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手機》到《一句頂一萬句》

/［北京］劉震云

從《手機》到《一句頂一萬句》

/［北京］劉震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比荒昵拔襾淼奖贝?，胸前抱著一個大木箱子，身后背著一個我媽給我包的包袱。當時的車站在建國門火車站，那個車站有個毛病，就是進站的火車得繞一個彎，就像有些人評價我的作品特別繞，然后我就進了北京。

坐上北大的校車，經過天安門的時候，突然發現：壞了！所有人都告訴我們，天安門在北京的北面，毛主席是坐北朝南看著他的故鄉湖南和他的母校湖南師范?？茖W校的，但是我一看，毛主席卻坐在南邊，往北邊看著，我就知道我轉向了，這一轉，轉了三十一年。我本是個糊涂人，現在在北京，需要在糊涂上面再糊涂一次，才能恢復世界的本來面目。有人說讓我往東，我肯定往西，因為往西就是往東；有人讓我打狗，我肯定打雞，因為打狗就是打雞。李敬澤老師有時候叫我吃飯，他如果說在薊門橋的南邊，我往北邊走就好了，如果往南邊的話，永遠走不到，等我走到的時候，可能飯菜全都吃光了。

我在北大碰到的第一個人，現在是國臺辦的新聞發言人，叫李維一，是維一把我領到了北大。他是北京人，說普通話，他的普通話聽起來很好聽，但我當時卻夢回宋朝，如果在宋朝的話，北大肯定在汴州，我們家就在首都的郊區。那么我說的就是普通話，李維一之流說的則是土語?，F在他對臺灣同胞喊話，他的名字起得也非常慎重，李維一。

進了北大以后，我住在三十二樓，第一次睡上鋪，因為在我們村，沒人睡上鋪。有人問我，你住的是別墅嗎？我說我現在住的不是，但是小時候是，因為我們村的人家家住別墅，而且有院子。在北大，則是六個人住一個房子。

剛才蔣朗朗先生送給我一個同學錄，我看到78級的同班同學中，敬澤是80的吧，幾乎都是全國的狀元或者各省的狀元才能進北大中文系。我很不幸，是河南的狀元，敬澤很榮幸，是河北的狀元，我們班就是全國的狀元。我們是在北大中文系最鼎盛的時候，也是我們最困難的時候進的北大。據我所知，現在北大中文系很少有狀元了。我們班有四個人已經去世了，當我看到這個名單的時候，除了“逝者如斯夫”，還想說，這就像一個瞬間，一個悲傷的瞬間，同時也是迷人的瞬間。

和我住一個宿舍的同學中，有一位是陜西人。十五年前，我到西安去的時候，有兩個人去看我，一個是寫小說的賈平凹，另一個便是同宿舍的這位老大哥。他看起來很高興，對我說了許多語重心長的話，就好像平日找不到說話的地方，找不到說話的人。好像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但起碼好像是。賈平凹好像也是，但賈平凹說的是陜南話，十句有九句聽不懂，不過他還是嘮嘮叨叨說了三十分鐘。我說你不能說點普通話??？普通話是普通人講的。賈平凹是個好“平凹”，有人說他吝嗇，我覺得他的吝嗇是對的，那要看對誰，語言的吝嗇是更好的吝嗇。當時我們一塊兒順著兵馬俑往前走，突然發現一個女子的畫像非常好看，我說我想要這個，他說這個不行，這個是我女朋友。

我們宿舍有一個二哥，是山東人，一進門，我看他年齡比我大，就用河南話叫他“大哥”，沒想到他跟我急了：“你他媽才大哥呢！”我仔細一想，對山東人確實不能叫大哥，因為大哥是武大郎，二哥是武松。我睡上鋪，二哥也睡上鋪，但是二哥在校園里找了幾塊木板，釘成了一張床放在那兒。他說：“我在家的時候，睡的就是上鋪，我考上北大，還睡上鋪，不可能！”其他人看到二哥這么說，都覺得他已經損害了我們的利益，但是我們都是中國人，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二哥說得不對，二哥就理所當然地在沒有上鋪的床上睡了四年。北大百年校慶，班里的同學回來，每人交了一百塊錢，吃了一個份飯，我見到二哥，我說：“二哥，四年的單人鋪睡得怎么樣？”他說：“挺好??！”

