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勱的文化救國思想試析

王 艷

（中南民族大學 歷史系，湖北 武漢 430074）

張君勱的文化救國思想試析

王 艷

（中南民族大學 歷史系，湖北 武漢 430074）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如何保存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文化傳統，實現民族復興，成為各階層人士的主要任務。張君勱于1936年出版了代表作《明日之中國文化》，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建設總綱領：“造成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之民族文化”，這一理論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以民族文化為本位，希望通過二者的融合，形成合于現代生活的新型文化。

張君勱；精神自由；民族文化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血脈，拯救文化就是拯救民族，文化的復興意味著民族的復興。近代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就是中華文化帝國的崩潰。滿清的滅亡，不僅意味著中華帝國的終結，傳統王權政治秩序的解體，而且使儒家的正統地位受到沖擊；五四以來對傳統文化的激烈批判，加劇了文化認同的危機。與此同時，19世紀末西方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資本主義文化所固有的弊端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爾虞我詐、貧富不均、道德淪喪、感情失落已經成為西方社會司空見慣的現象。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后，日本為轉移國內人們的視線，加快擴軍備戰的步伐，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緊要關頭，如何保存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文化傳統，實現民族復興成為各階層的重要任務。

張君勱在揚棄以往文化救國方案的基礎上，在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和批判的前提下，于1936年出版了《明日之中國文化》一書，正式提出“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學術藝術之方向之總原則也”[1]，在1938年出版的《立國之道》一書中，進一步提出西方理性精神的學習是我國學術政治改革的根本道路。

一、對中西文化的認識

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是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極為關注的問題。上世紀20年代，梁漱溟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說”。他將世界文化分為印度文化、中國文化、歐洲文化三種，并且認為文化是按照此順序依次前進的。具體地說，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的，中國文化是意欲持中的，文化的早熟要求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進入歐洲文化的意欲向前階段。張君勱是極為贊同這種分類方法的，他對中西文化的認識也是通過對三類文化的比較得出的。

張君勱認為，在三種文化中，印度文化是與宗教最為密切的一種。宗教使印度人善于冥想，宗教教義學理性強，是一種“宗教的形而上”。但是，印度文化有著嚴重的缺陷，即各教派長期仇視，國家長期分裂，沒有統一的語言、行政及統一的歷史觀念；種姓制度的嚴格而長期的貫徹導致印度社會缺乏自由與平等的觀念。

相比印度文化，中國文化有著長足的進步，尤其在“人事與藝術”方面是其所不能比擬的。張君勱指出，中國在政治上，自漢唐至宋明，都是大一統的帝國，而且十分重視歷史，有修史的傳統，二十四史就是最好的證明。社會方面，中國人則重視“孝”和“忠”的觀念。不足之處則是學術方法不如歐洲人。關于歐洲文化，張君勱認為歐洲文化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均來源于希臘文明。希臘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像擅于探索大自然、“以論理學為標準”也就是邏輯學的方法來判斷事物等等都被歐洲文化繼承下來。古希臘的自由民主傳統也被現代歐洲發揚光大，就連基督教也十分尊重學術，重視農工業，在黑暗的中世紀，為維持學術的傳承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由此看來，三種類型的文化各有特點，互有優劣。張君勱說，“歐之所重者為科學，印人長于冥想，我國則專講人倫，各有其偉大之處”，[2]各有存在的價值。同時，他反對抽象的談論某一文化的優劣，而是主張將文化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主張用對時代的適應性作為評價文化的標準，即“適于時代者優，不適宜時代者劣”[3]。按照時代的標準來衡量，張君勱認為中、印文化是過去時代的文化，只有歐洲文化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得到了新的發展。因此，“以時代論，西方文化實為天之驕子”，[4]它取得了最優越的地位，遠遠地跑到了其他文化的前面。因此，在這里，張君勱在談到歐洲文化時，強調的是它的近代，而非過去。

他通過民族國家的成立、民主政治的發展、科學的發展以及道德觀念的變更來闡釋西方文化的偉大成就。這跟五四時期，把近代歐洲文明的特點概概括為民族與科學是同一的。張君勱也說過，歐洲民族對世界的貢獻主要有兩點：“第一，歐人長于建設國家，其組織在于各人于享受自由之中，而有敏捷之政府，自由與權力得保持其平衡；第二，歐人求知欲之旺盛，有正確之方法，又有探其索幽之興趣”。張君勱重視民主與科學，但他并不以為這些就是歐洲文化的全部。在他看來，還有比民主與科學更為重要的、高度體現歐洲文化時代性的東西，這就是人的近代意識，更準確的說，是“新人生觀”，即 “精神自由”。張君勱認為，西方文化的科學、民族、經濟等發展不能不根源于文藝復興之后形成的新人生觀。他認為理性主義支配下的人生觀是歐洲文化取得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要改造中國文化，必須以新人生觀為基礎，即造就“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之民族文化”。

二、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之民族文化

張君勱在對中西文化的發展歷史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文化的未來方向。他認為，“今后吾族文化之出路，有一總綱領曰：“造成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之民族文化?！盵5]

（一）精神自由

首先，“精神自由”方面，張君勱沒有作定義式的界定，但從他的言論中可以看出，“精神”與理性相通，指人類精神所處的一種本然狀態，具有自覺自動的特性，不受科學法則所支配，也不服從外界的命令，純粹是“主觀的”、“自由意志的”。他認為就是這樣一種人類精神構成了人類活動的根源。因為精神是自由的、自覺自動的，它便有了一種自我表現的趨向，那么精神按照自由的本性表現出來，便形成了文化。這就是張君勱所說的“個人精神上之自由，各本其自覺自動之智能，以求學術上、政治上、藝術上有所表現；而此精神自由之表現，在日積月累中，以形成政治、道德、法律，以維持其民族之生存?！盵6]

