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學術特點和風格*

于 文 善

抗戰時期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學術特點和風格*

于 文 善

抗戰時期，作為當時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重要力量，重慶史家在其史學研究中重視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和特殊性，關注史學研究的現實性和科學性，賦予史學研究的民族特色與愛國主義精神，立足于人民群眾的立場，其史學研究表現出獨特的學術特點和風格。

馬克思主義史家；抗戰時期；學術特點；重慶

抗戰時期，隨著大批知識分子紛紛云集重慶和延安，兩地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獲得了迅速發展。這一時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領導下，身居重慶的郭沫若、翦伯贊、侯外廬、杜國癢、華崗、胡繩、吳澤、嵇文甫等人創辦《讀書月報》 《理論與現實》 《群眾》，或主編《中蘇文化》等刊物，并于1942年發起成立了“新史學會”。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重慶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和延安史學一樣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并深深影響了新中國成立后史學事業的發展。關于抗戰時期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學術特點的研究過去學界多有探討，如新中國成立后較長時期內，學術界圍繞著中國古史分期等問題的研究，曾興起過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熱潮。不過這一研究無法擺脫當時所具有的為意識形態語境所掩蓋的史學研究困境。20世紀90年代后，出版了幾部關于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學回顧和展望的著作，如桂遵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陳啟能等的 《馬克思主義史學新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羅志田的 《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姜義華的 《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歷史學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此后，關于史家個案研究成果也較多見，如劉茂林等的 《呂振羽評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林甘泉的《郭沫若與中國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史學史研究室的 《新史學五大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德國學者羅梅君的 《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撰：30和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形成》（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謝寶成的《郭沫若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朱政惠的 《呂振羽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王學典的 《翦伯贊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部分紀念文集等。進入新世紀，又有幾部從史學觀念、史學思潮研究的視角探討的成果，如王學典的 《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田亮的 《抗戰時期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侯云灝的《20世紀中國史學思潮與變革》（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瞿林東的《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分析》（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等。這一時期，學界也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文。但縱觀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要么比較零碎，要么不夠深入。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討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學術特點和風格，并通過比較，認識重慶和延安兩地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不同方面，以便進一步增強我們對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認識。

一、重視探討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和特殊性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揭示了人類歷史的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這一規律表現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五種社會形態的更替過程。馬克思主義史家以這一理論為依據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注重探討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把它看成是合乎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歷史過程。實際上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大論戰中，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就已經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進行了高度關注，因為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證的焦點之一就是中國歷史發展有無規律性。這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把中國合乎規律的發展問題理解為將中國歷史納入世界歷史一般的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因此，他們認為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同世界一般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具有同一性。

在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前后，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吳澤等人就曾撰寫文章，探討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如郭沫若的 《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和 《社會發展階段之再認識》，呂振羽的 《中國社會之史的發展諸階段》和 《中國經濟之史的發展階段》。郭沫若相信：“我們中國，其前資本主義的各個階段是在罕受外來影響的狀態下自然發生出來的，幾千年來有一貫的歷史”，“我們中國正典型地經歷了 ‘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那些階段的痕跡”①《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2頁。。他認為：大抵在人類只知道利用石器或青銅器的時候，社會進化到氏族社會。在國家初始成立時候是純粹的一種奴隸制。到了鐵的冶術愈見發達，農業愈見進展，而異民族的被同化者愈加多，同族中的落伍者也愈見增劇，血緣的成分漸漸稀薄下來的時候，第二次的社會變革——封建制社會的出現。蒸汽機發明以后，產業進展到一種新階段，大規模的生產、大資本的集中、海外殖民地的發現等在封建社會內部又來了一個第三次的革命——資本制度的革命。瞻望社會的將來，社會是要有最后的階級無產者超克那資本家的階級。②參見 《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18頁。呂振羽也認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是一元的——均有其一般性”，“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法則，也和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樣，并沒有什么本質的特殊”。此外，翦伯贊的 《中國農村社會之本質及其歷史發展階段之劃分》和 《關于歷史發展中之 “奴隸所有者社會”問題》，吳澤的 《中國古代社會形式發展之鳥瞰》等，也都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規律進行了探討。這表明，當時馬克思主義史家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非常重視。