我在北大第一次發表的作品，登在我們現在的文學社辦的《未名湖》，作品寫得確實不怎么樣，三千多字，但是在我腦子里記憶很深?！段疵方舆@個小說的人是77級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有一次上課的時候，她說：“你叫劉震云嗎？”我當時想，我的名字她竟然知道？！她說：“你的小說我看了，寫得不錯，咱們是不是能約個時間談一談？”我說：“好啊，去哪兒談？”我說未名湖，她說那兒不合適，看稿子還是要找一個有光亮的地方，我說去我們宿舍，她說那可以，幾點？我說七點好不好？她說七點可以。

結果我這堂課沒上完，就到三角地的商店，商店里面賣袋茶，在此之前，我沒有喝過茶，我買了兩個袋茶。我當時認為，袋茶是世界上最好的茶，不但有茶葉，而且用薄紙包著，旁邊還有一條線，后來我才知道，這是世界上最差的茶。

晚上六點，我跟宿舍五個朋友說：“晚上，對不起各位老大，我想單獨利用一下?！贝蟾绠吘故谴蟾绨?，他立馬說：“正好我有事，馬上走?！苯又绲闪宋乙谎?，我說：“這是朋友?！焙髞砣?、四哥就都走了，還有一個小弟，現在在北大國際關系學院當系主任，臨走的時候，摟著我脖子問了一句：“談戀愛嗎？”我說：“比談戀愛高尚?！倍缫恢蹦\到6點58分，說：“還是走吧?！蔽抑蓝缡鞘澜缟献詈玫呐笥?，他知道我心急如焚的狀態。七點整，女同學敲門，我沏茶，她說：“還喝茶??？”我說：“整天就這么喝?！焙戎业拇?，談著我的小說，她提了十八條意見。我要是按照這十八條意見改，就成了另外一篇小說?？嗨稼は氚雮€月，一個字沒改。沒改是因為心根本沒在小說上，我在回憶當時喝茶的情形。接著我把一字不改的小說又給了這位女同學。停了一個禮拜，又該……我就找到她，問：“小說改得怎么樣？”她說：“改得特別的好！”結果就在《未名湖》發表了。

我當時上學的時候，還受些五四遺留下來的老派知識分子的影響，比如王力先生、吳組緗先生等等。不過，我并沒有覺得他們老派，他們挺新派的，當然，他們面對這個世界的態度跟我們不一樣。還有一些當時交流的老師，像孫玉石老師、嚴家炎老師、袁行霈老師。袁先生的板書很好，流體字，力透板背，講唐詩。袁先生并不管下面的人聽還是不聽，走還是不走，他自己講，自己聽，他講《琵琶行》，一個失意的官員碰到一個失意的歌妓，當這個失意的官員和失意的歌妓相會的時候，袁先生對歌妓的感覺，甚至比作者還要投入。袁先生講著講著就急了，“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青衫濕啊，一個衫子全都打濕了，這不是小哭，是大哭??！”講到這里的時候，我發現袁先生的眼睛充滿了眼淚。我覺得袁先生是個好老師，他是不是把課講給學生不重要，他是講給自己，他講課的享受程度，已經超過了講，他適合當老師，就好像他的學生我適合當作家一樣。

