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嘯仙與紅色審計

曹春榮

盡管因為相關文獻資料的欠缺，我們還未能具體、詳細地了解阮嘯仙對中共領導的審計工作的所思所為，更無法確切地提煉其審計思想，評價他對審計工作的理論貢獻。但從他所擔任的各種審計工作職務，特別是他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后，中審委所開展的一系列業務活動，所公布的一系列審計報告，我們不難肯定阮嘯仙主導、主持紅色審計的作用與貢獻，想見他“審計嘔心血”的身影。

1

1934年2月1日，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阮嘯仙再次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2月3日，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阮嘯仙被委任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

2月17日，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中字第一號命令，公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組織法》。該法專設《第八章、審計委員會》，規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立的審計委員會，其職權是：（一）審核國家的歲入與歲出；（二）監督國家預算之執行。另外還規定了審計委員會組成及內部的編制。

2月20日，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中字第二號命令，公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審計條例》。該條例共十九條，分別對審計目的、任務、程序、總結報告，中央和地方審計機關的不同職權及相互關系，審計機關與工農檢察機關的聯系等，作了明確規定。

3月17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中央審計委員會審查三月份中央政府預算的總結》。

3月22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中央審計委員會審核粵贛省三月的預算總結》。

3月31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中央審計委員會審查國家企業會計的初步結論》。

4月5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中央審計委員會稽核瑞金經濟開支的總結》。

4月7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中央審計委員會檢查互濟會反帝擁蘇同盟財政收支的總結》。

4月14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中央審計委員會檢查中央各部三月份節省成績的總結——一月來響應本報節省號召的成績》。同時發表十一個駐瑞金的中央機關、國有企業的職工會代表，于1934年3月16日簽署的《在提高勞動紀律實行節省聲中十一個機關職工會訂立競賽條約》。條約載明：節省辦公費，按照預定決算來估計，由中央審計委員會評判；并公請中央審計委員會阮主任，為本條約的評判員之一。

4月21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中央審計委員會關于中央各部三月份節省的補充與更正》。

8月15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中央審計委員會關于衛生系統中五、六月節省成績的總結》。

9月11日，《紅色中華》報發表《中央審計委員會關于四個月節省運動的總結》。

上列時間表，為我們清晰地展示了阮嘯仙在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位置上，七個月所做的工作。概略言之有：

（一）組建工作班子，協調內外關系；

（二）主持制定《審計條例》，為審計工作立法；

（三）依據《審計條例》領導部署開展審計業務，其要者有：審查、稽核中央政府和各省及瑞金直屬縣的預決算，督促各級財政部門總結成績，揭露存在的問題，進一步做好工作；審查各機關、革命團體的財政收支，分析受審單位存在的缺點，并給出糾正的辦法；審檢國家企業的財務收支，指出其企業管理思想及舉措上的種種弊端，強調從克服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入手，依靠法規和制度，嚴格執行勞動紀律，來加強企業管理，促進生產發展和效率提高；

（四）領導部署積極履行“評判機關”職責，并模范當好“評判員”，嚴肅、認真、及時、細致地做好在瑞金的中央機關、群眾團體、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節省運動成績的評審工作，并總結其經驗教訓，為推進節省運動和克服財政困難發揮了重大作用。也對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蘇區優良傳統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

2

雖然事（史）實已然雄辯地表明了：阮嘯仙在紅色審計、人民審計史上的崇高地位，卻依然有人隨意評點杜撰，來拔高、“塑造”阮嘯仙在審計方面的光輝形象?？上н@樣做非但于事無補，反而要起反作用，可謂幫了倒忙。為尊重歷史，維護阮嘯仙研究的科學性，有必要就此現象作番辨析（以下文例采自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河源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紀念阮嘯仙文集》，1998年12月內部版）。

（一）有論者將上述七八個國家審計總結中的分析、結論、建議性文字，都當作阮嘯仙的言論（思想資料）引用，從而歸納出他對審計工作的種種理論貢獻。這樣的論證法，本身就不足為訓，又何況相關文獻和史實猶在，這里就不一一羅列。

至于對國有經濟組織與企業，乃至合作社企業的財務審計，也早在阮嘯仙進入中央蘇區之前，即已有明文規定并實行。如1932年8月24日，經中央人民委員會第二十三次常會修正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暫行章程》，其第四章就規定：財政人民委員部得監督本行一切事務，包括“核準本行經費之預決算，審查各項報告并資產負債表等”。為此，“財政人民委員部每年應派若干人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賬目”。1932年8月制定的《糧食合作社簡章》已有選舉產生審查委員會之規定。1933年9月制定的《生產合作社標準章程》、《消費合作社標準章程》、《信用合作社標準章程》，也都有在各種合作社中選舉產生審查委員會，審查企業生產、經營報告及決算；決算經社員大會審定后，呈報當地政府及中央政府之規定。

