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和柳宗元文章中的動物意象差異及原因探究

⊙賈永會 張德建［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 北京 100083］

屈原和柳宗元文章中的動物意象差異及原因探究

⊙賈永會 張德建［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 北京 100083］

屈原和柳宗元在作品中都運用了一批動物意象，結合二人的人生經歷和所處時代可以看出，二人具體使用這些意象同中有異。屈原作品中的動物通過鋪陳羅列抒發的是幽怨之情；柳宗元則是在對具體動物的深入挖掘中，表達了強烈的憤懣之情，并且寄托了自己的“道”，發揮了文章導揚諷喻、輔時及物的作用。

屈原 柳宗元 動物意象 差異及原因

屈原（約前340－約前278）是戰國末期楚國人，他忠于楚君，卻因君主聽信小人讒言而被兩次流放，最終投入汨羅江。他創作大量詩篇，開創了“楚辭”這一新的文學體式，也開啟了“《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明”①的比興手法。柳宗元（773—819）是唐代著名文學家，祖籍山西（今山西永濟），他因參與永貞革新而被貶，十年的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馬和五年的柳州（今廣西柳州）刺史是他“一廢不復”的一生。由于政治抱負不能實現，他投入到古文運動的倡導和文學的創作之中。柳宗元在作品中創造了千姿百態的動物形象，寄托了個人的思想情感。

屈原和柳宗元雖然處在看似相距遙遠的兩個時代，但是二人有著相似的流放經歷，在文學創作中表達了某些共同情感，使用了一些相似的表現手法等。柳宗元也表示過對古人屈原的推崇和學習“，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吊屈原文》），“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投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仿《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新唐書·柳宗元傳》），使得二人具有了可比性和對話的可能。研究者多從宏觀角度如二人人生貶謫的悲劇等方面入手，比較同異，分析柳宗元對屈原的繼承和創新，這些研究論文有魏永貴《屈原柳宗元社會遭逢和創作心態比較研究》，王巍《試論柳宗元對屈原的繼承與發展》等。本文以發展的歷史的觀點，從具體的動物意象切入，來討論從屈原到柳宗元的文章的發展變化，并嘗試從二人的人生經歷和所處時代的獨特性探討屈原和柳宗元創作特色的差異以及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以對兩位作家及其文學發展有一個較新的認識。接下來從文章手法、抒情性、思想性等三個方面具體闡釋。

一、從鋪陳羅列到深入挖掘

從二人對動物意象的外在使用來看，屈原通過大量使用引類譬喻和鋪陳羅列的手法，構建了自己龐大的動物體系，動物是作品的一部分，是作者抒情的襯托。而柳宗元則是選擇一種或是兩三種動物獨立成篇，在對動物特點了解的基礎上深入挖掘，賦予其作者的思想感情，這些動物就是文章的主體，是作品意圖所在。

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象征著祥瑞。龍意象在二人的作品中多有出現。在屈原作品中，龍多次作為駕龍出現：“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駕八龍之婉婉兮，載云旗之委蛇”等。作者選擇龍意象，寫高貴的龍為“我”駕車，襯托自己的忠貞高潔。作者并沒有對龍展開描寫，因為發揮這一襯托作用的動物并不僅龍一種，還有鳳凰、鳩、雁、馬（《離騷》：“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保?、鳥（《離騷》：“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保?、狐（《哀郢》：“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守丘?！保┑群芏鄤游?。眾多動物意象組合，通過鋪陳、譬喻構成了屈原獨特的動物藝術世界。柳宗元則不同，以《謫龍說》為例，作者全篇就塑造了一個不可猥褻的謫龍，不管傳統看法認為這是作者自比，還是后來有人認為這是寫王叔文，作者都是要通過對謫龍的詳細描寫，深入挖掘動物世界龍被貶謫與人類世界人才被壓制的關系，構造與人相通的動物世界。簡言之，屈原的駕龍只有存在于龐大的動物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柳宗元的謫龍在作者展開描寫、深入挖掘下，獲得了獨立的文學價值。

從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作家生平的角度來看，這種動物意象使用差異的產生，是屈原和柳宗元的人生經歷和有意為之使然。筆者通過開闊批評視野來研究分析發現，該差異主要產生于不同文體或是同一文體的不同功用，以及文體功用在文學歷史上的發展變化。屈原開創的騷體賦，是一種抒情為主的詩歌。與《詩經》相比，字數由少到多，極大地拓展了詩歌的表現力。不過文章體裁和題材在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前進。經過唐朝古文運動這次文章的大變革，散文極大解放了文學抒情言志的功能，連傳統的騷體賦、駢賦等都受到影響而改變發展為唐代特色的諷刺小賦、新文賦。