吳組緗先生給我們講過《紅樓夢》。他講賈寶玉和林黛玉不到三分鐘，就講到自己身上了，接著就是給我們扯閑篇，講他一輩子特別不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覺得吳先生也是個好老師，他并沒有教給我們更多所謂的知識，但是教給我們一種態度。他曾經談到他為什么沒自殺。我去世的四個同學中，有一個同學自殺了，人要自殺的話，可能因為一個特別具體的事，正是因為這個事情，使他過去所有的生活，見過的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變得特別的陌生，生活完全褪色了，一切都不對了。他在背叛生活的時候，對生活充滿著譴責和背叛。同班的同學沒在意，他的話找不到人說，沒有一個人想去聽他說。吳先生說，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北大掃廁所掃得最干凈的人。他和老舍先生不一樣，老舍先生是一直受寵的人，是人民藝術家，當發現黨和人民背叛他的時候，他感到所有的生活都褪色了，選擇了更大的背叛：我要離開你們，不跟你們玩了。吳先生說：“我不是這樣的人，你們一定要記住，人要臉皮厚?！边@句話當時我沒有聽明白，到如今終于明白了：第一不著急，第二臉皮厚。這說的是一種胸襟和氣度。不管做什么事，考量的不是技術層面的事，而是這個人有多大的空間和氣度，有多大的空間和氣度，就能做出多深的事情來。

這就是當時我在北大上的文學課，學到的關于“文學”這個詞的東西。

我在北大學到的最好的知識是：為什么上到第三節課的時候，我北京籍的同學嘴里還在嚼東西？按照我們村的實踐和經驗來講，這是牛棚才會發生的事。大四的時候，我實在忍不住了，我問同宿舍一個北京的同學（他現在在哈佛大學當教授），我說：“你在嚼什么呢？”他非常鄙夷地看了我一眼：“那叫口香糖?！蔽也恢揽谙闾?，現在也不知道，但是我起碼知道“文學”是兩個字，前面是“文”章，后面是“學”問。文學是文章的學問，或者叫學問的文章。為抒情狀意、催人淚下，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這就叫文學。文學并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藝。

我媽跟我討論過文學。從我們家的背景來講，我不是因為天生喜歡寫作而寫作，如果我不寫作的話，我早干別的去了，我們家祖上是熬鹽、賣堿的。什么叫文學？這是個問題。我媽媽不識字，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學過幾個字，好像不到一百個。不過直到現在，我媽寫字的時候還龍飛鳳舞，她簽的名字，不比現在任何的明星簽得更好辨認?！拔幕蟾锩钡臅r候有兩個書可以看，一個是《毛澤東選集》，一個是《魯迅文集》。毛澤東面對世界的態度深刻，在他的詩里有一句是“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寫的是一個青年面對這個世界；到最后他寫的是“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從中可以看到他一生變化的曲線。魯迅先生也是個不同凡響的人，他對于文學的貢獻之一是寫出了“阿Q”這樣一個形象，說中國國民性的特征是“精神勝利法”，這個概括是準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啊。當然，“精神勝利法”在中國人身上是淺層的，更深層的是中國人的目光特別的呆滯，看事情的話，這四億人（指魯迅所處的時代）最多能看到二十年。一個人的目光只能看到眼前，還是能看到二十年，乃至二百年，他做事的出發點和做事的方式就不一樣。媽媽從這兩個人的書中選了一本魯迅的書，看來，她雖然文化不高，起點確實不低。直到幾十年后，我也在做文學的時候，她就問我魯迅寫得好嗎？我說確實寫得好。我媽說：“如果魯迅是個好作家的話，那當作家其實還是挺容易的，我看過他的書，‘后院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我也會寫，‘供銷社有兩口缸，一口缸是醬油，另一口缸也是醬油’?！苯又覌寙枺骸笆郎蠟槭裁从羞@個東西？”我按照別人交給我的知識回答說：“文學是表現生活?！蔽覌屨f：“那我出門就能夠看到生活?！蔽覌岆m然不識字，但確實比好多除了像敬澤、繁華、曉明之外的那些個評論家還要高明一點。文學表現生活是扯淡的事，不用表現。對于文學是為了表達生活認識的說法，我媽說：“萬一你的認識是錯的呢？”

我媽愛看《紅樓夢》，她看的是電視劇。人都得死，但是有的人永遠不死，不但人不死，而且永葆青春。于是我說：“你打開《紅樓夢》的時候，賈寶玉永遠年輕英俊，寶釵、黛玉永遠如花似玉，文學就是能夠把生命固定在時間坐標上的某一點?！蔽覌屨f：“這個好，那你抽空寫寫我行嗎？”后來我又發現，這個討論還是錯的，討論的都是前面的那個“文”章，沒有討論背后的“學”問。真正好的文學作品，肯定里面有極大的學問，有極大的不同，其實它的世界完全不是現實的世界，是另外一個世界，那個世界是對這個世界極大的顛覆。

