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自治是科學獎的生命線

秋風

在中國科學界，求是科學基金會頒發的獎項確實獨樹一幟：它的規模并不是最大，但是眼光卻最犀利：自1994年設立以來，該獎所獎勵的很多科學家要么在獲得官方認可之前，就已得到了“求是”的肯定，要么尚在“小荷剛露尖尖角”之時，就已得到“求是”的資助。

求是基金會如此犀利的眼光是由一個專業的顧問群體給予的，他們是華人科學界的精英。求是基金會的評獎過程，不接受組織與個人的申請，也不受任何外界力量的干擾，而由這些科學精英自主地確定。

也就是說，求是基金會成功運作的秘密在于，它高度尊重科學發展的根本制度原則：科學自治。

邁克爾·博蘭尼是匈牙利裔英國人，他早期從事物理化學研究，取得諸多卓越成就。有人說，他的研究成就完全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只是因為諾獎委員會不知道是該給他發物理學獎還是化學獎，他才沒能獲獎。中年以后，他轉向研究科學哲學。面對上世紀40年代蘇聯政府用權力指導科學的事實，他對科學發展的一般原理，尤其是科學與政府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博蘭尼的核心觀點是：科學的發展是以科學共同體的健全存在為前提的。不錯，科學家個人在選擇研究方向時，主要依靠個體的科學直覺；在進行探究的時候，主要依靠自己的毅力和智慧。但是，科學家的這種直覺、力量，是否發揮到正確的方向上，則依靠科學權威的指引。

每個領域分散的科學研究人員構成一個共同體，只要存在共同體，就存在領袖，此即科學權威?？茖W事業的發展，需要權威透過各種渠道引領整個科學共同體向著正確的方向探索，這渠道包括學術期刊，大學和研究所的培養體系，以及非常重要的、對科學研究資源的分配?？茖W權威按照自己對科學前沿問題的認知，合理地分配科學資源，其中的關鍵正是，讓最具有潛力的年輕人可以獲得資源。

當然，這樣的科學權威也可能犯錯誤，可能有私心。但是，相比較而言，這是最可信賴的。讓你所能設想的替代科學權威的任何其他人和機構分配科學資源，結果都將是災難性的。比如，20世紀以來，政府向科學研究提供大量資助。博蘭尼經過比較研究得出結論：這樣的資助必須按照合乎科學邏輯的方式發放，才能夠有益于科學：“這些補助金會流入獨立的科學觀點控制的渠道”。也即，政府可以掏錢，但這些錢在科學共同體內如何分配，要交給科學權威來決定。博蘭尼以蘇聯米丘林事件為例指出：“只要這些補助的分配伴以建立政府指導的企圖，它們施加的便只能是破壞性的影響?！?/p>

不幸的是，中國目前存在的諸多基金會、獎項的設立，依稀有蘇聯式科學體制的影子：

政府設立了一些科學獎項，獎金相當高，政府也想樹立起獎項的權威性。但是，在這里，科學權威在評獎過程中的作用，受到行政官員和科研官僚的擠壓，與科學無關的意愿通常表現得十分明顯。

政府設立了一些基金會，為各個領域的科學、學術研究提供資助。但是，在評審過程中，科學權威同樣不能發揮決定性作用；相反，煩瑣的文牘似乎才是決定性的。

近些年來，國內外諸多商業機構也建立公益組織，獎勵或者資助科學、學術研究。在這些機構，存在著商業邏輯替代科學邏輯的傾向。

也就是說，在所有這些科學資助和獎勵項目中，科學權威沒有得到尊重，這樣，行政或者商業力量介入、甚至是深度介入科學共同體內部，科學共同體無法建立自治制度，反而被行政或者商業的邏輯部分甚至全部支配。結果，政府和商業機構在科學上花了不少錢，但并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原因正在于，權力和商業的邏輯壓倒了科學自治的邏輯。而如果不尊重科學自治的邏輯，錢越多，對科學的損害就越嚴重。因為，權力和金錢可能顛倒科研人員的價值觀，從而令整個科研群體急功近利，投機盛行。

求是基金會低調而成功的運作，為這些基金會和獎項樹立了一個典范：如果你要資助科學事業，那就請尊重科學共同體自治的邏輯。政府和商人掏錢資助科學事業，當然是功德無量之事。但是，在決定應該獎勵誰、應該資助誰的時候，官員和商人最好走開，完全讓科學權威們來決定。他們當然不是全知全能的，但他們比任何人更清楚，科學共同體中，誰的研究最有價值，誰最具有潛力。而這才是資助者的智慧。

做善事，也需要智慧。金錢資助按照科學自治的邏輯運作，對科學事業才是一樁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