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共與其他政治力量關于軍閥問題“解決”方略之考察

翁有為

·專題研究·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共與其他政治力量關于軍閥問題“解決”方略之考察

翁有為

20世紀20年代前后，中國政治漸呈嚴重的軍事化割據態勢，失去綱紀約束的軍人勢力尤其是北洋軍閥集團成為國人聚焦、反對并力圖“解決”的對象。各種政治力量均提出了“解決”軍閥問題的不同主張和方略，其中國共兩黨尤其中共關于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性質的話語言說是“解決”軍閥問題“大合唱”中的主導聲音，其理論體系的傳播發揮了巨大的反軍閥作用。

中共;其他政治力量;軍閥問題之解決;話語傳播

民初以來，由于政治變亂，國家政治漸呈嚴重的軍事化態勢，而軍事權力又呈局部化和地方化狀況，國家陷于紛爭和割據之中，遂呈戰亂不止之象。這種亂象，在當時看來，實因“‘綱紀’二字，已不復為軍人所重”①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返?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4頁。的軍閥集團所釀成。在這樣的特定背景下，失去綱紀約束的軍人集團尤其是北洋軍人集團，不能不成為國人聚焦、反對并力圖“解決”的對象。時人關注軍閥現象，是因為軍閥已經成為那個時代急切需要解決的重大社會政治問題，也就是如何打倒軍閥、如何“解決”軍閥問題。對于這一問題，不同的人、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階層和政黨有著不同的立場和答案。關于民初軍閥問題，學界已有諸多翔實的研究②關于北洋軍閥史的研究主要有來新夏:《北洋軍閥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來新夏主編:《北洋軍閥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來新夏主編:《北洋軍閥史》，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潘榮: 《北洋軍閥史論稿》，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齊錫生著，楊若云、蕭延中譯: 《中國的軍閥政治 (1916—1928)》，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張玉法主編: 《軍閥政治》，《中國現代史論集》第5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李新:《軍閥論》，《史學月刊》1985年第1期;彭明:《北洋軍閥》，《教學與研究》1990年第5、6期;陳旭麓: 《軍閥與近代中國社會》，《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2輯;楊天宏:《直奉戰爭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臨時執政府對北洋體系的整合》， 《史學月刊》2008年第3期;等。，但“五四”前后各種新的政治力量是如何提出“解決”即“打倒”軍閥這一重大社會問題的?中共與其他政治力量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這些“解決”方案具有何價值和作用?這些問題，學界尚缺乏系統的研究，本文擬作梳理和探討。

一、中共率先提出了解決軍閥問題的方略并逐漸形成了明確的基本方針

中國共產黨人率先提出解決軍閥問題的看法，并逐漸完善，形成了明確打倒軍閥的基本方針和理論言說。

在中共正式成立之前，陳獨秀、李大釗兩人就敏銳地觀察到軍閥禍國的現象并提出了如何解決軍閥問題的主張。

早在1919年3月23日，陳獨秀在他的《為什么要南北分力》一文中，明確提出了“鏟除這南北軍閥的特殊勢力”，才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要點”。他分析，如果能“鏟除這特殊的勢力，不但南北分立不成問題，就是什么陜西問題，福建問題，湖南問題，川、滇問題，粵、桂問題，湘、桂問題，也都根本解決了”，“在軍閥特殊勢力未鏟除以前……無論名義上是南北分立，或是各省地方分治，那實質上都是‘藩鎮割據’”，和真正的“地方分權人民自治的精神，隔得太遠”①《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368—369頁。。在這里，他敏銳地看到軍閥問題就是障礙中國統一的真正“根本問題”，只有解決這一根本問題，才能解決民國以來中國政治紛爭、南北分裂等一切政治問題。

1919年8月17日，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也提到:“在清朝時，我們可用民主主義作工具去推翻愛新覺羅家的皇統。在今日，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軍閥的勢力?！雹凇独畲筢撊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06頁。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在這里，不僅討論中國的“軍閥”，而且還討論用什么“工具”去推翻他們。1920年8月17日，他在《要自由集合的國民大會》一文中，明確地認識到中國的民眾是破除軍閥勢力的主力，他說: “時至今日，一切歷史上傳留下來的勢力，都一天一天的粉碎了。什么宗教咧，皇統咧，軍閥咧，政閥咧，不遇民眾的勢力則已，遇則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則已，犯則必遭其殄滅。民眾的勢力，是現代社會上一切構造的唯一的基礎?！辈⑴e證說:“五四以來，罷免曹、陸，乃至此次打破一派軍閥，摧除安福，那一件不是這種國民大會的效力!”③《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523、525頁。