《紅樓夢》確實是一部好作品，我覺得它好不在于曹雪芹人物描寫的能力、細節描寫的能力，而在于態度?！都t樓夢》的主人公是賈寶玉，賈寶玉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是一個在清朝，乃至在古代社會不允許存在的人，也是現在不允許存在的人。他不愛讀書，愛做的事就是整天吃女孩子臉上的胭脂。這樣一個人，曹雪芹卻喜歡。他寫的是日常生活，但是開篇是從一株草和一塊石頭寫起的，這個草不行了，澆了點水，活了。這個草到下輩子就要報恩。賈寶玉是一塊石頭，他在人間的時候特別的干凈，他洗澡的時候，有很多人伺候，但是最后他被世界上兩個最臟的人接走了，一個是禿頭的和尚，一個是跛腳的道士。曹雪芹說，《紅樓夢》里面除了石頭——賈府前面的石獅子——是干凈的，其他的都是臟的，從骯臟的地方到一個干凈的地方去。

《西游記》，我一開始沒有讀出它的學問來。四十歲的時候，終于讀懂了。我原先認為《西游記》是一部通俗小說，后一章是對前一章的重復，都是唐僧遇到妖魔鬼怪。四十歲的時候，我發現一個問題：這個妖魔鬼怪從哪兒來的？天上來的，菩薩那兒來的，釋迦牟尼那兒來的。我到你那兒取經，妖怪又是從你那兒來的，這個經文到底應該不應該取，取回來又有什么用？歷經千辛萬苦到達西天，開經庫的時候，兩個尊者卻跟唐僧討要錢。這讓人不敢多想，不敢跟現實對照。

《水滸傳》是一部好小說，有學問。里面寫得最好的是林沖，林沖是八十萬禁軍教頭，他犯的錯誤就是找了一個漂亮的女孩子當老婆，被別的人看上了。林沖采取的態度是，你可以跟他去，在他刺配滄州的時候他寫了休書，他以為這個事情就結束了。不對，事情其實才剛剛開始。他們一定要把林沖除掉，才能得之而后快。于是就有火燒糧草營、風雪山神廟。我要想活，必須有人死，我要想活，必須殺人，當他產生了這種之前永遠不敢產生的想法的時候，馬上尸橫遍野，鮮血像梅花一樣在雪地里開放。

還有阮氏三兄弟出門唱的歌：老子生來愛殺人。這是世人所喜歡的。這不是說《水滸傳》的人物、情節、細節，描寫得怎么好，而是那個態度了得?，F在的作家也未必能達到。不是說現在的作家不敢寫殺人放火，而是面對這個世界的態度、胸襟和氣度。

當我從事寫作的時候，一開始并沒有意識到態度的必要性，沒有意識到胸襟、氣度的重要性。直到寫到《一地雞毛》的時候，我認識到寫作并不是寫作本身，而是要通過寫作，交到一個特別不同的朋友。大家當時都說《一地雞毛》是原生態的小說，是小林家的流水賬。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地雞毛》就不成立，恰恰小林不是我們認為的那么卑下，他的見識相當了不起，我是把他當做一個英雄來寫的。小林認為他們家一塊豆腐餿了，是一個很重要的事，這是他告訴我的，他是個好朋友。

到《溫故一九四二》，我從里面學到了好多東西。有時候寫一篇作品，尤其在一個十字岔口的時候，正好碰到一個人，一開始不認識，就很快開始認識，開始成為朋友、知心朋友。世界上有四種話非常有力量：樸實的話、真實的話、知心的話、不同的話。當你遇到說不同話的朋友的時候，你的寫作就開始了。

