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翻譯活動及其語言才華

宋炳輝

王蒙卓越的語言才華，讀者可以從其大量的小說、散文、詩歌和批評文字中一眼看出，生活中的王蒙同樣能說會道，口若懸河。但在2009年6月，他的另一種滔滔不絕，卻還是讓旁邊的人驚詫不已。6月29日，王蒙與鐵凝、陳建功、阿來、舒婷、劉醒龍、遲子建、謝有順等著名作家來到烏魯木齊，出席由中國作協與新疆自治區主辦的“全國著名作家走進新疆”采風啟動儀式，同時舉行“王蒙寫新疆作品研討會”。新疆對王蒙而言，有著特別的感情，從29歲至45歲，王蒙一直生活在烏魯木齊特別是伊犁農村。每次重返新疆，他都感到親切和興奮。到了當年他做過大隊長的伊寧巴彥岱鄉，王蒙與當年的維族老鄰居老朋友相擁而泣，大聲地寒暄問候，熱烈地談論各自的近況。這種情景感染了所有同行者。作協主席鐵凝感嘆，王蒙一講維語，我怎么覺得又出來一個王蒙呢！一位當地領導接口說，鐵凝啊，你現在才知道真正的王蒙是什么樣子啦！

1956年，青年王蒙以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一舉成名。而歷經三年創作修改而成的長篇小說《青春萬歲》，則開始了長達23年的“潛伏”歲月。前者引起廣泛的贊譽、爭論乃至批判，最后在最高領導人的親自過問下，總算受到了“保護”，也沒有在后來的反右運動中受到特別嚴厲的沖擊。1963年，在北京師范學院（今首都師范大學）教書的王蒙主動要求去新疆工作，直至1979年調回北京作協為止，在新疆生活長達16年。這16年的邊疆生活不僅使王蒙“躲過”了隨后十多年間政治中心的狂風巨浪，也給王蒙提供了一個了解與體悟邊疆多民族底層生活的機會，更使他學會了維吾爾語，甚至還翻譯了維語作品。而王蒙的維語學習經歷，與其說是其語言天賦的體現，倒不如說是刺激了他的語言才能。

許多年之后，當外國友人表示疑惑，怎么可能在那種條件下一口氣在新疆生活了16年，而沒有發瘋也沒有自殺？言外之意是，那么長的時間，他的生活該是如何空虛和痛苦。王蒙半開玩笑地回答：我是在讀維吾爾語的博士后啊，兩年預科，五年本科，三年碩士，三年博士，再加三年博士后，不是整整16年嗎？

王蒙學維語，初級教本是依靠解放初新疆行政干部學校的課本，從那課本上學字母、發音、書寫、詞句和一些對話，睡覺前一定得背十個單詞。另外是一篇60年代發表在《中國語文》雜志上的題為《維吾爾語簡介》的文章，作者是中國科學院社科學部民族研究所的朱志寧，這就相當于語法指導了。高級課本呢，就是維語版毛選語錄。有一段時間，大聲朗讀和背誦維語“老三篇”成了王蒙天天必做的功課。一次，房東大娘還以為是廣播電臺的聲音呢。上世紀90年代有個叫李陽的發明了“瘋狂英語”學習法，就是高聲說、大聲念、如癡如醉地背誦，不想在王蒙那里，30年前就已經使上了。他自稱只要一講維吾爾語，就神采飛揚，春風得意，生動活潑，詼諧機敏。這當然是“文革”開始之后的事，而這時候的王蒙已經可以充當維漢口譯了。政治學習開會時為大隊干部做翻譯，生活中為妻子做翻譯，可見王蒙的維語水平。

40多年后王蒙的“學習版”體會是，這種辦法增強了語言學習的自信：“最初學維語時我最怕的就是自己的發音不正確語法不正確別人聽不懂，后來我發現，恰恰是你的怯懦，你的欲言又止，你的吞吞吐吐，你的含糊其辭，你的十分理虧的樣子成為你與旁人交流的障礙，而那些本地的老新疆人，不論什么民族，也不論他們的發音如何奇特，語法如何不通，他們的自信心十足的話語，毫無問題地被接受著被理解著?！雹偎摹靶撵`補償版”回憶表述是：“當命運賜給我以與維吾爾農民共同生活的機會，當政治風暴把我拋到我國西部邊陲伊犁河谷的邊緣以后，我靠學習維吾爾語在當地立住了足，贏得了友誼和相互了解，學習到了那么多終身受用不盡的新的知識，克服了人生地不熟的寂寞與艱難，充實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雹?/p>

