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同志側記(外一題)

□李 致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在共青團重慶市委工作。1957年底調團四川省委《紅領巾》雜志社任職。離開重慶時，盡管我婉拒，仍有多人至火車站相送。乘火車抵達成都，卻無一人來接，來到機關宿舍也沒人幫忙，頗感冷落。我叫剛滿四歲的小女兒站在門口看守行李，自己忙著搬運。不一會兒，一位男同志牽著我女兒的手上樓來，他說：“你女兒站在門口哭，我把她牽上來了?！彼褪钱敃r的團省委書記李培根同志，聽說我到了，特意來看我。我的心里頓覺溫暖。

我在團省委工作了六年。前三年在《紅領巾》雜志社，后三年調學校部兼管少年部。培根同志沒有分管這幾個部門，我與他的接觸不太多。但既然同在一個機關，也有一些了解。

培根同志是老革命，1938年入黨，長期從事地下斗爭，解放后在共青團系統工作。他一貫作風民主，平易近人，沒有架子。大家都叫他“培根同志”，沒有人叫他“李書記”。工作上有不同意見，可以對他暢所欲言；我在請他簽發文件時，就與他有過爭論。只要講道理，他都能接受。在團省委常委會上，我曾聽他講，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同志的作風很民主，喜歡爭論和聽取不同意見。有一次，耀邦同志出差到遼寧，隨行人員就一個問題與他發生激烈爭論。遼寧省委有同志很奇怪，怎么能隨便與耀邦同志爭論呢？培根同志說，耀邦同志喜歡這樣，不喜歡那種只會迎合上級，唯唯諾諾，不敢發表意見的干部。當時，我就感到培根同志在這方面是得了耀邦同志的真傳的。

五十年代后期，在反右斗爭以后，“三面紅旗”對國民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接著又反右傾機會主義，以階級斗爭為綱，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當時的省委的主要領導，常以更“左”的態度來執行上面指示。在這種大形勢下，培根同志不能不照辦，但他不整人害人，不添油加醋。反右期間培根同志在中央黨校學習，回來后得知團省委機關共有十六個人被劃為右派和反黨分子，很感惋惜，嘆著氣對人說：“已經報上去，晚了?！卑褕F省委副書記賀惠君打成右派份子，是省委“一把手”作出決定并堅持的。后來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正如金成林（團省委常委）事后所說，培根同志照章辦事，“磨磨蹭蹭，火力不足”，團省委沒有定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偟恼f來，處理這類問題，培根同志比較通情達理和實事求是。特別是平反寃假錯案，他積極認真，賠禮道歉，落實政策。遇到阻力時，還到外地去說服當地黨組織的領導人。此系后話。

我個人就有這種感受。1955年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時，我在重慶受到隔離審查。我態度端正，最后結論也無問題。我到《紅領巾》雜志社時，雜志社的前幾位主要領導剛被打成反黨集團和右派分子，人心渙散。這可能也就是我到來時無人相接的原因吧?？锇朐乱黄?，是硬任務。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出好每期雜志上，讓分管政工的副手抓機關內部工作。就憑這一點，有同志向團省委領導反映，說我對“肅反”有不滿情緒。培根同志找我談話，勸導我消除不滿情緒。我除了說明實際情況，還強調說“肅反”結束后，團重慶市委把我從少年兒童部長調任大學部長，1956年又派我作為中國學生代表團成員，赴捷克首都布拉格參加第四次國際學生代表大會。不管從哪方面來說，我都沒有不滿情緒。我言之有理持之有據，培根同志完全相信。1958年，我又作為中國青少年報刊工作者代表團成員，訪問了蘇聯。

在團省委領導下，《紅領巾》雜志注意宣傳好人好事。1959年，我們采訪了少年英雄劉文學的事跡。培根同志寫了《讓劉文學永遠活在我們心里》。1960年刊登劉文學事跡的那份期刊，發行量高達一百二十萬份，是平常發行量的十七倍，團省委發出文件，號召全省少年兒童“學習劉文學，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得到全國各地的響應。耀邦同志為劉文學的墓碑題了字。培根同志很高興，半開玩笑地說：“好倒好！就是這一期的《紅領巾》，把團省委（包括《四川青年報》）一年分配的紙張，全都用完了！”