柳宗元的賦“體式多樣，有騷賦，四言詩體賦，新體文賦”②。他仿《離騷》的數十篇，從騷體賦嚴格定義來看，只包括《佩韋賦》《解祟賦》《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囚山賦》等六篇，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評》中評價“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③。在柳宗元文集中的賦和文，更多的是經由歷史發展而成的唐代新文賦。新文賦，是在古文運動影響下發展而成的語言更加靈活、構思更加新穎、形式更加自由的賦體，賦的表情達意的功能得到更好的發揮。另外，他的短小精粹的諷刺小賦，借鑒了漢小賦、魏晉南北朝駢體賦的詠物言志的手法，并充分發揮了賦的諷刺藝術來揭露黑暗現實、批判丑陋現象，“他的某些賦就是更藝術化的有韻的雜文”④。明人王文祿稱“柳賦，唐之冠也”⑤。除賦以外，柳宗元通過更多的散文作品，發揮文章辭令褒貶、導揚諷喻的作用?？傊?，與屈原相比，柳宗元借助更加成熟的賦或散文體式，深入挖掘、詳細描寫，塑造了更加鮮明的動物形象。

二、從憂愁幽思到憤懣不滿

屈原的流放和柳宗元的貶謫，給二人對遭遇的感慨、對小人的指責、對君主的幻想等感情以共通性。這些人類普遍的情感可以跨越時代而產生共鳴。然而，屈原將更多的浪漫情懷和幽怨情感，寄托在自己的抒情作品中，寄托在對美的理想中，“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⑥。而柳宗元長達一生的貶謫和更加坎坷的生活，使他那更沉重的傷痛、更強烈的憤懣，宣泄在對丑的批判中。

屈原《離騷》《九章》等作品，寫到了大量的香草善鳥，當然也有惡禽，但前者為主。這樣彌漫在其作品中的是一種浪漫，是豐富的想象和奔放的情感。柳宗元對動物意象寄予的大多是憎惡之情、批判之意，如《罵尸蟲文并序》《宥蝮蛇文并序》《憎王孫文》《逐畢方文并序》《訴螭文并序》等；只有少數動物形象是從正面描寫，《牛賦》便是為數不多的一篇。文中作者褒揚牛的吃苦耐勞、默默奉獻的美好品質，并借無用為害的羸驢、駑馬來反面襯托。作者實際上批判羸驢駑馬似的奸佞小人，而以牛自比、自嘲、自解，“牛雖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字字飽含作者對小人得勢、君子受排擠的社會黑暗的激憤之情。因此，屈原的作品在對美的頌揚中，表現了作者頗具浪漫性的幽怨悱惻；而柳宗元將個人的不滿憤懣表現為對丑的深刻揭露和激烈批判。

兩人的貶謫遭遇成就了他們的傳世之文。柳宗元對屈原的學習使得二人作品中包含共同的幽怨，“參之《離騷》，以致幽”⑦。但是二人具體的情感及其程度又是差異很大，這主要由于二人看似都是貶謫實則經歷結局都不同的人生。屈原和柳宗元是兩位氣質不同的文學家。屈原更多的是一位情感豐富的詩人，第一次流放是因為屈原造為憲令，上官大夫讒楚懷王，“王怒而疏屈平”⑧。第二次屈原勸諫楚懷王不要去秦國，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詩人滿懷個人哀怨，自投汨羅江。屈原通過《離騷》，表達自己對美好道德情操的堅守，“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關心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小人嫉恨阻隔讒言，使他寄希望于君主的美政理想破滅。

柳宗元更像一位百折不撓的勇士，兩次貶謫成為柳宗元終生的痛苦經歷，作為文人的他最好的傾訴之地就是作品，“嬉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對賀者》）在《起廢答》中，作者以“中廄病顙之駒”自比，爛額的馬都能在廢后重新起用，而自己一廢不復，反語“病乎德”，抒發得正是自己被貶十年的內心憤懣。

三、從美政幻滅到輔時及物

描寫動物，屈原除了使用鋪陳譬喻的手法和寄托憂愁幽思的情感外，也表達了一定的政治思想，但與其說這是一種思想，倒不如說是詩人的一個隱約的理想甚至是幻想。與屈原的動物意象不同，柳宗元在動物意象中更多寄托了自己的“道”，柳宗元主張的“道”按張弱水先生的理解包括“公眾之道，堯、舜、孔子之道”；“治世之道，知識分子通過入仕來實現”；“人世間的道，道德準則”⑨。柳宗元認為文章的作用是辭令褒貶、導揚諷喻，所以文章應該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性，創作應該做到文以明道、輔時及物。

