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新唐書》“大歷十才子”傳記重構過程中體現的觀念變革

⊙陳雪婧 楊遇青 肖偉韜［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黑龍江 大慶 163319］

試論《新唐書》“大歷十才子”傳記重構過程中體現的觀念變革

⊙陳雪婧 楊遇青 肖偉韜［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黑龍江 大慶 163319］

與《舊唐書》相比，《新唐書》并沒有改變對初盛唐時期文人傳記的采納格局，只是相應地改變了入傳者的次序安排和書寫方式。而對于中唐文人的相應調整則變化很大，對文人集團的認定更為嚴謹?！按髿v十才子”這一提法在《舊唐書》中已經出現，但是并沒有作為主要的敘述對象，他們甚至沒有獲得附傳的資格，而僅僅只是在子輩傳記中被述及；《新唐書》則將他們納入“文藝傳”中，“大歷十才子”作為一個專有詩群出現，傳記則以盧綸為中心直接引出?！按髿v十才子”被作為一個書寫單元納入“文學”專門的區域進行處理，雖然在文字的數量上未必增加多少，然而確立了明確的書寫中心，對文人群體的重視程度也是顯而易見的。

《新唐書》 大歷十才子 傳記書寫 觀念變革

在傳記的處理原則上，《舊唐書》以實錄材料加以本時代之理念評價為原則，將人物分類并不細致，更沒有統一的標準，而《新唐書》則是以當下的文學觀進行了相關的處理，正如《進唐書表》所說：“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甭鋵嵲谖膶W觀上，以“古文”理論作為評價依據來增補傳文，這占據了中唐文學家傳記的主導方面。體派意識，唱和作品的關注，師道觀念也都在行文和排位中有所表現。我們就以兩《唐書》對于“大歷十才子”傳記的處理作為研究對象來探討相關之問題。

一

與《舊唐書》相比，《新唐書》并沒有改變對初盛唐時期文人傳記的采納格局，只是相應地改變了入傳者的次序安排和書寫方式。而對于中唐文人的相應調整則變化很大，對文人集團的認定更為嚴謹，如韓愈的傳記后面所附的同流中人就減去了柳宗元、劉禹錫等人，這樣就體現了北宋時期特有的文學觀念，又將中唐詩人進行體派上的劃分，注重整體效應。隨著對入傳者的處理方式的不同，在傳記文本的構成上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正如《進唐書表》中所云：“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笨傮w上看確實如此?！笆隆薄霸鲇谇啊弊匀粫怼拔摹薄笆∮谂f”的結果?？墒?，有時候，以“文”“省于舊”的原則來處理傳文的時候也會帶來一些負面效應，使原本流暢生動的文字變得索然無味。以《舊唐書》的安排方式和書寫方式為參考，《新唐書》對相應的傳記在位置安排、傳文內容、采文傾向上都進行了“事”和“文”兩個方面的處理，我們就以兩《唐書》對“大歷十才子”的處理方式作為例子，來比較一下兩《唐唐書》各自的觀照方式和書寫方式。①

對于“大歷十才子”，《舊唐書》并沒有將他們以文學團體的形式集中立傳，而是以子輩傳記中附載的方式敘及的，如《舊唐書》卷163“李虞仲傳”則寫到李端：

《新唐書》關于李端的傳記則要簡省得多：

端，趙州人。始，郭曖尚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之，請賦起姓?！倍肆F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后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新唐書》此傳，事并未“增于前”，而文則確“省于舊”。這樣看起來更符合傳記作為“古文”的寫法，可是興味全無?！杜f唐書》在敘及“宴集”之雅事用筆最多，言語間富有情趣，詩人間的斗藝、賦詩之場景如在目前。而《新唐書》一改，則僅成一段敘述文字。