中共正式成立之后，陳獨秀、蔡和森等對如何解決軍閥的問題進行了進一步探索。

1922年6月，陳獨秀發表文章，表達自己對中國政治問題的看法。他認為，根據中國的社會政治現狀，要打倒軍閥，就必須組成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無權力則無國家無政治之可言，只有力乃能代替力，這種自然法則之支配，又是我們所不能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明白若是人民的權力不能代替軍閥的權力，軍閥政治是不會倒的?！标惇毿銖膰艺巍胺▌t”的思想高度，既看到打倒軍閥必須靠實力，又認識到這樣的實力必須是“人民的權力”。而且，他更進一步分析了人民的權力表達的政治形式，他指出:“人民的權力，必須集合在各種人民的組織里才可以表現出來，直接具體表現到政治上的只是政黨。政治的隆污是人民休戚之最大關鍵，政黨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主張人民不干涉政治是發昏，主張干涉政治而不主張組織政黨，更是發昏之發昏。要實現政黨政治來代替武人政治，亦即是以人民權力來代替軍閥權力，非有黨員居全國人口百分之一強大的民主黨二個以上不可。因為有這么多的黨員……才可以實施刷新政治的各項政策，才可以制裁武人，才可實現政黨政治來代替武人政治?！雹堋蛾惇毿阄恼逻x編》(中)，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186—187頁。就是說，屬于人民的政黨聯合起來才是足以打倒軍閥的新的政治力量。這就是聯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軍閥，建立新的政權，他說:“我們主張救濟中國，首在鏟除這種割據的惡勢力……鏟除這種惡勢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國愛國家而不為私利私圖的有力分子，統率新興的大群眾，用革命的手段，鏟除各方面的惡勢力，統一軍權政權，建設一個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雹佟蛾惇毿阄恼逻x編》(中)，第204頁。隨著反軍閥斗爭的深入和國民革命運動的深入，陳獨秀提出以有組織的廣大的國民革命運動打倒軍閥的主張，他說:“軍閥們的罪惡，國民都已經親眼看清楚了，非打倒軍閥不能救國救民，國民也漸漸覺悟了，但是如何打法才有效呢?我們要知道:軍閥的命運固然已去末日不遠了，然自古道‘困獸猶斗’，他們最后必死戰……若是沒有組織力很強的很廣大的國民運動，還怕是敵他們不過。所以要打倒軍閥，散漫的各個爭斗是不濟事的，必須是各階級各部分爭自由爭民權的各種勢力，在一個統一的目標之下集中起來，成功一個有組織的廣大的國民運動，才有充分反抗軍閥的力量”，“能夠打倒軍閥的，只有統一的國民運動?！雹凇蛾惇毿阄恼逻x編》(中)，第247頁。在陳獨秀看來，組織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在政黨聯合的基礎上再組織統一的國民革命運動，這是能夠打倒軍閥的道路。

1923年4月，陳獨秀進一步探討了怎樣打倒軍閥的問題，他說:“近來外交、內政上種種事實的教訓，國民各方面的救國思想及方法都已漸漸集中到‘打倒軍閥’這一點。這也不用我們再來解釋了?，F在的問題是怎樣打倒軍閥?！彼岢隽肆椃椒?第一，要打倒軍閥，必須排除軍閥的后援帝國主義，尤其是要抵死反抗帝國主義“以各種名義的外債直接或間接供給軍閥”。第二，做各種武裝平民的辦法，使軍閥的兵源枯竭。第三，組織與軍閥武力統一或聯省自治相對立的真正的民主統一運動。第四，做統一的國民運動，“能夠打倒軍閥的，只有統一的國民運動。統一的國民運動之具體辦法，最好是各省各團體集合在國民革命軍中心地方，開一國民代表大會，以議定解決政治之統一的戰略”。第五，必須有民主革命的中心力量的領導，“在國民運動中，要成就一個革命的局面，斷然不可沒有一個勢力集中的革命黨做中堅，擔負破壞及建設的責任?！痹诂F在的情況下，各民主革命分子應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國國民黨，使他成功一個強有力的革命黨，才有打倒軍閥的希望”。第六，必須認定勞動階級是國民運動中重要部分，“在國民運動中若忘記了勞動階級是重要部分，這種國民運動也必然是軟弱沒有力量”，“勞動階級不但求真民主主義最切，而且能為真民主主義奮斗的力量也最大。并且此時中國的國民運動，勞動階級不但是重要部分，已經是最勇敢急進的先鋒了，試看鐵路工人已經首先起來以血肉和軍閥相搏，便可明白。他們此次的血戰，不只是為工人的自由與人格而戰，乃是向軍閥們黑暗勢力為全國人民之人格與自由而戰”。③《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250—253頁。在此，陳獨秀探討了打倒軍閥的具體策略、途徑、領導力量、依靠力量等問題，對怎樣打倒軍閥進行了更為全面的思考。

