、90年代，積極樂觀、富有朝氣，雖然在農村長大，但絕大多數沒有務農經歷。據最新統計，全國2.23億的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約有1.4億，約占農民工總數6成。

新生代農民工有著更多對于城市生活的渴望，他們與父輩們有著巨大的差別，也有著比父輩更執著的“城市夢”，然而與父輩們相同的是，他們仍然游離在城市邊緣。這樣一群沒有種過田的年輕人，夢想著在城市長期發展，他們有著清晰的職業規劃和人生目標，不甘心總是在城市的邊緣和底層生存與“追夢”。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張元紅教授表示，吸引農民工流動的最關鍵因素還是工資收入的高低，然而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一份長遠的職業規劃以及在城市安定生活的向往成為更加吸引他們的要素。

伴隨城市生活的耳濡目染，這批年輕人對于家鄉的感情也日漸淡漠，他們不甘心回老家，卻又沒有被城市完全接納，這個在城市這個缺乏歸屬感的龐大人群，似乎正在成為一個同時疏離于城市和鄉村的夾心層。

一位來自東莞的服裝制造業老板稱，如今20多歲的年輕人在制造業做技工的已經越來越少，特別是服裝行業，工人普遍呈老年化狀態，工人大多集中在40-50歲的年齡段，再過幾年，他們基本也就做不了了。

對傳統制造業失去興趣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一大特點，他們往往瞧不起這類技工，而追求更新鮮時髦的工種。學技術、創業成為新生代農民工追求的目標，如何為這些年輕人提供就業教育機會、提高他們自身素質、完善進城配套政策等已成為政府部門思考的課題。

在人口流轉的今天，城市也在流轉，毫無疑問，如何吸引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成為考驗中西部地區城市的命題。張元紅認為，解決農民工的生存條件與農民工的未來是重要的民生保障，需要有關部門統籌規劃，逐步打破城鎮戶籍、住房、社保等瓶頸，同時建立綜合服務保障體系，把就業政策向鄉鎮和農村延伸，才能讓在外工作的農民工真正安定下來。

□ 編輯 劉文婷 □ 美編 王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