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李賢及其經世之行

高會霞

(安徽大學 歷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試論李賢及其經世之行

高會霞

(安徽大學 歷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分析探討了李賢思想和經世之行,認為作為天順內閣的主要輔臣李賢臨危受命,上籌國事,下安百姓,使明王朝終于擺脫了危機。這期間也是其經世思想的形成和實踐期,李賢的經世思想在天順年間的政治生涯中變成經世之行,并有利于那個時代。

天順;李賢;經世之行;來源

明英宗時期(1436—1449、1457—1464)是明代歷史上的重要階段,也是明代進入中期的轉折點。英宗復辟后,以曹吉祥、石亨為首的功臣侍寵專權,強預朝政,當時的政治形勢極其嚴峻。在此背景下,李賢受命入閣,輔佐朝政,他抑權貴舉人才,力挽時局,使明王朝終于轉危為安。本文擬就李賢的經世之行略作探討,以期對明代政治有更深刻的認識。

一、經世之行的思想來源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宣德七年舉鄉試第一,宣德八年成進士,授驗封主事。正統初,遷考功郎中。景泰時擢吏部侍郎,所上《正本十冊》和《鑒古錄》陳邊備廢弛,車戰火器之利,切重時弊,為人所重。英宗復位后,入值文淵閣,終天順之世,成為繼“三楊”之后最為人們看重的宰輔重臣。故《明史》稱“: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者?！笨v觀李賢在政治上的成就,處處體現其經世思想。

李賢的經世思想是他在理學上道以致用思想的延伸。因此,不了解他的理學思想就很難對他的經世思想有更深的體會。少年時代的李賢就受到理學的熏陶,當他還是學生時,就有“為學之道,當如周子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1]6《李文達賢》卷二)志向。宣德八年(1433年),在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就拜訪了以御史身份家居的薛,并對其理學推崇備至,認為“本朝仕途中有以理學為務者,才見薛大理一人?！盵2]1他甚至認為薛是“有志于道學,方出而未顯者”[3]2(《(與薛僉憲書一》卷三),表示愿意向其學習。他到山西時專門拜訪了薛,與他“議論淵源,心竊自喜,以為天假此遇,使知造道之方也?！盵3]2《(與薛僉憲書一》卷三)“雖愚昧所擇亦明,默觀四方賢士大夫其于道學之明,求之切者,無如閣下,于是愿游其門,冀無虛過一生,惟閣下察此心,憐此志,引而進,倘不見阻,自當質疑,不敢怠,不敢忽?！盵3]2《(與薛僉憲書一》卷三)在他給薛的一封信中寫到“仆之所以愿游其門不肯他適者,以閣下見到分明故也?！盵3]5《(與薛僉憲書二》卷三)由此可見,李賢對理學的醉心及其受到薛理學思想的影響之深。

在明代以前,當時的理學家只注重以倫理為主的教學范圍,而薛理學講求外在的實用,注重生活實踐。薛還認為道在圣賢書中,關鍵在身體力行。他說“:學者于圣賢之道,貴乎知而能行。今之士,誰不讀書?講明之功或有之,身體力行百無一二?！盵3]1《(雜錄》卷二十八)又說“窮經將以致用,異日臨政當如此設施,做事業當如此立身行己”[3]4《(雜錄》卷二十八)。與后來的陽明心學事事求于心,講求內在的自悟功夫截然不同。李賢理學也與把學道功夫“更向里說”的理學不同,他講求外在功夫,強調實踐實用,強調道而致用的思想,認為只讀圣賢書而無實踐仍不能見理得道[4]。因此,他認為士大夫應該探索經國大略,為國為民效力,而天順年間的政治生涯,正好為其經世思想提供了得以具體運用的空間。

二、經世之行的所作所為

明代的皇帝自仁、宣之后,大都是怠政充位型的皇帝,勤政者甚少,英宗也不屬有大作為的皇帝。雖在復辟后“親政務,覽章奏”[5]1141(《英宗?；实酆蠹o》卷二十八),但也有怠政的可能,這就需要李賢的時時提醒,因此英宗常說:“愿卿勉輔朕躬,君臣一德”[1]141(《英宗?；实酆蠹o》卷二十八)。