而其“精神升華版”的總結則是：“學習語言的過程是一個生活的過程，是一個活靈活現的與不同民族交往的過程，是一個文化的過程。你不但學到了語言符號，而且學到了別一族群的心態、生活方式、禮節、風習、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文化的積淀。用我國文學工作上的一個特殊的詞來說，學習語言就是體驗生活、深入生活”，因此，“一種語言并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而是一種文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種生活的韻味，是一種奇妙的風光，是自然風光也是人文景觀。他們還是世界真奇妙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我的一段永遠難忘的經歷。還是我的一大批朋友的悲歡離合，他們的友誼，他們的心?！雹塾盟约旱脑捳f，學會維語，使王蒙多了一個舌頭，和維吾爾人在一起時同樣可以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也可以語言游戲，話外含音；也多了一雙耳朵，可以舒服地聽進另一種語言和歌曲，領略它的全部含意、色彩、情緒；還多了一雙眼睛，可以讀懂曲里拐彎由右向左橫寫的維吾爾文字；更多了一個頭腦一顆心，獲得了知識、經驗、理解、信任和友誼，總之是打開了另一個世界。

因為同語系語言相近的緣故，借助維吾爾語，王蒙的這個世界甚至擴大到整個中亞細亞的突厥語各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就在“文革”期間，他在維族朋友穆罕默德·阿麥德的幫助下，閱讀了大量在塔什干（當時屬蘇聯，現為烏茲別克斯坦首府）印刷出版的維吾爾文和烏茲別克文的書籍，包括高爾基的《在人間》、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風雨中誕生的》（維譯名《暴風的孩子們》）、烏茲別克作家阿依別克的《納瓦依》和《圣血》、塔吉克作家艾尼的《往事》以及吉爾吉斯作品《我們時代的人們》、哈薩克作品《駱駝羔一樣的眼睛》等。在“文革”后期，王蒙還把維族作家馬合木提·買合買提的短篇小說《奔騰在伊犁河上》譯成漢語，發表在漢語版《新疆文藝》上。

值得一提的是，王蒙還通過烏茲別克語手抄本讀到了波斯詩人歐瑪爾·海亞姆（O mar K hayyam，1048—1122）的“柔巴依”（The Rubaiyat），即四行體詩。據傳，歐瑪爾·海亞姆一生共創作了一千多首“柔巴依”，如果此說確實，目前通行的《柔巴依集》大多是依據英國詩人菲茨杰拉德（Edw ard Fitzgerald，1809—1883）的英譯本，共收入101首，僅占總數的十分之一。中國現代詩人郭沫若的《魯拜集》（把O mar K hayyam譯作莪默·迦謨），就是從菲氏本轉譯的。不過王蒙讀到的烏茲別克手抄譯本似乎與菲氏譯本不同。他最喜歡的一首“柔巴依”是：

（一）

我們是世界的期待和果實，

我們是智慧之眼的黑眸子，

若把偌大的宇宙視如指環，

我們定是鑲在上面的寶石。

王蒙把這首少年意氣、才如江河貫地的詩篇稱為“世界上最牛的詩”。奇怪的是，王蒙學了英文后，翻閱菲氏英譯本《柔巴依集》，卻發現自己曾“接觸并部分抄錄過的烏茲別克文譯本與英譯本根本無法相參照，二者有某些相似的情緒、意象和比喻，卻找不到一句相通”④的，尤其是那首“世界上最牛的詩”，在菲氏的英譯本和郭沫若的中譯本中根本找不到。也就是說，這很可能是目前通行的101首“柔巴依”之外的一首，它雖沒有進入書面文本系統，但長期流傳于民間，而王蒙在特殊的情景中恰好與之相遇了，這或許就是命運對王蒙的回報吧。此外，王蒙還有兩首“柔巴依”：

（二）

空閑的時間要多讀快樂的書本，

不要讓憂郁的青草在心里生根，

再干一杯吧，再飲一杯葡萄酒，

哪怕是死亡的征兆已漸漸臨近。

（三）

一手拿著酒杯，一手拿著可蘭經，

有時我是異教徒，有時是穆斯林，

生活在同一個藍寶石般的天宇下，

為什么要把人們分成不同的教群？

他甚至還嘗試著用中國五言絕句的形式，把第二首譯成：

無事須尋歡，有生莫斷腸，

遣懷書共酒，何問壽與殤？

尤其是前兩首“柔巴依”，從紀實小說《鷹谷》，到后來的一系列散文、講演甚至后來的外交活動和作家集會等場合，王蒙都會反復提及、反復朗誦。它們似乎透露出王蒙內心的高傲、尊嚴和率性，而這兩者的互補也正是他當初“為什么沒有自殺”的最好答案吧。