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家繼續關注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如郭沫若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重申并進一步論證了西周社會的奴隸制性質，大體上確立了西周奴隸社會說體系。呂振羽發表 《關于中國社會史的諸問題》 《本國史研究提綱》《簡明中國通史》（第一分冊）等論文論著?！逗喢髦袊ㄊ贰钒凑找话闵鐣v史發展的規律，將中國歷史劃分成原始社會 （圖騰時期和氏族制度時期）、殷代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 （“領主制”和 “地主制”）。翦伯贊發表《歷史哲學教程》，其中專節對中國歷史發展諸階段進行論述。他認為，誠如列寧所云：“無例外的，一切國家幾千年間全人類社會的發展……給我們以如次的指示。即最初是無階級社會——貴族不存在的原始家長制社會。其次是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社會……在這種形態之后，歷史上出現了其它的形態?！雹俎D引自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7頁。吳澤也再次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表明了態度，他后來在回顧《中國歷史簡編》的編撰工作時所說：“我是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為理論總綱，從殷代以前的原始公社制社會起，中經殷代奴隸制社會、西周到春秋戰國為領主制封建社會，秦漢到鴉片戰爭為地主制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時，劃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雹趶埰G國主編：《史學家自述——我的史學觀》，武漢出版社，1994年，第220頁。

在確信中國歷史發展合乎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同時，馬克思主義史家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問題也進行了探討。李達說，呂振羽對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劃分，“先把中國史和世界史作比較的研究，以探討其一般性；又從中國史本身所具有的種種固有的獨特之點，以指出其特殊性”③《李達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06頁。。呂振羽通過古代巴比倫、埃及、印度、中國等社會與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的比較認為，古代巴比倫、埃及、印度、中國等社會與古代希臘、羅馬社會 “在本質上存在著共同性或一般特點。雖然，在古代東方，并沒有發展得像希臘、羅馬那樣高度或典型，但在另一方面，古代東方諸國，又都具有不同于古希臘、羅馬的特征，即其特殊性”④呂振羽：《“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理論與現實》1940年第2卷第2期。。翦伯贊認為：“歷史上各民族都經過奴隸制，這是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但希臘、羅馬而外的奴隸制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就表現為不同的形態，這就是各民族歷史發展的特殊法則”。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它 “確實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種附有獨特形勢的奴隸制的社會構成，它不僅存在于古代中國和埃及，也存在于俄國，日本、印度、中央亞細亞，它是古代希臘、羅馬而外的一種普遍存在的奴隸制的變種”。⑤翦伯贊：《“關于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問題》，《中蘇文化·蘇聯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紀念特刊》 （1940年11月）。侯外廬認為，古希臘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由家族到私產再到國家，國家代替了家族，是由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新陳代謝的革命路線，而亞細亞的古代則是由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里面，這樣一種新陳糾葛，是由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維新路線，兩者是同一個歷史階段的兩種不同路徑，更是體現了與東方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進行研究的理論探索取向⑥參見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頁。?？傊?，馬克思主義史家是非常關注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和特殊性問題探討的。

二、史學研究現實性的需要和自身科學性的統一

史學的現實性或稱史學的革命性、戰斗性，也是唯物史觀指導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顯著特點之一?？箲饡r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具有很強的歷史責任感和時代責任感，他們的歷史研究工作往往與時代要求相聯系，與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進程相一致，因為當時的中華民族處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之下，探索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就必然成為史學工作者的重要責任。在這個時候，他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所以必然要應用這種理論來探討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并為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服務。

20世紀20年代以來，社會問題已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中心問題，是其他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因而歷史研究也在朝著關注社會發展、革命和客觀物質世界的運動變化狀態轉向。這種轉變既與整個世界史的影響有關，更與中國的現實密不可分。所以，當馬克思主義一傳入中國，即顯示了盎然生機。李大釗的 《史學要論》一出版即以其特殊的魅力，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其后蔡和森的 《社會進化史》，李達的《現代社會學》 《社會史大綱》，瞿秋白的 《社會科學概論》以及鄧中夏的 《中國工人運動史》、彭湃的 《海豐農民運動》、華崗的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國大革命史》等一批關注社會問題、研究社會發展史和黨史的著作受到關注。李大釗在其 《史學要論》中指出： “吾信歷史中有我們的人生，有我們的世界，有我們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冊為歷史學作宣傳，煽揚吾人對于歷史學研究的興趣，亦便是煽揚吾人向歷史中尋找人生尋找世界尋找自己的興趣?！雹佟独畲筢撌穼W論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7頁。華崗則指出：“現在正是中國大革命失敗之后，同時又是新的更深刻的革命浪潮將要興起的時候，我們須仔細研究過去在大革命各種重要流變的過程，學習過去大革命的經驗，求得許多活的具體的歷史辯證法的教訓，以幫助推動我們當前的實際斗爭任務，以保證我們將來的勝利?！雹凇度A崗選集》第1卷，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頁。

