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陸機與劉勰對“說”的不同看法

■李玉琦

在我國文學史上，由于儒家正統觀念的影響，使小說觀念的確立和小說地位的提升異常艱難，魏晉時陸機于《文賦》中提出了“說煒燁而譎誑”的論點，然而南朝劉勰卻在《文心雕龍》中對他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們二人對“小說”以及“說”的看法分歧，是由于其所在不同時代環境的緣故。

究竟何為“說”？早在《莊子·外物》中即有記載：“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此條歷來常被諸家引用，用以解釋小說之起源。認為“小說”乃街談巷語瑣屑之言淺識小道，是“大達”之反意?！稘h書·藝文志》中，班孟堅沿承其旨，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云云。至南朝劉勰《文心雕龍》，依然執此觀點：“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資悅懌，過悅必偽，故舜驚讒說?！?/p>

然陸機于《文賦》中曰“說煒燁而譎誑”，譎者奇詭也，誑者虛誕也，而將其與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一齊并列為十體，說明“說”是一種文本形式。此種形式早於戰國時便出現，之所以叫“說”，首先取于口說之義，指士人或謀臣對君王的口頭勸諫，故劉勰于《文心雕龍·論說》中云：“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辯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辯士云涌，縱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辯士彌節，酈君既斃于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辯，樓護唇舌，頡頏萬乘之階，抵戲公卿之席，并順風以托勢，莫能逆波而溯洄矣?！?/p>

諸子書中，以“說”名篇者甚多，如《韓非子》有《內儲說》、《外儲說》《說林》《說難》，《淮南子》中有《說山訓》《說林訓》，皆為此類口諫之“說”之集合，《尚書·說命》所載傅說其人，即是以“說”為職業的官員，隨時對君主諫議指導。其時王綱解紐，群雄共起，天下逐鹿，以往公認的規則和道德被拋棄，只要說者善辯，就能以三寸不爛之舌說動君王作出決策，故辯士之論，多是一時的聳動之語，所以《文選》李善注：“說，以感動為先”。說者或用譬喻，或舉寓言，調動一切手段，以期“動人主之心”，于是造就當時之辯說引人入勝，奇詭恣肆的風格。劉勰的論“說”，重點提到戰國時縱橫家游說的情況，然戰國游說者不止縱橫家，儒、法、墨等諸家都曾忙碌奔走于各國之前，在君主耳邊搖唇鼓舌。荀卿之《非相》，韓非之《說難》，以及《鬼谷子》等子書中，皆有對說君藝術的專門探討。

劉知幾《史通·言語》云：“戰國虎爭，馳‘說’風涌……逮漢魏以降，周隋而往，世俗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盡策，自具于章表，獻可替否，總緊于筆札，宰我自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倍绿住秶鴮W講演錄·文學略說》亦云：“‘說’者，古人多為口說，原非命筆之文”，“七國時游說，多取口說，而鮮上書，上書即奏也?！敝赋觥罢f”與“奏”之區別，然劉勰將秦漢以后臣下上書也歸入說體，實際上已超出了古所謂“說”的范疇。

荀卿在《荀子·非相》中講當時辯士的談說之術，要“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指用譬生動警策鮮明，《鬼谷子》談“說”曰：“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韓詩外傳》假托孔子談“說”，除了譬喻、鮮明和奇特之外，還有“歡忻芬芳以送之”，言其出語悅人也，以上，都可歸之為陸機所謂的“煒燁”。

“煒燁”的要求，是口說這一特殊渠道所決定的，但這種口頭的“說”，后來不可避免和變成了文本形式，因為“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谡f欲長遠留存，必須納入文字載體。比如《漢書·藝文志》有記錄蘇秦張儀游說之事的《蘇子》和《張子》，《韓非子》里的《內儲說》《外儲說》，更是有意義的收集游說需用的材料。漢劉向所編《說苑》，是戰國前后“說”的總集，還有非常出名的《世說》，記錄魏晉士人的言談舉止。