以上所述表明，把建立機關、單位預決算審計制度，當作阮嘯仙對審計工作的理論貢獻，缺乏具體、充分的事實支撐。

（二）有論者稱阮嘯仙為“肅貪能手”、“黑臉包公”，盛贊他在中央蘇區（瑞金）反腐肅貪的功績。這不免張冠李戴，穿鑿附會了。

眾所周知，主導并具體進行中央蘇區反腐肅貪工作的，是中央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二蘇大后改作工農檢察委員會），以及地方各級工農檢察機關。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賦予工農檢察機關的任務是：督促和監督國家機關及企事業單位執行蘇維埃政府的法律、法令、方針、政策；特別要發動群眾同國家機關和各種經濟組織中的貪污、浪費、腐化、官僚現象作斗爭。工農檢察機關下設控告局，接受工農群眾對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犯罪行為的控告。工農檢察機關還通過“突擊隊”、工農檢察通訊員，以及共青團的“輕騎隊”，形成群眾性的監督、檢舉網，造成對貪腐分子的高壓態勢。因此，《審計條例》才有在實施本條例過程中，中央審計委員會及分會須與中央及地方各級工農檢察委員會取得密切聯系，使之更能吸收廣大工農群眾對于審計的意見的規定。另外，工農檢察機關還可以牽頭組織臨時的省縣區鄉四級審查委員會，徹底審查各機關單位，以至一切經手款項的人。其成員由工農檢察委員會主席，地方蘇維埃執委會中的主席團成員一人，青年團一人，工會一人組成。由此看來，中央審計委員會和阮嘯仙都不必、也不可能直接出面進行肅貪。又何況，依照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授權，他們參與反腐肅貪工作的思路和方式，本來就有別于工農檢察機關。

可笑的是，有人為“塑造”阮嘯仙“肅貪能手”、“黑臉包公”形象，竟然移花接木，杜撰阮嘯仙親自查辦中央印刷廠會計科長楊其茲和軍委印刷所會計科長路克勤的貪污案；以及“沉著、機智”審查中央互濟總會財務部長謝開松貪污案的故事。只要翻檢1934年2月22日《紅色中華》報刊登的：《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公布之二、中央印刷廠造幣廠與軍委印刷所之貪污案件》一文，就可以知道，楊、路貪污案實為工農檢察機關所查辦，跟阮嘯仙并無關系。該文寫道：“中央印刷廠楊其茲的賬目，開始查了很久查不出……后來我們發動了工會與少共的輕騎隊，特別是該廠的輕騎隊與全體工友，參加了審查委員會……由于全體工友對數與清查他的貪污賬目就完全檢查出來了?！甭房饲谥澪?，也是由于“發動了群眾清查、對證，他才正式承認”。

謝開松貪污案的查辦經過，也早有1934年2月20日的《紅色中華》報予以披露。該報《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公布——檢舉中央各機關的貪污案件的結論》一文寫道：“中央互濟總會財務部長謝開松貪污案件。這一案件是由本會通訊員的報告與該會主任的控告，該部長有貪污嫌疑，本會立即到該會召集全體工作人員會，組織臨時審查委員會進行檢舉該財務部長的工作與賬項?！苯Y果查出了他的種種貪污腐化、消極怠工問題，“并經本人正式承認”。這足以說明該案也非阮嘯仙所查辦。

尤其搞笑的是，當年還振振有詞說楊其茲與路克勤貪污案，是阮嘯仙親自查辦的那位仁兄，若干年后竟又“報道”說，是劉少奇帶隊查處中央企業貪污腐敗案時，“親自出馬，帶著檢查組在中央印刷廠、軍委印刷所發動群眾，組織力量進行檢查”查出來的（詳見傅克誠等著：《中央蘇區廉政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11月版，第74～75頁）。這豈不是更加表明：本故事純屬虛構嗎？

其實，阮嘯仙與紅色審計的關系，對紅色審計的貢獻，他在紅色審計、人民審計史上的地位，已有歷史為憑作證，無須誰人為之添枝加葉、無中生有。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刻苦研究，實事求是。

（作者單位：瑞金市黨史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