蔡和森的觀點非常明確:“中國政治的亂源既然在軍閥，所以現在根本的問題”，“在怎樣推翻軍閥，換過說就是怎樣革命”，“我們惟望結合偉大的革命群眾的勢力”，進行打倒軍閥的“革命的統一”，而革命的“統一的目的要建筑在最大多數貧苦群眾的幸福和全國被壓迫民族的對外獨立之上，才能夠真正的統一”。④《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5—106頁。

中國共產黨人關于如何解決軍閥問題的方略，集中體現在黨的歷次決議、時局聲明的主張中。

早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之際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就決定: “在政治斗爭中，在反對軍閥主義和官僚制度的斗爭中，在爭取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斗爭中，我們應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雹荨吨泄仓醒胛募x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8頁。這里，明確提出把“反對軍閥主義”作為政治斗爭的第一任務，而且還把“軍閥”提升到“軍閥主義”的認識層次，表明中共黨內對國內軍閥問題的認識已非泛泛觀察及言論可比。1922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對于時局的主張中，針對廢督裁軍、聯省自治、實業救國以解決糾紛的主張，明確表明了自己解決時局的立場:“解決糾紛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軍閥建設民主政治?！雹佟吨泄仓醒胛募x集》第1冊，第42頁。對于什么是民主政治，中共有自己不同的解釋: “民主政治當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權，但所謂民主派掌握政權……乃是由一個能建設新的政治組織應付世界的新環境之民主黨或宗旨相近的數個黨派之聯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動派官僚軍閥，來掌握政權的意思?！雹凇吨泄仓醒胛募x集》第1冊，第35—36頁。因此，中共向國人表示: “農民工人學生兵警商人諸君呵!軍閥不打倒，廢督裁兵是不可能的;軍閥不打倒，想他們不強索軍費不擾亂中央及地方的財政秩序是不可能的;軍閥不打倒，想他們不濫借外債做軍費政費以增加列強在華勢力是不可能的;軍閥不打倒，想他們不橫征暴斂想他們綏靖地方制止兵匪擾亂是不可能的;軍閥不打倒，工商業怎能發展，教育怎能維持和振興?軍閥不打倒，想他們不互爭地盤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互爭地盤戰爭一次，農人工人商人的身家性命便跟著犧牲一次，無辜的兵士警察便跟著身罹炮彈一次，他們戰爭無止期，我們要停止這種無止期的犧牲，只有加入民主戰爭打倒軍閥，沒有別種姑息的妥協的偽和平方法可以得到根本的真和平幸福的……戰爭誠然是我們所不謳歌的，但是民主主義的戰爭，減少軍閥戰爭效率的戰爭把人民從痛苦中解放出來的戰爭，在現在乃是我們不能不謳歌的?！雹邸吨泄仓醒胛募x集》第1冊，第44頁。中國共產黨人固然是“為無產階級奮斗”，但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④《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44—45頁。中共最早提出的“反封”，指的是反對割據紛爭的軍閥和軍閥政治之意，尚未有反對地主土地制度的內涵。。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指出:“真正的統一民族主義國家和國內的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永遠建設不成功，”正式提出“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并具體提出要“首先推翻一切軍閥，由人民統一中國本部，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共和國”的奮斗任務。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100—111頁。1923年6月中共三大發表的宣言指出:中國政局的現狀“證明本黨一年以來號召的‘打倒軍閥’‘打到國際帝國主義’之國民革命運動，不是一條錯誤的道路”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165頁。。1924年9月10日中共發表第三次對時局的主張，分析了軍閥戰爭與其背后的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強調了“解除一切軍閥的武裝”和“在根本上推翻外國帝國主義”的革命任務⑦《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293頁。。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提出并分析了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既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兩個特點問題，并提出在這一運動中需要無產階級站在“領導地位”領導各被壓迫階級共同奮斗的“重要問題”⑧《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338頁。。

中共由主張自己獨立打倒軍閥，到聯合其他民主力量進行國民革命運動打倒軍閥，再到中共意識到自己應站立在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地位聯合各階級打倒軍閥，思想逐步明晰，打倒軍閥的思想方針逐漸完善。由此，在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權問題上，中共與國民黨的分歧不能不顯現出來，也就預示了在打倒軍閥之后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艱巨之路。

二、其他各種政治力量各自提出“解決”軍閥問題的方略

其他各種政治力量和人物，出于其自身或其代表利益的客觀要求，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解決軍閥的主張和方略。

第一，一部分在北洋政府治下的政界人士和知識分子，主張用改良的方式解決軍閥問題。

胡適1922年9月10日在《努力周刊》上發表《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答陳獨秀》一文，針對陳獨秀對聯省自治的責難與反對，認為聯省自治是“今日打倒軍閥的一個重要武器”⑨歐陽哲生編: 《胡適文集》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72頁。，斷然稱: “我們可以大膽地說:打倒軍閥割據的第一步是建設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凡反抗這個旗幟的，沒有不失敗的?！雹饫柙?、蔣方震、章太炎、康有為等人