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的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的大論戰，也是為了回答 “中國革命向何處去”的現實問題而展開的。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向何處去”再一次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所關心的首要問題。如何證明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國情，進而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擺在馬克思主義史家面前的首要任務。以郭沫若、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家，此時正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通過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來探索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1930年，郭沫若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由于新的古代中國社會見解的提出，在整個理論界和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直接推動了其后中國社會史、農村社會性質論戰的全面展開，并使更多的人接受了中國社會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觀點。這對國共合作失敗后，革命者正確認識中國革命形勢、性質，明確革命對象、任務、動力、前途等基本問題都起了重要作用。何干之曾對引起這場論戰的歷史背景作過說明，他指出：“為清檢過去革命運動的經歷，確定解決中國問題的政策路線，關心中國前途的人，不得不重新細密地考慮提到大家面前的各種重大問題，如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對象是什么？革命的動力和逆動力是什么？……要在實踐上理論上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必須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雹酆胃芍骸堆芯恐袊鐣返幕局R》，《自修大學》1937年第1卷第1期。呂振羽也指出，大革命失敗以后，“大群革命知識分子提出重新檢討革命的自我批判，因而展開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中國社會史問題及中國哲學史問題的論戰，展開了新史學的研究，社會科學其他學科和科學的哲學的研究”④呂振羽： 《中國社會史諸問題》，北京三聯書店，1961年，第123頁。。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 “救亡圖存”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革命性、戰斗性特點也得以空前強化。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無不以歷史為武器，積極投身于抗日洪流，為民族解放事業而奮斗。對此，呂振羽指出：“隨著民族民主革命實踐過程的深入，為抗戰建國的神圣事業服務的新史學，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為了和侵略者、漢奸的中國史觀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錯誤觀點作斗爭，為了指示大眾以正確的實踐方向，樹立正確的中國社會史體系，首先對新史家提出的要求，是對中國社會史的幾個基本問題給予正確的解決?！雹輩握裼穑骸吨袊鐣分T問題·序》，第9頁。翦伯贊公開宣稱：“現在，我們的民族抗戰，已經把中國歷史推到嶄新的時代，中華民族已經站在世界史的前鋒，充任了世界史轉化的動力。為了爭取這一偉大的歷史勝利，我們認為決不應使理論的發展，落在實踐的后面；反之，我們認為，必須要以正確的活的歷史原理，作為這一偉大斗爭的指導，使主觀的努力與客觀情勢的發展，相互適應?！雹亵宀潱骸稓v史哲學教程·序》，第3頁。因此，他認為，這時的歷史研究已經不再 “是一個經院派的學究的把戲，而實為一個迫切的政治任務”②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第59頁。。郭沫若在這一時期始終把學術研究 “集中在抗戰這一點，集中在于抗戰有益的這一點，集中在能夠迅速地并普遍地動員大眾的這一點”③《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219頁。。此外，像呂振羽的 《中國社會史諸問題》 《簡明中國通史》，翦伯贊的 《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論集》，郭沫若的 《十批判書》 《青銅時代》，侯外廬的 《中國古典社會史論》等論著都包含有強烈的革命性、戰斗性。

史學經世致用的體現，乃以尊重歷史事實為前提。馬克思主義史學革命性、戰斗性的凸顯，要以科學性為基礎。只有把科學性與革命性、戰斗性結合起來，才能創造出與時代共鳴的史學作品。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史學研究的科學性一方面表現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注重歷史觀、歷史理論的研究，另一方面表現在尊重歷史事實，客觀地對待史料。