德國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說過，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生活方式。通過16年的新疆生活，王蒙顯然已深深體會到學習一門非母語的語言，對一個作家的意義有多么重大。語言是知識、工具和橋梁，語言與思維的關系更是最精微的部分，從一種語言的學習中，可以體會出其他民族的思維特點。因此語言與學習語言所帶來的不僅是交流工具、溝通便利和有關我們的世界、異族的奇妙知識與見聞，它還帶給作家一個更開闊的心胸，更開放的頭腦，對新鮮事物的興趣，更多的比較鑒別的可能與思考習慣；還可以養成一種對世界和文化多樣性的了解與愛惜，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一恕道的深刻理解，一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魄。與此同時，就可以逐漸克服和改變小農經濟的鼠目寸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外心理，“美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圓”的媚外心理，抱殘守缺的保守心理，夜郎自大的荒唐與封閉，人云亦云的盲目性，非此即彼的簡單化，等等。同樣，維語的學習也使他真真體會到學習語言的享受，享受人生的多樣、豐富和差異，享受大千世界的豐富多彩，享受人類文化的全部瑰麗與相互作用，享受學而時習之本身的不盡樂趣。⑤

正是以這種開放的語言、文化及世界心態，在一個偶然機緣的觸發下，46歲的王蒙又開始了英語學習。1980年夏，王蒙攜夫人應邀赴美國依阿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 riting Program，簡稱IW P，原名“作家寫作坊”)，這是王蒙第一次踏上異國他鄉的土地。在國際寫作計劃主持人、華裔作家聶華苓的安排下，王蒙跟一位希臘裔的女藥劑師尤安娜補習英語。王蒙原來雖學過一點英語，但只有初中的基礎，而且二十多年不碰了。但從1980年8月底至1980年12月底回國，四個月的“強化”學習，不僅在日常交際中可以“應付一氣”，甚至到東海岸各大學演講時，有時也能用英語講上一段，接受《紐約客》的采訪，竟然也可以用英語回答了。

母語好比是家鄉、家園，外語好比是世界。走向世界才能更好地了解家鄉，熱愛家鄉，建設更美好的家園。外語與母語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促進、相得益彰的。只有比較過母語與外語的人才能真正認識自身的素養語的全部特點，才能從比較中得到啟示得到聯想，從而大大擴張與深化對于母語并且對于外語的理解與感受，這是王蒙學英文的出發點，也是學習過程的體驗。

兩年后，當王蒙重訪依阿華時，朋友們告訴他那位藥劑師尤安娜的近況：因為教王蒙的英語成功，加上中國赴美者日漸增多，她干脆辭掉醫院的工作，改行教外國人英語了。并笑稱，“Y ou have changed her life!”這話在英語中本是用來稱頌愛情的，王蒙聽了不禁“得意之至”。

很快，他就開始閱讀并試圖翻譯英語文學作品。1990年從文化部長的職位上退下來后，正好有了時間和機會。在隨后的兩年里，王蒙先后翻譯發表了美國小說家約翰·契弗的《自我矯治》和《戀歌》（《世界文學》1990年第6期），新西蘭作家帕·格麗斯的《天地之間》、詹·傅瑞姆的《天鵝》（小說界1991年第2期），新西蘭作家伊恩·夏普的《白雪公主》和《天賜馬》、弗·龐德的《簡明三聯畫》和《八角形》、詹·康普頓《費伯鎮》（《外國文藝》1991年第5期）等多個作品。之后，還陸續發表了從英文轉譯的德國詩人薩碧妮·梭謨凱卜的《如夢——短歌十二章》（《華聲報》1990年12月28日）、《心園》十二首（《光明日報》1997年12月31日）和《北美行》（俳句二十二首，《詩刊》2001年第8期），美國詩人斯坦利·摩斯的《給母親瑪格麗特》、《詩》、《婚前的詩》和《祈禱》（《詩刊》1999年第3期），美國詩人兼學者薇拉·施瓦茨（即威斯里安大學教授V era Schw artz，中文名舒衡哲）的《靈魂》、《有足夠的理由隱藏光明》和《與黑暗為鄰》（《詩刊》2000年第6期），挪威詩人凱瑟琳·格萊丹爾的《情詩》（《詩刊》1999年第8期），還有印度首任駐華女大使尼魯珀瑪·梅農·拉奧琪的《詩三首》（《王蒙研究》2007年5月號）等50多首詩歌，以及作家愛德維琪·丹妮凱特的短篇小說《七年》（《外國文藝》2002年第2期），等等。