⑩《胡適文集》第3卷，第376頁。則提出廢督或裁兵的辦法①劉楚湘:《癸亥政變紀略》，中華書局，2007年，第33—39頁;參見《孤軍》第1卷第4—5期“推倒軍閥號”，1923年1月。。原來主張在軍閥統治的環境下建設“好人政府”的蔡元培，由于對直系軍閥當政后專橫弄權和踐踏法律行為的不滿，轉而改變態度，于1923年1月28日在《努力周報》上發表《關于不合作的宣言》，內有:“議員的投票，看津貼有無;閣員的位置，稟軍閥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辈淘噢o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職務，這種不合作也具有反對軍閥的意義②蔡元培:《關于不合作的宣言》，《努力周報》1923年1月28日;《蔡元培選集》，中華書局，1959年，第213頁。胡適也曾是持“好人政府”政治主張的重要成員，他對蔡元培的不與軍閥合作的態度極表贊成，而且認為不合作本身就是一種抵抗，他說:“蔡先生的這一次的舉動，確可以稱為‘不合作主義’?！币姾m: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3卷，第455頁?！艾F在我們如果希望打倒污濁的政治，組織固是要緊，民眾固是要緊，然而蔡先生這種‘有所不為’的正誼呼聲更是要緊?！薄霸谶@個豬仔世界里……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眳⒁姎W陽哲生編: 《胡適文集》第3卷，第458頁。。曹錕賄選后，孟森稱:“近日輿論對于制裁軍閥政府之策，往往倡言‘堅壁清野’四字”。他認為，“此為國民求之在我，確有把握之一法。語其功用，最大者為表示不信任”。③《孟森政論文集刊》 (下)，中華書局，2008年，第884頁。他們認為軍閥應該打倒，但主張用平和的或不合作的方式達到目的。

第二，一般的下層知識分子，對如何打倒軍閥，也只能出于其經歷開出自己的藥方。

有人投書《孤軍》雜志編輯部，提出通過宣傳“好漢莫當兵”，使人人接受這樣的藥方，是推倒軍閥的一個辦法，因為“假使人人贊成‘好漢莫當兵’那句話，人人自然就不當兵了，人人不助桀為虐，吾知‘作福作威’ ‘禍國殃民’的軍官，必然變成無翼的老鳥，無腳的狗熊了。事實上果能達到那步田地，軍閥這不是推倒了么?”④《讀者之聲“好鐵莫打釘好漢莫當兵”——這是推倒軍閥的宣傳語》， 《孤軍》第3卷3期，1925年8月。還有論者提出士兵不與軍閥合作、參謀不與軍閥合作、官僚不與軍閥合作的“不合作主義”，認為要打倒軍閥，這“真是正本清源、抽薪止沸的善策哪!”參見李懷清:《國民黨采“不合作主義”打倒軍閥派》，《學生文藝叢刊》第2卷第10期，1925年。這種打倒軍閥的方法，是簡單的、樸素的，難免帶有幼稚的成分，實際上是無法去推行的。