從史家對歷史觀、歷史理論的研究來看，強調歷史觀以及在歷史觀指導下的方法論原則，是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史學觀同以往史學或其他史學的一個重要區別。這個歷史觀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史學從在中國誕生之日起，便自覺以唯物史觀作為剖析社會歷史的唯一科學工具。在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家已逐步克服了初期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時所存在的那種簡單化與公式化的缺點，已能比較正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從事中國歷史的研究。他們嚴格遵循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和社會發展形態學說，同時緊密結合中國自身的歷史特點，把中國的歷史演變當做有規律的過程來把握，深刻地揭示了中國社會歷史演變的規律性，使人們對中國社會歷史有了全新而科學的認識。同時，在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他們也能夠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將其置于具體歷史條件下加以客觀全面的分析，從而正確評判其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在清理歷史文化遺產時，他們又始終注意立足現實，著眼未來，注重從全部民族文化史中進行科學深入地探究，發掘其優良成果和進步因素，這些都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史家客觀的治史態度和科學的揚棄精神。

當時在歷史哲學領域，翦伯贊的 《歷史哲學教程》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結合中國歷史的具體實際，論證了 “歷史發展的合法則性”、“歷史的關聯性”、“歷史的實踐性”、“歷史的適用性”等問題，深刻地抨擊了各種舊史觀，并且在此基礎上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最終目標，即 “把歷史還原到他自己所具有的階級性，戰斗性，實踐性，生動性和關聯性。把歷史科學從那些所謂飽學的奴才之污穢的手中奪了回來，使之成為大眾以及一切被壓迫人類革命斗爭之最高的指導原理”④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第37頁。。作為社會史論戰的理論總結，《歷史哲學教程》對歷史認識的一般理論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既指出了歷史發展的一般性和合法則性，批判了中國 “國情特殊論”，又指出要重視中國的歷史事實，從具體的歷史實際出發以克服教條主義、公式主義的錯誤。

在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家還撰有多部史學理論論著，如呂振羽的 《中國歷史研究提綱》《中國社會史諸問題》，華崗的 《論中國歷史翻案問題》《研究中國歷史的鎖鑰》《怎樣研究中國歷史》，吳澤的 《中國歷史研究法》等。呂振羽在論著中指出了數十年來史學和各門科學研究的成果，更確切證實了歷史的合法則性，并認為這種一般性的規律，雖不能排除個別國家個別民族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但卻是最基本的決定性法則?？傊?，這些論著大都探討了歷史學的性質、歷史學怎樣成為科學、研究歷史的意義以及歷史學方法等，是對史學研究科學性的闡揚。

從史家對史料的重視程度來說，這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家開始關注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的運用。他們相信：客觀歷史的真相就隱藏在材料中間和材料背后，輕視材料而光看重 “方法”是虛偽的。他們認為， “方法”不是治史的根本，而是治史的 “工具”；“要使歷史學走上科學的階梯，必須使方法與史料合而為一。即用科學的方法，進行史料之收集、整理與批判；又用史料，進行對科學方法之衡量與考驗。使方法體化于史料之內，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①翦伯贊： 《史料與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60頁。。

翦伯贊較早開始了對史料學的深入研究。早先，他以 《史料與歷史科學》為題，在內遷重慶的復旦大學作講演，其后應書店之約，計劃 “寫一本關于史料學方面的小冊子”②翦伯贊：《史料與史學》，第14頁。。這期間，他先后發表了 《略論中國文獻學上的史料》《略論搜集史料的方法》 《史料的搜集與辨偽》等文，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史料的重視程度。郭沫若在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說：“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鑒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雹邸豆羧v史編》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頁。華崗這時對考證學在整個歷史科學建設中的地位也給予了足夠的重視，認為考證學在整個歷史科學中，“乃是主力部隊之一，不應該讓它局限于舊的崗位，而應該移置在新的戰略據點上”④華崗：《中國歷史的翻案》，作家書屋，1946年，第28頁。。侯外廬在談他撰寫 《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的體會時說： “馬克思主義的治史要求，在乎詳細地占有史料，從客觀的史料出發，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認真地分析研究史料，解決疑難問題，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雹莺钔鈴]：《韌的追求》，三聯書店，1985年，第292頁。馬克思主義史家如此大規模地檢閱有關中國史的文獻資料，研究這種資料中的各種類型、價值、功用，這在當時的確是空前的。

