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水岸畔長青松

侯桂柱

聽到胡正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是很感震驚和意外的。胡正先生是個樂天派，性格灑脫、豪放，始終保持著良好的心態，晚年又身無大疾；我每次見到先生，都祝福先生長壽，說樂見先生成為百歲老人。怎么說走就走了呢？

有一件難忘的事，是我的小說處女作《老姐兒倆》，和胡正先生的小說《兩個巧媳婦》一同發表在1957年3月號的《火花》上。先生的《兩個巧媳婦》發在首篇，我的《老姐兒倆》發在第二篇，且配了插圖。對于我這么個剛出茅廬的初學寫作者，這是我想也想不到的事。直到這時候，我還未曾見到過先生一面。大學畢業后我來到山西省文聯《火花》文藝月刊社任編輯，胡正先生是省文聯的秘書長，才得與先生相識。編輯部的一位老編輯告訴我：這兩篇作品編輯部是特意安排在一期上發表的。因為先生寫的是兩個巧媳婦，我寫的是兩個老婆婆，免得讀者以為我是模仿先生或受了先生作品的影響。編輯部考慮問題如此周詳，對初學寫作者如此的愛護，使我深受感動。

在《火花》編輯部工作的十余年間，對胡正先生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和善、寬厚、瀟灑、豪放的樂天派性格。胡先生走到哪里，哪里就能聽到先生特有的爽朗的笑聲。十多年間，我從來沒見到過先生發脾氣，先生臉上總是一副笑容，不論遇到什么情況，碰到什么難解的問題，先生都是用那暢懷的笑聲，消解矛盾，化險為夷，起到一笑泯恩仇的作用。單位里人們的共識，胡正先生實在是省文聯最適宜擔任秘書長角色的人選。無論是機關內部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繁瑣的事務，還是協調省文聯所轄的十余個協會的工作，胡先生總是能夠從容善對，游刃有余，絕大多數情況下都能使各方感到滿意。在山西省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文代大會上，胡正先生作為三次大會的秘書長，從會議的籌備到開幕，大到議程的安排，小到具體生活細節和晚會節目，都能使代表深感滿意，并且經久難忘。

我印象深刻的有這么一件事，是1960年還是1961年初冬，那時正值國家三年困難時期，不僅食品緊缺，物資也極為匱乏，省文聯和某單位為爭購一臺大型鍋爐發生爭執，鍋爐已卸到省文聯大門口，該單位派來兩員大將進行阻攔。身為文聯秘書長的胡正自然是首當其沖，胡先生挺身而出，笑說“好說好說”，客客氣氣地把兩人請到東小樓上西側他的辦公室內，意思是兩方可進行商談，一面安排總務處眾多人員將鍋爐往機關內移動。記得那是一個如小型火車頭般的大鍋爐，無法車載，只能靠人工推移前進，每前進一米，都十分吃力，從文聯大門口到坡下鍋爐房僅二百余米，足足用了兩個多鐘頭。我們曾站在小樓下竊聽談判情況，那兩位來將，一個扮紅臉，一個扮白臉，軟硬兼施，兩面夾攻；胡先生卻總是笑面相迎，不時聽到胡先生哈哈哈哈的大笑聲，一人獨擋二夫，從容應對。商談未有結束，鍋爐已擁進鍋爐房內，將生米做成了熟飯，兩位來人面對既成事實，只好未果而返。

胡正先生一生熱愛土地，熱愛大自然，熱愛樹木花草。我在省文聯工作期間，經常見到胡先生在寫作的余暇，下到樓下，在院內幾棵果樹旁刮刮樹皮，剪剪枝條，這既是他的愛好，又起到了調劑寫作生活的作用。晚年他在居住的小院內栽有葡萄、果樹和蔬菜，是他很好的勞作、消遣之處。他甚至用了各種果實的諧音，來為四個子女取名字，就是也希望自己的兒女永遠扎根大地，熱愛大自然，永遠做大地的忠誠兒女。

我離開省文聯后，每次去省城，必去探望胡正、郁波夫婦。他倆總是很熱情地問候我的工作和生活狀況。胡正、郁波夫婦也不忘我這么個文學后輩，曾先后簽名給我寄贈《胡正文集》（四卷）、《胡正散文選》、《郁波作品選》、《胡正作品評論集》以及整套的《山藥蛋派作家典藏文庫》（六卷本。趙樹理、馬烽、西戎、孫謙、李束為、胡正各一卷）。收到這套書后，我想起胡正先生在馬烽逝世后寫的《懷念馬烽》一文中的一段話：“馬烽走了，三晉文壇的一個文學的時代過去了，以趙樹理為旗幟、以馬烽為主將的山藥蛋文學流派的時代過去了?！边@既是胡正先生的肺腑之言，也呈現了先生謙卑的可貴品質。這套書為展示山藥蛋派作家的文學創作實績、恰當地評價山藥蛋文學流派在現當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就揣測，作為山藥蛋派重要代表作家還唯一在世的胡正先生，在倡議和推動這套書的出版工作中，一定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因此，從嚴格的意義講，隨著胡正先生的離去，說山藥蛋文學流派的時代過去了，也許更為合適些。

在號稱“西李馬胡孫”的五戰友中，胡正年齡最小，但也是最英俊、最活潑、最調皮的一個。據西戎先生講，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里，糧食緊缺，白面尤其稀少，只能吃湯面條，只見胡正吃了一碗又一碗，速度極快，原來胡正的碗底有個小漏孔，每碗都將湯水漏掉，只吃面條。他們在呂梁劇社和戰斗劇社時，經常參加演出。西戎說，馬烽只能演個群眾角色，李束為在樂隊只會敲個銅鑼，他自己是樂隊拉二胡的一把手，只有人家胡正，極富表演天才，是正兒八經的大演員。194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在延安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演出時，毛主席和中央的許多首長曾經看過他們的演出。

胡正先生1924年出生于山西省靈石縣城內。1938年9月只有14歲時即參加了革命，先后在晉西南犧盟會呂梁劇社、延安魯藝部隊藝術干訓班、120師政治部戰斗劇社、晉西北文聯、《晉綏日報》等單位工作，期間曾參加武裝工作隊，是一位歷經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嚴酷的戰斗洗禮的老作家。除了建國初期隨軍南下到重慶《新華日報》工作和在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時，短暫地離開過山西三年多的時間外，他一生都戰斗、工作在生他養他的呂梁山區、汾水岸畔這片肥沃的土地上，他的根深深扎在山西大地的沃土中，他熟悉、熱愛這片熱土上的人民群眾，在群眾的生活中汲取了豐富的創作素養，他的絕大部分作品所描繪、所反映的都是山西廣大人民群眾的火熱的斗爭生活。1953年夏胡正從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畢業后回到山西省文聯不久，即到榆次縣張慶曙光農業社生活了一年多，和張慶的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這為他后來創作長篇小說《汾水長流》打下了堅實的生活基礎?！斗谒L流》曾被改編為同名電影、話劇和戲曲，演出后受到廣大觀眾的好評，胡正的名字也為全國的廣大群眾所熟悉。1992年5月，他和馬烽、西戎、孫謙、李束為五人分別被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的光榮稱號。至今電影《汾水長流》中那首膾炙人口的插曲“汾河流水嘩啦啦”還在被眾多群眾所誦唱，每聽到這首甜美、動人的歌聲，人們就會想起《汾水長流》的作者著名作家胡正先生。胡正先生是汾水岸畔一株永不凋謝的長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