為了使說更有感染力的煽動性，說者往往在諫說中插入大量寓言故事，此類寓言故事，正是無甚事實依據的野史傳聞，例如劉向《說苑》中的“說”，多采取君臣或師生對話的形式，似乎是對臣下向君主諫說的記錄，然而這些記錄的來源，大多為“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錄其人”的附會之言，帶有鮮明的小說色彩。這個特點，也正是陸機所謂之“譎誑”。

《文賦》將“說”列為十體之一，而特別強調它的小說特征，與魏晉時期儒家思想統治的崩潰、創作觀念的變革以及“說”體本身的發展都有關系，儒家“述而不作”的傳統受到沖擊，士人的寫作被看作是立言不朽的途徑，而立言的標準，也從過量的闡釋而轉向創造，這種傾向使文苑中出現了大量各種各樣的“說”，以及專敘野史傳聞的志人志怪小說。

這種風尚的出現，與官方的提倡有很大關系?！度龂尽肪矶慌崴芍⒁段郝浴?，謂曹子建接待小說家邯鄲淳，與之“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中又載：“夫街談巷議，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可見他對小說的喜愛，也反應了當時的創作風尚。故陸機提出“說煒燁而譎誑”，并將“說”列為十體，與當時的創作風尚息息相通，對于文體特征的判斷，是立足于當時作品的現狀和創作要求而提出的，對“說”體的論述亦是如此。

與陸機相反，劉勰卻是完全排斥小說的，《文心雕龍》中文的類別有三十三類，獨獨沒有小說，魏晉以來所出現的《列異傳》《博物志》《搜神傳》一類作品，沒有出現在《文心雕龍》的文體舉例中，裴啟的《語林》以及赫赫有名的《世說新語》，《文心雕龍》中也未著一字，可以證明，在劉勰的眼中，這些荒誕不經、傳奇性虛構性的小說，根本不能稱之為文。

《文心雕龍·諧隱》中有一段話清楚的表明了劉勰的觀點：“夫觀古之為隱，理周要務，豈為童稚之戲謔，搏髀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隱，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室，旃孟之石交乎?！闭驗閯③膶π≌f的否定，所以他才對陸機提出了批評，《文心雕龍·論說》：“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于成務，退無阻于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燁以譎誑’，何哉？”

從根本上說，劉勰與陸機的不同，是兩個時代的分歧。從研究角度魏晉南北朝時期一向作為一個完整的時間斷代，然而這一時期前后，上層政治環境和文化政策的調整變化，使社會思想有著明顯的變動，也會體現在文學觀念上。漢王朝的覆滅導致經學統治轟毀，所謂“魏晉浮蕩，儒教論缺”，政治的多元化也帶來了短暫的思想自由，陸機所處之時代，離建安未遠，因此也沾染了一些那時代的文學意識，而迨至南朝，劉宋以降，儒學勢力又重新抬頭，永明間，齊武帝詔復國學，以上公禮祭孔子，后梁武帝于天監中兩次下詔，大倡經學，儒學于是更為世所重，也就造成以經學為代表的儒家正統思想的回潮。

《文心雕龍·序志》：“敷贊圣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之枝條，五禮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边@意味著，劉勰把《文心雕龍》的寫作看成是從事經學的另一種途徑，布篇也以《原道》《征圣》《宗經》等為先，其立論處處折衷于經典，對小說的排斥，也就不足為怪了。

小說觀念的確立過程，主要是對藝術虛構的合理性的認可過程，在我國文學史上，因儒家正統思想的緣故，這一過程異常艱難而漫長。

[1]劉勰.文心雕龍[M].范文瀾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2]陳壽.三國志[M].裴松之注.中華書局,1982.

[3]班固.漢書[M].中華書局,1962.

[4]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M].中華書局,2009.

[5]司馬光.資治通鑒[M].中華書局,1982.

[6]劉知幾.史通[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