數量雖然不多，但作為一位只有速成學歷的“業余”譯者，已經很不容易了。對王蒙來說，重要的也許不是翻譯的結果，而是翻譯過程中對不同文化及其語言的體驗和領悟。他深知：通過翻譯交流和學習與直接從原文交流和學習，感覺與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人類的思想、感情和一切知性悟性感性活動直至神經反射都與語言密不可分，思想與情感的最最精微和深邃部分，學理的最最精彩的部分，頓悟的最最奧秘的部分，都與原文緊密聯系在一起。同時，他也體悟到，翻譯是一種理解和解釋，愈是要害問題，愈是受譯者的歷史、地域、處境與知識結構乃至個性的局限。愈是重要的命題和精彩的作品，愈是要不斷地翻譯，不斷地修正翻譯，不斷地在理解上從而在翻譯上出新。因此，一個確實希望有所作為有所發現發明創造的學人，哪有只滿足于讓翻譯牽著鼻子走的道理呢？⑥

作為伴隨著新中國誕生而走上文壇的作家，王蒙的世界觀與文學觀都帶有那個時代的印跡，他的文學資源當然也不脫那個時代的風尚。隨著東西方冷戰陣營的形成和意識形態的對立，歐美等西方現代文學思潮在新中國初期受到批判和排斥（“文革”期間更是趕盡殺絕），于是，19世紀之后的俄蘇文學，一時便成為最受尊崇的外來文學資源。特別是蘇聯文學更與王蒙這一代青年作家有著深刻的精神聯系。王蒙曾多次表示：“對于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愛情，就是文學，也就是蘇聯”，這是“四而一、一而四的東西。這里頭也有決定著我命運的東西”，“再沒有第二個外國像這個國家那樣在我少年時代引起過那么多愛、迷戀、向往，后來提起它來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雹咄趺傻脑缙谏踔翉统龊笙喈旈L時間的寫作，幾乎都脫不了對蘇聯形象與蘇聯精神的想象。

不過，作為一個富有創造力的杰出作家，他的思考與想象又決不是時代思潮所能羈囿的。早在《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期，他就表達了對理想的追問，對現實的困惑。新時期初復出后，更是以開放的心態，最早嘗試小說創作的新變，成為西方現代派在中國最早的借鑒實驗者之一，“窩頭就蝸牛，再加二兩油”是他的旗幟和口號。這樣的資源轉換，其實伴隨著王蒙緊張的內心拷問和深刻的精神反思。隨著冷戰格局的轉變特別是蘇聯的解體，他意識到其一代人關于蘇聯和蘇聯文學理想的想象性質。同時，正是他從1980年訪美開始的走出國門，包括通過英文學習、文學翻譯而獲得的對歐美和其他民族社會和文學的了解，使他的精神資源和藝術想象，得到持續不斷地爆發。他深知，翻譯文學的發達與本國創作的繁榮密不可分。正是通過翻譯，外國文學才有效地進入本國的精神生活，成為當代文學的一個活躍因素。

關于王蒙的創作與外國文學之間的聯系，在當代文學界早已不是什么新話題了。除了關于和蘇聯文學、歐美意識流文學之間的關聯外，王蒙那種汪洋恣肆的語言特點的形成，也可以從他與外來資源的關系中去分辨和欣賞。批評家郜元寶曾這樣概括王蒙的語言特點，說王蒙的敘述語言幾乎一貫地表現為一種神經質的快速說話，他留給讀者最鮮明的印象，正是這種滔滔不絕辯才無礙的神氣。他甚至不無夸張地稱，王蒙是善于辭令的辯才，盡情游戲語言的驕子，隨意驅遣語言的暴君。這里隨手舉上一例，你可以體會一下什么是典型的王蒙語式：

“……當然，如果您限于先天后天條件實在學不好外語，那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湊湊合合也照樣革命照樣建設社會主義照樣做官照樣評職稱拿學位——不行委托外語好的哥們兒替你寫幾頁英語論文稿前言或簡介就是了，但是請不要制造愚蠢的不學與學不好外語有理論啦?！保ā段业娜松軐W》）