1942年，河南發生一場旱災，餓死過三百多萬人。而當時因為奧斯維辛集中營之類的民族偏見和戰爭，死的也不過一百多萬人。我有一位叫錢鋼的朋友寫過《唐山大地震》，他要編一本20世紀的百年災害史。三百萬這個數字，是什么概念？當我回到河南調查這個事的時候，不但我沒有感覺，經歷過1942年的人和他們的后代也沒有感覺。我問我外祖母，想讓她說說1942年的事，她說1942年是哪一年？我說就是餓死人的那一年，她說餓死人的年頭太多了，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我覺得遺忘比事實本身更重要，更重要的是餓死人不是因為旱災，而是因為政治、戰爭。河南發生旱災的時候，當時的中國政府想把包袱甩給日本人，日本人發現了這個陰謀，于是把兵停在山東和河北一帶不動了，于是在這種政治爭斗中，餓死了三百萬人。到這個時候，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小說。如果這個小說寫出來是一般的小說，餓死的三百萬河南人面對自己的死亡是什么態度？這是很重要的，最后我發現，他們面對自己的死亡，跟我們想得完全不一樣。我們認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會痛哭失聲、悲痛欲絕，錯了！我在里面寫到一個人臨死的時候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痹陴I殍遍野的時候，人吃人就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了。就好像我劉震云餓死了，陳曉明從后面過來，扒下我的褲子要割肉。我又醒過來了，說大哥，我還行。曉明仔細端詳，說你不行了。我想了想，是不行了，就死了。我把1942年當成一個喜劇來寫，悲劇之中藏滿了喜劇，喜劇之中充滿了悲劇。

寫《手機》的時候，又遇到一個很好的朋友——嚴守一。嚴守一認為，好多說的和表面不一樣。一般人認為揭露謊言的作品好。嚴守一告訴我，不是這樣的。他會問我，是謊言重要還是真理重要？我根據別人告訴我的，說真理重要。他說錯了，支撐我們二十四小時每一分每一秒的是謊言，個人的謊言，甚至會是一個民族的謊言或者人類共同的謊言。一個民族幾十年為了一個理想拋頭顱，灑熱血，最后發現是錯的。挺有意思。

接著是《我叫劉躍進》。劉躍進說，你說世界上是羊在吃狼，還是狼在吃羊？我說肯定是狼在吃羊。他說，錯了，我在苜蓿地看到一只羊正在吃狼。羊是食草動物，但是羊多啊，每只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狼淹死。

《一句頂一萬句》這個書出來的時候，長江文藝副總編輯金麗紅大姐說，《一句頂一萬句》說的是什么？我說，要想說清是什么，有多個角度，有情感的角度，還有人物的角度。她讓我從故事的角度講，到底出現過什么過去別人作品里沒有出現的人物。我就說有兩個殺人犯，一個想找到另外一個，找他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說一句知心的話。她說，這個好，有暴力。我說，那就再加上一句，里面充滿了“西門慶”和“潘金蓮”。她說這個更好，書好賣。

但其實這個殺人犯不是在生活中真的殺人。真殺人的話，就成了一個特殊群體，而特殊群體在文學中是最忌諱的。這里所說的殺人是從心理的角度來講。在座的每個人，在心里都殺過人。有的人活著，卻已經死了，這人如行尸走肉，殺了。說一句“去死吧”，就是在心里殺人?？赡苣阍谑澜缟蠚⑺肋^自己的親人。

這個作品出來之后，在歐洲的宣傳方式跟在中國的宣傳方式截然不同。中國會讓它面對好多媒體，他們則會讓你讀自己的書。在德國有一個機構，歌德學院，他們給《一句頂一萬句》辦了一個朗誦會，用標準的北京話讀《一句頂一萬句》的是一個德國人，剩下的都用地方口音，河南話、山東話、東北話、廣東話、陜西話、山西話讀同一段文章——我發現這確實能夠把悲劇讀成喜劇。當場有一個人站起來說，你說得太對了，我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把我嫂子殺了。我說，你應該感謝你嫂子，她支撐了你的每一天，支撐了你的人生。