培根同志十分健談，他學識淵博，記憶力強。有人形容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開玩笑說他是“李半天”（即一講話就是半天）。只要他到北京開會，或出差外地回來，無論中央精神，沿途見聞，名勝古跡，楹聯匾對，古怪傳奇或新鮮事物，總是講得津津有味，聽者也很感興趣。1962年，因外事活動，我和培根同志一起爬峨眉山，前后三天，聽他講了許多趣聞，減少疲勞并提高了游興。當然，培根同志常有講長講重復的時候。如果上午開常委會，開到下午一時還不散會，大家便慫恿我去找他的夫人戴克宇大姐，戴大姐“體恤民情”，立馬（這是培根同志常用的語詞）到會議室外呼叫：“李培根！你不吃飯，人家要吃飯嘛！”會議得以“勝利”結束，眾人皆大歡喜。

培根同志愛講話，但十分謹慎。他曾說：“有人說自己犯錯誤，是講話多了。這不對！關鍵是講話的內容?？茨阒v的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迸喔疽埠苡哪?。大躍進大煉鋼鐵時，他到農村發現男勞力都調去煉鋼，豐收的稻谷全由婦女收割。他引用群眾的話說：現在不是人民公社，是人民“母”社。據說“文革”時，有人以此揭發培根同志攻擊“三面紅旗”，真是冤哉枉也！

1964年，我調共青團中央工作，去了北京，兩年后就爆發“文革”。1973年，我調回成都。培根同志先去了涪陵地委，后又到省體委和省委統戰部工作。有一次，聽說培根同志去了新加坡，我專門去聽他講見聞。他詳細地講述了新加坡如何解決老百姓住房問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培根同志后在省政治協商會議任常務副主席。1998年，我當選省政協六屆秘書長，又在培根同志領導下工作，只是時間不長。我發現，培根同志的諸多優點，如平易近人、學識淵博、善談健談、有人情味等，很適宜做統戰工作。無論國內國外，各黨各派，各行各業，三教九流，培根同志都能與對方找到共同語言，使之興趣盎然，為之折服。我多次陪同他接待過臺灣朋友，有與魯迅論戰過的文人胡秋原（現已逝世），有寫言情小說的女作家瓊瑤，只要不搞臺“獨”，培根同志都熱情接待，建立友好關系。機關有同志埋怨政協的會太多，培根同志調侃說：“我們機關叫政治協商‘會議’（沒有哪個機關叫‘會議’吧），我們是靠‘會議’協商來解決問題的，會議自然多一些?！痹谡f工作期間，我又向培根同志學到很多東西。

川劇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培根同志十分重視振興川劇的工作。臺灣川劇團來成都演出，他會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并與之合影。鑒于全國政協有京（?。├ィㄇ┦?，在培根同志的倡導下，省政協成立了川劇室，吸收了省市知名的川劇人參加。那一段時間，每到政協委員活動日，總能聽見川劇鑼鼓和演唱聲。

培根同志一貫顧全大局、廉潔奉公、勤勤懇懇，不計名利，不講排場，這是大家公認的。離休以后，他做了很長一段關心下一代的工作，并把志趣放在寫詩填詞上。我以前不知道培根同志有此雅興。十多年前，我得到戴大姐寄給我的培根同志填寫的詩詞。培根同志八十華誕后，又收到《李培根詩詞集》。由于我喜歡閱讀，戴大姐不斷把培根同志的新作寄給我。其中有四首是寫給我的，內容都是鼓勵我寫作，我很感激。

轉眼又是培根同志的九十華誕，戴大姐擬出版《李培根詩詞續集》，希望我為《續集》寫篇短文。我感到為難。我從小喜歡“五四”新文學，對古詩詞知之甚少，只能說喜歡閱讀，不敢妄加評論。我本與金成林談妥，仍由他著文，因為《李培根詩詞集》是他寫的《編輯前言》。不幸他于幾天前駕鶴西去，這個“重擔”必然落在我的頭上。好在金成林寫的《編輯前言》談了很好的看法，我沒有其他高見。我只想說，詩言志，培根同志的詩詞，是他的心聲，反映了他廣闊的視野和豐富的情感，更反映了他這位老革命寬廣的心懷。

培根同志開始向百歲進軍，期待能不斷地拜讀到他的新作。

2011年7月4日

（此文為《李培根詩詞續集》前言）

緬懷袁明阮

袁明阮同志逝世已兩年，我幾乎天天想到他。

并非夸大其詞，這是事實。我每天看書看報，除了要戴老花眼鏡，還得用上放大鏡。而我常用的放大鏡，正是明阮同志送我的。

1985年，四川省出版代表團出訪日本，明阮同志是我們的顧問。他本是省出版局老局長，1983年機構改革時退下來做顧問，鑒于他多年來對出版事業做出的貢獻，四川出版總社一致推舉他做訪日團的顧問。