第三，以國內有知識的青年和留學生為代表的青年知識群體，一般傾向于依靠實力打倒軍閥。

主要由留日學生創辦的《孤軍》雜志社的編輯，對于前述“好漢莫當兵”以打倒軍閥的方法，是不贊成的，該社編輯在編發那封來信的同時，還附有一封回復說:“足下推倒軍閥的熱心，是我們所大欽佩的。但是這個口號則不敢贊成?，F在就因為好漢不去當兵，所以方有軍閥這種的流氓式土匪式的兵，故我以為我們要推翻軍閥，不獨自信不會禍國殃民的人，應該去當兵，還應該進一步去運動軍閥的兵，個個成為真正的‘好漢’，起來反對他們的長官，才是積極的辦法呢!如果只是消極的勸人不當兵不獨有因噎廢食之譏而且不可能。試問這些兵打那里來是不是因為無食，我們要運動一個兵退伍，我們先得替他尋一條去路，中國目下有兵二百萬，誰有這么大的力量來籌這二百萬人的生計?所以我覺得，我們與其勸好漢不當兵，不如勸當兵的‘好漢’起來革軍閥的命?！雹荨蹲x者之聲“好鐵莫打釘好漢莫當兵”——這是推倒軍閥的宣傳語》，《孤軍》第3卷第3期，1925年8月?！豆萝姟吩谄鋭摽灾?，號召國民“靠著你們自己的實力，和一切的軍閥作戰，鏟除你們當前障礙，一直開條血路去!這是叫做真正的近世的政治奮斗，這才不愧做正正堂堂的國民”⑥《孤軍宣言》，《孤軍》第1卷第1期，1922年9月。?？磥?，他們是主張依靠民眾、傾向用實力或革命的方式打倒軍閥。根據報人邵飄萍的觀察，要想打倒軍閥，必須有民眾與軍隊的結合才能成功。因此當馮玉祥、胡景翼、孫岳聯合成立國民軍發動北京政變囚禁賄選總統曹錕后，邵飄萍似乎看到了希望，他撰寫《國民軍精神長在》一文表達了這樣一種看法: “自有‘國民軍’之名義，始覺軍為應屬于國民的。國民與軍，乃成不可分離之關系?？v實際上此所謂軍者未必真為一般國民所組織之軍，然革命首領之已承認凡軍應與國民發生不可分離之精神，始有‘國民軍’之名義出現。故此點之意味，可認為非常重大也。然則不問國民軍的名義業已取消與否①1924年12月中旬，馮玉祥通電取消國民軍名義并解除其所任國民軍總司令職務。，其與國民不可分離之精神，則永久存在。而將來之以此種精神打破所謂‘軍閥’者，亦即起點于此觀念矣?！雹诜綕h奇主編:《邵飄萍選集》下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495頁。喚醒國民也是時人所想到與軍閥斗爭的一個方式。在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來說，“目睹軍閥之禍國殃民，奈以文弱書生，手無寸鐵，不能食軍閥肉而寢其皮，乃效春秋誅罰之筆……痛詆軍閥掠奪地盤，喚醒同胞，力圖自衛，勿與勝利之軍閥以謀皮也”③古蓨孫: 《乙丑軍閥變亂紀實》，中華書局，2007年，第1頁。。這些知識群體則主張用打倒軍閥的觀念、精神喚醒民眾，以削弱或打倒軍閥。

第四，孫中山在與軍閥的斗爭中，屢挫屢起，他限于自身無力的現實曾聯甲以倒乙，聯乙以倒甲，但同時認為必須打倒軍閥，解決軍閥問題。

“五四”后，孫中山在反思反對軍閥問題時說:必須“力除軍閥主義”，“吾國必須統一，唯以民治為統一方法，然后可期永久”④《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2006年，第429頁。，“對于此種萬惡軍閥，腐敗官僚，以為非掃除凈盡不可”⑤《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618頁。。他指出: “中國人民對連續不斷的紛爭和內戰早已厭倦，并深惡痛絕……堅決要求停止這些紛爭，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因而，我們正在盡力完成賦予我們的這一艱巨的歷史使命”⑥《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527頁。，“徹底消滅造成國家一切混亂的主要根源——軍閥主義”⑦《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2006年，第528頁。，“合全國民意以與軍閥奮斗，其效果必大。從前我們沒有具體條理，今則有之，若以之宣傳于士、農、工、商各界，則必表同情。由全國團結成為一體”，“軍閥安有不倒?革命安有不成?”⑧《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2006年，第103頁?！傲Τ?、“掃除凈盡”、“徹底消滅”、“合全國民意”等話語顯示了孫中山對打倒軍閥的決絕態度。應該說，孫中山打倒軍閥的方案，與其聯甲倒乙的反軍閥又利用之的策略存在某種程度的矛盾。1924年1月，孫中山在復蘇聯代表加拉罕電文中表示，國民黨一大會議的目的“在繼續辛亥革命事業，以底于完成，使中國脫除軍閥與夫帝國主義之壓迫，以遂其再造”⑨《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30頁。。孫中山把打倒軍閥與反對帝國主義聯系在一起的觀點，顯然接受了蘇俄和中共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但到他晚年北京政變后北上時，對皖系軍閥段祺瑞和奉系軍閥張作霖仍抱有某種程度的幻想和期望。

第五，由于國共合作的達成，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繼續宣布了反對軍閥的立場。

1925年5月國民黨發表的對時局的重要宣言明確表示:“中國之內亂，由倚賴帝國主義以為生存之軍閥所造成，本黨前此已歷舉為國民告。軍閥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借統一之名義，以迷惑國人;軍閥之小者，割據地方，借聯省自治之名義，以迷惑國人。其名義雖不同，其為造成內亂則一。本黨 (對軍閥)向恃根本解決之旨?！雹庠诋敃r國共合作的歷史條件下，孫中山打倒軍閥的遺志得到了繼承;但國民黨的右翼勢力對于如何解決軍閥問題，不僅不同于中國共產黨人，實際上也不同于孫中山打倒軍閥的主張，他們不理解孫中山思想的新發展，仍留戀“聯甲倒乙”的方略，因為他們害怕革命運動的高潮將自己淹沒掉。

三、中共與其他政治力量解決軍閥之方略比較及作用

通過以上考察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幾點看法:

