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后越美關系的發展
——一種建構主義視角

李忠林

（云南大學 國際關系研究院， 昆明 650091）

越戰后越美關系的發展
——一種建構主義視角

李忠林

（云南大學 國際關系研究院， 昆明 650091）

越戰結束之后，美越兩國在互動過程中逐漸結束了以前的敵人身份認同，建構起了新的朋友身份認同，從而使雙方關系從對立走向了合作。這種發展軌跡體現了建構主義的主體間建構的重要性。用建構主義的觀點解釋越戰后美越兩國關系的巨大轉變與飛躍，對于在當今世界各國間化矛盾對立為合作重要的借鑒意義，對于指導因南海問題而復雜化的中越關系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越戰；美越關系；建構主義

一 引言

從1986年起，越南開始實施革新開放政策，確立了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與此相適應，越南對其對外戰略和對外政策開始進行逐步調整。在1986年12月份越共召開的六大上，越南提出了“廣交友、少樹敵，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為越南國內經濟服務”的外交總方針。越共十大確定繼續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合作與發展的對外路線，實行開放、全方位、多樣化的對外政策，把全力發展同傳統友好國家、鄰國、周邊國家、大國四類國家的互信合作關系作為對外工作重心，積極參與國際地區合作進程，主動和積極融入世界經濟，努力為國內經濟建設營造和平、有利的國際環境[1]?，F在，越南新的外交戰略框架已經基本確定，全方位對外交往也取得了明顯的成就，其大國外交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尤其是最近幾年美越關系越走越近，雙方入世談判、核能合作、軍火貿易、高層互訪等方面的進展出人意料。2009年，美越關系發展迅速。2010年，借東盟峰會和東盟地區論壇召開之機，兩國在南海問題上一唱一和，更是讓人很難將“死敵”與“世仇”這樣的詞與兩國聯系起來。是什么原因促進美越關系在短短的冷戰后不足20年獲得如此巨大的進步呢？

一般情況下，人們習慣于從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利益論和博弈論的角度來分析，認為是兩國的國家利益使然，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使兩國調整了對外政策來適應形勢的發展進而謀求國家利益。也有人從自由制度主義入手，認為雙方互有所圖，合作有助于實現美越各自的利益。這些解釋是有一定道理的，畢竟國家利益是一國制定對外政策的驅動力和終極目標。但是，這種傳統主義的分析方法忽視了雙方的社會心理因素。雖然建構主義同樣不否認國家利益的存在，但是認為角色或行為體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界定自己的身份，是認同決定利益。國家利益取決于國家認同，離開觀念因素利益將失去實際意義。國家利益不是理所當然的東西，是通過社會認同所建構的結果。因此，本文將采用溫特的建構主義理論中的核心觀點，從身份認識與主體間建構的視角，對越戰后美越關系的巨大變化進行深入的探討，揭示身份認知是如何影響兩國的行為方式的。

二 溫特建構主義理論及其簡介

建構主義是20世紀最后幾十年逐漸興起的一門國際關系研究方法，后被稱為三駕馬車之一。作為一種社會學理論，它強調運用社會學的視野重新認識和解釋國際關系。最早提出該理論的是美國學者尼古拉斯?奧勒夫，但是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是亞歷山大?溫特。溫特提出了建構主義的三個核心概念:規范、認同和文化。規范，即共有知識或共有文化，可以理解為行為體在特定的環境下共有的理解和期望。作為一種社會約定，它包括“規則、標準、法律、習俗”等內容，這是這些內容構建了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認同，即是行為體在相互關系中形成的一種身份界定，從而區分“我”和“非我”之間的利益。建構主義主張從認同的角度對國家利益進行分析，尋求其建構過程并追溯其來源。文化，建構主義認為文化不僅影響國家行為的各種動機，而且還影響國家的基本特征，即所謂的國家認同[2]。而且，不僅存在著國內文化，還有國際體系文化，而且物質結構的意義取決于文化的意義。