三、史學研究的民族特色與愛國主義精神的并存

馬克思主義是運用歷史主義的方法對人類社會歷史文化各個方面加以積極揚棄的結晶，馬克思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頁。，恩格斯說： “關于思維的科學，也和其它各門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是關于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頁。。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新思想叫做 “歷史的科學”，就是強調它和西方古希臘以來的 “哲學傳統”不同，它不再從概念出發，而是以既成的歷史事實為思考的起點，把思想認識與社會歷史統一起來。這種強調事實、反對空想思辨、以歷史主義為方法的認識理路，和中國文化強調事理一體，理在事中，注重歷史經驗的方式是一致的。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基礎是外來的，但其史學的基礎卻是民族的。不論哪一個史學家，他們的研究離不開中華民族幾千年悠久的史學傳統，離不開中華傳統史學所造成的深厚的歷史積淀，加上抗戰時期 “學術中國化”運動的推動，一起形成了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學強烈的民族特色。這種民族特色表現在：

首先，史家對待本民族的歷史文化遺產，表現出高度的熱情和重視。1940年，呂振羽發表 《創造民族新文化與文化遺產的繼承問題》一文。他指出，中華民族 “在長久的歷史過程中，創造出光輝燦爛的民族文化，特別在封建制時代，我國封建文化的成果獲得人類封建文化史上的卓絕地位，對世界人類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的文化戰士要 “從全部民族文化史中進行科學地深入地探究，去發掘其優良成果和進步因素。從而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優良傳統這一問題，才有實踐的內容”⑧呂振羽：《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第124頁。。呂振羽還進一步指出：“民族新文化并非憑空創造，而是從舊文化的母胎中產生出來的，是中國民族文化發展過程中一種繼起的歷史形態——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相適應?！雹賲握裼穑骸吨袊鐣分T問題》，第137頁。

侯外廬在 《中國學術的傳統與現階段學術運動》一文中也認為：“中國學術的古典歷史，有實踐性，對于學術傳統不但沒有放棄繼承，而且在知識形式上做過極大的努力”，“中國學術史古典……保持著歷史學的探究，實在是中國學術最好傳統承繼的優良精神”，新時代中國社會史的承繼 “正是幾千年中國學術史的寶貴遺產”，“‘學術中國化’的基本精神就在于知難行易的傳統繼承，使世界認識與中國認識在世界前進運動實踐中和中國歷史向上運動實踐中統一起來”②侯外廬：《中國學術的傳統與現階段學術運動》，《理論與現實》1940年第2卷第2期。。

嵇文甫在 《漫談學術中國化問題》一文中說：“中國需要現代化，需要把世界上進步的學術文化盡量吸收，使自己迅速壯大起來。然而我們有自己的社會機構，有自己的民族傳統，有自己的歷史發展階段……世界上任何好東西，總須經過我們的咀嚼消化，融合到我們的血肉機體中，然后對于我們方為有用……我們要‘中國化’，要適應著自己的需要，把世界上許多好東西都融化成自己的”，“所謂 ‘中國化，就是要把現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有機地聯系起來。所以離開民族傳統，就無從講 ‘中國化’”③嵇文甫：《漫談學術中國化問題》， 《理論與現實》1940年第1卷第4期。。

在充分認識到民族歷史文化遺產意義的同時，馬克思主義史家對其他史家的史學研究也給予了肯定。如呂振羽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以 “科學態度”去 “整理國故”的方向是對的，“在這個方向下，不可否認，自由主義者也進行過若干有益的工作”④呂振羽：《中國社會史諸問題》，第120頁。。郭沫若指出，王國維 “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實際做了一番整理工夫……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品”，羅振玉的功勞 “即在為我們提供出了無數的真實的史料”⑤《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第7、8頁。。