關于盧綸的傳記，《舊唐書》同卷“盧簡辭傳”中以其父而附載的，傳文相當詳盡，首敘傳主生平事跡，云：

父綸，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于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為林泉之友。大歷初，還京師，宰相王縉奏為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王縉兄弟有詩名于世，縉既官重，凡所延辟，皆辭人名士，以綸能詩，禮待逾厚。會縉得罪，坐累。久之，調陜府戶曹、河南密縣令。建中初，為昭應令。朱之亂，咸寧王渾充京城西面副元帥，乃拔綸為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貞元中，吉中孚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典邦賦，薦綸于朝。會丁家艱，而中孚卒。太府卿韋渠牟得幸于德宗，綸即渠牟之甥也，數稱綸之才。德宗召之內殿，令和御制詩，超拜戶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誥，居無何，卒。

這段話在敘述之中突出了盧綸以詩名得仕進之過程，以王縉、唐德宗對盧綸之知賞為主線。隨后言及詩歌創作，傳云：

這段話首先肯定了以盧綸為代表的“大歷十才子”的五言詩創作，而后采摭盧綸《懷舊詩》并序，其目的在于彰顯他們在當時詩壇的影響，也借助盧綸的品評指出“大歷十才子”各自的創作風格，盧綸的才華也得以展現。這個詩人群體在“共賦瑤臺雪，同觀金谷笙”的過程中完成應和唱酬。最后以唐文宗對盧綸詩的重視，作品之結集收尾。如此重視盧綸卻沒有為之單獨立傳，主要原因自然是采自國史實錄，而不是史臣的刻意安排。而《新唐書》以盧綸為中心將“大歷十才子”納入“文藝傳”則是刻意而又合理的安排。對“盧綸傳”的改寫在內容上則變化很大，對盧綸的仕宦生活進行大幅刪改，刪去盧綸在朱之亂中的仕宦情況，刪去吉中孚對盧綸的舉薦而增加元載以文舉薦盧綸一事。在所敘述盧綸文學成就的一段，刪去《舊唐書》采摭的《懷舊詩》，增加唐憲宗命人收集盧綸詩集一事。而在涉及對十才子的整體文學評價時并沒有著意用墨，只是說他們“皆能詩齊名”，更沒有提及他們擅長的五言詩。

二

《舊唐書》卷168有“錢徽傳”亦是這種寫法，提及其父錢起，傳云：

父起，天寶十年登進士第。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嘗于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于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逼疸等?，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為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謠十字為落句，深嘉之，稱為絕唱。是歲登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大歷中，與韓、李端輩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游之門，時號“十才子”，形于圖畫。起位終尚書郎。

“大歷十才子”這一提法在《舊唐書》中已經出現，但是并沒有作為主要的敘述對象，他們甚至沒有獲得附傳的資格，而僅僅只是在子輩傳記中被述及，既分散開來也沒有彰顯他們作為文人群體的集團作用?！杜f唐書》在某個人傳記中也將他們視為一個群體來書寫，卻并沒有重視他們，為他們單獨立傳。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李端的傳文只提及四人，即李端、韓、錢起、盧綸。盧綸的文以其引出十才子，但是在具體人數上存在差異，傳文共提及十一人，即盧綸、錢起、韓、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李端等人，在詩序中又提及暢當、夏侯審二人。也就是說“，大歷十才子”究竟是哪十個人都沒有明確下來。在文本內容上，《舊唐書》重點敘及詩人與“貴游之門”的關系和他們作品產生的“宴集”情境，尤其是與郭曖、王縉之關系。②《新唐書》則將他們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學交際中心集中書寫，他們自然就成為京城文化的精英分子。錢起的傳文只提及三人，即錢起、韓、李端?！缎绿茣穭t將他們納入“文藝傳”中，“大歷十才子”作為一個專有詩群出現。傳記則以盧綸為中心直接引出錢起、韓、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夏侯審、李端等十人。不過，以盧綸為中心，對其他詩人的介紹詳略不等?！杜f唐書》并無韓、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等人傳記，《新唐書》補之，雖然簡略，亦多有益處。關于韓述及其字號、籍貫、入幕過程和官職，吉中孚僅僅述其籍貫和官職，司空曙述及字號、籍貫和官職，苗發述及父名和官職，崔峒、耿、夏侯審則僅僅述及官職。通過我們上面的比較，以錢起、李端的傳記書寫來看，《新唐書》還不如《舊唐書》詳細而有文采?！缎绿茣繁M管將“大歷十才子”在文藝傳中以群體形式列出，實質上還是以盧綸為中心以附傳的方式引出其他詩人。