1.舉才直諫

英宗復辟后,曹石作為復辟功臣,縱橫跋扈,為所欲為,英宗雖然知道,但卻念他們復辟有功,也不多加追究,使得他們日益驕橫。時間長了,英宗也很討厭石亨等人。一次,他屏退左右跟李賢討論此事,李賢說要想不讓曹石干政,吏治清明,“陛下惟獨斷,則趨附自息”[6]542(《曹石之變》卷三十六),并說要想獨斷不能過分著急,“愿制之以漸”[6]542(《曹石之變》卷三十六),即逐漸從曹石手中奪回權力,而又不能使他們察覺?！袄钯t所說的獨斷,實質上只是排除了曹、石諸人對朝政的壟斷和干預,是借皇帝獨斷形式的還政于朝,還政于內閣六部”[4],這樣李賢等人參預朝政決策的機會也明顯增多了,這就為其以后經世思想的實踐打下了基礎,有其運用的舞臺了。

在曹石當權時,李賢雖然有所顧忌,不敢多言,但英宗問到他時仍能直言力諫,因此當時被受到舉薦的人也很多。大同都御史年富即是一例。年富因為與石彪不和而被彈劾下獄,皇上問到李賢時,他稱年富“行事公廉,在彼能革宿弊”[6]539(《曹石之變》卷三十六)。英宗也說一定是石彪陷害的,不能讓他如愿,李賢稱贊英宗“陛下明見,真得其情”[6]539(《曹石之變》卷三十六),于是年富就被釋放回家鄉了。

在天順改元復位之初,石亨等人讓李賢入閣,而且還說吏部尚書王翱年老了應該告老還鄉,李賢卻說:“朝廷不可無老成人,況翱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安敢當此重任!”[5]1095(《英宗?；实酆蠹o》卷二十七)當李賢因石亨等人嫉妒而被貶為福建尚書時,王翱上書為李賢辯白,所以他仍然留任禮部左侍郎。李賢正是在舉薦人才的時候,也同時為自己留下了一條后路。從此以后,他處事小心,遇事盡量不采用激烈的方式,對待曹石的干政,他則開導皇帝省悟,以皇權來抑制權奸。

并推制度是明朝職官選舉的重要制度,但天順以前并沒有這項制度,方面各官由三品以上京官保舉,因此有好多人營私舞弊行賄官員。特別是復辟之初,曹、石借機舉薦私人,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李賢再入內閣,“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7]4677(《李賢傳》卷一七六),并推由此產生。當時吏部有尚書王翱,兵部有尚書馬昂,內閣有李賢,這樣曹、石等操縱朝政不像過去那樣容易了。所謂“時帝延見大臣,有所薦,必先與吏兵二部論定之。及入對,帝訪文臣請問王翱,武臣請問馬昂。兩人相左右,故言無不行?！盵7]4676(《李賢傳》卷一七六)并推制度在當時確實選拔了許多有才能、重治行的官員,并對當時的營競之風起到了抑制的作用。

在懲治石亨兄弟的同時,英宗更加依賴內閣了。天順時,李賢入閣主持政務,呂原、彭時輔佐,“三人相得甚歡”[7]4683(《彭時傳》卷一七六)。當時英宗重李賢,數召李賢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7]4683(《彭時傳》卷一七六)。呂原、彭時有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7]4683(《彭時傳》卷一七六),但二人卻并不記恨,李賢對他們非常佩服,說:“彭公真君子也?！盵7]4683(《彭時傳》卷一七六)皇帝對閣臣的重用以及李賢能夠團結內閣成員和朝廷重臣,使其在政治上可以順利推行其政策。

明朝自開國皇帝朱元璋時就設置了錦衣衛制度,它直接聽命于皇帝,不受兵部的節制。到以后又有所擴大,東廠、西廠相繼設立。英宗時門達得勢,錦衣官校橫行社會,他們唯財是圖,貪得無厭,在當時危害極大。一天,李賢對英宗說:“今天下百姓頗安,唯有一害。上曰何害,李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于外如狼如虎,貪得無厭寧有紀律?”[8]35皇上聽后就責罰了門達,因此也有人為李賢很擔心,怕他惹禍上身,李賢卻認為“若除此弊,怨亦不辭”[8]40。談遷曰:“天順之際,中外纓組,填獄北司者,比比也,偏信門達,羅織細故,隨閣部無少免,獄吏之貴,固如是矣?！盵9]2159(《英宗天順七年》卷三十三)李賢雖然沒有能勸英宗廢除錦衣衛制度,但卻對它進行了扼制,從而減少了它的不法行為,對當時的社會也有較大的影響。