張君勱將精神自由視為近代文化的基礎，因此在他看來，要使中國文化適應時代的特點成為真正的近代性文化，首先應該發揮人的自由精神。例如，在政治方面，要破除命令式政治，造成自動政治；在學術上，不能專以利用厚生為目的，要提倡一種“敢于為真理而奮斗”的精神；在宗教上，提倡信仰的虔誠與專一，維護宗教的尊嚴，杜絕對宗教的褻瀆；在藝術上，提倡精神的自由創作，以求達到精神的自由境界。他還特別強調這精神上的種種個人自由，只有在民族大自由中乃得養成，乃得保護，否則，民族大自由若失，則各個人之自由亦無所依附。所以，在張君勱這里，個人自由與民族自由是相得益彰、互為條件的：精神上的個人自由能促進民族文化的發展和民族生存的鞏固，而民族（國家）的自由則是個人自由存在的前提，只有在民族自由的鞏固中，個人自由才能養成，才能得到切實的保護。

張君勱主張中國新文化建設要以精神自由為基礎，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但他同時又強調文化的民族性，強調中國的新文化應該是民族文化。他說：“文化之建立，猶之種樹，不先考本國之地宜，則樹無由滋長，且國民習性與制度相表里，習性不改，則新制無從運用，此己之不可離者一，日日瞪眼以靜待世界之變，因他人之變而效顰，抑知己之不能自主，即失其所以為己，雖學而不得其似，此己之不可離者二。抑所謂己焉者，非獨限于現代之人，當推本于過去之己，則祖宗是矣?！盵7]

（二）復興儒家文化

張君勱主張文化建設要推本于己，就是主張中國的新文化應該以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為本位，特別是儒家文化。他的主張并不是要把傳統文化不加區分地保留下來，而是要求拂其“塵垢”、求其“精要”。具體來說，他認為“作為現實制度層面的制度化儒學，隨著歷史的發展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應該無條件的舍棄；而作為人文理想層面的儒學之內在精神，則是一個可以超越一切歷史、階級和民族的永恒不變的‘常道’，是內在于每一個人并且超越地涵蓋自然宇宙和人類社會的道德精神實體，各個時代、各個民族歷史文化都不過是這一道德精神實體的表現和展開，因此它不會隨同制度化的儒學或‘儒教中國’的死亡而消亡，相反能為我們創造新的文化提供永不干枯的源頭活水?！盵8]

張君勱認為儒學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生命體，通過中西哲學比較的方式，對儒學的重要命題做出現代性的詮釋，拋棄腐朽落后的東西，使傳統儒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新的生命力，實現儒家思想的復興。儒學思想的復興可以產生一種新的思想方法，這種新的思想方法就是中國現代化的理論基礎。他指出，歐洲現代思想是古代希臘羅馬的延續，希臘哲學是現代哲學的基礎。在歐洲如此，在中國當然也可以，中國的思想土壤是廣闊而深厚的，是可供建立與發展新思想之用的?，F代化的程序是從內在的思想著手的，而不是從表面的外在開始。換言之，只有心或思考的作用才可以獲得知識，因此要通過心或思考的作用來指導現代化。在他看來，儒家哲學思想的方法就是科學、技術以及一切文化現象的“心靈活動的源泉”。從這里，我們看到張君勱把儒學思想與現代化融合起來，即儒學是現代化的理論基礎，現代化是儒學思想指導下的現代化。也可以看出，民族文化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以民族文化為本位不是為了復古，而是為了創新。要達到開放，做到創新，中國傳統文化就有必要也必須同西方文化進行有益的對話，中國文化要主動采納西方文化之長，不斷地刷新自己。這樣的“以中國傳統為本位的文化”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文化了，而是“合于現代生活”的新型文化，即“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之民族文化”。

張君勱站在中西文化比較的高度對民族文化進行審視，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觀：主張中西文化并重，既強調以精神自由為基礎，又強調以民族文化為本位，希望通過二者的結合，形成一種具有西方近代文化特點的民族文化，或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西方式文化。他所倡導的這種新文化要求在維護傳統的基礎上反省傳統，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學習西方，取西方近代文化之長，補中國傳統文化之短，實現中西文化的融會調和，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是典型的文化保守主義的主張。雖然他簡單的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物質文化，不懂得文化變革的偉大意義，認為儒家文化的道德體系長存于世，但是他對傳統文化的弘揚和維護，適應了當時的國內情景，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國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

張君勱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用反省的態度，有選擇地維持中國傳統文化，賦予傳統文化現代化的詮釋；批判地對待西方文化，要求在理解西方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轉化、利用西方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民族文化，也就是他提出的“以精神自由為基礎之民族文化”。不過，我們應該看到，他和同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一樣，批判西方文化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給向西方學習提供有益的借鑒，而是為了說明中國固有文化比西方近代文化更具有優越性。他們“主張采西方文化之長，補中國文化之短，以實現中西文化融會調和，從字面上來看，這并沒有錯，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們對中西文化之長短的認識，那種要以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倫理道德為本位來吸取西方近代文化的一些元素（如物質文明或科學技術，以及民主與科學）的主張，是錯誤的。從根本上說，這種主張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模式的翻版，只是由于時代的更迭和歷史處境的不同，其‘體’和‘用’的具體內涵及其表述有所不同罷了?！盵9]因此，以張君勱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實質上也是“中體西用論”者。

[1][5][6][7]張君勱.明日之中國文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自序):86,86,110.

[2][3][4]張君勱.立國之道[A].黃克劍,等.張君勱集[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288,288,289.

[8][9]鄭大華.民國思想史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8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