在訪日期間，因為明阮同志年齡最大，我們代表團成員都很照顧他。我常提醒他不要丟東西。有一天，他把手提包遺忘在車上，被我撿到了。當我把提包交還給他時，他正在著急，我開玩笑要他發個獎品。沒想到在離開日本前，他真給我發獎了。獎品是一個帶有小燈泡的放大鏡，夜晚也能看清很小的字。大概是明阮同志注意到了我在商店曾對這個放大鏡發生興趣，卻又沒有買（當時尚未達到“小康”水平，能換到的日元也不多）。明阮同志花了三千日元，為我買了這個放大鏡。

我懷著感激之情收下這個獎品。當時我才五十多歲，戴老花鏡就行了。隨著年齡增長，看書看報都得加上放大鏡。拿起放大鏡，我就會想起我們的老局長袁明阮同志。

曾經很長一段時期，四川只有一家出版社，即四川人民出版社，隸屬于四川省文化局。明阮同志是老革命，1938年入黨。1978年，他由重慶市委宣傳部調四川省文化局任副局長（后任四川省出版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分管四川人民出版社，從此我們相識。

明阮同志分管出版社，大力支持我們“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地方出版社原來實行“三化”（即地方化、群眾化、通俗化）方針，主要出版“字大，圖多，本薄，價廉”的農村讀物，遠不能滿足作者和讀者的需要。為沖破這個束縛，四川首先提出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出版了全國許多作家和學者的著作。盡管當時對此爭論很大，但由于調動了地方出版社的積極性，得到了國家出版局和中宣部出版局的陳翰伯、邊春光、許力以等許多同志的支持，“立足本省，面向全國”的方針，終于得到認可和推廣。事實證明，這是全國出版事業在新時期的一項重大改革。

明阮同志分管出版社，大力倡導“學習鄒韜奮”的活動。鄒韜奮是我國著名的政論家和出版家，1932年創辦生活書店。他真誠地為人民服務，出版了許多抗日救國和其他進步書籍。書店雖為私人企業，但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他以出好書和多方面為讀者、作者服務，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皩W習鄒韜奮”的活動，使四川出版人立志做出版家，促進了四川出版事業的發展。

明阮同志分管出版工作，正確處理了出版、印刷、發行的關系。他認為這三家是一條龍，哪一家都不能忽視。他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成都有家名小吃叫“古月胡”（即把三種食材相合），他說出版、印刷、發行三家就該成為“古月胡”。他強調這一條龍，出版社應是龍頭。出版社內有編輯、印刷和發行三部門，這也是一條龍，哪一個部門也不能忽視，但編輯是龍頭。只考慮編輯忽視發行是不對的：因為書發行不出去，就沒有經濟效益，也談不上社會效益，作為企業的出版社將無法生存；但只追求經濟效益，由發行來決定出版什么圖書，不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勢必出現庸俗化的傾向。何況出版事業還有更重大的任務，那就是：發展文化，凈化心靈，傳承文明。

明阮同志十分熱愛出版事業，多次開玩笑講：“生是四川出版人，死是四川出版鬼?！碑敶ò鏁谌珖绕饡r，也聽到一些意見，有同志對某些意見有反感，明阮同志強調說：“我們越有成績，越要冷靜聽取各種意見，不能自滿?！彼x休以后，一直關心四川出版工作。他和張東升同志，曾聯合提出按專業分社的建議。他對出版事業，既能從宏觀上思考和指導，又常深入基層，解決很具體的問題。他平等待人，對同志十分關切。為了工作，他有時也急躁，但絕沒有個人意氣。他對誰有意見，能坦率地當面提出，或向上級反映，光明磊落。這些都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我離休以后，他很關心我的寫作。有一次，他約錢鈴同志（曾任省出版局副局長）一道來看我，因身體不適沒有成行。他在給錢鈴的信上說：“我原來準備約你一起去看望李致同志，但稍感不適，只好改日再去?，F特托你先給他送上洞庭君山茶一盒（這次到重慶時一位同志送我的），希望他在寫文章疲倦的時候，品上一杯被稱為貢品的清茶，文思更為敏捷，創作出更多的精品?！笨匆娺@封信，我感到十分親切和溫暖。我雖創作不出“精品”，但明阮同志的關懷，卻是銘記在心的。明阮同志九十華誕時，我送了我的一本“往事隨筆”給他，上面寫了“仁者壽”三個字，這是我對他真誠的祝賀！

此時又收到一堆報刋，我將拿著放大鏡去看《炎黃春秋》，去看《隨筆》以及其他報紙。這個放大鏡就是明阮同志發給我的獎品，我能不想到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