⑩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第83頁。

第一，在提出解決軍閥問題的時間上，與其他政治力量和代表人物相比，共產黨人最早提出了打倒軍閥的主張。中共領導人在“五四”之前的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階段就已經在探索如何打倒軍閥的方略問題了，其他各種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則是“五四”之后相繼探討這一問題。中共無疑是最先發起者。

第二，在解決軍閥問題方略的內容上，與其他政治力量和代表人物相比，中共提出的方略最系統、完整、明確。中共不僅明確提出了打倒軍閥的政治主張，還逐漸提出并形成了打倒軍閥的途徑、依靠力量、領導階級、領導政黨、發展目標等在打倒軍閥問題上具有核心價值和重大指導意義的理論主張，指出軍閥是阻礙中國“統一”和進一步“發展”的破壞性力量，因此，中國要統一和發展就必須“打倒軍閥”;要打倒軍閥就不能對軍閥抱有幻想，不能用“改良”的方式，只能用革命的途徑才能“真正”打倒軍閥，才能實現國家“真正”的統一;在革命過程中，必須依靠廣大的“人民群眾”，他們是中國革命的真正力量和基礎;革命群眾必須在“革命政黨”的領導下進行革命運動，革命政黨是打倒軍閥的中堅力量;由于軍閥勢力的強大，革命政黨必須實行“政黨聯合”，發動“廣大的”、“統一的”國民革命運動，在這個革命運動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立于“領導地位”?？梢钥闯?，中共反對軍閥、打倒軍閥的理論，對于國民大革命運動的發動、開展和革命高潮的到來，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其他政治力量或代表人物關于打倒軍閥的方略，有的由于過于溫和無力;有的過于空想和幼稚，無法實施;有的雖然朦朧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但對于如何依靠群眾進行反對軍閥的斗爭、群眾與革命政黨的關系等問題則缺乏認識，其主張未免單薄;孫中山在與軍閥的長期合作與斗爭中有著沉痛的教訓，他晚年認識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決定聯共、扶助農工，是他與軍閥斗爭的新階段，可惜天未假其以年以遂其志;孫中山逝世后的國民黨在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繼承了孫中山打倒軍閥的遺志，實際上實行了中共打倒軍閥的主張，但其內部的分化則使打倒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承受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在此情景下，說國共合作領導的以打倒軍閥為主要目的 (另一目標是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革命運動和北伐戰爭，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共打倒軍閥的政治理論指導下完成的，是不為過的。