在此基礎上，建構主義提出了三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核心命題。第一，作為一種結構主義理論，建構主義不反對傳統主義所堅持的結構的物質性，但是認為世界政治體系不僅包括物質結構還存在著社會結構。而且溫特還認為，物質性因素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它需要通過社會性因素才能起更大的作用。比較類似我們通常所說的硬實力與軟實力的關系:軟實力源于硬實力，但后者只有通過前者才能起作用。第二，作為一種結構主義理論，建構主義認為世界政治行為體和結構之間存在一種動態的構成關系，即施動者的互動導致了結構的構成。[3]溫特認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它包括互為敵人的霍布斯文化，互為競爭對手的洛克文化和互為朋友的康的文化。第三，建構主義是一種動態的、演進的文化。建構主義認為，世界既然能夠被建構，也能被解構并重新建構，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利益不是天生存在的，而是通過人們的社會互動建構起來的，但是由于人們的認同與身份界定會發生變化，所以利益的概念和內涵不是永恒的，它會隨著時代環境的改變而發生變化，而且其界定還往往受制于決策者的主觀意識活動，猶如三種文化可以互相取代一樣。

總之，建構主義主張從社會學的角度重新審視國際關系，尤其是利益。它從個人和國家的實際需要以及主體間的相互建構為出發點，給國際關系研究鋪上了一層濃厚的主觀主義和人文主義色彩，也充實了國際關系研究中感性與理性、物質與精神、客觀與主觀的關系，無疑給我們研究國際關系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角度。

三 敵人與對手——建交前美越關系的相互定位與身份認定

建構主義認為角色或行為體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界定自己的身份，區分“我”“非我”之間的關系，進而確定自身的利益?！皣依嫒Q于國家認同”[4]，是認同決定利益，國家利益不是理所當然的東西，是通過社會認同所建構的結果，國家根據自己的需要確定國家利益。按照建構主義理論,一國對他國身份的認定將會引發對自身國家利益的重新定位和判斷，進而影響該國外交行為方式[5]。從二戰結束到越戰結束，越南整整經歷30年的戰爭狀態，而從支持法國恢復在越南的殖民統治的企圖到直接介入越南戰爭，再到遭到慘敗而從越南撤軍，美越雙方一直處在敵對狀態，雙方的長期的互動關系最終形成了鮮明的敵人和對手的相互定位與身份認同。而且這種定位和認同具有高度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一旦形成很難在短期內發生逆轉，并長期影響著主體的對外行為。溫特曾舉例說，“500件英國核武器對美國的威脅還不如5件朝鮮核武器的威脅大”[6]，原因就在于在美國人已經把英國界定為可以信賴的天然伙伴和盟友，后者擁有再多的核武器也不會對自身構成威脅；而朝鮮正好相反，朝鮮是敵對國家，再少的武器也會對美國構成威脅?？梢?，對兩國采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和政策完全是美國自己對兩者的身份認識和界定不同，僅此而已。這個例子也十分適合越美關系。

戰后初期，在美國人看來，冷戰的壓力使得“即使遠在地球那一邊的越南共產主義也必須予以回擊”[7]。法國企圖卷土重來，在越南和印支地區恢復早已過時的殖民統治，而當時法國國力衰弱，是在英國、美國軍事裝備的情況下才得以在越南支撐局面。美國表示“從不懷疑法國對印度支那的主權”，早在1945年5月的聯合國成立大會上，美國就第一次承認了法國在越南的主權。在越南方面看來，美國人是法國人的幫兇，是對越南的間接侵略者。

無能的法國人退出越南之后，美國開始支持吳庭艷政權，向其提供武器和軍事顧問，美國此時還給予了南越巨大的經濟援助，僅1956-1960年這種援助就高達16億美元。后來美國更是直接卷入了越南內戰，到了1966年8月，已有多達42萬名美軍士兵駐守在越南。在越南人看來，美國此時是直接的侵略者，要實現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就必須打敗美帝國主義者；而在美國人看來，要想遏制共產主義及中國在越南的影響力，要取得冷戰的勝利，就必須將越南戰爭繼續下去。