2.崇尚節儉

除了在政事方面,李賢時時提醒外,他還常勸英宗節儉。明代的皇帝幾乎都是窮奢極欲,英宗比起他的后代來,還算是較為節儉了。他常說:“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宮時。是以每日視朝,朝母后畢即親政務,覽章奏。至于飲食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便?！盵5]1141(《英宗?；实酆蠹o》卷二十八)李賢開導說:“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可期?！盵5]1141(《英宗?；实酆蠹o》卷二十八)又說:“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盵3]19(《奏議》卷一)李賢不僅利用言語進行勸導,他還利用一切事變天異開導英宗,他常對英宗說:“天威可畏,乞陛下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盵5]1159(《英宗?；实酆蠹o》卷二十八)皇上聽后非常贊許。當聽說秦國的傳國玉璽在虜酋孛來手上時,石亨想要趁機奪取而李賢卻進諫說:“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即位,正宜輿之休息。況虜雖近邊,不曾侵犯,無故舉,誠為不可。若璽仍秦皇所造,亡國之物,不足為寶?！盵10](《臣謨》卷二)于是,英宗就打消了奪取寶璽的念頭,這就避免了一場戰爭,使得當時的邊境安定,人民得以休養生息。

3.整頓軍紀

李賢生活的時代,處在明朝的轉折時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日益突出。作為關心時局的文人和朝中大臣,軍事也成為其經世之行的一個方面。英宗土木之變蒙羞塞北,蒙古軍隊進攻北京城,雖然由于于謙的有力組織使得蒙古軍隊撤退,但這時期明朝的邊防空虛,可謂是“兵威不振”。李賢因此上《御邊保國事》,他主張整頓軍隊,并力主親征給敵人以有力的打擊。

景泰二年(1451年)時,他又陳“車戰火器之利”“邊備廢弛狀”,并且提出了用兵之道即“善用兵者,伸其號令,嚴其紀律,以作其氣,以鼓其勇,使之畏威懷德,效力用命,以進死為榮,以退生為辱”[3]3(《上御邊事》卷二),希望以此來壯大明朝的軍隊,鞏固國防。

英宗復位后,一次蒙古人帶兵到達雁門關,附近人民都紛紛逃入京城,地方官不能禁止。這時李賢對皇上說:“宜出軍紫荊、倒馬二關。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盵5]1130(《英宗?；实酆蠹o》卷二十八)英宗于是就派人分別守備紫荊、倒馬二關。蒙古人的軍隊看到明朝早有防備就退去了。在看到英宗憂心官兵的支俸多,每一年國家都不能按時發放時,李賢就趁機進言“汰老弱以外,則費省而人不覺”[7]4673(《李賢傳》卷一七六),英宗聽后,對他進行了褒獎,并按他的建議施行。

巡撫制度是明王朝“以文制武”,“防止武人跋扈”的關鍵措施,文臣巡撫理所當然地成為制衡總兵武臣的重要力量。但是,手握重兵,雄居一方的總兵武臣對于文臣巡撫的鉗制約束總是不習慣不甘心的[11]。英宗復辟后石亨等人請求罷黜巡撫制度,但不久就出現“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弊”[8]16,“邊徼騷然,軍無紀律”[6]453(《曹石之變》卷三十六)的混亂局面。李賢認為“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8]16,于是在與王翱、馬昂商議后,確定了六人,他們到任后嚴明賞罰,振舉兵威,使當時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李賢薦舉的這些人不僅整頓了當時軍隊的混亂局面,也多能對國家有所貢獻,對安定邊疆起了很大的作用。

4.注重民生

李賢認為“民心之向背系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團結民心而欲長治者難矣”[3]18(《奏議》卷一)。因此,關心民生成為李賢經世之行的又一個方面。他是從現實的社會政治的需要出發,考慮“生民之大本”并把其作為經世之行的基本內容。這是其同時代理學家所不具有的鮮明特色。

