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論文論點摘編

中共黨史論文論點摘編

財政轉型:以“有形之手”徒進科學發展

武 力

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由于國家安全和加快工業化及突破 “貧困陷阱”等因素，中國建立起能夠貫徹趕超戰略的高積累體制，此時財政的主要功能是將分散的剩余集中到國家手中用于建設，這個時期的財政也可以稱作 “生產建設型財政”，它保障了中國獨立工業體系的形成。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雖然繼續實施趕超戰略，但由于國際環境變化和國內改革要求的推動，此時的經濟體制已經向市場化轉變，中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政府和資本共同主導發展的特點。與此相適應，財政體制也在向 “公共服務型財政”轉變，開始為整個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1998年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還提出了建立公共服務型財政的目標。但是由于受經濟發展不平衡、結構性規模收益遞增和就業壓力的影響，政府仍然存在著強烈的GDP至上的動力，財政轉型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不過，從2003年以來這種轉型不斷加快的趨勢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國際環境的制約，都使得未來10年到20年間，隨著工業化的實現，中國的財政轉型是可以實現的。尤其是2008年以來持續的世界金融危機、國內收入差距過大的壓力等使得財政轉型所提供的擴大內需、縮小收入差距和提高人力資本的作用越來越成為科學發展和改善民生的必要條件。因此，未來財政轉型的速度必將加快。（占善欽摘自 《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全文約13600字）

關于西樓會議的回憶

鄧 力 群

在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召開的西樓會議上，劉少奇用了一個觸目驚心的字眼：非常時期。他說：“現在處于恢復時期，但和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睍h討論中，陳云對當時的經濟形勢和克服困難的辦法作了重要講話，得到劉少奇和其他同志的支持，并在1962年2月26日的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受到大家熱烈歡迎。對此，劉少奇提出要起草一個中央 《關于批轉陳云等同志講話的指示》，并又在西樓召集會議，討論有關問題。彭真提出：這同七千人大會上對形勢的估計不同，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講過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劉少奇認為：一個會議做一種估計，后來認識發展了，情況變化了，又做一種估計，在黨的歷史上不乏其例。會議肯定劉少奇的判斷，并采用 “非常時期”的提法。會后，劉少奇等人于3月17日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做了匯報，毛澤東表示同意。不久，劉少奇還提出把陳云關于經濟工作的意見選編一下，印發給大家學習參考。秀才們對此很積極，先起了一個總題目，叫 “陳云論經濟工作”。有同志表示異議：七千人大會已經發了一個 《毛澤東同志論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和在兩條戰線上的斗爭》，現在又來一個 “陳云同志論經濟建設”，把陳、毛并列，兩論并提，不好。這樣，就改成 《陳云同志幾年來有關經濟建設的一些意見》。陳云對當時的經濟形勢是很有辦法的，說起來也并不復雜，就是用縮短工業和基本建設戰線，精減職工和減少城市人口，來加強農業建設和發展農業生產。當然，做起來很不容易，要克服許多困難。（占善欽摘自 《百年潮》2012年第3期，全文約8200字）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革命史研究及其趨向

黃 道炫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革命史研究迅速發展。革命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作為當事人，中共領導人對這段歷史有多方面的回顧和研究，留下了許多結論式的文件、資料。這些為研究者研討這段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也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由于受當事者對真實情況了解的局限和政治環境的影響，這些回顧和結論并不能完全取代歷史研究，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其本身也在成為研究客體。革命史研究要取得新的進展，必須更多地從史料的發掘、分析、研究中建立歷史真實，而不是盲從于各種權威闡釋；要善于、敢于在史實探求的基礎上提出新問題、新觀點，而不是滿足現有文件結論。和整個中國近代史研究一樣，革命史研究近年呈現的明顯特征就是許多研究者轉向基層尋找問題，由單純的文本解讀和事件追索轉向對社會機理的解剖。在不放棄革命史宏大敘事的前提下，將研究建基于社會和民眾生活之上，這一研究趨向有利于深化研究基礎，拓展研究視野，展現出歷史研究的本然追求：人、人性及其社會性。中國革命史以革命作為研究對象，革命是20世紀前半期中國社會的主題，革命也是人類的天賦權力。但是，對于人類社會大部分時間而言，革命不是常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在劇烈推動著社會變革的同時，不可能不相應帶來一些社會政治問題。歷史學者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既沒有必要大驚小怪、求全責備，也不可視若無睹、諱莫如深。（占善欽摘自 《史學月刊》2012年第3期，全文約15800字）

革命的符號:“蘇維?！痹谥袊膫鞑ヅc影響

胡 國 勝

“蘇維?！笔嵌砦囊糇g詞，原意為 “代表會議”或 “會議”。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背蔀槎韲嘟M織形式的標志?！疤K維?！钡谝淮斡芍袊伯a黨人使用是在1927年10月東江起義的時候。起義農民對這一詞匯并不理解，有人甚至把它當成某個領導的名字。但這個外來詞引起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也帶來榮譽與尊重?！疤K維?！眮淼街袊?，其革命象征意義大于本身意義，成為人們革命認同的一個符號?！疤K維?！钡奶岢霰砻髦泄勃毩⑻剿髦袊锩缆返拈_始；“蘇維?！钡陌l展表明中共局部執政的嘗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是 “蘇維?！狈柦嫲l展至頂峰的一個標志。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變化，1937年9月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稱陜甘寧邊區政府，標志著 “蘇維?！痹谥袊慕K結，體現了中共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熟。 “蘇維?！痹谥袊鴱奶岢?、發展到終結，盡管存在時間不長，卻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占善欽摘自 《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全文約10800字）

封閉的村莊:1940—1944年晉西北救國公糧之征收

周 祖 文

1940年至1944年間晉西北征收抗日救國公糧、農民交納公糧，實質是一種國家與農民之間征稅與交稅的關系。不過，公糧的分配數字和分數征收所建構起的 “封閉的村莊”，巧妙地將國家與農民的關系置換成村莊內部農民與農民之間的關系，進而為國家介入村莊構造了一種有利態勢。公糧是抗日根據地農民 “最大的負擔”，征收公糧期間，在 “封閉的村莊”之內，農民與農民之間的公糧關系壓倒了村莊內部其他原有的宗族和業佃等關系和網絡，成為村莊內部各種矛盾交匯之焦點。在由此產生的諸多利益攸關的激烈沖突中，相當部分的農民在不自覺中，無意識地站到了公糧一邊，從而與國家勾連起來。尤其在經歷大規模的群眾減租運動之后，村莊內部原來的地主和佃戶的關系徹底被顛覆，新的階級意識開始萌生。據此，國家不僅順利完成公糧的征收，更重要的是，已經型構了嶄新的農民與國家關系。（占善欽摘自《抗日戰爭研究》2012年第1期，全文約11300字）