不過，正如劉勰《文心雕龍·史傳》所說“：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斯故總會之為難也?；蛴型瑲w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于復重，偏舉則病于不周，此又詮配之未易也?！雹墼趯髦魅诉x和歸屬的具體的處理方式上，《新唐書》也有隨意之處。如《舊唐書》卷137有劉太真、邵說、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益、李賀的傳記，《新唐書》則統一移入“文藝傳”中。趙翼《廿二史記》卷16“新書改編各傳”條說：“劉太真、邵說、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善、李賀皆在列傳，《新唐書》改入《文苑》，以其優于詞學也?！雹鼙M管都是“優于詞學”，但是個體差異還是較為明顯，我們不妨對傳文進行分析?！杜f唐書》引史臣的話，為這些文人寫有贊語，云：

史臣曰：文學之士，代不乏才。永泰、貞元之間，如徐浩、趙涓諸公，可謂一時之秀也。然太真以畏懦聞，邵說以僭侈失，于公異、呂渭、李益皆有微累，故知全其德者罕矣。

贊曰：名以才顯，才兼德尊。徐、趙、劉、李，厥聲遠聞。邵、于、呂、鄭，其名久存。半乏全德，愧于后人。

《新唐書》移入之后，對傳文本身進行了相應的增刪補寫，內容上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于邵、崔元翰、于公異皆是因為陸贄的原因未能展示其才，僅以文人身份立身“文藝傳”。而李益作為詩人本身的轉播效應被大大降低了，如將錄自李肇《國史補》中的一段話，即：“‘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眲h去。將《舊唐書》所云：“幽州劉濟辟為從事，常與濟詩而有‘不上望京樓’之句?！备臑椤皣L與濟詩，語怨望”，亦略去詩句?！缎绿茣穼Α杜f唐書》引詩的大量刪除顯然存在著對文學作品本身的淡漠態度，或者反對在史書中引詩的做法。將既有的對傳主文學才能的敘寫進行刪減后從“文苑傳”移出本身就體現了《新唐書》與《舊唐書》在文學史觀上的不同。在宋祁看來，以一篇作品或者個別作品名噪的文人還不能算是文學家，個人品質有問題的文人即使有成就也不一定能被列入“文藝傳”之中。這樣看來，“大歷十才子”作為一個詩人群體在宋祁的眼里具有一定的分量，被作為一個書寫單元納入“文學”專門的區域進行處理，雖然在文字的數量上未必增加多少，然而確立了明確的書寫中心，對文人群體的重視程度也是顯而易見的。

胡應麟在比較《史》《漢》風格時說過一段話：“子長敘事喜馳騁，故其詞蕪蔓者多。謂繁于孟堅可也，然而勝孟堅者，以其馳騁也。孟簡敘事尚剪裁，故其詞蕪蔓者寡，謂簡于子長可也，然而遜于子長者，以其剪裁也。執前說可與概諸史之是非，通后說可與較二史之優劣?！雹萑绻覀儾贿^多地考慮司馬遷和班固的影響力，將這段話來比較兩《唐書》的敘事取向，就會發現同樣具有有效性?！缎绿茣吩诟淖儭杜f唐書》之“蕪蔓”的同時也使得敘事效果甚至事實本身發生了變化，這也是矯枉過正的一個結果。

① 關于“大歷十才子”名稱來源及集團成員問題可參考謝海平《唐大歷十才子成員及其集團形成原因之考察》，見國立編譯館主編、中國唐代學會編：《唐代研究論集（第四輯）》，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2年版。

② 關于這一點可以參考查屏球《大歷京城詩風與元王集團》一文，見查屏球《從游士到儒士——漢唐士風與文風論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86頁。

⑤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13，上海書店，2001年版，第129頁。

本文是黑龍江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唐文學家傳記文本的選擇與重構”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552186）

作 者：陳雪婧，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副教授，主要從事文學批評研究。

編 輯：張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