其次，史家在歷史研究方法上也堅持鮮明的民族特色。馬克思主義史家在研究歷史問題的基本宗旨上與傳統史學有所不同，尤其馬克思主義史家所關注的有關中國社會發展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帶有規律性的宏觀問題，用傳統史學的方法不能奏效。但是，不論怎樣的宏觀歷史研究都必須以微觀研究為基礎，都必須建立在嚴格的史料考證的基礎上，這是傳統史學治史的方法之一。而史料考證的方法在中國史學史上，從司馬遷到司馬光再到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以及近代以來的許多中國學者，都曾是他們治史的基本方法。他們憑借史料考證的方法在中國歷史的研究領域曾取得巨大成就?？箲饡r期的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對史料考證方法的價值大都有著較高認識，并運用這一方法從事史學研究的實踐活動，由此形成了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在史學方法上揮之不去的民族特性。

在這一時期，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史學著作還滲透著愛國主義的內容。有學者對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的愛國主義史學思想進行了研究，并根據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進程將這一時期的愛國主義史學分為三階段。從三階段愛國主義史學反映的主題及其表現形式看，第一階段，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需要團結一致抗戰的主題下，史家的愛國主義史學表現為對歷代英雄人物所具有的民族精神的演繹，對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鋪敘，對祖國邊疆史地、民族和地理的研究，對帝國主義侵華種種謬論和侵華史的揭露，對世界各民族反侵略斗爭史的頌揚等；第二階段，在維護團結、堅持抗戰，爭取民主政治的主題下，史家的愛國主義史學表現為對歷史上昭示內亂與外患因果關系的一些歷史事實進行研究，對歷史上出現的一些投降漢奸分子進行揭露，對歷代強弱盛衰的一些經驗教訓進行總結等；第三階段，在抗戰建國，爭取民主、反對獨裁的主題下，史家的愛國主義史學表現為對英雄史觀的批判，對“人民本位”價值觀的主張，對復古主義的批評，對民族虛無主義的抨擊等。①參見田亮： 《抗戰時期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6—328頁。

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以其史學研究的實踐，充分體現了上述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如在鋪敘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方面，呂振羽的 《簡明中國通史》，翦伯贊的兩部 《中國史綱》傾訴了對祖國壯美河山的熱愛之情，頌揚了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謳歌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形成的優良傳統，突出了勞動人民勤勞勇敢、艱苦創業的精神。

在批駁日本法西斯主義侵略史觀方面，呂振羽的 《關于中國社會史的諸問題》 《亞細亞的生產方式與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國歷史觀批判》，翦伯贊的 《泛論中國抗戰的歷史原理及其發展的邏輯》，吳澤的 《中國社會歷史是 “停滯”、 “倒退”的嗎？》，華崗的 《評侵略主義的歷史觀》等，對法西斯主義侵略史觀進行了批判，揭示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昭示了中華民族必勝的信心。

在發揚不畏強暴、崇尚氣節，反對投降，主張抗戰等方面，郭沫若的 《棠棣之花》 《虎符》《屈原》 《高漸離》 《孔雀膽》《南冠草》等歷史劇，在國統區的上演極大地激發和鼓舞了國統區軍民的抗戰熱情；翦伯贊的 《遼沈陷落以后的明史》 《論南明第二個政府的斗爭》《桃花扇底看南朝》《南明史上的弘光時代》和《南明史上的永歷時代》等研究論文，總結了歷代反侵略民族戰爭的經驗教訓，集中反映了其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復古倒退的思想。

四、立足于階級分析，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書寫民間的歷史

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去分析歷史現象和社會現象，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家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馬克思主義史家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或歷史觀是唯物史觀，而唯物史觀本身就含有階級斗爭的意思。

翦伯贊在 《歷史哲學教程》一文中指出：“歷史科學是具有階級性的。如果抹殺了歷史科學的階級性，這就等于否定歷史自身，使之離開現實的真理，從而歷史就不但成了背離對現實的指導任務的游戲，而且無異把人類全部歷史變成一種神話”。他還說：“在我們目前以整個民族去反抗侵略的時候，歷史科學就具備著斗爭的民族性。這就是以人類生活斗爭之各自集團的立場，而有著集團性。這種歷史家的階級性或集團性，正是生活的實踐。從而他們的認識，就多少要受到其自己階級或集團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歷史條件所局限?！雹隰宀潱骸稓v史哲學教程》，第55頁。華崗也指出：“歷史規律告訴我們：自從人類分成各種不同的階級或階層以后，任何一個人，不管他自覺或不自覺，都必然屬于一定的社會階級”，“在階級社會里面，只有階級性的科學，歷史學也不能例外。一般的說，不同階級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意識。住在茅草房里的人，和住在洋房里的人，對于同樣的問題，往往有不同的想法。對現實問題是如此，對歷史問題也是如此”。③華崗：《中國歷史的翻案》，第30頁。