但美國人并沒有取得想要的勝利，傲慢自大和越南人民英勇的抗爭是美國遭到慘痛的失敗，不得不于1975年最終離開越南。至此，越南戰爭雖然結束了，但兩國間相互建構起的對方是敵人與對手的觀念取向仍然長期影響著彼此的相互政策。對越南而言，美國是曾經的死敵，給越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沉重的災難，是對越南抱有帝國企圖的霸權主義者，所以越南仍然把美國視作其“基本的、長期的敵人”。對美國而言，美蘇冷戰還尚未結束，越南作為共產主義政權和蘇聯的盟友仍然被定位為是需要加以遏制的對象、長期的敵人。而且，美國耗資1500億美元、死亡5.7萬人的越南戰爭成為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傷亡人數僅少于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耗資僅次于二戰的戰爭，作為世界上的超級大國竟然完敗于一個亞洲小國，美國認為這是一種恥辱，對越南的恨依舊強烈。之后，美國繼續對越南實施貿易禁運等經濟制裁措施，并在1975-1976年間，三次單方面否決了越南申請加入聯合國的要求。在70年代末，越南地區霸權思想膨脹，在蘇聯的支持下公然侵略主權國家緬甸，而美國把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作為越美關系改善的最重要的條件，并公開譴責越南出兵柬埔寨，贊成聯合國大會作出的“要求外國軍隊立即撤出柬埔寨的決議”[8]。此階段雖然雙方為改善關系也進行了一些努力，但是柬埔寨問題、阻止了雙方相互形象的改變，敵人與對手的相互定位與身份認定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四 朋友與伙伴——建交后美越關系的相互定位與身份認定

雖然上述身份認同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穩定性和持續性，但并非不能改變，身份認同是雙方在互動中建構的，也會在互動中改進而重新建構。新建立起的究竟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還是康的文化，彼此身份如何轉化，完全是主體間相互建構的結果。是和平還是戰爭與沖突，是敵人與對手還是朋友與伙伴，這完全是一種選擇。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朋友或者敵人的身份角色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在美國獨立后的一個多世紀里，英美兩國經過不斷磨合和積極互動，從霍布斯文化(敵人文化)、洛克文化(對手文化)最終發展到康德文化(朋友文化)，雙方的角色認同實現了從敵人關系到對手關系、最后到朋友關系的轉變。[9]而越戰后的美越關系發展的軌跡也是如此，經歷了從敵人、對手到伙伴、朋友甚至是盟友關系的轉化。

越戰結束以后，盡管雙方仍舊都把對方視為敵人，但是出于實際需求，這種觀念正在逐漸發生變化，彼此都認為可以而且需要同對方進行接觸。比如，越南要發展社會經濟需要大量的外國投資和援助，也需要美國放棄制裁措施；而美國也需要尋找在越南的美軍失蹤人員，也包括尋求填補因冷戰結束蘇聯撤離后留下來的力量真空。雖然雙方關系長期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但總體上美越關系漸漸的走向緩和與接觸，這種情況直到1995年雙方恢復關系正?；驼浇ń?。

任何國家政策和國家關系都是時代的產物。冷戰的結束使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變化，蘇聯不復存在，美國成為惟一的超級大國，但多極化是趨勢，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擋，經濟外交已成為國家利益的重點，意識形態的因素正在淡化。在這種形勢的沖擊下，美越對對方的認知和定位也在逐漸發生變化，彼此都不再視對方為不可變更的敵人，而是進行嘗試合作的可能性。如上所述，認知決定利益，利益影響行為。因此，兩國都迅速調整了對外政策，雙方關系進入了一個互動的新階段。1995年7月，克林頓宣布華盛頓將與河內建立外交關系。8月份，克里斯托弗進行了1970年以來的美國國務卿對越南的首次正式訪問。1998年9月至10月，越南副總理兼外長阮孟琴在出席第53屆聯合國大會后對美國進行了正式訪問，這是越戰結束后越南高級領導人首次對美進行正式訪問。2000年3月，美國國防部長威廉?科恩對越南進行正式訪問，這是自越戰結束以來越南首次邀請美國防長訪問。7月份，美越簽署雙邊貿易協議，為兩國貿易關系正?；伷降缆?，這是雙方在越南戰爭結束25年之后簽署了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貿易協議。2000年底，克林頓成為越戰后首位訪問越南的美國總統。2005年6月，越南政府總理潘文凱訪問美國。2006年11月，美國總統布什正式訪問越南。2007年6月，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應美國總統布什邀請率領100多人的龐大代表團對美國進行為期6天的正式訪問。2008年6月，越南政府總理阮晉勇對美國進行了為期4天的正式訪問，這是第三位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的越南高層領導人。2009年6月，越美舉行第二次政治、安全和防務戰略對話。

