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儀式與政治:1956年后中共對資本家的思想改造

馮莜才

目前學術界對1949年后中共政治文化的研究，多側重于探討其意識形態控制，以及烏托邦理想主義等，最新的研究也在探討中共如何運用文化符號來建構其政治統治。本文則側重于，通過資本家的思想改造，觀察從中央到基層政治運作的機制。資本家與知識分子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與中共經濟政策有關，后者與文化教育政策有關。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容易理解，但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工商業者既然失去了其企業產權，為何還要接受沒有終點的“改造”?本文認為，在資本家的思想改造過程中，資本家通過身份定義與再定義，被迫接受改造。其實這也是賦予其改造以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基礎。正因為存在資產階級分子，階級矛盾繼續存在，所以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繼續推行“以階級斗爭為綱”便顯得順理成章。同時，反復確定被改造者的政治位置，并決定其不同的政治待遇——政治排隊，也是對被改造者身份進行再定義的過程。

為了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務，工商界人士被卷入頻繁的政治學習運動中。在這種政治學習過程中，儀式則成為一種強制的合法性認同的機制。當政治學習與教育儀式化之后，究竟受教育者是否能從內心接受說教便不再重要，過程中的表態比內心認同更受重視。這種身份工具化與政治學習儀式化，其背后都與各方實際的現實考慮有關，而不僅僅是為了通過改造程序，來讓資本家們接受某種系統化的教條說法。1956年后中共在對待資產階級分子的統戰和消滅資產階級政策之間變化不定，都與一定的經濟目標、合法性需要有關。(薛承摘自《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全文約126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