馬克思主義史家希望通過史學研究中階級立場的分析研究，為現實斗爭提供借鑒，因此強調以階級立場的分析為指導進行史學研究，這在當時應該說十分必要。不過也應該指出，階級分析不是任何時代條件下都是歷史運動的軸心。

與階級分析的立場相關聯的是人民性，馬克思主義史家的這一立場也被史家解讀為 “從下往上看，書寫民間的歷史”④王學典、陳峰：《20世紀唯物史觀派史學的學術史意義》，《東岳論叢》2002年第2期。。列寧曾指出：“以往的理論從來忽視居民群眾的活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去研究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⑤《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5頁。。由此說明，民間取向會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家史學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

早在唯物史觀傳到中國之初，李大釗就曾指出：“從前的歷史，專記述王公世爵紀功耀武的事”，而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史學，“不是一種供權勢階級愚民的工具，乃是一種社會進化的研究”①李大釗：《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4號。。在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那里，郭沫若較早就表露出對下層民眾歷史的關注，如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考察了西周社會所謂農夫、所謂庶民，這些平時做農，有土木工事時便供徭役，征戰時免不了要當兵者的身份。這是他注目于處于社會下層群體的表現。

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家更加重視發掘下層人民群眾在歷史中的偉大作用，如呂振羽的 《簡明中國通史》對人民的歷史特別青睞。他自己申明：“我的基本精神，在把人民歷史的面貌復現出來?！雹趨握裼穑骸逗喢髦袊ㄊ贰さ诙謨酝旮逍颉?，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頁。有學者認為，“對人民革命的正面肯定，對歷代人民反抗封建專制斗爭的謳歌”是 《簡明中國通史》的一個顯著特征③朱政慧：《呂振羽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第137頁。。德國學者羅梅君亦認為對農民起義的描述在《簡明中國通史》著作中占有中心地位④〔德〕羅梅君著，孫立新譯：《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撰》，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77頁。。

郭沫若在談及抗戰時期評價歷史人物的原則時，曾公開宣稱，他的好惡標準是人民本位。翦伯贊明確指出，新的歷史科學的使命就是要使歷史科學成為大眾之最高的指導原理。華崗認為，現在我們對中國歷史中某些部分的翻案，就是要使它成為廣大人民的歷史。由于具有這種為下層人民群眾翻案的精神，抗戰時期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中處處體現著人民立場的特色。

以上我們就重慶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學術特點進行了概述。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重慶和延安兩地馬克思主義史家的相同點很多，如都重視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史學理論和傳統文化的研究、關注中國通史的編寫和古史分期問題等等，但兩地馬克思主義史家學術特點的差異性也較為明顯。這一點正如德國學者羅梅君在其著述中所指出的，延安史家 “所處的環境完全不同于重慶 ‘民主主義’歷史學家，他們的身份和政治地位更與重慶歷史學家迥異”，延安與重慶史家所關注的重點也不同，延安史家的著作“往往緊跟毛澤東的歷史理論和有關歷史問題的論斷”，而 “重慶的 ‘民主主義’歷史學家卻更忙于與其在重慶或昆明的同事進行學術討論”⑤〔德〕羅梅君著，孫立新譯：《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撰》，第157—158頁。。當然，我們確信，盡管重慶和延安兩地馬克思主義史家存在著差異，但相同性畢竟是主要的，他們彼此呼應，共同為當時乃至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本文作者 安徽阜陽師范學院副教授阜陽 236012）

（責任編輯 薛 承）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the Marxist Historians in Chongqi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u Wenshan

During the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as an important force of the Marxist School of History in China，the historians in Chongqing displayed uniqu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in their historical research．They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general law and particularitie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howed concern about the realistic and scientific nature of historical research，endowed the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patriotic spirit and kept to the stand of the public．

D231；K265．9

A

1003－3815（2012）－05－0045－09

* 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 “中國共產黨執政文化建設研究”（11YJA71003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