景泰年間,山東連年災傷,到天順初年,政府發銀三萬兩進行賑濟,但是有司認為銀兩不夠請求增加。內閣大臣徐有貞卻說,發放銀兩老百姓不會得到好處,并且還會有許多弊端。而李賢卻認為:“雖有此弊,畢竟增銀有所濟”[5]1100(《英宗?；实酆蠹o》卷二十七),于是皇上又增銀四萬兩進行賑濟。

天順四年秋天時,江南地區發水災,農田被淹沒,百姓生活極其的困難,但大臣們卻沒人向皇上說明真實情況。一天英宗召見李賢問他這次水災的情況,他回答說:“若非大施恩惠,安得蘇息”[8]56,他還請求減免受災郡縣的糧草。于是“天下奏水災者無虛日,通政司奏對無日不有”[8]56,百姓才得以休養生息。這次水災后,糧價上漲,人民生活艱苦,李賢為此很是擔憂。到天順七年二月,天有災異,空中有聲,他就向皇帝上書說:“傳云無形有聲曰鼓妖,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則妖生焉。乞行蠲恤之政?！盵9]2147(《英宗天順七年》卷三十三)英宗就同意了他的這一建議。

天順年間是一個外患內困,連年災荒的時代。大明王朝能平穩地渡過這幾年,與李賢實行的“生民之大本”政策密不可分。不僅天順年間如此,就是憲宗時,李賢因奔喪回家看到河南旱澇頻繁,回去后就立即上書希望朝廷盡快進行救濟。他在給金尚書的文中也說道“古之大臣為國大計務在得人心,凡有所費,寧在虧官,不肯損民,恐失人心,故也”[3]7(《簡金尚書》卷三)。李賢實施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雖然是防止饑民盜亂,維護王朝統治的長治久安,但其參與組織的賑災活動,在當時還是很有積極意義的。

另外,明英宗雖然不是一位有作為的皇帝,但在他臨死之前卻也做了幾件好事,尤為人稱贊的就是廢除了妃嬪殉葬。景泰帝死時雖以親王身份喪葬,但仍用其妃子殉葬。最初殉葬人中也有景泰帝的皇后汪氏,李賢看到后對英宗說:“妃已幽廢,兩女幼,尤可憫”[5]1096(《英宗?；实酆蠹o》卷二十七)。太子朱見深也因為汪皇后曾經保護自己,反對景泰帝廢立太子為由,請求英宗赦免她。于是,英宗就讓她們帶著自己的東西搬回原來的府邸居住。到英宗駕崩時就下了一道詔書,不許自己的妃嬪殉葬,以后成為慣例,從此結束了明代妃嬪殉葬的歷史。英宗在世時,還赦放了惠帝的小兒子,并在鳳陽為他建造房屋居住。這幾件盛德,常被后世稱道,細究起來,無一不與李賢的平時啟導有關。

綜上所述,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李賢從當時明朝已經暴露出來的社會危機出發,去考慮和解決國家、社會問題。他的經世主張對當時社會發展的某些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雖然它無法改變明王朝走下坡路的命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的時局進行了匡正,對整頓和恢復當時混亂的社會秩序,維持熙宣時期的繁榮作出了貢獻。

[1] 唐鶴徵.皇明輔世編[M].據明崇禎陳睿謨刻本影印.

[2] 李賢.古穰雜錄[M]∥圖書集成初編:4962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5.

[3] 李賢.古穰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 暴鴻昌.李賢與天順政局:兼論李賢的理學及經世思想[J].求是學刊,1997(6).

[5] 夏燮.明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96.

[6]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M].北京:中華書局,1977.

[7] 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8] 李賢.天順日錄[M]∥圖書集成初編:496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9] 談遷.國榷[M].長沙:岳麓書社,1958.

[10] 張怡.王光劍氣集[M].魏連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5:62.

[11] 龐乃明.李賢與明朝天順初年的政局[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4).

Li Xian and His Statecraft

GAO Huixia

(Department of History,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Li Xian′s ideology on administer affairs and his statecraft a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As the main Assistant minister of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ianshun,Li Xian was pressed into service;he schemed national affairs and appease the people,made the Ming Dynasty break out of a crisis.This is the period of formation and practice of his ideology on administer affairs,and this ideology became statecraft during his political career in Tianshun,which is conducive to that era.

Tianshun;Li Xian;statecraft;source

K 06

A

1008-9225(2011)04-0017-04

2011-03-06

高會霞(1985-),女,河北石家莊人,安徽大學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田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