第三，中共及其他政治力量及代表人物解決軍閥問題的方略，盡管各不相同，有的甚至有極大區別，但從整體上看，都是發出的解決軍閥問題、打倒軍閥勢力的話語，都是反對軍閥的聲援者，是反對軍閥的眾聲大合唱。必須看到，軍閥內部雖然分裂，但相對革命勢力，他們的力量還是強大的。如有論者注意到，軍閥“利同則和，利異則分。他們自相殘殺也是不盡的。死了一個舊軍閥，必添了幾個新軍閥”①思勤:《軍閥小史》，《孤軍》第1卷第4—5期“推倒軍閥號”，1923年1月。。軍閥“內爭靡己，事變無常，稱雄一時獨霸一方者，歲月變遷。新陳代謝，如有春筍暴發，秋葉飄零，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旋起旋仆，不可數計”②前溪:《吊失敗軍閥》，《國聞周報》第3卷第23期，1926年8月29日。。軍閥雖然在裂變，但如果沒有新的力量，并不會自動走向滅亡。這種新的力量必須在客觀上結成反對軍閥的統一戰線，而不論他們是否處于內心志愿。這樣，除了反對軍閥的武力外，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各種政治力量對軍閥政治的否定話語輿論的廣泛傳播所形成的巨大的思想與道義力量。話語尤其是政治性話語，不僅僅是一種言說，還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實踐活動，被認為具有“建立、培養、維護和改變世界”的意義③〔英〕諾曼·費爾克拉夫著，殷曉蓉譯:《話語與社會變遷》，華夏出版社，2003年，第62頁。?！按虻管婇y”的話語就其成分看，已呈一種眾聲合唱的狀態，其中既有比較溫和的聯省自治派、廢督裁兵派乃至各種各樣的不合作主義派的聲音，又有主張用武力或革命的方式打倒軍閥的聲音。而當時國共兩黨尤其是中共關于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話語言說則是主流。這些聲音經歷了由少到多、由弱到強、由點到面、由分散到整體的發展軌跡，建構了“打倒軍閥”的話語體系和認知體系，體現了新的政治力量凝聚并最終形成取得中心地位的歷史發展過程?！按虻管婇y”大合唱譜系的形成，標志著中國已經進入了近代以來空前未有的政治大革命與社會大變動的時期，這次革命較之辛亥革命更加激烈，這次社會大變動較辛亥革命時期更加深刻。辛亥革命雖然趕跑了皇帝、建立了民國，但原有的政治力量、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都得到了保存;而這次大革命不僅要打倒“封建軍閥”，還要打倒軍閥背后兩個更難打倒的力量:一個是軍閥背后的外國“帝國主義”，一個是軍閥所依賴的國內“封建地主階級”①《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8頁。馮友蘭晚年在他的回憶中，記述了1925年他到廣州后所見這次國民大革命給他留下的深刻印象。馮的解釋未必符合當事者本意，卻又朦朧地感覺到這次革命有了較前之辛亥革命不同的“深度”和“質量”。參見《馮友蘭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頁。。只有如此，才能徹底完成對內統一、對外獨立的國民革命運動和國民革命戰爭的任務。要完成這樣一個現代中國的“國家重建”任務，不僅初步形成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新的中國政治中心力量，而且還動員了城市的工人階級、鄉村最大多數的農民階級，以及期望重建國家和重建政治共同體的新知識分子。這些新的政治勢力是發出反軍閥時代呼聲的基本力量，他們建構的反軍閥的話語是與時代革命和社會變動需要相適應的新的話語體系和新的知識體系，而這個話語體系和其關鍵詞匯主要是通過“五四”新知識群體和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建構的，并通過其知識傳媒網絡、政黨組織網絡、社會群體組織網絡對社會進行了有效地動員和廣泛地傳播，當然其他知識群體、政黨和知識傳媒在事實上也參與和配合了這一輿論動員和知識傳播②本文所用的資料本身即說明了這一問題。中共創辦的《向導》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中國青年》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的機關刊物，這兩種雜志在打倒軍閥話語體系的構建和傳播中具有不容質疑的中心地位，國民黨輿論莫能望其項背。如有國民黨人所說: “共產黨機關報《向導》周刊所發的言論，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無不視為金科玉律，奉行惟謹，而真正宣傳中國國民黨主義之刊物，轉寂然無所聞?！?(王季文: 《中國國民黨革命理論之研究》，出版機構不詳，1927年，第三編第一章);另一對中共輿論在國民黨影響頗大抱有怨言的國民黨青年感慨地稱: “我們這幾年所看見的刊物是些什么?我們誰都不能否認是《向導》、 《中國青年》……而這些刊物只是為共產主義而宣傳?！?(格孚:《一封信》， 《現代青年》第69期，1927年4月4日)。王季文所言與格孚所言均轉引自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88頁。王、格兩人所說從一個側面可證明中共所辦的《向導》《中國青年》在國民大革命時期已據輿論中心地位。就“打倒軍閥”話語的建構和傳播而言，中共占據了輿論話語權的中心地位，而其他各種知識群體自覺或不自覺地據于這一輿論中心的周圍，當然，爭奪話語權領導地位的斗爭也不可避免地在進行之中。在“打倒軍閥”話語體系的傳播過程中，就整體而言，中共主導的有關輿論媒介，與其他不同社會背景和知識背景下的報紙、雜志、宣言、紀實書籍，形成了多背景、多音部共同反軍閥話語的知識網絡。。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以中共為主導的打倒軍閥的話語體系的傳播發揮了巨大的反軍閥作用。

隨著輿論傳播的深入，“打倒軍閥”的話語逐漸為人們所接受。1923年4月，有論者指出:“軍閥是今日中國萬惡之源……現在打倒軍閥的運動，已經得到全國人民的了解了?！雹凵剿?《打倒軍閥運動和陜西學生》，《共進》第35期，1923年4月10日。同年8月，有論者的觀察則稍有區別:“‘打倒軍閥’的口號高喊了一年多，有革命精神的人們大都了解了‘打倒軍閥’的必要性和打倒軍閥的意義?！雹芸?《打倒軍閥的意義》，《共進》第44期，1923年。論者黃居仁指出:“‘打倒軍閥’這一句話，是充滿了全國，差不多個個人都有一種印象在腦筋上?！雹蔹S居仁:《打倒軍閥》，《向導周報》第37期，1923年8月。到1924年3月，惲代英就發現:“在今天的中國，軍閥兩個字，同娼妓盜匪一樣，成為很不雅的名詞了?！雹蕖稅链⑽募飞暇?，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3頁。同年5月，中共中央局的報告中肯定地說道:“在一九二二與一九二三年間，‘反對軍閥’已成了全國普遍的呼聲?！雹摺吨泄仓醒胛募x集》第1冊，第253頁。1925年，就有論者判定: “就是 (軍閥軍隊中)許多很愿意革命的軍人，也都有打倒軍閥的話講出來?！雹侪h心: 《革命軍人與軍閥的分別》， 《共進》第86期，1925年?！按虻管婇y”的話語成為社會各界的普遍聲音，已獲得了社會“常識”的地位，到達了“效力最大”的狀態。