“美政”是屈原的主要政治理想。但是屈原在《離騷》中描繪的那個上古賢君忠臣治理淳樸百姓的世界，終歸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皝y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相比屈原，柳宗元作品有著屈原作品所不具有的深刻的社會批判性?！耳X說》寫鵠的仁義之道，“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正是借助作品，寄托作者心中的“道”?！度洹啡∥?，塑造了奉承的家狗、兇殘的野狗、仗勢的麋鹿；外強中干的驢，狡黠兇殘的老虎；借助庇護為所欲為的老鼠等動物形象，諷刺了統治階級庇護小人的黑暗統治，揭露了小人仗勢欺人的丑陋嘴臉，表達了作者“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仗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的思考。作者對社會現象所作的批判和深思，是發揮文以明道、輔時及物的作用。另外頗具社會批判性的作品還有《羆說》《傳》等。

文章思想的差異是特定時代下二人不同的人生經歷和思想主張的產物。屈原詩人的氣質賦予他的是更多的情感“，冀幸君之一悟”，而非激烈的思想。柳宗元更像一位戰士。他青年時參與永貞革新，希望通過懲辦貪官、減免稅收等解決安史之亂后的諸多社會問題。政治革新失敗被貶后，他將自己的抱負轉向文學創作、古文運動、儒學復興的活動中。作為古文運動的倡導者，柳宗元主張“文以行為本，必先誠其中”（《報袁郡陳秀才避師名書》），“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喻而已”（《楊評事文集后序》）“，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為炳炳，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動物題材的創作，是這些主張的很好陣地。

《捕蛇者說》寫到永州的毒蛇有很好的藥用，百姓捕蛇上交可以不用交賦稅，表達作者“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思考，這些是作者對政治的反思，對百姓的同情，也是作者的政治追求。但“百姓的福祉，不僅是思考的對象，更是他愿意去奮力實現的事情，是和他的人生意義密切相關的存在性關懷。理解和實現道，是儒家精英分子的終極目的”“，盡管文章能闡釋儒家之道，但不能實現它”⑩，所以一旦作者有機會，就會關心百姓疾苦，柳州任上，為百姓興利除弊。與屈原相比，興利除弊的政治抱負、關懷百姓的儒道理想、導揚諷喻的文學理論、嬉笑怒罵的文學風格，這些方面的主張和實踐，是唐朝這一時代和個人生涯賦予柳宗元的獨特性。

綜上所述：屈原通過在自己的騷體賦中大量運用鋪陳羅列、引類譬喻的手法，構造了色彩斑斕的動物世界，將個人幽怨的情感和美政理想融入其中。柳宗元則在學習屈原人格和創作的基礎上，通過對動物的細致觀察和深入挖掘，用騷賦、新文賦和散文等抒發個人的憤懣，并宣傳“道”的主張和實現對社會的揭露批判。這是社會時代的前進、文學自身的歷史發展和作家個人獨特的人生經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清代林紓在《春覺齋論文》曾有精辟的評論“：惟屈原之忠憤，故發聲滿乎天地。惟柳州之自嘆失身，故追懷哀咎，不可自已，而各成為至文?！?研究屈原和柳宗元文章中動物意象的同中之異及其原因，有利于認識二人在歷史和文學中的相互聯系和獨特價值。

① [漢]王逸：《離騷經章句序》，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另本文引用屈原作品，依[宋]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

② 馬積高：《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頁。

③ 吳文治：《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柳宗元卷》，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49頁。

④ 馬積高：《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頁。

⑤ 吳文治：《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柳宗元卷》，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52頁。

⑥ [漢]司馬遷：《屈原賈生列傳》，見《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482頁。

⑦ [唐]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見《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本文引用柳宗元作品，依《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⑧ 司馬遷：《史記》卷八，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481頁。

⑨ 張弱水：《柳宗元與唐代思想變遷》，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頁，第92頁，第96頁。

⑩ 張弱水：《柳宗元與唐代思想變遷》，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頁、第135頁。

? 吳文治：《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柳宗元卷》，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570頁。

[1][宋]洪興祖撰.楚辭補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唐]柳宗元著.柳宗元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4]吳文治.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柳宗元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4.

[5]馬積高.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張弱水.柳宗元與唐代思想變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

[7]魏永貴.屈原柳宗元社會遭逢和創作心態比較研究[J].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

[8]王巍.試論柳宗元對屈原的繼承與發展[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9]張婧.柳宗元比較研究述評（1978-2007）[J].內蒙古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作 者：賈永會，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張德建，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編 輯：古衛紅 E-mail：guweihong00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