這種語言風格的形成，除天性因素無法分析外，也的確可以從他與外國文學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的關聯中找到某種線索。比如他反復強調的維語文化中的幽默、率性和真誠，對擅于辭令的“又是英雄、又是牛皮大王”一類性格的普遍喜愛。比如在接受筆者的采訪時，他曾強調的對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有時一連十幾、二十頁不分段，像連珠炮、機關槍、山洪泛濫一樣的語言與氣勢所留下的深刻印象。⑧

當然，王蒙對語言的感受遠非單一的。像是與郜元寶的評價做某種爭辯，王蒙也表示，隨著與不同風格流派的外國作品接觸的增多，他對美國的約翰·契弗、杜魯門·卡波特，還有約翰·厄普代克等作家的語言，也非常欣賞。因為他們的風格相對簡練一點，擅長用一種非正規的比喻，脫離了過去在修辭上所能理解的那種語言表達方式。其中，對約翰·契弗的作品，他是用心研究并翻譯過的，他在《我為什么喜愛契弗》中稱，契弗的小說寫得非常干凈。每個段落，每一句話，每個字都像是經水洗過，清爽、利索、閃閃發光，真是一種迷人的敘述方式與敘述語言。認為這種干凈洗練不僅是一種技巧、風格，更是一種教養，一種對于社會、對于讀者的智力與時間的尊重。但有趣的是，即便是在贊賞契弗的語言的洗練干凈時，他還是禁不住這樣說話：

“他的小說的構成明確地奠基于故事的敘說?；旧蠜]有粘粘連連與精雕細琢的描寫，沒有嘮嘮叨叨與解釋疑難的分析，也沒有咋咋呼呼乃至裝模作樣的表演與煽動。他有的只是聰明的、行云流水般的、親切而又含蓄的述說?！?/p>

不能說王蒙缺乏對語言的敏感，也不能說他沒有嘗試新的語言方式的沖動。但在王蒙那里，這樣的接受和影響，其實質和效果毋寧說是他所擅長的語言方式的一種對照和反襯。正如郜元寶所說，王蒙小說的語言構成是充分開放、極具包容性的。他就像一個善于游泳的人，在語言的海洋盡情地暢游，廣泛吸收，靈活化用，并不擔心這樣一來會喪失自己的語言個性。王蒙語言的個性，恰恰就在于對各種語言大膽自由的吸收和化用。這是一個整天吞吐語言的怪物！這是一個大量熔鑄語言的工廠?、?/p>

王蒙不是一個站在廣場以知識分子的語言對社會行使批判使命的精英作家，他是以低調姿態側身廟堂，通過對烏托邦時代的語言模擬，達到對時代的反諷，多聲部的說話藝術正是其作品獨有的特點。王蒙的開放與包容，使現實中的各種觀點轉化為文本中的各種語言，在作品中同時呈現，展開對話，這不禁又使我想起王蒙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句話，在王蒙那里，語言已經遠不止于傳達工具和一般的修辭手段，它已經作為其藝術創作和想象的對象，作為一種題材和“人物”，作為文化批判和精神反思的一種獨特的中介、通道和場域。

2008年，七十多歲的王蒙用三年多時間完成了百萬多字的自傳三部曲，分別是《半生多事》、《大塊文章》和《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他對最后一卷書名的解釋是，“民間傳說貓有九條命，狗有九條命，我也有九條命。漢語世界一條命，維語世界一條命，寫作一條命，翻譯一條命，講課一條命，休養生息一條命，城市一條命，下鄉一條命，講學論道一條命。九條命就是九個世界，東方不亮西方亮，堵了南方有北方……而七羊，就是吉祥?！雹饪梢?，維語、英語和文學翻譯，及其所代表、所聯系的不同語言與不同文化，都是王蒙安身立命的重要支柱。

2011/1/4寫修改于望園閣

【注釋】

①《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頁。

②《我是王蒙》，團結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頁。

③《王蒙讀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頁。

④《鷹谷》，《人民文學》1984年第3期。

⑤《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頁。

⑥同上，第10-11頁。

⑦《告讀者》，《蘇聯祭》，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⑧《王蒙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頁。

⑨《戲弄和謀殺——追憶烏托邦的一種語言策略》，《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2期。

⑩《環球人物》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