當“軍閥”之名“敗壞”到惲代英所指出的如“娼妓一樣”時，“軍閥”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失去了道義上的支撐力量。與此同時，反軍閥的話語體系已經得到社會的認同和信仰。這樣，打倒軍閥的話語傳播和社會動員，便釋放出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就是指社會輿論所釋放的看不見、摸不到卻又確實存在的近乎神奇的巨大力量。輿論話語的巨大壓力，甚至使軍閥中稍有新思想的人，也不愿與軍閥為伍了，或從軍閥中分離出來，或厭惡軍閥戰爭。馮玉祥1924年11月下旬在受多方壓力下宣布下野時稱“絕不為害國殘民之軍閥也”②《馮玉祥自傳》，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79頁。，可視為這種表現的反映。張學良1924年12月1日在北京大學歡迎大會上的講話中也表白:“良不過一軍人，自己但知軍事，他無所學。良決不愿為軍閥，軍人所以成閥，固不僅問分內事，且干預分外諸政。良意但作若事，不爭權利，以免大 (當)軍閥?！雹邸稄垖W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澤出版社，1996年，第12頁。后來，他又稱自己為“軍閥一，且自承認為壞軍閥”④《張學良文集》上卷，第16頁。，亦是對自身的反思。孫中山曾言:“宣傳之功，勝于武力”⑤《孫中山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2006年，第35頁。，“今之中國輿論勢力頗強，實比軍力有加”⑥《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56頁。，敏銳觀察到輿論話語的巨大力量;1923年4月，他在一封給北京學生團體的信函中舉例強調宣傳打倒軍閥的意義:“北廷今日所憑借以禍國者，吳佩孚一人已耳……然佩孚之有今日，實則曩日之輿論為之，故居今日而欲滅佩孚，仍非先轉移輿論，不易為功也?！雹摺秾O中山全集》第7卷，第337頁?？梢?，孫中山在與軍閥的斗爭中，認識到爭奪話語領導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國民黨人在此方面仍進展不大，主要有賴于中共宣傳之力。梁漱溟后來追述北伐戰爭勝利時指出，“在國民革命的號召下”，北伐能以“三萬多支槍”之武裝“制勝” “諸大軍閥二十倍之眾者，全恃革命潮流先聲奪人”⑧《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2—603頁。。梁漱溟這里講的“革命潮流先聲奪人”，當然是孫中山所講“宣傳之功”所造成。羅志田在探討北伐能“贏在戰場上”的潛在原因時認為，北伐軍的勝利“恰恰是靠了無形戰力的巨大作用”，這種“無形戰力”之一就是“宣傳”這一“新事物”:“宣傳的功效有助于戰場之外的輿論，而輿論影響人心……國民黨正是在這樣一種有道伐無道的聲勢下，才能勢如破竹，一舉打垮實力更強的北洋軍閥?！雹崃_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14—215頁。而“打倒軍閥”輿論話語之所以有如此威力，從根本上來說恰是由于北洋軍閥的統治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才使“反軍閥”成為了那個時代的社會主題和普遍呼聲，而這種“宣傳”或話語構造的成功效果，則是建立在對時代問題和時代主題準確把握的基礎之上，是建立在中國近代以來歷史發展和民生發展的強烈要求之上⑩。正因如此，此種話語體系才能取得社會的認同和支持。當然， “反軍閥”話語的意義不僅在此，它更開啟了中國規模更大、程度更深的新的中國革命過程。

(本文作者 河南大學特聘教授、《史學月刊》副主編 開封 475001)

(責任編輯 薛 承)

⑩對“五四”以來激進思想和行動本來持反對態度的吳宓1924年8月25日在收閱朋友的一封談中國發生蘇俄革命問題的來信后，在其日記中記朋友“云‘國運所趨，必成蘇俄均產而后已。此自大勢所逼，并不在少數無知者所鼓吹而得成也?！眳清惦S而評此朋友所言并大發感嘆道: “亦實有見。蓋民生之苦，非吾輩居京滬之留學生所能喻矣?！睙o疑，在吳宓看來，包括“反軍閥”在內的中國社會激變要求和趨向是不可抗拒的社會發展潮流，而所以如此乃是“民生之苦”，是軍閥統治致使人民無以為生，而“并不在少數無知者所鼓吹而得成也”?！秴清等沼洝返?冊，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279頁。

Strategies of the CPC and Other Political Forces to“Solve”the Warlord Problem in the Early 1920s

Weng Youwei

Around the 1920s，China was torn apart by rival military regimes．The people across China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on and opposed the military forces，especially the Beiyang warlords，who did what they wished without any restraint，trying to“solve”the warlord problem．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put forward different views and strategies for this purpose．The opinions of the KMT and the CPC，especially the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bout political and social revolution，proved to be the dominant voices in the chorus．The spread of their theoretical system played a great role in the national campaign against the warlords．

D231;K26

A

1003－3815(2012)－05－002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