另外，西門慶和潘金蓮，也是不一樣的?！端疂G傳》里的西門慶、潘金蓮、武大三者的關系處在一個低級的狀態。但是在《一句頂一萬句》里面，當楊百順發現自己身邊產生了“潘金蓮”和“西門慶”的時候，發現自己被戴綠帽子的時候，他跟武大不一樣，他要提刀殺人。但是當他經歷千辛萬苦，越過高山大河找到“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時候，他突然發現錯在自己。從男女關系的角度來講，“西門慶”和“潘金蓮”該殺，但是楊百順發現，從話的角度、從知心的角度，錯在自己。他發現“西門慶”和“潘金蓮”在一起的時候，話如江水一樣滔滔不絕。兩人說到半夜，一個人說再說點別的吧，一個人說那就說點別的。當他發現這一點的時候，他意識到自己過去的生活，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變得特別的陌生。當熟悉變成陌生的時候，他一定要到更陌生的地方去，去干嗎？就是找一個知心的人說說知心的話。

這是中國人跟其他的民族特別不同的地方。這里有宗教性的差別。除了人跟人的交往，還有一個溝通對象的問題。當你有懺悔的話、痛苦的話、憂愁的話想說的時候，你隨時可以告訴神。但是在一個人人社會里，你如果有懺悔、痛苦、憂愁的話，你得在人中找到一個知心的朋友，才能告訴他。神是隨時隨地都在的，但是在人中找一個朋友是非常難的。所以中國有一句古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边€有一個很大的區別，神的嘴是嚴的，但是在人中，別說找到知心朋友不容易，就是找到了，當你變化了，朋友變化了，生活變化了，這其中任何一個變化發生了，你的朋友就不是朋友了。人生有一知己足矣，并不是說你沒有過知己，而是說你要找到不會背叛你的永遠的知己。而凡是你想告訴朋友的知心的話，一般不是應酬的話，就是“你最近還好嗎”之類的話，這不是知心的話，恰恰可能是兇險的話：我遇到西門慶和潘金蓮了，我想殺了他們，你覺得行不行呢？

當朋友發生變化的時候，你告訴他的知心話如刀子扎到你的心臟里。所以在人人社會里面，朋友是危險的，知心話是兇險的。這就是中國的生活及文化生態所帶來的孤獨。孤獨在這個人人社會是無處傾訴的。這種孤獨和西方的不同，更原始、更彌漫。

將《論語》和《圣經》對照。第一句話，《圣經》是“上帝說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說的是人、神、天地、萬物的關系，但《論語》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指的是在人中要找到知心朋友。由于人中找知心朋友特別難，作為一個寫作者，就有一個最大的好處，他可以在書中找自己的知心朋友。在《一句頂一萬句》里面，我找到了楊百順、意大利傳教士、剃頭的老曾這樣的知心朋友。并不是我在告訴他們，而是他們在告訴我。這是我寫作的最大的動機和目的。寫作并不是寫作，而是傾聽，并不是你要說什么，是書里的人物要告訴你什么——“老劉，咱們再說點別的，行嗎？”我說：“說點別的就說點別的?！彼麄冋f的話是那么的不同。

這是我對生活、寫作和我之間的關系的一種理解。我對自己的定義，是一個傾聽者。我是一個文學青年，大家理解文學青年，是從階段上理解，初學寫作叫文學青年，而我覺得，文學青年是對此抱一個學習的態度，學習文學的文章、學問的態度。學習是件好事情，書里的人物，他們說出來的話，比一個作者要知心、要樸實、要真實，更重要的是“不同”。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作者的基礎，寫作就是一個傾聽的過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是個聽書中人物說話的過程。

我一開始上學的時候，有一個小學老師，姓孟，跟孟繁華先生一個姓。他現在七十多歲，他讀兩個人的書，一個是孔子的書，一個是劉震云的書。有一次我回去，他語重心長地告訴我，你寫的書，不如孔子寫的書。我說，差多遠啊老師？他說有村里到集上那么遠。從我們村里到集上有3.5公里。我說差在哪兒？他說，不差在話上，也不差在藝術上，差在胸襟氣度上。我一定記住這位老師的話，還有北大老師教我的話，努力縮短這3.5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