由上不難看出，美越關系在進入21世紀后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這說明雙方身份和認識的重現建構已經完成。對越南而言，革新開放以來要引進外國的資金、技術和援助；要通過和平方式實現自己的東南亞地區大國夢；要應對中國的崛起等，美國都可以而且應該是越南合作的伙伴甚至是盟友。具體到對華政策與對美政策而言，無論中國在歷史對該地區做出過多么巨大的貢獻和犧牲，在現實當中都是越南必須加以防范的對象，是該地區和平的最大威脅，是需要予以‘遏制和改造’的敵人；無論美國對該地區做出過多么血腥的殖民統治和野蠻侵略戰爭，現實中都是越南親密的戰略盟友，是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中堅力量[10]。對美國而言，要重返東南亞、要占領越南巨大的國內市場、要完成對中國的遏制、要實現對越南的改造并將其拉入自己的戰略放軌道，這一切都需要越南的合作。如今美越都視對方為自己的朋友，認識到發展與對方的關系符合自己的利益。至此，原來的彼此視為敵人與對手的身份已經完全瓦解，一種全新的“文化”經在美越之間建構起來，并將影響著今后的美越關系。

五 結語

在理論上，建構主義認為，行為體一旦對他國身份的認定將會引發對自身國家利益的重新定位和判斷，而且這種定位和認同具有高度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一旦形成很難在短期內發生逆轉，進而影響該國外交行為方式。與此同時，建構主義還是結構理論和進化理論，這種身份認同雖然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和持續性，但并非一成不變，身份認同是在雙方在互動中建構的，也會在互動中結構進而重新建構。所以，主體間的關系并不總是敵人，也可以是朋友；國際沖突也并非無法調和、不可避免。主體間建構的結構可以具有合作性質，也可以具有沖突性質，其對政策的積極意義是國家之間原則上可以成為朋友。

建交前，美越是一對死敵加世仇，彼此是對方為“頭號敵人”，然而正是這一對冤家在冷戰后建立了外交關系，并且在進入新世紀后越走越近。這正說明了主體間建構的重要性，說明了美越間關系的變化取決于彼此對對方的觀念和認知的變化，而后者的變化則取決于國際共有觀念層次上的共有規范造就的。身份的構建是動態發展的過程，雙方究竟是走向霍布斯文化還是康的文化，完全取決于主體間的建構。美越關系相互建構的過程與結果，對于充滿不確定性和棘手問題的中越關系是一個可以借鑒的成功范例。努力擴大共有知識和共有觀念，形成兩國間良性互動進而建構一種康德文化，從而解決南海爭端諸問題，促進中越關系良性發展不是沒有可能。

[1]外交部.越南國家概況[EB/OL].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45/.2010-06.

[2]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228.

[3]秦亞青.譯者前言[A].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Z].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26.

[4][美]詹姆斯?多爾蒂,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M].閻學通,陳寒溪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101.

[5]趙偉明,楊明星.美伊核博弈的建構主義分析[J].現代國際關系. 2 0 0 5,(7):2 2.

[6][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M].(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1:323.

[7][美]羅茲?墨菲.亞洲史[M].?？?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 0 0 4:6 0 5.

[8]王國平.從對手到伙伴:革新開放以來的越美關系[J].東南亞南亞研究, 2009,(1):30.

[9]趙偉明,楊明星.美伊核博弈的建構主義分析[J].現代國際關系,2005,(7):25.

[10]陳喬之.冷戰后東盟國家對華政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27-28.

On the Development of Vietnam-US Relations after the Vietnam War——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LI Zhong-li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China)

After the Vietnam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gradually ended the former enemy identity in an interactive process and constructed a new friend identity, mak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This development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s. To interpret the great change and leap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after the Vietnam War with the points of the Constructivism has very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hanging from contradictory into cooperation, as well as for the guidance of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for Nanhai issue.

Vietnam War;US-Vietnam relations;constructivism

D81

A

1008-9128（2011）05-0032-04

2011-01-10

云南大學笹川優秀青年教育基金資助項目（10KT005）

李忠林（1986-），男，河南商丘人，在讀碩士。研究方向:東南亞、南亞國際關系。

[責任編輯 張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